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将至，这是中国共产党第96个生日。而隔台海相望的中国国民党，创建已逾百年。百年长路，国共两党的命运变迁、此消彼长，令人感慨与深思。 

近读著名华文作家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三《关山夺路》，本书详细记载了从抗战胜利到败退台湾三年多时间里，传主时任一个国军基层军官的亲身经历，极具史料价值。

这三年多时间，可谓世界史上最具戏剧变化的一段焦点时间，因抗战胜利攀至历史声望最高处的蒋介石政府及其庞大的军队，却在自己发动的内战中兵败如山倒，政权也随之崩溃，黯然退守台湾。

无数学人把这三年多时间，横剖研究，条分缕析，相关成果蔚为大观，而王鼎钧的回忆录，则从一个亲历者的耳闻目睹、所思所想，还原了历史真相，形象而又深刻地告诉后人：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鼎钧。

01

王鼎钧生于1925年，被誉为“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师”，从1992年到2009年，历时17年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关山夺路》系回忆录第三部，也是最精彩的一部，从抗战胜利后在陕西投笔从戎开始，到携老父自上海登舰逃亡台湾结束，跌宕起伏，颇具传奇。

抗战胜利后，作为学生兵，王鼎钧意气昂扬，决意为国效力。他辗转陕西、南京、上海，到沈阳当了一名宪兵，参加了日军投降后沈阳的接收工作，目睹无数怪现状，尽是国民党败亡之预兆，从满腔热血，到心灰意冷。

辽沈战役开始前，他托关系到秦皇岛改行做部队后勤，纯属混一口饭吃了，而后在平津战役中当了解放军俘虏，被释放后徒步穿越华北，抵达上海后与失散多年的父亲会面。在隆隆炮声中，攀船逃亡，被人一推，差点跌落大海，绝望中伸出一臂，幸好勾住栏杆，又有人拉了一把，“一推一拉，历尽生死福祸”。翌日，上海解放。

▲1950年，25岁时的王鼎钧。

在这本回忆录中，记载的许多事，匪夷所思，而又真实存在。譬如，王鼎钧离开沈阳宪兵部队到秦皇岛后勤部门赴任，用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当时秦皇岛是国民党军队支撑东北战场补给的重要后勤基地，基地上尉军需王鹤霄辞职离任，由王鼎钧来顶替他的名字，他在书中写道：“我必须记住：官兵薪饷名册里的那个王鹤霄，就是我。”

旧人走，新人来，为什么不办正常的任免手续呢？王鼎钧分析说：

“其一，如果办公文报上去，说王鹤霄辞职了，上尉军需出缺了，上级机构可能不容分说‘空降’一个人下来，老板的眼睛里无异渗进一粒沙子。其二，即使老板可以照自己的意思用人，他要用的人，譬如我，资历不合，上级也是不准。”

王鼎钧是山东兰陵人，王鹤霄是河北徐水人，“为了防备点名检查，我时时默念我叫王鹤霄，河北徐水人，徐水在保定之北，北京之南，东面天津，南面石家庄。太行山有一条河自西北流向东南，经过县城，徐水因此得名。徐水的特产是黄瓜和老醋。我也时常提醒自己，我的妻子姓许，两个孩子叫大宝二宝。”

当时王鼎钧并未婚配，连女友都没有，为何冒出妻儿来？原来：做了军官还可以领到眷粮，依规定，每人最多不得超过四口，于是一律按四口申报。

“我在名册上立刻有了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实际有眷的人领实物，实际无眷的人领代金，代金的价格低于实物，中间的差额也归老板。为防虚报冒领，要附全家照片，主办人替我找来三个‘演员’，我付给演出酬劳法币一百五十元。”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

可见，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人事方面，“造假”盛行，猫腻甚多，俨然已形成产业链，上中下游一条龙，其核心还是这支军队历史悠久、臭名昭著的“吃空饷”。王鼎钧经历的，是吃空饷2.0版。他写道：

“真王鹤霄虽然是个上尉，假王鹤霄却只能领少尉的薪饷，两者的差额由会计部门存进老板的账。我完全没有意见，我知道，我若不来乞食，这份上尉的薪饷全部归他所得，现在他分一大部分给我，并非我分一小部分给他。”

书中多次提到的“老板”，是他所在部门的一把手。是的，“老板”比“长官”更适合此人身份，他真的把当官当成了一门油水丰厚、处处商机的生意。这样的“老板”，当年遍布军中，大大小小，比比皆是。

王鼎钧身不由己做这一切时，“心里觉得十分别扭，忽而有得救的感觉，然而又充满罪恶感。我又能怎样呢，以前政府骗我，我无法选择；现在我们集体欺骗政府，政府也无法选择。”“王鹤霄”这个名字，他用了很多年。

“冒名顶替”衍生了许多悲喜剧，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开始清理整顿，有些人再也无法变回自我，等到两岸能够来往，“大陆上的父母到台湾找儿子，找到一个假儿子。或者真丈夫有个假身份，没法接妻子到台湾见面。”

充满戏剧性的是：王鼎钧后来在台湾，居然碰到了一起拍全家福冒充他妻子的许小姐，那情形，也是蛮尴尬的。

02

读罢《关山夺路》，顿悟啥叫“雁过拔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年国民党军队百分之四十的军费，用来支撑东北战场。王鼎钧感叹说：从未想到军粮运补的方式如此粗糙而原始，手续繁复而不精确，每一步手续都有侵吞的机会。他披露了军粮被侵吞的整个过程：

第一步，运粮的轮船进港，起重机卸下米包，每次十包，临时放在码头上。全船一共运来多少包，接粮的单位对‘包数’要负责任。依照规定，准许有“船耗”，如果船舱漏水，一部分粮米潮湿霉坏，可以由船长出具证明，申请报废。于是每一艘运粮船的船舱都进水，每一位船长也都愿意证明，没听说哪位船长拒绝合作。为什么每一艘轮船都会漏水？政府从未监督改善。

第二步，每一包米都要过磅，计算这一船米有多少公斤，接粮的单位对“斤数”要负责任。俗话说，两只碗同样大小，把满满一碗水倒进另一个空碗里，不会仍然满碗，依照规定，装船时允许有损耗，卸船时也允许有损耗，按路程远近定出百分比，于是每一船粮米都可以短少一些，完全合法。

第三步，一包一包军米过磅以后，由码头工人背上火车。工人手里拿着一把铁钩，先把铁钩插进麻袋，用力向上一提，接着一转身，另一个工人两手捧起麻袋，向上一送，整袋米驮在背上，这时铁钩在麻袋上拉出缝隙，大米哗啦哗啦流到地上。地上早已打扫干净，从地上扫起来的米仍然是好米，可是依照规定，这些米受了污染，需要整理，整理时有进一步的损耗，两斤折合一斤。每一船米都会有相当数量的“污染米”。工人为什么一定要用那把铁钩？政府从未过问。

第四步，军粮装满火车，再一节车厢一节车厢过“地磅”，地磅装在铁轨上，称出整节车厢的重量，扣除“皮重”，求出“米重”。我一直纳闷，既要分包过磅，又要整厢过磅，这种设计有何必要？两种重量的差距又将如何对待？这个秘密，我始终没有窥破。

上述种种手法，并不高明，却盛行无忌，可见“潜规则”已经完全盖过了规则，风气之劣，可见一斑。

▲存放“废米”的仓库

王鼎钧还披露了一件十分拙劣却一本正经地干着的事：如果船上运来的不是大米而是面粉，又是另一种玩法了。因为面粉只问多少袋，不问多少斤。除了船舱漏水生产废面以外，所有的面粉立即运到特设的仓库，这个仓库由老板最信赖的军官管理，最信赖的工人操作，其他人一律不得走近。若是老板调动，新老板必定要带自己的人来上任，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仓库。

王鼎钧没有进过这个仓库，只是听说，这间仓库除了存放“废米”，有一间密室，四壁光洁，地上铺着细纹的席子。工人把一袋一袋面粉放在席子上，用藤条抽打，面粉从布袋纤维间飞出来，落在席子上，再扫起来，装进空袋里，由老板待机分配。据说每一袋面粉抽打多少下都有规定，抽打的力度角度都有训练，瘦身后的一袋面仍然是一袋，交出去没有困难。

虽然是公开的秘密，但老板和他的心腹们，做得还是很隐秘。王鼎钧有一次在二楼的办公室凭窗下望，看见一个满身雪白的工人经过，那天他疏忽了，没有换衣服，就胡乱走动。王鼎钧就看到过这一次。

03

兵站、粮站，是国民党军队的肥缺，《李宗仁回忆录》中曾记载，如果部队要补充武器弹药，必须向兵站行贿，尤其是杂牌部队。如果不行贿，即使蒋介石批准，也休想从兵站拿到一点补充:：

“第5战区新编王认曲师，获准得新枪1000支，就卖掉200支，以所得款贿赂兵站仓库官员。而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赞绪，虽有蒋介石亲批手令领械，不贿赂也一支领不到。”

同样是在回忆录中，李宗仁还记载了抗战胜利后自己任北平行辕主任时，因国民党官员垄断了城内的粮食供应，名满天下的大画家齐白石，家中竟然买不到下锅之米，只能求助李宗仁。后者也无法指挥控制粮食的部门，只好下令，从行辕人员的配给粮食中抽出一份，定期送到齐白石家。

李宗仁一度是国民党二号人物，高高在上，他的感受，又哪有基层军官王鼎钧那般真切？

国民党内大大小小的“老板”们，是如何通过军粮牟利的？王鼎钧写道：每年一次或两次，部门依法处理“废米”，照例由三家大粮行竞标，上级派员全程监督。

“依照规定，派下来的官员阶级一定要比我的老板高，他和我的老板必须没有历史关系，也没有亲戚关系。这些规定都没有发挥作用，他们虽然没有历史关系和亲戚关系，他们却像电影里的黑帮人物，尽管素昧平生，只消一个手势，一句暗号，立刻产生完全的默契。

他们都熟悉音乐和舞步，可以一见钟情，佳偶天成。高级首长派谁出来干这趟差事，就是看某一个老部下生活太清苦了，给他机会找些外快，当时叫作‘调剂调剂’，也许由他顺便带些油水回来分享。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关系超过了同乡同学同宗。”

贪污不法行为，却在冠冕堂皇中进行：监督者先视察仓库，他看见“九千斤废米”(实际是六万斤好米)，他做市场调查，证明“底价”的价格合理，他亲自主持开标，亲眼看见得标的粮商把“九千斤废米”运走，他负责证明这一切，千真万确。

但是，事实上三家粮行共同接下这笔大生意，他们以低价买去六万多斤好米。“可以想象，偌大一笔粮款，绝非老板可以独占，许多人都会有一份。”

应该说，防弊的规定如此周密，作弊者破解跨越易如反掌。当时民间有顺口溜来形容国民党军队后勤部门的黑暗：“从粮(良)不如当仓(娼)，当仓不如直接税(睡)!”

“我虽已放弃一切理想，仍然不能甘心接受这样的现实。”王鼎钧叹息。

在国共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如此糜烂的国民党，有何胜算？《关山夺路》中颇多意味深长的细节，都指向两个字：“烂根”，王鼎钧明白：所效力的政权与军队，并非部分长官的问题，上行下效，已经从根子上烂掉了。

他写道：他们部门从秦皇岛撤退后，住在塘沽一个小镇上，房东女儿俊秀，同事中一个押送员调戏她，回到办公室和死党计议如何弄她上手，“我想起了古人说的‘恶徒从来爱村姑’，我想起了当时民间批评国军的顺口溜：‘见了壮丁他要抽，见了钱包他想搜，见了女人他要勾’。东北的百万共军即将入关，华北的局势岌岌可危，还有这等人不知死活。”

他写道：他在天津一役中被俘，获释后，一群人如过街老鼠般走在天津农村，突然，一群农民揪住一个被释俘虏拳打脚踢，“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居然犯了老毛病，随手拿了人家一个鸡蛋。”

04

《关山夺路》中有一个专门的章节名为：贪污哲学智仁勇。

一个官中小贪官，特地给王鼎钧讲了他的“贪污哲学”：“合情仁也，合理智也，不必合法勇也”。贪污需要勇气，“合情合理不能合法”，这是王鼎钧当年同事长官的共识。

王鼎钧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官场生态，以及贪官们的三道防线：

大家有不成文的盟约，若是一个贪官倒下来，揭开来，所有的加盟者都成一网之鱼，他们必须互相保证人人可以全身而退。也正因为如此，依法的数目必须竭力扩大，他必须计算各方打点之后还能剩下多少，他必须筹划怎样使加盟者皆大欢喜，结果贪得越多越安全，这是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万一官司上身，推给部下承担，只要部下说一句“这是我干的，上司不知道”，上级顺水推舟，贪官金蝉脱壳。东方文化有“替死”的传统，首长平时注意物色人选，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有一个年轻人，朴实率真，讲忠讲义，没有才能见异思迁，有一点把柄可以掌握胁持，首长就提拔这个人，把他放在他自己不能达到的位置，由他感恩戴德，火中取栗。如果首长坐牢，他也该坐牢，他一人坐牢可以大事化小，首长还可以照顾他的家小，供应他在狱中的需要，安排他出狱后的工作。王鼎钧一度特别担心，自己被选中。

最大的恐惧是部下挺身检举。倘若“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法网恢恢，那就启用第三道防线，没什么了不起！抗战时期，国府本有《惩治贪污条例》，明文规定要没收贪官的财产，胜利后检讨战时法规，认为这一条很像是专制时代的抄家，不合时代潮流，于是彻底修正，贪官失去权位，仍可以保有财富。“我曾听见一位官太太在打牌的时候说：‘我们这一辈子和下一辈子吃不完也喝不完，什么都不怕!’她的丈夫因贪污判罪，正在狱中服刑。”

作为基层军官，王鼎钧深知国民党腐败已如绝症，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第一人”的蒋介石，知道吗？其实他完全知道，但他又有什么办法？他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来改变。

▲孔祥熙

1944年，案值高达20多亿国币的“美券贪腐案”被披露后，蒋介石暴跳如雷，但对此案腐败之源头、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他一点辙都没有。孔是他的姻亲。他只能在日记里怒骂孔：“可耻之至”、“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是的，他气得都不能午睡了，但也仅此而已。

国民党全方位的腐败，已经整个绑架了国民党，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蒋介石，还是沦落尘埃的王鼎钧，都无可奈何。

在彻底崩溃前夜，国民党的“文胆”陈布雷自杀，他曾满怀梦想，至此全部破灭，他很绝望，“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会儿。”

陈布雷名字之由来，是因为高中时面庞丰满，被同学们戏称为英文bread(面包)”，于是他就以谐音“布雷”为名。他死时，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双颊瘦削，形容枯槁。

油尽灯枯——这是陈布雷的遗容，也是当时国民党败退台湾前留给历史的表情。

▲陈布雷与夫人

05

天津解放后，王鼎钧当了俘虏，他得以近距离观察解放军，他的情绪是很复杂的：这些年轻的战士，形容疲惫却精神健旺，装备粗陋但斗志昂扬，穿着土布军装，面容灰暗，只有腰间插着一双新布鞋，“兵贵神速，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

王鼎钧心头有个疑问：“个别看，解放军哪里是雄师？何以集体表现席卷江山？当时被俘的国军军官陷入沉思，没有答案。”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67年之后，北大教授潘维给出了答案：

“当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什么？两党的目标似乎没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曾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

第一，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第二，国民党要扮上帝，给人民‘送慈善’；共产党则要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让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了新军阀，就完不成平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为上帝。当共产党感动了这个上帝，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上帝就帮共产党‘移山’。

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减租减息’，到真正实现‘平均地权’，共产党时时惦念每家每户的疾苦，人民也就坚决支持共产党，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到共产党手里……”

潘维这段话，写在《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中的序言里，序言题为“要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

党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党的生死存亡和事业成败。这就是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