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赴香港参加了纪念回归20周年的系列活动，又来到秀拔奇伟的武夷山水之间。

坐落在景区边松竹林中的瑞泉岩茶厂，请我和福建省国际友好联络会宋会长一行喝茶。好客的茶艺姑娘冲泡了大红袍中的素心兰、岩香妃、肉桂……博得我们一次次赞赏。这时，茶厂的黄老板手握一支金黄色纸包出现了，说“我给你们品尝一种独一无二的茶，是用五六种岩茶专为南老——南怀瑾先生拼配的大红袍。”我接过纸包看，上面果然有熟悉的老师墨迹“瑞泉号”三个字，左下落款是“九四顽童南怀瑾”加红色印鉴。

“你见过南怀瑾先生吗？”我问。

“没有。”黄老板遗憾地说，“我们是通过他的弟子供茶，南老觉得比台湾铁观音更对口味，还为茶题写了名号。”

这款茶果然别致，不仅香清色浓味醇，茶水似乎发亮，咽入喉后，满嘴甘味生出一股奇妙的灵气，让我陷入神驰念想。我也是在90年代中有幸拜会南老师的，那是一生中一个最困难的时刻。

1995年冬，我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驻港已近两年。虽然南老师在香港潜光隐耀，但他的“亦儒非儒”、“是佛非佛”、“推崇道家又非道家”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才学，早已如雷贯耳，而且对他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贡献，也曾从汪道涵会长那儿略有所闻。我托请一位与南师相熟的朋友引见，附电话号码、便笺递上数月无回应。不料11月底，我因揭露末代港督彭定康临撤退前假充“好人”、给未来香港埋钉子，以每年27%的速度连续5年大幅提升社会福利、而且扬言还要搞5年，我指斥这是个阴谋，好比在崎岖山路上开高速赛车，用不了多少年可能“车毁人亡”，遭到了恼羞成怒的彭定康和一众港英高官强烈反击，一星期内炮制上千篇大小文章围攻我，更使我难受的是一批不明真相的老头老太也被挑动，举着破轮胎到中代处门前“抗议示威”。在这面对内外压力的艰难时刻，我接到了南老师办公室的来电，老师决定约见我。

我惊喜地得悉，原来南老师的会客场所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谈判楼，同在一条坚尼地道上，仅隔了4栋楼宇，谈判楼是28号，一座筑在小山包上的意大利式二层小楼；老师的会客公寓是36号B，第4层楼。

按铃一进门，就看得见大玻璃窗外郁郁葱葱的香港公园，转身面对是一幅很大的庄严美丽的彩墨国画，几乎满墙壁都是画面上的一池荷叶莲花，画作的左上方恭正隶书着禅意深邃的十个字“一华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后来才知道，画和字都是老师的高足、二位台湾艺术家所作。老师应该很欣赏这幅画，从香港的坚尼地道到庙港的太湖大学堂，都在会客厅里挂着它。也许老师希望每一位来客都能用心感悟到，大千世界里的一花一叶虽然渺小，但同样涵盖着时空间万有之共性，即释迦牟尼佛所揭示的佛性，不必执迷于因个体现象而起的种种烦恼。

第一次拜会，老师就让我和他坐在“茂盛的荷花池”对面。我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神清气朗的老师，倾诉作为外交官维护至高无上国家利益和未来中国香港特区利益的艰难，以及由此遭遇的憋屈。他点着支烟，微微笑着，有时点一点头，那种小说里描写的仙风师表，令人如沐春风。

然后是我聆听他的教诲。他直入正题，侃侃而谈，分析当下香港局势，肯定我的立场观点，全非老夫子式的说教。他领我站了起来，走到客厅朝海的窗户前说，收回香港是何等艰难的世纪大事。你对英国人不要客气，但有的时候也要忍一忍，心气要高，心态要平和。要和香港的记者们多些联系，经常请他们喝喝茶，你缺钱我可以给你……

在他的言谈中常常妙语连珠，还有精彩的旁征博引、名句典故。见我反应迟钝时，就操起纸笔写下明示，自从首次拜会的17年里一以贯之。为此，我得幸珍藏了除老师的亲笔信函、赠我著作扉页上题称的“陈佐洱老弟”外，积有20余件墨宝。

例如为我励志，他曾写下明末清初“岭南三忠”之一陈邦彦之子陈恭尹的诗句“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界限华夷”，用诗人对南宋陆秀夫在珠江出海口崖门抱帝跳海的悲壮凭吊，喻意今日珠江口上的香港260余岛仍被洋夷强占的屈辱史实。陈的诗基调悲壮，感慨遥深，我至今记得老师一字字书写、讲解的情景，更加觉得肩负收回香港的重大责任。

大约是1997年的6月下旬，由于连续5个昼夜艰苦谈判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能否以及怎样提前开进香港、以防止7月1日零时出现防务真空问题，有将近一个月未及造访老师。当中英双方达成一致的消息公布于世，我立刻抽空去老师府邸。我要告诉他，几天前，谈判陷入最难僵局的那个深夜，我在会议小休的coffee time，独自走出谈判楼，在花园的大榕树下转圈踱步，脚下是车人穿梭的坚尼地道和香港公园，海风吹得头顶上的树叶瑟瑟响，心绪烦闷的我折身东望老师寓所，多想即温听厉，再接受些提点。如今在中央指示下，经双方努力，取得了圆满结果，应该向老师报喜。

果然，当主宾围聚在“人民公社”晚饭桌旁时，老师让我“作报告”。南老师府上的晚饭历来谁在谁都能上桌，流水席，大锅饭。据说上世纪70年代在台湾讲学时就这么习以为常，那位“总政战部主任”王升曾戏称为大陆的“人民公社”之“吃饭不要钱”。老师总是安排我坐在他右手边的位子。他自己吃得很少，几粒花生米，几筷子小菜、鱼，一小碗粥。他喜欢听学生们自由开放地谈古论今，只有在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的时候，他才会像从云端飘然而下，用炉火纯青的平和语气，一语中的给出个答案，而且往往是幽默的，深入浅出的，带着警语、典故的，这是饭席最精美、丰盛的精神佳肴。

已经是香港回归屈指可数的日子，厅堂里洋溢着热烘烘的喜气，话题由我军先头部队将踏上被强占去156年的领土，转到英国的“日落”、香港的明天。老师和大家一起兴致勃勃地批判背信弃义的“三违反”者彭定康，又为我在两张记事纸上写下宝贵墨宝，一张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指彭定康为一己私利，搅局香港平稳过渡；一张是巧改二字，推陈出新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佳句：“谈笑间，胡虏灰飞烟灭。”随着老师收起笔端，在场的所有人一阵哈哈大笑，笑里尽是扬眉吐气，充满自豪。

                                                                        （待续）

（作者简介“陈佐洱先生为全国港澳研究会创会会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出版有回忆录《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及散文集、译著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