摘要：很多知道，孟子是亚圣，但是，甚少有人知道，荀子也是亚圣。从战国到西汉，荀子的影响要比孟子的大；从东汉至唐代，两人的影响各有千秋或旗鼓相当：对某些人来说，孟的影响更大，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荀的影响更大。先荀后孟这种从西汉到唐代都存在的说法很值得我们注意。在长远的历史中比较这两位亚圣，对于我们理解儒学史和思想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的发展常常会把很多东西覆盖。例如，荀子在东汉时期被称为亚圣，这一事实就被覆盖得太久了，先荀而后孟这一事实也同样如此。本文试图还原这些被覆盖的事实，并把两位亚圣作一些比较，从而显示荀子的历史影响。 韩非子有句名言：“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1] 在八家之儒中，有孟、荀两家（“孟氏之儒”、“孙氏之儒”）。孟子先荀子而生，这是没有人否认的历史事实，不过，关于两人生年相距多少，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相距几十年，有人认为相距近百年，对此，本文不拟细论。我要讨论的是他们两人的历史影响，尤其是他们在汉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试图对汉唐的孟学学统和荀学学统作粗略的勾勒。大体上说，荀子本人并不反对孟子，但是，在荀子身后，他的一些弟子和再传弟子开始攻击孟子；大概到了东汉末年，面对孟子的影响越来越大，荀派的人马改变策略，由攻击孟子转为承认孟子，但要把他置于荀子之下。另一方面，孟派的人马也承认荀子，但要把他置于孟子之下。这种相互承认的局面从东汉末一直延续到唐代。因此，两学统的人并非水火不容。但是，韩愈道统说提出来之后，孟派的人终于不再承认荀子。 一、战国至西汉：荀的影响大于孟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孟子和荀子合起来作传，根据此传记，我们可以推断他们两人在战国末年的影响。司马迁在传的开头肯定了孟子不言利的正面意义，然后说孟子受业子思门人，学成之后，“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遇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2] 在说到荀子的时候，司马迁指出，他在五十岁时到稷下学宫，曾三次作该学宫的首领（“三为祭酒”）。司马迁还说：“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数万言而卒。”[3] 从司马迁的论述可以看出，“三为祭酒”、“最为老师”的荀子的际遇似乎要比“所遇者不合”的孟子的好一些。由此可以想象：在两人在世的时候，荀子的社会影响应该要比孟子的大一些。不过，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又说：“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由此而推断：两人在威宣之际的影响可能不分上下；他们都传承孔子，都“以学显于当世”。但是，《史记》的另一说法则耐人寻味：“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4] 司马迁在这里把荀子排在孟子之前，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从时间上说，肯定是先孟后荀，这是一种自然的排序。而先荀后孟则是一种人为的排序，这种排序无疑要突出荀子。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人为的排序在汉唐经常出现。一般来说，使用这种排序的人是荀学系统的人。司马迁兼用自然的和人为的排序，表明了他的兼容性。 在孟、荀身后，他们各自弟子的作为，对于老师的影响是很起作用的。根据赵岐的《孟子注》，孟子弟子有十五人：乐正子、公孙丑、陈臻、公都子、充虞、季孙、子叔、高子、徐辟、咸丘蒙、陈代、彭更、万章、屋庐子、桃应。另外还有学于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5] 相比之下，荀子弟子至今尚知其名者只有几个人：韩非子、李斯、浮邱伯、张仓、毛亨、陈嚣。虽然如此，正如司马迁所说的，“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6]这种情形是孟子弟子所没有的。既然荀子的学生“著书布天下”，除了今天能读到的《韩非子》外，应该还有其他没有流传至今而在当时有影响的荀门弟子的著作。李斯在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当然也会为老师增色不少。前一段说到，孟子之徒跟荀子之徒一样都据《春秋》而著书，但是，孟子弟子的著作，未流传下来。就我们现在所知，尽管荀子的学生不如孟子的多，但荀的学生如韩非子、李斯等大名鼎鼎，其社会影响要比孟的学生的大得多。孟子最出色的学生都没有韩非子、李斯那么有名。另外，浮邱伯、毛亨等在传经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详后）。由学生的影响而推论老师的影响，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在孟荀身后的一段时间内，荀的影响要大于孟的影响。在孟子之后，荀子确实显示出后来居上的势头。 清代学者汪中对荀子及其后学在传经过程中的作用作了概括：“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毛诗》，荀卿子之传也。……《鲁诗》，荀卿子之传也。……《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左氏春秋》，荀卿之传也。……《谷梁春秋》，荀卿子之传也。荀卿所学，本长于《礼》。……曲台之《礼》，荀卿之支与余裔也。盖自七十二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7] 在汪中看来，荀子对《诗》、《春秋》、《礼》等重要经典的传授贡献尤大。他向弟子毛亨 (即大毛公)传授《毛诗》，毛亨传之于毛苌(即小毛公)。荀子还向弟子浮邱伯传授《鲁诗》。而《韩诗外传》引《荀子》者有44处之多，故《韩诗》与荀子的关系更密切。由此可见，《诗》的三家皆直接或间接地与荀子有关。在《春秋》三传中，有两家是荀子直接传授过的：他把《左传》传与张苍，张苍又传与贾谊，贾谊传之后世；他把《春秋谷梁传》传与弟子浮邱伯，浮邱伯传之于申公，申公传之于江公，由江公的后人传之于世。在《礼》的传授方面，现存《礼记》中的《乐记》、《三年问》和《乡饮酒义》，大部分出自《荀子》一书中的《乐论》和《礼论》。而成书于汉代的《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事篇》，基本出自《荀子》一书中的《修身》和《大略》。由此可以推断：我们今天读到的《礼》，是经由荀门传下来的。显然，荀子在传经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突出。作为一位经学大师，他在汉初具有显赫的地位。孔子以六经教学生，荀子也同样如此。上引汪中之言“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确实道出了历史的真实。 另一方面，孟子及其后学在在传经过程中的作用则没有那么突出。虽然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司马迁也说他“序《诗》、《书》”，但是，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献而言，我们看不出孟子及其弟子的传经系统（像荀子及其后学那样的传经系统）。不过，由于孟子从学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更有人说他从学于子思，[8] 汉代的人就会很自然地认为，他得孔子之真传。司马迁说孟子“述仲尼之意”，应该反映了汉初一般人对孟子的看法。作为一位出色的儒家代表，孟子在汉初的名气应该会很大。赵岐指出，在孝文帝时，《孟子》与《论语》、《孝经》、《尔雅》一起“皆置博士。”[9] 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它对我们了解孟子在汉初的影响会很有帮助。但是，很遗憾，由于在《史记》、《汉书》等权威著作中未发现类似的记载，很多人都怀疑赵岐此说的真实性。 西汉不少重要的思想家都受到荀子的影响，而他们中受孟子影响者则相对少一些。例如，被刘向说“作书美荀卿”的董仲舒就很受荀子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有不少表达来自《荀子》。试看以下比较：
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
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 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
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 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春秋繁露·实性》） （《荀子·礼论》）
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荀子·礼论》）
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 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味调香，
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 所以养口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
可威者以为容服，礼之所 几筵，所以养体也。（《荀子·礼论》）
为兴也。（《春秋繁露·服制像》）
君者，不失其群者也。 君者何也？能群也。
（《春秋繁露·灭国上》） （《荀子·王制》）
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火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
施薪，去湿就燥。百物去 水就湿也。······物各从其类也。
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 （《荀子·劝学》）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在以上所列的论述中，左边是董仲舒的，右边是荀子的，两边非常接近，尤其是两人对人性的论述，简直如出一辙。董仲舒继承了荀子的性朴论，他们两人都是性朴论者。[10]董仲舒的人性论深受荀子的影响，这是很多论者都未注意到的。[11]后世董荀相提并论，确实有根据。顺便指出，徐复观正确地看到了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说的否定，但是，他同时又认为，“董氏对性的基本认定，是善的而不是恶的。”[12]徐复观主要以董仲舒的几句话为依据：“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春秋繁露·玉杯》）“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人行仁义而羞可耻。”（《春秋繁露·竹林》）“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气败之也。”（《春秋繁露·玉英》）其实，这几处所论之性，皆为“命性”之性，似乎不是整体之性。这几个地方都并非是董仲舒专门讨论人性之处，他在《春秋繁露》中专门讨论人性的篇章是《深察名号》和《实性》。在这两篇文章中，董仲舒鲜明地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赞成荀子的性朴论。由于董仲舒在汉代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在我们比较孟、荀于汉代的影响时很有启示意义。 陆贾与荀子的关系更密切。王利器认为，“陆贾之学，盖出于荀子。”[13]，作为楚人，陆贾与荀子的弟子浮邱伯（包邱子、鲍丘）有很深的交往，“陆贾与鲍丘游，因得以闻荀子之说于鲍丘，故其书有不少可以印证《荀子》之处。”[14] 如果王利器之说可以成立，那么，陆贾简直可以说是荀子的后学。陆贾《新语》中的不少论述与《荀子》的很接近。例如，《新语·道基》说：“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这便与《荀子·国富》的“天地生之，圣人成之”一脉相承。再如，《新语·明诫》说：“尧舜不易日月而兴，纣桀不易星辰而亡”，这也与《荀子·天论》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如出一辙。 还有论者认为，司马迁与荀子很有渊源。例如，李长之在其《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认为，司马迁与荀子之间有学术上的渊源关系。他列出了一个“荀卿——李斯——吴廷尉——贾谊——贾谊之子——贾谊之孙贾嘉——司马迁”的传授体系。[15] 但是，陈桐生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在他看来，这个体系从荀子到吴廷尉可以成立，而吴廷尉与贾谊的师承关系、孙贾嘉与司马迁的师承关系则很难成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的吴廷尉将贾谊“召置门下,甚幸爱”,这个“门下”是指门客,而不是门生；而根据司马迁与贾嘉通信就断定他们的师承关系则更令人难以信服。[16] 尽管如此，陈桐生还是充分肯定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荀子思想的大量吸收，肯定了李长之所说的《史记》中的不少表述与《荀子》的一致。例如，《史记·游侠列传》说:“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此语出于《荀子·劝学》:“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陈桐生认为：“司马迁对《荀子》一书作过深入的研究,对其文句极为熟悉,能够将其中的语句信手拈来,融入自己的巨著之中。”[17] 因此，就算我们不好说司马迁是荀子后学，前者受后者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史记》中《礼书》和《乐书》对《荀子》之《礼论》和《乐论》的一段又一段的引用，更表明了司马迁与荀子的一致性。 贾谊也很受荀子的影响。徐复观指出：贾谊“《新书》中引用了不少《孟子》、《荀子》的语句，而在教化上重‘渐’重‘积’，在言礼时，把礼应用到经济生活方面，则受《荀子》的影响为更大。”，“贾谊所突出的礼的思想，又是受荀子的礼的思想，而继续向前发展的。”[18] 确实，贾谊的很多话来自荀子。例如，贾谊说：“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19]这便来自荀子《劝学》所说的“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贾谊之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20]与荀子之言“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21]很接近；贾谊之言“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22]也与荀子之言“国无礼则不正。礼者，所以正国也”[23]很接近。 当然，司马迁也受到孟子的影响。他充分肯定孟子对利的看法：“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24] 不过，就我所知，《史记》对孟子的评论仅见于《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正如前面已经引用过的，该传说到“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未在其他地方引用过孟子的话，这就跟该书多处、大量地引用荀子的话形成了对照。因此，不能夸大孟子对司马迁的影响。恽敬说：“太史公于孔子之后，推孟子一人而已”[25] 赵翼说：“尊孟子亦自史迁始”，[26] 这些都是不实之词。实事求是地说，荀子对司马迁的影响要大于孟子对他的影响。 徐复观指出：“就西汉初期思想的大势说，荀子的影响，实在大于孟子。”[27] 但是，治荀学的马积高则持相反的看法：“与孟子相较，则其时司马迁、刘向、班固诸人虽以孟、荀并称，然孟子的影响实较荀子为大。”[28] 我个人同意徐复观的看法，并且，我还想把它略作引申：在整个西汉时期（不限于西汉初期），荀子的影响都大于孟子。除了以上说的证据，我还可举出其他的更多的证据。例如，楚元王刘交“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荀卿门人也。……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29]刘交的后代中有刘向、刘歆这样的名人：向是他的第四代孙，歆是他的第五代孙。这个这家族跟荀子很有学术渊源，而它在西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对荀学在那时的传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在比较孟、荀在整个西汉的影响时要特别留意的。刘向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荀子》的编订者，他在整理该书时，发现有三百多篇，但大部分是重复的，于是把重复的部分删掉，最后剩下三十二篇。刘向对荀子作了很高的评价：“孙卿道守礼义，行引绳墨，安贫贱……唯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然世终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30] 班固在《楚元王传》的最后一段指出：“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于古今，其言有补于世。”[31] 把孟子和荀子并举，并以他们为传承孔子，这来自司马迁。在班固所列的六个人中，董仲舒、刘向在学术上明显属于荀子一脉，而司马迁也比较偏向于荀子，唯有扬雄偏向于孟子，而扬是东汉人，不是西汉人。 值得一说的是，西汉末年的《盐铁论》正面地引用了很多的孟子话，其中包括：“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也。”（《论儒》）“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顺其恶。”（《孝养》）“君不乡道，不由仁义，而为之强战，虽克必亡。”（《伐攻》）与之相比，该书没有对荀子之言的指名道姓的引用，但是，其中一些话显然出自《荀子》。例如，《盐铁论·执务》之言“土积而成山阜，水积而成江海，行积而成君子”来自《荀子·劝学》的“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盐铁论·论功》之言“顺风而呼者易为气”来自《荀子·劝学》的“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另外，《盐铁论》还明确提到荀子：“大夫曰：‘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泰山’……文学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毁学》）正面而多次地引用孟子的是贤良、文学之士，这可能表明：在对匈奴大规模用武多年、力主维护中央集权的汉武帝去世之后，孟子仁政、惠民等说法得到人们的关注。不过，《盐铁论》中也有批评孟子的话：“孟轲固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论儒》）批评者是御史大夫桑弘羊。这又表明：孟学在西汉末年还是有争议的。一般认为，贤良、文学之士代表地方利益，而御史大夫桑弘羊代表中央利益。盐铁会议上对孟子的不同看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冲突。但是，会上双方对荀子似乎没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只是对他的学生李斯有不同的评价。 二、东汉至隋：孟荀各有千秋 到了东汉，孟子的影响有所扩大和提高，这主要体现在：出现了多家《孟子注》，而以赵岐的最为有名；扬雄推崇孟子，认为他高出诸子之上；有人将孟子与孔子并提。在这种情况下，孟荀的影响便各有千秋：有人更偏重孟，而有人更偏重荀。孟子学统和荀子学统都有各自的传人。 东汉注孟者相传有五家：程曾、郑玄、高诱、刘熙、赵岐。不过，流传到现在的只有最后一家，其他四家都已亡佚。赵岐对孟子的评价非常高：“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正涂壅底，仁义荒怠，佞伪驰骋，红紫乱朱，於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於诸侯，思济斯民。……著书七篇……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32]赵岐将孟子称为亚圣，并暗示着：他继承尧、舜、汤、文、周、孔之道。韩愈所说的道统在此已有雏形。另一方面，据现有的文献，东汉时没有关于《荀子》之注。这可以解释为《孟子》在那时比《荀子》更受人重视，也可以解释为：因当时传《荀子》的人比较多而无需单独的注本。笔者似乎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 扬雄推崇孟子，并对荀子略有非议。《法言》有云：“或问：‘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 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33] 从这里的论述明显可见：扬雄认为孟子高出诸子，因为他与孔子不异，而诸子与孔子异。《法言》又载：“或曰：‘孙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曰：‘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惟圣人为不异。’” [34] 从这一问一答，可见问的人和答的人（扬雄）对孟、荀的相反看法：问的人扬荀而抑孟，答的人则扬孟而抑荀。从这一问一答，我们不难看出孟学学统和荀学学统的并存。 扬雄认为孟子与孔子不异，这已经有将孟子与孔子并举的味道。在东汉，还另有其他的将二人并提的说法，例如，班固说：“仲尼抗浮云之气志，孟轲养浩然之气。”[35]王充说：“孔子圣人，孟子贤者，诲人安道，不失是非，称言命者，有命审也。”[36] “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37]马融说：“温直扰毅，孔孟之方也。”[38]这些说法对我们考察孟子在东汉的影响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它们并不非常多见（“孔孟”的说法在东汉似乎仅此一见），更不像在宋明时期那样固定化、体制化。拙意以为，这些说法主要表明孟与孔的一致性，表明他们是儒家的代表，而不表明孟是孔的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值得注意的是，王充一方面称孔子为“圣人”，称孟子为“贤者”，另一方面又以“贤圣”来合称二人，这显示圣、贤的差距没有后人所理解的大（他说过“圣犹贤也”[39]）。有论者以为王充只以“贤圣之臣”来称孟子，[40] 而看不到它是用来共称孟子和孔子的。还有论者以为王充以“通人”称荀子，这是看轻荀子，因为按照俗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的五分类，通人只排在中间，“通人仅高于一般儒生，在文人下，自不能侪于贤人。”[41] 事实上，王充只称荀子为“通览之人”，而没有说他是“通人”：“周世通览之人，邹衍之徒，孙卿之辈，受时王之宠，尊显于世。”[42] 王充在《论衡》的不同篇之中，对人物高下的说法是很不一样的。在《别通篇》中，他以“通览之人”为最高的等级，而在《超奇篇》中，他以“鸿儒”为最高等级。但是，在《论衡》各篇中，贤人或贤者都跟圣人一样属于最高等级。因此，王充以“通览之人”说荀子，跟他以“圣贤”说孟子一样，都表明二人位于最高等级之列。顺便指出，王充在《论衡》中有《刺孟篇》专门批评孟子，但该书没有批评荀子的文字。 魏晋时期深受荀学影响的另一个代表是傅玄。尽管他的代表作《傅子》今天已佚，我们还是可以从《群书治要》等地看到它的部分。当该著写成之时，傅玄的儿子将它送给王沉看，然后王沉写信给傅玄说：“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48] 这里说的“孙”就是指荀子，因为他有时被称为孙卿。王沉认为，傅玄在倡导儒学，反对异端方面可与荀子、孟子等量齐观。王沉将荀子排在孟子前面，表明他更倾向于荀子，这也暗示着：傅玄可能也有同样的倾向。读《傅子》残篇，可以看到其中很多与《荀子》一脉相承。例如，《傅子》对天和人关系的看法（“天地著作而四时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49]“善为政者，天不能害也”[50]）显然来《荀子·天论》的名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傅玄对人性说了两句有名的话：“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淳而清，动之则流而浑浊。”[51] “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粗也，可教而使；木至劲也，可柔而屈；石至坚也，可消而用，况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恶可攻者乎!”[52]前一句源自《荀子·君道》之言“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后一句则是对《荀子·劝学》名言“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的发挥。当然，傅玄肯定也受到孟子的影响。例如，傅玄的“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应该来自孟子。不过，相比之下，荀子对傅玄的影响要大于孟子对他的影响。 在魏晋时期，还有人批评荀子的所谓性恶论。仲长敖在《覈性赋》中说：“赵荀卿著书，言人性之恶。弟子李斯、韩非顾而相谓曰：‘夫子之言性恶当矣，未详才之善否何如？愿闻其说。’荀卿曰：‘天地之间，兆族罗列，同禀气质，无有区别。裸虫三百，人最为恶。爪牙皮毛，不足自卫，惟赖诈伪，迭相嚼啮。总而言之，少尧多桀，但见商鞅，不闻稷契。父子兄弟，殊情异计；君臣朋友，志乖怨结；邻国乡党，务相吞噬；台隶僮竖，唯盗唯窃。面从背违，意与口戾；言如饴蜜，心如蛮厉；未知胜负，便相陵蔑。正路莫践，竟赴斜辙。利害交争，岂顾宪制？怀仁抱义，只受其毙。周孔徒劳，名教虚设。蠢尔一概，智不相绝。推此而谈，孰痴孰黠？……’荀卿之言未终，韩非越席起舞，李斯击节长歌，其辞曰：‘行生有极，嗜欲莫限。达鼻耳，开口眼。纳众恶，距群善，方寸地，九折坂。……多谢悠悠子，悟之亦不晚。”[53] 这篇赋对性恶论作了极大的歪曲。《荀子》中的《性恶》并不主张放任恶，而是强调控制恶、改造恶、变化恶。在荀子学派中，性恶论是一种求善论，而仲长敖却把它变成求恶论；性恶论是一种禁恶论，而仲长敖却把它说成一种纵恶论。性恶论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无论如何不像仲长敖所说的那么黑。虽然拙意以为《性恶》不是荀子本人所作的，但是，不能否定的历史事实是：自东汉以后，人们都以荀子为性恶论者。仲长敖给荀子及其弟子所抹的黑，很不容易去掉。《覈性赋》在历史上的影响很大，以致没有看过《性恶》的人都以为性恶论就像赋所说的那样放任恶。因此，很多人对荀子及其弟子有先入为主的厌恶。这是我们在讨论荀子在历史上的影响时要充分注意到的。 关于荀孟之学在南北朝时的影响，我们可举刘昼和颜之推两人为例来说明。刘昼是《刘子》的作者。[54] 该书被很多论者看作是南北朝时期杂家的代表作。它广泛地包含了儒、道、法、名、阴阳等多家的思想，其中当然有荀子和孟子的思想。刘昼指出：“儒者，晏婴、子思、孟轲、荀卿之类也。顺阴阳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艺，留情于五常，厚葬久服，重乐有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尊敬其道。”[55] 这里出现的是先孟后荀的顺序。刘昼对荀子思想的吸收，典型地体现于《崇学》和《辨乐》两章。试比较以下左右两边刘昼和荀子之言：
青出于蓝而青于蓝，染使然也；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
冰生于水而冷于水，寒使然也。 之而寒于水。······故不登高山，
戎夷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语， 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
教使然也。……故不登峻岭， 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
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 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
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艺， 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
不知智之深。（《刘子·崇学》） （《荀子·劝学》）
乐者，天地之齐，中和之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
乐发于声音，形于动静， 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
而入于至道，音声动静，性术 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
之变，尽于此矣。故人不能无 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
乐，乐则不能无形，形则不能 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
无道，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 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
其乱也，故制雅乐以道之，使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思，使其曲直繁
其声足乐而不淫，使其音调伦 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
而不诡，使其曲繁省而廉均， 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
足以感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 方也。（《荀子·乐论》）
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情也。
（《刘子·辨乐》）
左右两边的说法实在太接近了，由此不难看到荀子对刘昼的影响。当然，刘昼也受到孟子的影响。《刘子·爱民》中所说的“以仁爱为本……不夺农时”来自孟子，《刘子·贵农》对农、桑的强调，也同样如此。作为杂家，刘子应该兼容孟、荀，无所偏重。但是，我们看到刘子对孟子仁义说的温和的批评：“以孟轲之仁义，论太王之去玢，而不合于世用；以商君之浅薄，行刻削之苛法，而反以成治，非仁义之不可行，而刻削之苛为美，由于淳浇异迹，则政教宜殊，当合纵之代，而仁义未可全行也。”[56] 在刘子看来，孟子的仁义之说是很理想的，但面对南北朝乱世之现实，这种理想经常难以实现。正是这一现实，使当时不少人觉得孟子之学不切实际。 南北朝时期受荀孟影响的另一代表人物是颜之推。他说：“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者……”[57] 这里先荀后孟与刘子的先孟后荀不同，似乎表明颜之推对荀子更为偏重。顺便指出，在《北史》中也有先荀后孟的说法：“尧、舜、汤、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风；孔、墨、荀、孟禀圣贤之资，弘正道以励其俗。”[58]这种先荀后孟的说法对我们考察荀孟在南北朝的影响很有帮助。颜之推赞扬荀子道：“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59] 荀子写了《劝学》，颜之推《颜氏家训》中也有《勉学》，可见两人都极为重视学。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也继承了孟子的思想，例如，书中所说的“儒家君子，尚离庖厨，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60]来自《孟子·梁惠王上》。 三、唐代：孟荀旗鼓相当 在唐初，孟子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中、晚唐甚至出现了要将《孟子》升为经的声音。但是，荀子在那时的地位在整体也没有下降（这种下降是在宋代才出现的），他还是大儒，还是儒家的代表，先荀后孟的排序还同样存在。纵观整个唐代，孟荀两家的社会影响大体上还是旗鼓相当的。 在唐初，荀子著名的水舟之喻得到政界人士的赞赏。魏徵以《荀子·王制》中的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告诫唐太宗，成为千古美谈。魏徵在《群书治要》中对荀子的引用更多。《贞观政要》中对荀子的引用也不少，例如，《贞观政要·君道》所说的“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乱而下治者” 来自《荀子·君道》的“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唐太宗在写给太子的《帝范》中参照《荀子·劝学》之言“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而说：“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 前面已经说过，从汉代至南北朝，一直有人把荀子排在孟子之前。唐代还有人这样做。例如，魏徵说：“《周礼》，公旦所载，《诗》、《书》仲尼所述，虽纲纪颓缺，而节制具焉。荀、孟陈之于前，董、贾伸之于后，遗谈余义，可举而行。”[61]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说：“昔文王既没，道不在兹乎！尼父克生，礼尽归于是矣。其后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62]“游、夏之门，时有荀卿、孟子。”[63] 中唐学者权德舆说：“荀况、孟轲修道著书，本于仁义，经术之枝派也。”[64] “自孔门偃、商之后，荀况、孟轲宪章六籍。”[65] 在唐诗中也有这种先荀后孟的说法：“无名升甲乙，有志扶荀孟。”[66] “通隐嘉黄绮，高儒重荀孟。”[67] “深居猿鸟共忘机，荀孟才华鹤氅衣。”[68] 有论者在说到唐代的这种先荀后孟的排序之后指出：“这些学者并不是不知道从时间上来说荀况要晚于孟轲的情况，但他们却有意将荀居于孟之前，只能说明他们对荀学更为重视。”[69]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这种排序不是在唐代突出冒出来的，而是有悠久的传统，本文对此已反复说过。 当然，在唐代，孟子的影响也很突出。该朝出现了五部关于《孟子》的专著：陆善经的《孟子注》、张镒的《孟子音义》、丁公的《孟子手义》、刘轲的《翼孟》、林慎思的《续孟子》。[70] 尽管这些书已经亡佚，它们在唐代的出现表明了人们对孟子的关注之高。前三本为对《孟子》文本的注解，后两本在注解之外应该会有更多的发挥。 考察孟荀在唐代的影响，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韩愈。在《读荀子》中，韩愈指出：“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扬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辞，时若不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抑犹在轲、雄之间乎？……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韩愈扬孟抑荀的倾向在此充分体现出来。在韩愈心目中，荀子不仅比不上孟子，甚至还比不上扬雄。不过，韩愈还是给荀子以一种地位：属于儒家，与孔子差别不大，优点大于缺点（“大醇而小疵”）。但是，荀子的这种地位在韩愈的另一篇文章《论道》中似乎就没有了。在那篇文章里，韩愈描述儒家的道统，它从尧开始，中间经过好多人，最后传到孟子，然后就失传了：“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在韩愈看来，荀子与扬雄都担当不起传授儒家之道的重任；说得极端一点，他们甚至不属于儒家。“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的评价当然比上述“大醇而小疵”的评价低得多了。韩愈对孟、荀的定位，前所未有，在儒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宋代的儒者依照韩愈的这种定位，将孟子抬得更高，而将荀子贬得更低，以致把他作为异端。这种看法从宋到清中期都具有压倒性的影响。 但是，为《荀子》作注的杨倞肯定不同意韩愈对荀子的评价。该注完成于元和十三年（818年），而韩愈大概是在贞元十九年（803年）至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之间写《论道》的，因而两者相距近20年。从这种时间间隔来推断，杨倞在作《荀子注》时很可能看过韩愈的《论道》。如果这种推断是合理的话，那么，杨倞在该书序中所说的话，很可能是针对韩愈的。请看杨倞在序中的说法：“仲尼定礼乐，作《春秋》，然后三代遗风，弛而复张……孟轲阐其前，荀卿振其后。观其立言指事，根极理要，敷陈往古，掎挈当世，拨乱兴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又其书亦所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非徒诸子之言也。盖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赞成之，所以胶固王道，至深至备……荀、孟有功於时政，尤所耽慕……荀氏之书，千载而未光焉。”[71]在杨倞看来，荀子和孟子都继承了周公、孔子的道统，这就与韩愈把荀子排除在道统之外根本不同。从时间上看，孟先而荀后（“孟轲阐其前，荀卿振其后”），但是，从思想上看，荀前而孟后（“荀、孟赞成之”，“荀、孟有功於时政”）。杨倞如此排序，意味深长。韩愈说，在孟子之后，道统断了；杨倞说，“荀氏之书，千载而未光焉。”韩愈想接上孟子，而杨倞则想接上荀子。 在唐代，韩愈是孟子学统的代表，而杨倞是荀子学统的代表。不过，由于从宋开始孟子地位的提升和荀子地位的下降，人们对韩愈的说法很熟悉，而对杨倞的说法则比较陌生了。自宋起以孟子为正统而以荀子为异端或者准异端的说法，确实是大多数汉唐人所无法想象的。当然，清中的荀学复兴又使孟、荀并举为很多人所接受。到了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的视野下，中国大陆的学者一反宋明儒者的说法，以荀子为正统而以孟子为异端，这段离我们太近的经历更使人感到历史的沧桑。面对过去两千多年孟、荀的影响，我们只能说：两者都是大儒，都各有其统；两家对立的扩大，更多地是后人添枝加叶的结果。
（作者简介： 周炽成，1961-2017，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注释： [1] 《韩非子·显学》。 [2]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3]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4]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候年表》。 [5] 见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48页。 [6]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 [7] 汪中：《荀卿子通论》，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22页。 [8]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师孔子之孙子思。”（见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页）我认为，司马迁关于孟子师从子思门人的说法更可靠。 [9]赵岐：《孟子题辞》，见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页。 [10] 我对流行两千多年的以荀子为性恶论者的说法不以为然。在《荀子》一书中，以人性为恶者只有《性恶》一篇，《礼论》、《劝学》、《正名》、《荣辱》、《天论》等都未以人性为恶。《性恶》极可能是荀子后学的作品。详拙作《荀子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荀子非性恶论者辩》（《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荀子：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光明日报》2006年3月20日）。 [11] 当然，董仲舒的人性论与荀子的并不完全相同。董认为，性有善质或者说善的潜能，但不能由此而说性善。在他看来，只有当性中之善是现成、已然之善，才可以说性善，而既然性中只有善的潜能，就不能说性善。董仲舒说：“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成，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案其真质，而谓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与性，则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无贤圣。”（《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另一方面，虽然荀子在《劝学》等处暗示着性有善质，但他不像董仲舒那样突出这一点。突出性有善质，是董仲舒对荀子人性论的发展。不过，两人在强调王教的作用上是完全一致的。另外，董仲舒区分了三种人性：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但他又坚持在讨论人性的时候，只考虑中民之性，而不考虑圣人之性、斗筲之性。所以，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但是，荀子却不区分这三种人性。 [12]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13] 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8页。 [14] 同上，第8页。 [15]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天津人民2007年版，第151页（本书初版为开明书店1948版）。 [16] 陈桐生：《史记》与《荀子》，《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7] 陈桐生：《史记》与《荀子》，《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8]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5、87页。 [19] 贾谊：《陈政事疏》。 [20] 贾谊：《新书·礼篇》。 [21] 《荀子·礼论》。 [22] 贾谊：《新书·礼篇》。 [23] 《荀子·王霸》。 [24]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十一，《孟子荀卿列传》。 [25] 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二。 [26] 赵翼：《陔余丛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27]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 [28] 马积高：《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29]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30] 刘向：《孙卿书录》。 [31]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32] 赵岐：《孟子题辞》，见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13页。 [33] 扬雄：《法言·君子》。 [34] 扬雄：《法言·君子》。 [35] 班固：《答宾戏》，见萧统：《文选》卷四五。 [36] 王充：《论衡·命禄篇》。 [37]王充：《论衡·逢遇篇》。 [38] 马融：《长笛赋》，见萧统：《文选》卷一八。 [39] 王充：《论衡·知实篇》。 [40] 李峻岫说：“王充称孟子为‘贤圣之臣’”（《汉代<孟子>“传记博士”考论——兼论孟子其人其书》，《齐鲁学刊》2007地1期） [41]马积高：《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 [42]王充：《论衡·别通篇》。 [43]徐干：《中论·审大臣》。 [44] 拙意以为，《荀子·性恶》全篇和《非十二子》中攻击子思、孟子的部分都是早期荀派人马的作品，而不是荀子本人的作品。荀子本人事实上并不反对孟子，因为前者曾正面评价后者：“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荀子·解蔽》）荀子的一些话明显出自孟子，例如，《荀子·王制》之言“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鼋鼍、鱼鳖、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馀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而百姓有馀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馀材也”来自《孟子·梁惠王上》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在荀子身后，他的一些弟子开始攻击孟子。大概到了东汉末年，面对孟子的影响越来越大，荀派的人马改变策略，由攻击孟子转为承认孟子，但要把他置于荀子之下。这体现了荀学学统的重要转折。另一方面，孟派的人马也承认荀子，但要把他置于孟子之下。这种相互承认的局面从东汉末一直延续到唐代。韩愈道统说提出来之后，孟派的人终于不再承认荀子。 [45] 胡元仪：《郇卿别传》，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本，第39页。 [46] 《后汉书》卷六十二，《荀淑传》。 [47] 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页。 [48] 《晋书·傅玄传》。 [49] 《傅子·义信》。 [50] 《傅子·问政》。 [51] 《傅子·附录》。 [52] 《傅子·贵教》。 [53]仲长敖：《核性赋》，载《全晋文》卷八六。 [54] 对于南北朝时期的《刘子》一书的作者，历史上有多种看法。经过反复讨论，现在更多的人认为他是刘昼。 [55] 《刘子·九流》。 [56] 《刘子·随时》。 [57]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 [58]《北史》卷八十四。 [59]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 [60] 颜之推：《颜氏家训·归心》。 [61] 《文中子》附录，《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 [62]《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63]《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64] 《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98页。 [65] 《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35页。 [66] 陆龟蒙：《村夜二篇》。 [67] 皎然：《答郑方回》。 [68] 智圆：《赠林逋处士》。 [69] 王永平：《荀子学术地位的变化与唐宋文化新走向》，《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 [70] 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71] 杨倞：《荀子序》，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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