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双方全方位综合国力的比拼，因此能够影响战争结果的每一个要素都要重视，不仅仅是国防军力和经济实力，战争前后的舆论宣传也是关键要素之一。

日本在近代以来的历次对华战争中，都极为重视舆论宣传“文化侵略”，并且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这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因此，我们必须分析透彻日本侵华战争中“文化侵略”舆论战的演变逻辑和套路方法，才能在未来针对性地予以提防和反击。

明治维新后，日本利用国民教育致力于化中国为“支那”

日本自公元六七世纪开始学习中国隋唐体制构建古代国家，形成本土的神道教与外来的佛教和儒学融合的意识形态。到1603年德川家康建立稳定幕府封建制度后，日本文化体制确定以儒家为主，神佛为辅。

在这个漫长历史时期，日本满怀虔诚地甘为中国的学生，从政治体制到文字、文化都努力模仿学习，直到现在日本还保留着这重要学问门类：汉学。

1543年，三位葡萄牙人在日本南部的种子岛登陆，开启了欧洲文明向日本传入的时代。他们带来了一样改变日本战国时代进程的东西，就是火绳枪（和铁炮）。

接踵而来的是天主教。天主教在日本发展非常快，甚至有些地方的诸侯也皈依了天主教。德川幕府感到巨大威胁，实行严厉的禁止天主教的措施，残酷镇压天主教徒，直到1633年开始实行锁国政策。

不过，中国与荷兰的商船不在限制之列。之后，允许荷兰人把非天主教的西方书籍带入日本，逐渐形成名为“兰学”。

此后，汉学、“兰学”（以荷兰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并驾齐驱，对日本从政治到民间影响深刻。

面对这种局面，代表日本本土文化的国学迎合日本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异军突起。国学学者们把他们解释的古代日本传统当作“古道”加以绝对化，并排斥包括汉学在内的外国文化，本居宣长（1730-1801）集其大成。

本居宣长在1790年发表的《驭戎概言》一书有这种表述：

应该把中国和朝鲜看作是西方蛮族（戎），由君临万国的天照大神创造的国家日本来统治。

并且，大赞丰臣秀吉派到朝鲜侵略的日本武士。他这种日本中心主义和内尊外卑的立场，对日本明治维新和之后的军国主义思想都影响很大。这已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摧枯拉朽般地把“中国”化为“支那”埋下伏笔。

1868年，明治天皇取缔幕府制度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西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史称明治维新。

在这样的背景下，“兰学”便逐渐稳居上风，日本学者转而批判东方文化。他们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已经落后了，必须由日本民族带领更新东方文化，改弦易张，学习西方文化。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著作中常见的中国称谓乃是“汉”、“唐”、“中土”、“中国”以及相应朝代的名称，如明、清等。一般日本人也一直喜欢使用含有“汉”或“唐”字的名称来统称中国或中国人。这里面带有一定的尊崇心理。

而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却自上而下地变革国民教育，推动用“支那”来取代中国之称谓，并蓄意加上蔑视侮辱意味。这主要有三层意思：

◆ 日本要取代中国成为亚洲周边的王者，徒弟要干掉师傅，那么首先就要名正言顺。中国，顾名思义有中央之国的意思，而中国也历来把其周边称为蛮夷之地，比如日本在《后汉书》中，就是东夷的倭国。日本因此便禁止中国称谓，以源自印度梵语的英文词China音译“支那”来称呼中国，支的本意是分支、末端，称呼中国为“支那”，日本反而貌似成了文明大国。

◆ 日本借用古时印度对中国的称谓“支那”，有自诩文明同时蔑视近代中国愚昧落后之意，且通过舆论向西方国家灌输这种日本文明、中国愚昧野蛮的印象。

◆ 日本把中国改称为“支那”也有预谋侵略掠夺中国领土之考虑。远在侵华战争发动数十年前，日本当局出于分裂中国的野心，以其“历史地理学家”进行所谓考证后又扬言，“支那本部”只有长城以南的十八省，“满蒙”、“回部”(新疆)和西藏都不在其范围之内，侵华后炮制伪“满洲国”恰恰以此为理论根据。当时日本称“支那人”又只限于关内的中国人，对关外的中国人则绝不以此相呼，而称为“满洲人”、“蒙古人”等。

王拱壁先生的《东游挥汗录》（1919年），有下面这样一段话，主要记述了日本以调整国民教育把中国蔑称为“支那”的事实。

“倭人战胜前清以来，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且多方解释支那二字适可代表华人之蒙昧者，于是支那二字乃风行三岛，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等教育早已灌输入其国民之脑海。”

日本要实现侵略中国最终目的，就务必要把日本青年人对中国的尊崇和好感化为鄙视和厌恶。因此唯有借助国民教育进行青少年全方位的洗脑，培养侵华“杀人机器”。日本之狠毒与谋深，可见一斑。

从甲午海战到侵华战争，日本收买媒体制造有利“侵华”舆论

最早系统全面地提出侵华方案的是日本学者佐藤信渊。他提出了“日本先攻取满洲，然后“经略”整个中国”的计划。自此到20世纪初，日本学者、文人一直蠢蠢欲动，在学术文章中赤裸裸地宣扬侵略中国的强盗计划。

同时，他们非常注重收买媒体（买口）尤其是西方媒体以获取西方对其与中国发生战争时予以支持。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就秘密聘请美国《纽约论坛报》记者豪斯，为其营造日本是"文明之代表"，树立日本旨在帮助朝鲜将"野蛮"清朝驱逐出境的"正义形象"。

甲午战争中，日本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军的西方记者、尤其是《纽约世界报》的克里曼进行了大量报道，震撼世界。

但是，日本随即采取高强度的危机公关，居然彻底扭转了在西方媒体上的不利形象。日本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表演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

攻占威海后，日本还在英国国际法专家面前“演戏”，救治中国战俘并在随军记者的见证下释放他们，礼送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以此在国际上树立“文明国家”的形象。

当然，清政府对舆论的漠视、声音的缺席，是令日本能够为所欲为的关键因素之一。

由于常年的歪曲报道，使甲午战争被日本美化成了“中国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专制和独裁中得到解放”。

日本在战前便积极对西方媒体和记者进行公关。日本先后与西方多家通讯社签订协议，不惜使用金钱收买、欺骗等卑鄙手段收买西方记者为日本发布通稿。

在日本的特别经费领取名单中，当时的四大通讯社，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德国沃尔夫通讯社、英国路透社及美国的美联社均榜上有名。

日本外交档案记载了不少细节，如外相青木周藏曾特批从秘密经费中支出1000万日元(约合500两白银)，作为支付给哈瓦斯通讯社的额外报酬，以换取其对日本提供的任何稿件进行无条件播放。

日本文献记载，当时为让英国路透社发布一次日本策划的新闻，日本每次付给606英镑。

在日本巧妙而有效的宣传战下，西方国家的舆论很快倒向了日本一边，“拿了手软，吃了嘴短”，西方“笔杆子”有力地配合了日本的“枪杆子”。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启侵华战争之前，日本本国出版的书籍中，有大量关于我国国民性的研究内容。

翻阅《支那民族性的解剖》《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等书，不难发现，日本文人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在我国“国民性”中，在他们笔下对“支那人”的描述中，充斥着愚昧、残忍甚至变态等词语，中国人的形象被糟蹋得体无完肤。他们的行为，正是为日本长期占领和奴役中国寻找根据和对策。

战端开启后，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实施“文坛总动员”，大批“从军作家”开赴中国前线，以笔为枪为侵略战争推波助澜、摇旗呐喊，成为“舆论战”和“思想宣传战”的生力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方面称其为“支那事变”，并在《论支那人》等文中提出“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等口号，表明日本将文化侵略与武力侵略相提并重。

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日本利用随军记者的大量不实报道混淆视听，并通过行贿、欺骗等方式，收买无良的西方媒体记者掩盖大屠杀事实。

一名日本兵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

“支那人不如一头猪，猪还可以杀了吃肉，支那人却什么用处都没有。”

多年教导仇视中国的国民教育把无数日本青年塑造成了这样的侵略战争杀人工具。

1945年6月29日，汪伪政权机关报《中华日报》曾有过这样的报道：

"皇军经过河南农村，正值大麦长成时，皇军不忍破坏中国农民的耕种成果，宁可选择在国军布满地雷的道路前进也不进入耕地，皇军宁可自己冒着危险……"

此类报纸的这种肉麻吹捧有没有“催人泪下”的感觉?

当时辛辣讽刺此类报纸的漫画

还有此类媒体报道：

"以前谣传皇军杀光、抢光、烧光，这次华北方面军下达了"三勿"主义：勿烧，勿犯，勿杀，纪律落实到每一个士兵，无论进驻何地，井然有序"。

"无论哪一个城市，哪一个村庄，皇军一到不出几日，逃散的居民就纷纷回来，原因何在?因为日本兵对每一位中国老百姓都很和蔼。”

侵华期间，日本媒体甚至刊发这样的照片：日本士兵背中国老妪过桥。以塑造一种中国人在日本统治下相互亲善的假象。

▲日军背中国老人的照片

贯穿日本侵华战争前后，日本一直用“支那”来称呼中国，用“支那人”来称呼中国人，跟“东亚病夫”一样带有蔑视侮辱意味，意图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日本战败后，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1946年责令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日本政府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其后，“支那”这一称谓开始从日本政府的公文里、学校教科书中、媒体中消失。这也宣告这一波侵华战争文化侵略舆论宣传正式告终。

日本右翼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舆论宣传战火再起

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学者成为日本人战争反思的主体阶层，并在反思中造成分化：大部分人承认战争的罪责，另一小部分右翼学者则为侵略战争开脱，拒不认错甚至大肆美化。

这部分右翼学者在20世纪50～60年代是极少数，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右翼政治势力的庇护下迅速抬头，并日见猖獗。

最近十几年来，由于种种综合性的、复杂的原因，日本右翼人士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历史上日本一些学者不断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献计献策，而现在又有一些右翼学者文化人在重蹈历史覆辙：

他们蓄意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煽动反华情绪。有人鼓吹中国威胁论，有人宣扬中国崩溃论，有人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肆意歪曲、丑化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

一个姓小林的漫画家连续出版了三卷本《战争论》和一卷本《台湾论》的漫画论集，为日本的侵略历史全面翻案，发行数百万册，成为日本近几年的最大畅销书之一，影响极为巨大和恶劣。

特别是更有人将近年来中国人民对日本右翼政治的不满，蓄意夸大为“反日”，故意在日本人民中制造中国全民“反日”的假象。

这些都不能不令人联想起19世纪末之后的日本的所作所为：

那时，有人鼓吹中国（“清国”）威胁论；有人宣扬支那灭亡论；有人指责中国社会制度野蛮落后不开化，因此需要日本把先进文明输入中国；有人则历数中国“支那国民性”的种种丑恶，证明中国人民的堕落；更有人故意颠倒日本侵华与中国排日、抗日的因果关系，夸大日本人的受害，扬言出兵“膺惩暴支”……

现在，一百年过去了，历史与现实的某些相似，不能不令人把两者联系起来：果真有人要使历史再来一个“轮回”吗？

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可以认为，当代日本右翼学者的反华言论，是历史上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种变相、一种延续、一种当代形式，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文化挑衅。

日本右翼分子的代表当属石原伸太郎。他多次大放厥词，蔑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并鼓噪日本应国有化钓鱼岛，给中日关系蒙上战争阴云。

2003年7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就石原慎太郎“支那”言论回应称：

“我们对石原慎太郎再次公然发表攻击中国、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论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

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妄图炒作“支那”引发中日民间争端的舆论战图谋。

不仅仅是日本右翼分子利用“支那”来制造舆论事端。“港独”“台独”甚至大陆某些人都把“支那”作为投向中国的匕首。

◆ 2016年9月，台湾大巴司机仇恨社会蓄谋制造火烧车惨案，26名大陆游客遇难。在火烧车惨剧出现后，部分台独分子竟用“支那贱畜”、“支那人死太少”、“支那猪死的好”等言论来羞辱攻击陆客。对此，大陆海协会长质疑台湾当局为何对这种反人类言论置之不理。

◆ 2016年10月12日，在香港立法会新一届议员宣誓入职仪式上，两名年轻议员身批写有“香港不是中国”英文字样的蓝色横幅宣誓，其中一个名叫梁颂恒的人还在宣誓时故意把中国读成“支那”，他们的宣誓因此被判无效。

◆ 2008年，重庆一个即将开业的火锅馆竟取名“支那”，引来邻居和网友们谴责。一名自称该火锅馆老板的22岁男子，向媒体表示取名“支那”是工作人员失误，希望通过媒体向民众道歉。在火锅馆门口，男子为了显示自己道歉的真诚，更是手举道歉信跪下。

◆ 还有网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发言即“支那”“你支”“你豚”……

综上所述，“支那”是日本文化侵略舆论战的要害概念，经过几十年造势，用“支那”称呼中国已经公认带有侮辱蔑意。

虽然时至今日，“支那”已经近乎死词，但仍有对崛起中国充满敌意的日本右翼分子不时使用，甚至港独分子、台独分子也用“支那”来挑衅，对此，我们应当保持警惕并坚决斗争。

中国人自信自强，就更要对于抹黑诋毁祖国的“支那”之类言行据理力争并让其付出代价，从而让这类辱华言行渐渐绝迹。

2014年7月1日，在右翼政客安倍的运作下，日本内阁决议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也就是日本在没有遭受攻击的情况下，它也可以主动发起战争，中日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为美化侵略历史，一直在加强外宣攻势。据媒体报道：

日本外务省2015年年度预算申请内容8月27日出炉，日本共同社透露称，为了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日本外务省在预算申请中列入了增设共15处驻外使领馆所需的经费，外宣经费比2014年度预算拟增加约500亿日元；

日本政府外务省还利用“推特”等社交网站，包括在中国微博上宣传日本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和历史认识等问题上的立场。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形式主张接受“支那”称谓的发言，难道不都是亲痛仇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