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近代西方国家崛起为海洋大国所依托的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因而也是工业大国的必入之地，现在也是中国政府倡导的海上丝路的必经之地。

但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特别是马汉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

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青藏高原的存在使中国天然具有了优于英美的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地理优势。

中国依靠全球战略制高点青藏高原，尽占两洋地利。这种地缘优势——如能在青藏高原远望印度洋中部迪戈加西亚岛上的美国空军基地，或由此反视青藏高原，我们就会对中国在印度洋所具有的地缘政治的天然优势毫不怀疑——又使中国得以避免了英美国家为获取世界优质市场和优质资源、能源而不得不劳师远涉西太平洋和西印度洋的困境，并由此可以避免英美国家通过建立漫长的海上岛链的方式推进中国海权。

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最有效的制海权是有大陆板块依托，因而可以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制海权。中国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弹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两洋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由此反观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而产生“岛屿链”思维，实属无奈之举。

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首先要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或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所具有强大的海上反作用力的优势，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沿海已具有的强大的空防力量，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可弥补了被西方人认为的海权技术上的短板。有利的地理位置，大大降低了中国处理海洋事务的成本，并因此有远比西方国家更从容的等待时间。

中国所独具的“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地缘政治优势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权”神话，它使中国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视角，这就是：中国是一个天然具有海权资质的大国；帮助西方涉远来到印度洋的是工业，而帮助中国就近步入印度洋的则是上帝。

目前中国尚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权技术大国，但中国以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会比西方英美国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权大国行列。由此，“海洋自信”，继而“海权自信”应是中国文化中的应有之义。

具体地，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在对外战略利益特别是海洋战略利益方面，要尤其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革新：

一、要学会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表述

西太平洋关乎中国重大的主权利益，又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线，在全新的视角下，我们对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建设也会有革命性的变化。

1958年10月6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起草《告台湾同胞书》中告诫美国人说：“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并修改陈毅报送的《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一文再次强调“西太平洋”的概念。毛泽东写道：

所有西太平洋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实在说不出理由的。所以总有一天，不论迟早，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如果美国人自己不走，硬是要无限期地赖在这些国家的话，那末，总有一天，各国人民要起来把它赶走的。

毛泽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两次用“西太平洋”的概念，显然是有成熟的战略考虑。我们可沿着毛泽东从中国视角提出的“西太平洋”的构想，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式表述。其中，用“西太平洋中国海南方海域”表述南海中与中国主权相关的部分水域，用“西太平洋中国海东部海域”和“西太平洋中国海北部海域”表述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东海和黄海水域。这样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政策倾向，并以此推动中国人对中国海的整体认识。

根据英美等海洋国家海军建设的经验以及中国近现代失去台湾后即失近海制海权并由此反遭大规模入侵的教训，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南海、东海、黄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编为统一的西太平洋舰队指挥体系实属必要。在这样的海上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想象的事。

台湾回归祖国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国的核潜艇才可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中国内陆安全的压力将会大幅降低。

二、要牢记：中国国内安全是一个相互联动的整体

如果说在明朝之前，中国东南安全与西北安全紧密联动的话，那么明朝之后，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日益紧密地与东部，特别是东北部安全相联动。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大的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啸聚之地，缅甸之于中国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清末，中国东部出现乱局，英俄境外势力也加大对西南地区的打劫。1902年，英日签订《英日同盟条约》，1903年10月英印军队便向藏边发起攻击并于年底进占拉萨。1907年8月31日，英俄签订协约，调整了各自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协约把伊朗分为三部分，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中部划为“缓冲区”；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附属国，规定双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个协定表明俄国退出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争夺。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西康设省已刻不容缓。1938年11月22日，行政院议决西康准予建省。在中国东部被日本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急需打通滇缅公路，于1937年10月始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而所有这些举措得到有力执行，西康省的设置功不可没，而以西藏为重心的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在中国境内的存在则为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外敌入侵提供了坚不可摧的后方支撑。

鉴于这些历史的经验，毛泽东始终将中国东部安全与西部安全、继而东北安全与西南安全联系起来考虑。1953年，就在朝鲜停战协议即将签字的前夕，毛泽东即从抗美援朝前线抽调秦基伟至云南，当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1959年中苏交恶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为了消除大三线建设的外围干扰，1962年，毛泽东指示在西南中印边境发起自卫反击战，有力遏止了印方对我方边界的蚕食。1969年3月，中国在东北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珍宝岛针对苏联入侵发起反击，随后毛泽东迅速将目光移至中国大西南，12月1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西藏阿里地区工作的指示》，指出：“阿里地区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三、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存在比例也有一个“黄金分割率”

“黄金分割率”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的美学定理。他曾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1：0.618的比例最完美。事实上，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存在也有一个天然比例。

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中世纪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同期，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间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强力插入中亚地区，部分地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来的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中亚伊斯兰诸国和中国（1：0.5/2：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能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国、蒙古帝国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英国、沙俄、苏联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试图填充中亚，其结果也都是短命和失败的。如果将中亚战略力量比喻为欧亚高地的“堰塞湖”，那么，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在近代以后还有俄罗斯，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接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及向其他战略力量坍塌的方向扩张。今天出现大规模涌入欧洲的“难民潮”与欧盟分裂相伴而生便是这一规律的历史再现。

认识欧亚大陆战略力量“黄金分割”规律有利于我们看清欧亚大陆此起彼伏的战略力量消长规律及其成因，并由此认识在这个规律作用下中国国力在中亚地区伸张的极限。而认识国家力量的极限，是成熟和成功外交的前提。

麦金德先生以天才的想象提出了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理论，由于他没有认识到欧亚战略力量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黄金分割”规律，以致他的理论成了英国将国力延伸到中亚和印度洋并由此造成大英帝国的衰落诱因。凯南、布热津斯基步麦金德后尘，他们的理论更成了将美国驱至印度洋和中亚并由此造成美国衰落的元凶。

四、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有着独特的定位，不能任意夸大和缩小

美国和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因其拥有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而拥有超强的生存能力和超强的反侵略能力，它们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是“真老虎”；但作为帝国，它们也为其巨大的本国版图所拖累，它们又是“纸老虎”，其扩张和帝国控制能力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与俄罗斯和美国不同，中国不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却是决定主角间输赢的关键砝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战败和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决定了世界格局，而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只是加强了雅尔塔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政治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在大陆中心国家和海洋边缘国家之间，中国砝码的倒向——相对于法国、德国而言——对于两边平衡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在世界变局中扮演着“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a camel's back”即“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五、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下进行

李斯特说：“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历史上因赢而败的战争要比因败而赢的战争多得多，这是由于战略制定者没有把握好资源和战略目标在特定空间距离间的匹配关系，以及利用地理阻力实现战略与目标之间矛盾转化的节点。与欧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由中心发生的地缘形势相反，亚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围绕中国展开，这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亚洲的中心和重心。中国又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一个近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东接市场财源西接工业资源，这种天然优势使中国不需劳师涉远就可获得国际优质资源；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陆国家，受四面牵制，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导致另一方向受到相应挤压及不得不做出的相应的战略收缩。根据亚洲的地缘政治的特点，伴随国力增长，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下进行，笔者认为：“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应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述，而做到了这几点，国家基本就可行稳致远和长治久安。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亦将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与此相应，中国地缘政治研究需要告别“言必称希腊”的心态，回归到“中国的月亮与外国一样圆”的基本常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