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研究历史的兴趣和目的，一是要获得历史的真相，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这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二是要总结历史上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得失成败、经验教训，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以供今人和后人参考，这是历史研究的又一重要任务。这就决定了历史研究大都会涉及古今关系，需要处理好“师古”（稽古）与“随时”（从时）的辩证统一关系。考察我国史学对古今关系的认识与处理，对于深入认识历史研究的本质、推进新时代我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重视古今关系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就说过：“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这几句话说到了“古”，说到了“今”，也说到了“用”即“自镜”。这是我国史学家对古今关系的较早论述。在司马迁看来，“古”是“今”的“镜子”，可据此总结经验教训。这显然是着眼于事功。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着眼于历史撰述提出问题，他在《史通·题目》中讲到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学人对其历史撰述所用书名常以先秦文献命名时批评道：“此又好奇厌俗，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在刘知幾看来，魏晋南北朝至隋的这些史学家所撰写的史书，多可以“史”名书，大可不必套用“春秋”“尚书”“志”“典”这些先秦典籍的名称。他说的“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意思是说没有做到“稽古”与“从时”的协调。这是未能正确处理古今关系的表现。 那么，怎样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稽古”呢？刘知幾以《东观汉记》与唐修《晋书》为例，赞赏《东观汉记》把那些拥有地方武装势力但并未建立政权者的事迹记入史册但与一般传记相区别的创举，并赞同唐初史学家重撰《晋书》时以“载记”形式把十六国史事写入晋史，认为这是唐初史学家“择善而行，巧于师古”的做法，肯定了这样的“稽古”之举。 刘知幾反对表面上的“稽古”，更反对刻意“示其稽古”的做法。他在《史通·言语》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史学家著史，在语言表述上存在“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倾向，以致造成“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的不良文风。刘知幾以事物不断变化的观点批评“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不当，从而使这一批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刘知幾批评刻意“以示稽古”与一味“取叶随时”的偏颇，指出把“稽古”与“随时”割裂开来的危害，这当然是对的，但缺少进一步的分析。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进一步作了学理上的阐发。他对于“先圣遗言”“时王之制度”与“国家之用”的关系，对于“好古”与“当代”、“掌故”与“经术”的关系等，作了全面分析。章学诚的分析可以概括为三点认识：首先，他强调“时王之制度”，在“当代”与“好古”的问题上更看重“当代”，但他并不否认“先圣遗言”的重要和“经术”的地位；其次，他明确指出“士大夫之学问文章”应当“足备国家之用”，不赞成“无当于实用”的“经术”；再次，他认为认识“当代”是“好古”的基础，因为“好古”的目的本是为了有用于“当代”，否则便成了无目的“好古”，这样的“好古”是没有意义的。 章学诚进而对“随时”与“好古”的内在辩证关系作了论述，指出：“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这一段论述，对“好古”“随时”作了进一步解释，凸显了章学诚思考之深及其思维的辩证色彩，而对于“昧于知时，动矜博古”之人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的命题后，除了史学家进行深入探讨，后世思想家也多有论述，其中尤以东汉王充的论述多有启发。他从古今关系上批评一些儒生，其言尖锐、其意颇深。他指出：“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他之所以批评“知古不知今”“知今不知古”“不闻古今”，是因为在他看来，不知古今就是没有真正的知识，更谈不上有所用了。王充关于古今关系及其重要性的这番论述，显示出一个思想家的独特风格和批判精神。可以认为，王充继承并发展了司马迁关于“通古今之变”的思想。 古今关系也是政治领域的重要命题 史学家提出的古今关系问题是否具有广泛意义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察这方面思想在政治领域的表现。这里不讨论具体的政治活动，而以杜佑所撰《通典》为例分析政治领域的“治道”是如何处理“师古”与“随时”、“古”与“今”的关系。 唐代史学家杜佑所撰《通典》是一部论述历代制度史的著作，实际涉及政治领域的“治道”。杜佑友人李翰在为《通典》所作的序文中写道：“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辩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这一段话，作者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把“师古”与“随时”的关系及其出发点和预期目的都讲到了，而且分析得极为透彻。出发点是“经邦”“致用”，预期目的是“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即有用于世。至于怎样处理“师古”与“随时”的关系，则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着眼于理论，即“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二是着眼于实践，即“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在这里，无论是从理论来看，还是从实践来看，都兼顾“古”与“今”的关系，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古今关系。 李翰序文最后强调说，对于《通典》，他是“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那么，他在序文中所论述的这些道理，果真符合杜佑及其《通典》的“旨趣”吗？对此，我们可以将杜佑的思想和言论概括为三个方面作出回答：第一，杜佑在《通典》自序中明确写道：“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是说明撰述材料的来源和撰述的目的。第二，杜佑在《上〈通典〉表》中指出：一则以往经典多是“记言”，“罕存法制”；二则“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救之方”；而“周氏典礼”以下的历代制度，应加以“研寻”，因为“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这是指出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缺憾，强调历代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可以借鉴的价值，亦即李翰所说的包含着“师古”与“随时”的价值。第三，杜佑在《进〈理道要诀〉表》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作为《通典》缩写本的《理道要诀》的宗旨，是“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这两句话与杜佑《通典》自序所说是一致的，道出了李翰所说“经邦”“致用”的具体途径，也是对“师古”与“随时”关系的最好概括。 应当强调的是，在李翰序文说的“致用”“经邦”“立事”“师古”“随时”这一思维逻辑中，“立事”当是关键。只因有了“事”，“致用”“经邦”才不会流于空谈；又因恰当地处理好“师古”与“随时”的关系，“事”才可能落到实处。在杜佑思想及其所著《通典》中，这个“事”就是“法制”“政经”，也就是“理道”（即“治道”）的内容及其逻辑体系。 《通典》问世900多年后，清朝乾隆皇帝为重刻《通典》写了一篇序文。这篇序文也说到“学于古训”，说到“斟酌古今”，说到“经国之良模”等，这是后世政治人物的认识。由此可见，在政治领域，如何处理古今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命题。 会通古今才能有用于世 中国古代学人讨论的“师古”与“随时”或“稽古”与“从时”，都与古今关系相联系。清代思想家、诗人龚自珍说得好：“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说的“大道”可理解为“今”，他说的“史”可理解为“古”，二者的关系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大道”上。换言之，史学之所以有用，就是因为它有益于今人知晓“大道”。今天，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进新时代我国史学发展，仍然需要处理好古今关系，在会通古今中让人们知晓“大道”，使史学有用于世。 历史在不断发展，时代在不断前进，这决定了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活动的内容都会发生很大变化。今天，如何处理古今关系仍然是历史研究中的重大命题。中国拥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今天的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去认识过往的历史和文化，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从过往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求经验和智慧为现实所用。当然，处于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自身的历史观、价值观以及对于社会治理的种种诉求。概而言之，每一时代的人都面临着“师古”与“随时”的问题，都需要处理好古今关系，只是具体的形势和情况有所不同罢了。当前，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知识界、理论界、学术界都需要对“师古”与“随时”、古今关系这一老问题进行新思考，以更好激发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创造才能。 举例来说，怎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新时代的一个重大课题。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尤其需要处理好古今关系。古今关系处理好了，才能自信地、有效地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也才能体现当代中国学术经世致用新的生命力和远大前景。为了处理好古今关系，有必要通过对相关学术史的回顾揭示文化演进中的辩证关系及其主要问题。第一，如何认识古今关系。这里说的古今关系不只是认识到古今有所联系，还要认识到“古”中有哪些优秀的东西适合于“今”，能够为今所用。第二，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对于“今”的认识就成了认识古今关系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只有全面地、深刻地认识“今”，才可能判断、选择“古”中那些适用于“今”、有用于“今”的优秀成果。在这里，人们的时代感和历史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对于“古”和“今”以及古今关系的认识，关键在于落实到“用”，即挖掘存在于“古”而有用于“今”的优秀成果，使其在当代文化建设和现代社会生活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简介：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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