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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上) 
作者:[张文木] 来源:[《经济导刊》2018年第一期] 2018-01-12

遵循唯物主义大道理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光荣,这个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创造的。我这样说不是喊口号。这个思想的成长是经过反复的,但是只要遵循着唯物主义大道理,你就能前进。中国13亿人民,你为他们的利益去奋斗,很多事情你就能理解。

我要讲这么几方面:

第一,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和审美观。说毛主席,我们就不能回避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的世界观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成长离不开。我记得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外国人说毛泽东是一个诗人,我们的同志回答,不,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些定义才是对的,把他当作诗人,当作战略家都不够,他是个伟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不是从战术层面讲,战术不能决定历史。涨潮之时,静漂自可登陆,退潮之际,越游离岸越远。如果不在大势上,在大方向错了,那你越游离岸就越远。

战略看大势,讲“形势”,没有“势”,这个“形”就没有意义。中国人常讲“势力”和“势利”,势有了,你什么都有。毛主席说,路线正确,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队伍可以有队伍。今天也一样,你只要是路线正确,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人可以有人,人们会因进步的事业而凝聚到一起。

中国人常说“事情”,这个词可深刻了。人到60岁的话,很多小词的深意都悟出来了。事在先,情在后,事成情至。现在年轻同志不理解,总把酒桌上的事当个事,两杯酒下肚,就要当朋友。其实,你没有事业就没有朋友。事情,事是情的纽带,你只要事做了,情到不到都不要紧,人是跟着事走的,不是跟着情走。事业越大你的朋友圈越大;你的事业越久远,跟随你的人就越久远。像毛主席这样的人,好几代人都会跟着他,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不可或缺的。

回想十年前,中国有很多所谓的“公知派”。“公知”这个词的含义是说脱离实际的人。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古代战国时代的书里讲“宋人”,都是被讽刺的对象,比如宋襄公,有点像今天的公知,死守教条。今天“左”“右”面都有公知。事实上,脱离实际,“左”“右”都不行。昨天那些脱离实际的“公知”们要钱有钱,要范儿有范儿,美国总统来了还接见他们。今天呢?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反华帮”。“万里长城”就是社会主义中国,苏联不在了,中国不仅在,而且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强大,可当年那些逢中必反的“公知”却都找不到了。习主席说的是对的,历史不等待彷徨者、犹豫者,历史等待的是前进者,“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面万木春”。所以要学会看大势。我们学毛泽东和他的诗词也就是学这一点。大势决定一切。

第二,要讲中国实际。“茫茫九派流中国”,中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这个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相联系。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是经历重大牺牲才得到的。开始大家都是在上面漂着,最后叫蒋介石拿机关枪逼得从天上钻到土里,又从土里长了出来,长出来的这个思想叫毛泽东思想。此前的思想多是从克里姆林宫来的,正如今天有些人的“改革方案”是从白宫来的一样。从“宫”里来的都不好,从土里长出来的才好。思想必须从土里来。只要脱离本土,你就一事无成。在北大讲课尤其要说这个,北大就容易脱离实际,为什么?牌子太大,光环太耀眼。我党曾有两次犯重大错误的人都是北大出来的,一个陈独秀,一个张国焘。毛泽东是师范的,还没有文凭。真理是从哪儿来?从土里出来的。毛泽东接地气。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还有毛泽东的革命精神,他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毛泽东在任何时候都是乐观的,越困难越乐观。革命时期,毛泽东只有两个时候情绪稍有低落:一个是1927年,一个1935年。讲这个时候,就要讲中国实际,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地缘政治。打仗若不能够和中国的实际结合就不行。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地缘政治论》。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是有生命的,我相信毛泽东也是这样认为的。当年毛泽东平息西藏叛乱的时候,胡适就说,平叛不了,当年日本人连在江苏山地都弄不了,共产党怎么能在西藏那个地方弄成事呢。毛泽东写文章说,你没在那儿打过仗,我在那儿打过仗,我知道我们一定赢。这就是实际情况。长征路上,张国焘说要往四川走,毛泽东说不行,必须出去,这是因为历史有血的教训。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为什么毛泽东打得那么漂亮?他知道地形。

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一首诗相关,就是《念奴娇·北戴河》:“箫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怎么就换了人间?诗中有一句“东临碣石有遗篇”,是指曹操的《观沧海》。为什么要说曹操呢?曹操解决东北的乌桓问题。曹操解决完乌桓后立即挥师南下,准备过长江。在这样的心情中,曹操就写了《观沧海》那首诗。1953年,毛泽东刚刚解决了朝鲜问题,心情特别好,因为东北亚问题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

下面的诗还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战略和策略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所坚守的。有唯物论,还有辩证法,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二者就要结合。

第三,不忘初心,培养接班人,这两个都是大事。“僧是愚氓犹可训”,赫鲁晓夫这个“僧”啊,笨是笨一点,但是还可以教育。毛主席看到赫鲁晓夫在苏联胡来,就想到中国未来的接班人,中国将来的接班人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原因是脱离实际,一脱离实际脑子就飘,一飘就必然走那条路,最后就把国家的事业毁了。毛主席觉得中国未来的接班人不能那样,从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就开始重视抓教育,搞教育革命。

中国人民经历了两次长征,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经历两次长征,一次就是毛泽东带领长征,一次就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也是一次长征,是一次精神长征,这次长征是锻造了一大批青年人。毛泽东那一代人赢了苏联,后来这批人赢了美国。我们想想,历史上能有多少人在二三十年间看到了两个帝国的衰亡?在上个世纪它们可都是震撼天下的帝国,一个是红色苏联,已没有了;另一个是美国,也在快速衰落,可我们中国正在崛起。我说的美国衰落是美帝国衰落,美利坚还在;苏联倒了,俄罗斯还在。美国一旦回到民族国家,它就解放了、自由了。恩格斯说,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别的民族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自由民族。美帝国今天压迫别人,实际上也伤害了自己。它一旦不压迫别人的话,自己也解放了。美帝国与美国是有区别的。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上升。苏联是在GDP、在枪炮、在武装、在战士勇敢性方面一点都不输对方的时候倒下的。美国也是,美国生产力各方面都还好,败在哪儿?败在人上。领导治国理政的能力下降了。怎么会下降呢?脱离实际,学院派都是考试出来的。考试考不出人才,必须从实际矛盾中来。

风展红旗如画

先从“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讲起,说说我是如何想到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的。有一次我到成都杜甫草堂去,看了介绍知道毛泽东在杜甫草堂曾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这对我理解毛泽东诗词启发很大,毛泽东的诗就是政治诗,其实,那是毛泽东在说自己的诗。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应诗人徐迟之邀,亲笔题词:“诗言志。”

我们研究毛泽东,研究什么?就说研究文学,首先毛泽东的文采不用说了,但是不能把毛泽东当作文学家来研究,而我们许多同志都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毛泽东诗词,表述其“何等豪迈,何等情怀!”,难道李白不豪迈、李白不情怀?诗人都情怀。但是毛泽东跟他们不一样,毛泽东讲的是政治,而政治是战略问题的核心。李白这些诗人写完就完了,也没想改造世界,所以他为改造世界的事也不负责。毛泽东说杜甫是政治诗,杜甫是想从政的,所以杜甫的诗里头贯穿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大家读一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四句是说政治,说做事要恰到好处,如果不知时节就是“坏雨”。同是办好事,但办的不在点上就是坏事。“随风潜入夜”,要借势,用咱们的话说,党的领导,人民群众支持,你要借党和人民的力量。“润物细无声”,办完了别宣扬个人,那是领导群众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路上看着很孤独,实际上进步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天早上一看,好家伙,“花重锦官城”。很多同志是好心,但往往办事办成砸事。这讲的是治国理政。杜甫和李白两个人相比,杜甫就懂政治,毛泽东看出来这一点。我们读毛泽东更应该看出这点。

毛泽东诗词里面最重要的特点在哪儿呢?他强调唯物主义。大家知道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要吃饭。所有的道理必须归到这个上面来,人得吃饭。真理是从哪儿来的呢?从哪儿来展示真理呢?真理是从斗争中、从生死存亡中来的。什么时候你接近真理?生和死的时候。如果人生的所有可以简化,公分母约掉,约掉的最后就是生死。为什么有生死?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发展的无限性的矛盾。人类都要发展,人类都要快速发展,如果发展了以后,你就能作为一个强者,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你作为强者就要更多的资源,弱者就没有资源,于是这样就出现了资源争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说的是一样的,人要吃饭。“吃饭”说得通俗,如果从哲学上讲就是争资源,人只要有生命,就要有支撑生命的资源。我们现在很多同志都想,人可以不要斗争,人干嘛要斗争啊?“公知”就这样认为,戈尔巴乔夫就这样认为。为什么?人一吃饱就胡思乱想。不相信咱们可做实验。如果我们今天都吃饱后再来探讨粮食安全,准保不靠谱;如果饿三天,探讨粮食安全准保靠谱。中间弄个馒头,你多高的学位在馒头面前都是公平的。你说我是哈佛毕业的,饿三天肚子叫的声音是一样的,没有分哈佛的叫声还是师范的叫声,都是一个叫声。饿三天,你会议室中间放个馒头,看他们进来看什么,眼睛盯着馒头,这时就没那么飘了,就不会将“粮食安全”分出什么“广义”、“狭义”,还有什么模型。眼中就是馍馍。吃饱了,馍馍叫“汉堡”、叫“三明治”,饿了就叫馍馍,跟农民叫的是一样的。还有饿三天你吃广义粮食还是狭义的?于是方法越笨越接近真理。

有人常说“我就是我”,那怎么可能呢?在这个国家,拿了身份证,你就是国家的公民,公民要效忠于这个国家,这跑不掉。除非你不要国家保护。他说我就是我。说什么呢?没饿肚子,饿肚子时你就知道集体是什么。饿肚子这个事过去是太经常发生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没有感觉了。我小时候我妈问我:孩子饿吗?我问,什么是饿?我妈说,傻孩子,还不知道饿,你肚子咕咕叫过没有?我说叫过啊。她说那就是饿。人只要饿肚子,特别是饿到极端的时候,真理就展示出来了。为什么?资源有限。

我们看世界地图。世界地图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其特点是国家的边界线就是国家资源的控制线,各国都有资源控制线,为什么边界线大部分是弯曲的?这说明它们绝不是谈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边界的直线说明两国关系好,但它们大部分都在沙漠地带,不用争,没资源;争的地方都是曲线。这说明人是要斗争的,国界的每个拐点并不是蓝颜色,而是血蘸出来的,血浸泡出来的。谁的血?战士的血。为什么?要争夺资源。如果不争资源就好说了,如果气候也没有大变化,资源也不减少,这样人也就不用进化了,我们现在都在树上吃果子呢,还是猴子。亿万年前,一部分森林没有了,有部分猴子被赶到地面,它们为了生存就必须站起来,站起来就进化成了人。人最后端着枪又把原先那部分猴子赶走了。就是这样,生存斗争使人类进步。要斗争,就要学战略。战略课程不复杂,就是生死存亡、不要想那么多。

有一次,有位女学生跟我说,老师要求她的国际政治论文要有模型,先用模型,带上数据。我说这样不要说找敌人,先看能不能找出一个男朋友?你谈恋爱前是拿模型来找对象的吗?不是的,靠什么?靠经过的事和考验。老年人为什么不说爱不爱,因为经过事了,事到情就到了。年轻人总问爱不爱,那是没经事,不放心。什么叫担当?担当就是生死存亡。战略思维的坐标系是什么?就是生死存亡。为什么?资源有限。谁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谁就胜利,不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谁就灭亡。

战国时的齐国怎么灭亡的?太有钱了,一有钱就饱暖思淫欲,脑子就不行了。富不过三代,因为第一代是打出来的江山,有经验。第二代有财富,财富使经验消失了,有钱就没有经验,有经验就没钱,没办法,经验又不能继承,只有继承财富。当你继承财富的时候,上帝就不给你经验了。所以很多有钱人家或政治家,总把孩子放到艰苦的地方去,从小就下基层去,只有下去才能接好班,家族的班能接,党的班能接,革命的班能接,国家的班也接。能做“下人”才能做“上人”,能吃多大的苦,才能享多大的福,这是辩证的。直接从福过来就什么都做不好。

我说的齐国就是这样。齐国太有钱了,就玩儿虚的,玩什么?玩“百花齐放”,玩“稷下学宫”,在那儿做研究,弄一些人,好像声势浩大,实则脱离实际。弄什么“白马非马”,战士骑着马要打仗,告诉战士他骑的不是马又是马,这让战士怎么打?宋朝也是这样。宋朝苏轼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是个亡国的人,他写诗是很豪迈,但是打不到点儿上。毛泽东读宋朝政论文的时候,说言不及意,大而无当,基本是批评多。说宋朝,特别是北宋,不要光看它豪迈,没有用,要办事。“横看成岭侧成峰”,要翻成政治诗就看出危险性了,它里面是禅宗意识,没有担当:说你是宋朝人就宋朝人,你把你当宋朝人,不把你当宋朝人你就不是宋朝人。那这不就完了吗?研究一下宋朝的“靖康之耻”,再研究一下明朝的“土木之变”,于谦有担当,明朝人就挡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宋朝,北方金人一来就跑,一跑,半壁江山就没了;明人挡住瓦剌大军,近两百年的江山就出现了。有时候人的精神力量很起作用。战国时齐国搞唯心,秦国还给它钱,给黄金,给它好多“课题费”,叫齐人在那儿“自行脑残”,最后秦国打仗的时候打到齐国门下。齐王建主动称臣投降。秦国给他一个地方叫共的封地,有松树苍柏,就是不给吃不给喝,让他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秦王是在讽刺他,你不是喜欢苍柏、白云吗?就叫你在这儿生生饿死。

要和中国实际相联系

我们中国人天生倾向接受唯物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所遇到的亡国灾难都是唯心主义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认识论的形成,是有五千多年实践经验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

汉朝的时候,西汉还好一点,东汉就脱离实际了,空讲名学,就像今天空讲普世一样,跟宋朝空讲理学一样。普世,什么事不管,先问符合不符合名学,这是古代的“本本主义”。曹操说了一句非常狠的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句话说起来狠,实际上就是反名学,因为东汉名学太不管用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就是在东汉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思想是由于当时社会太不实事求是了。

北宋是怎么回事?北宋是经济发展太好了,麦迪逊写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说,宋朝经济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意识形态却是空讲理学。讲理学还掺杂了禅宗的思想,比东汉更糟糕。禅宗是亡国的学问,其特点是没有担当。作为个体的人往往喜欢它,原因在哪儿呢?它能让人的痛苦得到解脱,但却指不出前途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就是这个;有什么前途、方向,不知道。但禅宗在宋朝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苏轼的那首《题西林壁》是典型的禅宗思想,鲁迅笔下的“阿Q”也体现了禅宗的堕落形式。

北宋亡,朱熹出。朱熹这个人是革命的理学家,他的贡献是将理学从天上拽到地下,他把“四书”放在学堂至尊必读的地位。“四书”的特点是什么?经世致用。这与今天我们把马列的著作放在讲堂至尊地位的作用很相似。将马列主义放到咱们的主讲地位是对的。我年轻时在西北大学读书,当时我学的专业是英语,但大家听我今天讲课却没有什么詹姆斯、汤姆斯、约瑟夫·奈之类的,说那不管用。就是说中国话办中国事,中国事办成才能说世界的事。当时我在西北大学上学时听政治经济学的课,就几个人听课,我一直听到底,那门课对我一生都有好处。如果你很小的时候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你从小就站到了理论的制高点上。学《毛泽东选集》也行,《毛泽东选集》也是很伟大的,说得都是唯物主义。

现在拍的战争片,在那么残酷的环境,还都是美女,长睫毛,一闪一闪的,临死的时候还问爱不爱?听到回答说爱!头一歪,死了。大家想可能吗?没有生死感,到处都是爱,日本人跟国民党爱,国民党跟共产党爱,爱情高于一切,忘了组织任务,不要组织,那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要玩儿这个?吃太饱了。我听我妈说,我爸找我妈相亲的时候,从陕北背着一大麻袋的馒头。这是饥饿年代,这个管用。现在孩子就认为信用卡管用,其实,这些是最脆弱的。馒头管用,这就是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给我们讲的最朴素的道理,由此,便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对立,有了唯物辩证法。

宋朝是中世纪世界各王朝中财富积累最多的国家。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与此同时,宋代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末期周程理学,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与此相应,宋朝人才的选拔途径也坠入东汉名学的末路: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2],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些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并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作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最终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3]。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4]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空论使宋人最终遭到报应:皇帝竟被自己原来瞧不上的金人虏去,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财富被掠一空。北宋亡后第三年,朱熹出世,南宋初弥漫于知识阶层的思想主题是救亡,这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不当官,做学问,他做的学问是真学问。我们说朱熹是伟大的思想家,不要仅纠结于他的“缠脚”小节,最重要是他占领了当时的思想阵地,将宋人的思想从天上拉到地上。他当时的学术辩论主题都是谈这个问题的。

朱熹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开始进步了,讲究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末又出来王阳明,王阳明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让人将思想之根进一步落实扎深。正心,就是讲立场。为什么?北宋人、明朝人太不讲立场,空学之士,读书很多,形式主义也很厉害,就是不管用。就在崇祯临死时还说让人在他死后用他的头发盖住脸,不要影响了老百姓。死前都要来个范儿。那时整个时代都在作秀,所以王阳明说不能这样,要正心。

从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就是抓枪杆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再往下走,毛泽东、蒋介石。其中大多数人书写得好,枪打得好。我说打枪不是真打枪,而是会抓枪杆子。在这方面,毛主席说蒋介石是我们的先生。当时我们党恰恰诞生在这个时代,当时我们学真理为什么学得这么快呢?因为失败了。宋朝人被他瞧不起的人打败,是蒙古人,明朝又是被满清人打败。文人自问,我比你好,怎么就被打败了呢?书读了那么多,人家在马上就把你干掉了,那就是自己有问题。最后王阳明说,我们要正心。朱熹是宋朝将知识分子从天上拉到地上的人,王阳明是明朝将知识分子的定调定在国家立场上的人。有立场了,就有了对手;有了对手,就有了战略与策略。后来才有“中学为体”认识——这是封建时代“独立自主”认识的不同表述。到十月革命,我们又把共产主义的思想扎根到本土上,都讲扎根的问题。

在中国湘湖一带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湘湖文化的本质就在这儿,不在“之乎者也”。现在我们学孔子学歪了,戴个大儒帽,穿个大儒服,在那表演得要死要活。这样是救不了民族的,靠会敬茶等等没有用,关键要拿枪,干革命。为什么?还是衣食住行,人要吃饭。有时候在一个大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民族觉醒的时候恰恰是在衰落时期,大衰落带来的就是大觉醒,大灾难就是大成长。所以,研究朱熹一定要研究南宋的救亡,朱熹诞生在一个救亡的时代,脱离这个事实背景,朱熹就研究偏了。

如果说司马光是宋以来中国政治家政治自觉的开山鼻祖,那么,朱熹是同期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开山鼻祖。

近代以来,我们瞧不起洋人。在18世纪末,洋人与我们争的是跪还是不跪,半跪还是全跪的问题,可到了19世纪末,就变成你给他单膝跪还是两个膝全跪的问题了,倒过来了。19世纪末,八国联军进来,下跪都留不住一条命。有些人相信知识就是力量,那个时候知识真没力量。宫女都会背诗,人家都不会背诗,进来人家把你死命往水池里推。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你说我是著名学者,人家杀的就是你著名学者,你不投降就杀头。当时你举个奥地利国旗都能救命,举中华民国的旗救不了命。那个时候人们就知道了亡国的滋味。罗马人征服地中海的时候,当时地中海人说我有文化,你征服不了我,罗马人说把你征服了我就有文化了。结果罗马征服地中海后,那些亡国的数学家、哲学家都给罗马人中最没文化的家庭当奴隶,人家有意识地把他们派到那里去。为什么呢?提高罗马人的文化素质。

脱离实际要亡国。湘湖一带为什么能出现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这和朱熹、王阳明、王船山等学者在这里的讲学活动有关,由此出现了一批一批真学者。

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进步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有一种和平主义的舆论倾向,认为今后绝不打仗,世界将来也不可能再打仗,死了那么多人,难道人类连这点儿反思能力都没有吗?人类是有反思能力,但肚子没有反思能力,它只认死理:饿了就是饿了,除非吃饱了。长期在高府学堂不会饿肚子的人就容易往唯心论上走。

当时北大出现“五四运动”,这都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也有脱离实际的情况。陈独秀真相信可以不拿枪杆。陈独秀积极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放弃了枪杆。当时毛主席坚决反对,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主席为什么连说那样、那样、那样,他不到气急了,不会那样说话。当时毛主席没掌权。毛泽东能调查实际,1926年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出来,没人当回事。毛主席说话没人听,蒋介石用枪说话,一开枪,杀了一大片,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1927年,共产党一年学到的东西比十年学得还多,真是生死之地见真理。

真理是从哪儿推送出来的?真理并不主要是从课堂上给你的,真理是对立面告诉你的。知识的来源不是学习而是经历。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反面的力量才能使你前进,反力即助力,推送力量之源来自对立面。马克思在书里写规定即肯定,莱布尼茨也讲否定即肯定,都是这个思想。我的文章里也引用了孔丹同志说的一句话:“历史的逻辑是从反面展开的。”这都是黑格尔的思想,是本质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为生存,争资源。这在大自然中叫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在社会中叫阶级斗争。资源有限,不斗争就无以生存。这个道理,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也不重视,毛泽东说必须重视,最后结果是什么呢?蒋介石的枪教育了我们。国民党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孙中山开始也不知道,不抓枪杆子,让清王朝杀明白了,所以流血是最高形式的教育,反动派是要杀人的。所以毛主席说蒋先生是好老师。共产党最后进了山,这是蒋介石逼着它要接地气。

接地气之后,共产党的生存环境开始好转,但不久来了一个年轻的“大爷”叫王明。他认为真理在他那里,因为他是克里姆林宫派来的。王明见过斯大林,同志们想想在当时见过斯大林的人,那就代表真理,何况还是斯大林派他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可真没有自信。行还是不行,要听斯大林的。但是,即使是天王老子派来的,还得和中国实际结合。王明的指挥对不对,在当时集中表现在军事斗争上。在这之前,陈独秀已经脱离实际、失败了;现在王明是否脱离实际,要看成效。

当时的军事斗争成败跟中国的地理形势有关。大家看看欧洲是什么样的地形?欧洲是大平原,李德、博古他们学的军事理论都是从欧洲实践得出来的理论,全是平原作战,挖战壕、修碉堡,决战。平原就是决战,几个大部队在那儿,没有掩护物,老远就能看到你。欧洲平原太广大了,他们根本没有山地作战的概念。克劳塞维茨的书讲的都是决战,决战的思想在他们意识里根深蒂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说都不用说的。所以王明等人站在莫斯科看江西山里的毛泽东,就觉得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说他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扣帽子。但不管扣什么帽子,只有结合中国实际才是真的,打赢才是真的,打不赢有什么用?但人家王明牌儿大,文凭高,人家是莫斯科派的,这时北大的也不行了。毛泽东见的是李大钊,王明见的是斯大林。王明回国以后就在上海呆着,一看形势不好,又跑回苏联,后又派李德、博古来。我看过李德写的关于游击战争的文章,严重脱离中国实际。他到江西后先办军校,学西方那一套。把毛主席排斥在一边,说毛主席不行。他们也不想想,平原是这样打,但中国地形是什么?中国是山地地形,我们到江西去还用修什么碉堡?挖什么战壕?到处都是天然的“碉堡”和“战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到处都有自然物的掩护。我们都是游击队,哪怕山高水又深。《游击战之歌》就是从这个地形中走出来的。大自然给的掩护李德却不要,非要自己建造,要寻找平地挖碉堡、搞决战。国民党也是这么学来的,国民党从日本、德国学,所以国民党和日本打仗很好看:双方都在山里找平地,拿铁锹挖战壕。山里那些地形还挖战壕,要是毛主席早就转移了,东天不亮西天亮,钻进山,找地形“包饺子”。东转西转,几下就把敌人吃掉了。这种打法很好,但这种打法到西方就不行。四渡赤水,如果在欧洲大平原,人家一眼看到你。反之,西方的打法在中国就行不通。

毛泽东诗词紧扣中国革命脉搏

这里值得说的是什么?毛泽东诗词的战略思想始终紧扣中国革命的脉搏。从1927年至1935年,他的诗词有两个低潮,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写的《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读了很难受,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失败是由于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当时这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党内存在着不自信的思潮。毛泽东曾说不要把我们党犯的错误归到个人身上,就像我们今天不要将苏联解体完全归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它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领导层泛滥的结果。苏联后期有点像中国的北宋,不务实,不结合实际,文化人都是从学校考出来的。对立面怎么能从考试来呢?对立面至少要跟实践结合,最高形式的实践就是战争。上战场敌人会不掩饰地告诉你真理是什么,当然和平时期我们没这个条件,那至少也不要跟劳动实践脱离。如果跟劳动实践脱离,你就会认为自己高高在上、无所不能。

真理是从对立面展示的,一定要记住这点。哪儿可以成为真实的对立面呢?只有在真实的环境。最丰富的对立面使你最丰富地接近真理。为什么打工的孩子比学校的孩子学真理更快呢?因为对立面直截了当,丰富。学校没有,学校多出“祁同伟”式的人物,送玫瑰、做假账,这不行。做假骗的是自己同志,但敌人这个对立面就不让你过去。陈独秀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李德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抓住立马就攻上去,“四一二”、湘江之战就出来。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心情不好。相比较而言,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初的诗还是非常乐观的。

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采桑子·重阳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春 )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特别是到了1934年夏,毛泽东已被博古、李德等排挤出了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毛泽东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仍是乐观的。

清平乐·会昌 (1934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从1928年的《西江月》“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到1929年的《采桑子·重阳》“胜似春光”,再到1934年夏《清平乐·会昌》的“踏遍青山人未老,这边风景独好”等,毛泽东在诗词中表现的都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即使到1934年夏天,湘江之战前几个月,毛泽东已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斥,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他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反映出的心情仍然是乐观的:“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毛泽东知道李德的那种打法不行。这不是个人问题,规律就是规律,掌握规律的人是乐观的。

今天也是这样,如果能够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建设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规律,你就是乐观的。只要是规律,它就会一天天展示出现,人的感情要和历史的步调一致,不能跟个人情绪一致,在历史的大道理中,掌握真理的人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你如果不在大道理上,心情就会越来越糟,最多只是强作镇定。大家注意蒋介石的文章里特别多的字是“忍”,为什么?反动派你不忍谁忍?你一天到晚行的是反动的东西,越做困难越多。赢了一点,失去十点。在中国,资本赢利的增长远不如失业人数的增长,失业人数的增长是几何式的,资本的增加是算术式的,到时候下岗失业的人就会把资本推翻。红军的强大就是蒋介石制造。毛泽东重视明朝研究,后来他为什么对人民公社那么下工夫,其目的就是不能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再出“李自成”。我们的真理就是沿着这条辩证法逻辑展示的:是蒋介石的买办政策给我们送来了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当时是虚假繁荣,看着一时好。民国时GDP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但到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对华战争。因此光看GDP是不行的。蒋介石当时的GDP指数是不健康的,越发展越闹饥荒。但是这给人民战争留下广阔的天地,因为他从土地上释放出无限的人力资源。

蒋介石把人民变成流民,流民到毛泽东这儿又变成人民。没有生产资料的人群是流民,掌握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叫人民。流民参加了红军就成为人民战士,是有组织的,成千上万,“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蒋介石送上前”。除了毛泽东,红军多数人在当时也意识不到这些,也不自信,盲目认为只有共产国际是正确的。不碰到头破血流不认账,直到湘江之战。这个错误路线竟然把红军带到那样一个悲惨境地,连回旋余地都没有了:出门8万余人,回来剩3万余人。那还会说空话吗?谁对谁不对呢?五万余战士的牺牲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请上了遵义会议。环境好了就讲形式主义,就讲唯心论,李德来了就讲文凭,要正规化,要来那一套,毛泽东也没办法。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投奔红军,为了更顺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长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诉他:“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当时连军人都只认洋文凭。而毛泽东没文凭,没“课题费”,没出过国,这都不符合当时的人才标准。

湘江之战失败后,毛泽东走上了领导岗位。但这时候毛泽东掌握的真理能否带领全党走出去,能否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大家还不敢肯定,因为当时那种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思潮弥漫太久了,只是让毛泽东试试。

1935年2月,毛泽东填《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词风悲壮: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从头跃,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比较这首词和1927年写的《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写得更悲壮。“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前面能否走出去?确实是不知道。因为很多同志的思想还没转过来,何况本来8万人的队伍,只剩了3万了。担子真正放到身上,毛泽东心里压力也很重,结果毛泽东还是把大家带出了大渡河。过大渡河大家心情好了一点,大家认可了毛泽东。我们党的全体党员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通过一件件事确立的,有事就有情,这次是他而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把红军带出来。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红军了,就没有党了。在遵义会议上,那不是你能拿逻辑来说事的时候,再犹豫就要亡党亡国了。生存高于一切。我们什么时候都要有生死感。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你研究战略就靠谱,没有这个,研究战略就不靠谱,一切要和实践结合。如果没有生死存亡我们还发展吗?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人类坐在树上吃果子就行了。就是因为人类有了斗争,才有了进步。但好的时候,就讲逻辑,不讲斗争,搞形式主义。

过了大渡河又碰到张国焘。张国焘的唯心主义比王明隐蔽得多,王明是国外来,张国焘是国内生产出来的。毛泽东也是国内生产的,但张国焘和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不一样,毛泽东是从基层上来的。基层战士不能乱想,一乱想就掉脑袋,指挥也不能错,一错就脑袋掉。在北大、哈佛写错说错都不掉脑袋,还能吃饱,只要这样你就找不到真理。张国焘来自北大,还是党的发起人,很难相信他会背叛革命。他的川陕根据地搞得也很有声势,人高马大的,也不能说他做得不好。最唬人的是张国焘见过列宁,王明只见过斯大林。毛泽东没见过斯大林、也没见过列宁,人家张国焘见过“真佛”,是西天回来的,这就没人敢怀疑。但即使天王老子,中国人还要看实践。

张国焘当时的错误在哪儿呢?错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够深入。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争论焦点是长征的方向。张国焘要南下四川,毛泽东要北上陕北。我们先看地缘政治。

中国的地形是这样的,四川是一个盆地,盆地的特点是很容易形成独立王国,历代王朝都对此有高度警觉。重庆和汉中是四川的两个出口。历史上重庆一般都是中央直辖,中央派入重庆的人如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央的意图,其结果都不好。元朝时汉中划归陕西,把这条逐鹿中原的路封死了,这样就大大压缩了四川向中央闹独立的战略空间,中央的管理就可以进入四川。反之,外人也不容易进去。

苏洵对四川地形并不看好,他说,四川地形“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苏轼也认为:“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李自成进了四川,发现地形不对,就出来到了陕南并随后进了北京。毛泽东进四川,发现地形不行,马上出来,到了陕北,后来也进了北京。只有两个姓张的都喜欢四川,一个叫张献忠,一个叫张国焘。张献忠在李自成撤离北京后,于1645年进四川,1646年就被满清灭掉了。如果不了解这些,那就再看看蒙古可汗,蒙古大汗蒙哥战死在钓鱼城下。蒙古人横扫天下,但在山地不行,山地里马用不上。张国焘比蒙古大汗如何?不行吧。但张国焘不听毛泽东的劝说。张国焘说进四川后如不行再到西康去。大家知道乾隆打大金川、小金川用了整个四川的力量还打了个不了了之,张国焘要真去了,其结果可想而知。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非常熟悉,当年在湖南办夜校时告诉农民兄弟:你们将来搞革命要学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毛泽东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只有知道这个,知道北京的地理位置,华北的地理位置和中国整个形势的关系,才能搞好北京的保卫工作。毛泽东是知道这些的。张国焘对这些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学革命理论都是非常“潮”的。看他的回忆录就知道,他当年在北京搞“五四运动”时,喜欢“潮”,很有“范儿”。

张国焘要回四川去,毛泽东在电报中说不能回去,说回去将是“瓮中捉鳖”。现在我们可以假设,1935年张国焘带队伍真的回了四川,那1937年12月蒋介石入川后,张国焘还能跑吗?不管怎样,张国焘横竖不听,最后勉强带西路军西去新疆,几乎全军覆没。

带着红军到了陕北的毛泽东。到达甘陕交界时,毛泽东指着陕北说我们不走了,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句话充满了地缘政治智慧。司马迁说:“夫作事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句话没有对错,就是经验。中国人的经验要高于理论。司马迁这句话从古到今屡试不爽。长征是东南开始,现在到了西北,所以毛泽东说这就是咱家,不走了,他知道这个地方能成事。历史真是妙不可言:中国改革开放不是从东南出发吗?现在又回到西北,新时代开始了。

注释:

[1] 司马光:《进通鉴表》。

[2] 司马光将国家分裂看作万恶之首并以此为通鉴的开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韩、赵、魏“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它导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宋神宗在为通鉴写的序中也认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毛泽东说:司马光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3] 在这些政治家中,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尤为偏爱。在他故居藏书中,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在这些书里,到处留下他阅读、圈点、批注的手迹。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护士孟锦云推荐《资治通鉴》这部书,要求她认真阅读。毛泽东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部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毛泽东晚年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书中有不少页都被透明胶贴住,上面留下了他多次阅读的印迹。(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6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摘自《经济导刊》2018年第一期,本文根据张文木教授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所做的第34期演讲整理而成。张文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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