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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裕 王雅洁:明代外交——一视同仁 咸乐其所 
作者:[张兆裕 王雅洁] 来源:[《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8日 14版] 2017-12-22

     明朝与周边及世界许多国家有着广泛的交往,谱写过对外交流的辉煌篇章,也经历过曲折和低谷。其外交继承了传统朝贡外交模式,又注入新的内容。在新航路开辟后,明朝朝贡外交受到挑战,在逐步成为世界经贸交往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失去了主动融入、引领世界潮流的机会。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法古哲王之道,飞报四夷酋长,使知中国之有君”开启了对外交往之路。朱元璋明确表示对各国要“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即对各国平等相待、彼此各得其所,以期达到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的目标。秉承这个理念,洪武时期友好交往成为中外关系的主导原则。

  明朝仍然沿袭了传统的朝贡外交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朱元璋强调“际天所覆,皆朕赤子”,各国对明朝应有尊崇的态度,具体表现包括朝贡和“通音问”等。事实上,明朝更看重的是朝贡的象征意义,而不是朝贡的物品,认为关键在于心诚

  在确立朝贡体制的过程中,朱元璋表现出天下共主的责任意识,对各国事务比较关注,但始终强调各国自行处理内部问题“听彼自为声教”明初外交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制定了“不征之国”的国策。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宣谕群臣,海外各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因此“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他的这个思想在《皇明祖训》中得到进一步明确,除“西北胡戎”外,其他包括朝鲜、日本等在内的15个国家被列为不征之国。朱元璋认为,“限山隔海”的各国“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因此后世子孙不可自恃强大,贪一时战功。确定不征之国,表达了洪武时期的外交在保证本国安全的前提下,与周边及各国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

  朱元璋的外交理念和实践奠定了明朝外交的基础,其政策也得到后世的继承。明成祖说:“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这与朱元璋的外交理念是一致的。

  永乐时期的朝贡外交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明王朝通过持续的远航,密切了与各国的关系,招徕了大批朝贡国家,各国朝贡之使充溢京城馆舍,其中仅国王亲至明朝的就有11位,而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一次来朝的就有16个国家、1200人。从而谱写了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壮丽篇章,成为明代外交最为辉煌的时期。

  频繁的朝贡外交促进了中外贸易往来。如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在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诏和赏赐后,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与当地民众进行贸易。在阿丹,“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交易”;在祖法儿,其国人皆将乳香等“来换易纻丝、瓷器等物”。而各国来朝贡的目的之一也是与明朝进行贸易。

  永乐时期,明朝在周边各国友好交往中发挥了很大的主导作用首先,支持各国通好。永乐二年(1404年)有暹罗去琉球通好的船只飘到福建海岸,当地官员没收了货物。朱棣闻之说“不幸遇风,正宜可怜,岂可因以为利!所司其治舟给粟,俟风便遣赴琉球。”其次,调节各国间的纠纷,保护弱者。永乐元年占城使者入贺朱棣即位,并控诉被安南入侵掳掠之事。朱棣遣使前往安南,赐以绒锦、织金文绮等,并告诫安南王要息兵修好。暹罗在地区事务中恃强凌弱,引起各国不满,并报告明朝。朱棣即敕谕暹罗国王说:“占城、苏门答腊、满剌加,与尔均受朝命,比肩而立,尔安得独恃强拘其朝使,夺其印诰?”让其送还使者,归还抢夺的印诰。此外,明朝还对阻隔海上通道的海盗进行打击,如郑和剿灭海寇陈祖义等,保持海道畅通,保护商旅往来。永乐时期的外交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远方万国,无不臣服”,但也有一些值得改进之处。如过于强调“厚往薄来”政策,增加了明朝的经济负担。

 明代《坤舆万国全图》上的中国南海与东南亚诸国)

  宣德以后,明朝外交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招徕朝贡者的航海活动只在宣德后期进行过一次,而对陆路朝贡使团的管理也持续加强。成化时期,明宪宗与一些官员试图恢复航海活动,但遭到朝臣的抵制而作罢。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葡萄牙船队发现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弘治十一年(1498年)左右,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东西方之间的新航路。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满剌加,明朝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就此丢失。新航路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也使明朝的朝贡外交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

  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派出的使臣乘船到达广东,这是明朝与西方使者的第一次接触。广东官员奏闻朝廷,得旨令其回国。后几经曲折,使臣始终没有获得觐见皇帝的机会,最终在嘉靖时病逝于中国。

  两国首次交往的失败,固然有葡萄牙使团在明朝境内的一些恶劣行径造成不良影响的原因,而根本上则在于明朝视葡萄牙为朝贡体系的破坏者而予以回绝,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其维护原有朝贡体系的一次努力。为此,明朝还出台政策,“不賫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这就阻断了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与明朝正式交往的可能性。随之而来的,是海上走私贸易的发达,以及海上贸易集团对沿海地区的骚扰。

  此后,明朝广东地方政府明确了葡萄牙商人居住澳门的政策,隆庆初年明朝在福建漳州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出海贸易。但直到明末,明朝中央政府始终没有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式关系,而原来朝贡体系中的国家或被殖民者占领,或受到重重阻挠,能够继续保持往来的渐渐只剩下朝鲜等少数周边国家。

  明代的朝贡外交经历过辉煌,也遇到了挑战,其面对风云变幻的时代而固守始终不变的理念,最终失去了主动融入世界潮流的机会,这段历史给人以思考和启迪。

  朝贡外交是当时相关国家共同认可的模式,明朝统治者一视同仁、各得其所的外交思想,既视天下为一体,彼此存在广泛的关联,又强调彼此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体现了广阔的视野和胸襟,有利于人类的团结与世界的和平。这是宝贵的思想财富。

  明朝外交的成功,积极主动、勇于开拓是重要原因。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西亚、欧洲和北非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在众国林立、国情各异的情况下,为了共同的利益,有条件的国家应该有所担当,共谋发展。同时也必须坚持国际交往中的双赢原则。只顾本国利益,将失去国际伙伴;一味“厚往薄来”,难免影响自身发展永乐时期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即为明证。

  明中期以后朝贡外交遇到的困境,显示出统治者对变化了的世界反应迟钝,以及对外部世界变化过于消极的接受态度。尽管在新的国际大势没有充分显现之时,要求明朝人对正在变化的世界给予准确预测是不现实的,但与外界保持经常性接触,而不是抱残守缺,才能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并积极调整和应对,最终形成新的应对方式和外交模式。

    (作者:张兆裕,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雅洁,系廊坊师范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8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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