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监国朝鲜

  将大院君释放回国，是清廷一个“自以为是”的决定。前文说过，韩王和闵妃之所以有“亲俄”倾向，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反感大院君的回归，而清廷却对此并不了解，反而自作聪明地认为，大院君返韩，能够有力“制衡”具有“亲俄”意向的闵妃集团——如此做法的结果自然是南辕北辙，朝鲜与清朝间的“宗藩关系”自此产生裂痕，它独立自主的愿望愈发强烈。

  1885年10月5日，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到达仁川。时隔三年，再次踏上故土的李昰应悲哀地发现，韩廷竟未派一人来迎接他这位“太上皇”！不仅如此，他的三名贴身仆从还被冠以“壬午余孽”的罪名处死！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袁世凯的极大不满，他立即发出电报诘责韩廷。迫于压力，韩王只得于次日派人去问候迎接。

  27日，袁世凯和李昰应来到汉城郊外，李熙早已在此设帐迎候，但父子相见，竟无言以对，引得围观群众一片惊骇，袁见此亦颇感失望。不过为了大局着想，袁依然努力弥合闵妃集团和大院君的裂痕，一面开导韩王夫妇要遵守“孝道”，另一面劝李昰应不要再干预政事，安心颐养天年。在护送大院君归国的同时，袁世凯又顺便呈给韩王《摘奸论》一篇，论述清朝对朝鲜的“恩泽深厚”；俄国对朝鲜的野心，说明朝鲜只有依靠宗主国大清才能获得安全，希望以此打消朝鲜与俄国通款的念头。

  袁世凯送回大院君，返津述职期间，被正式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从名义上看，袁在朝鲜只是一个主管“商务”和“外交”的“常驻代表”；但实际上，作为“上国钦差”，他对朝鲜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几乎是无所不管，因此当时西方国家的驻朝使节几乎都认为他是“帝国的总督”——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

  1885年11月21日，袁世凯正式在汉城履职，开始了他的“朝鲜监国”生涯，他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阻止俄国对朝鲜的觊觎。

  早在1884年“甲申政变”过后，韩王因惧怕中日再度交兵，便在穆麟德的牵引下，派使臣金镛元等人出使俄国，与俄使密谈，希望俄国对朝鲜进行“保护”。最终，朝俄于1885年1月达成了“密约”。然而朝俄之间的“秘密外交”，却被清朝的吉林珲春副都统伊克唐阿所侦知。

  李鸿章接到消息，立即命令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质问朝鲜，于是穆麟德怂恿朝鲜寻求俄国保护的阴谋渐暴露于世，引起列强的广泛关注。当时英国正在阿富汗与俄国竞争激烈，见俄国有意向朝鲜半岛渗透，遂于1885年4月占领朝鲜巨文岛加以对抗。日本也深恐俄国吞并朝鲜对己不利，于是一改之前同清朝敌对的政策，反而“帮助”清朝解决“朝俄密约”问题，鼓动清朝对朝鲜施压。而当时俄国的战略重心正在阿富汗、中东及巴尔干，远东地区的兵力相对薄弱，不敢同中、英交恶，所以吞并朝鲜的决心并不坚定。

  1885年6月9日，俄国外交官士贝耶来到汉城，准备跟朝鲜政府履约，但由于清廷的压力，朝鲜此时已态度大变，坚决不愿“履约”，一无所获的士贝耶只得悻悻而返。不久，李鸿章通过袁世凯向韩廷施压，将此次密约事件的罪魁祸首穆麟德免职；又将当初与俄国秘密谈判的金镛元、金光勋等流放，“朝俄密约”这才告一段落。

  密约虽然没成，但朝、俄之间却依然“眉来眼去”。英国强占巨文岛后不久，朝鲜又风传金玉均要从日本借兵“反攻”，韩廷闻之大惊；而大院君的归国，又让韩王夫妇对清朝大失所望，因此他们又萌生了寻求俄国保护的念头。

  在此种情况下，韩廷的“亲俄派”迅速抬头，他们不仅积极向韩王和王妃阐述获得俄国保护的“好处”，还经常出入俄国使馆与俄使韦贝密切联络。不久，被“亲俄派”说动的韩王下令将金光勋等人召回，商讨与俄签约事宜。不过，闵氏外戚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事大党”的闵泳翊却对“联俄”这件事大不以为然，他向韩王、王妃进谏多次无果后，便将此事密报给了袁世凯，袁指示他继续向韩王“诤谏”。未几，朝俄间的“暧昧”之事再次曝光，英国驻朝总领事贝德禄为挑拨中、朝、俄的关系，并欲借中国之力消灭朝鲜“亲俄派”，便和闵泳翊伪造了一份加盖朝鲜国玺和领议政沈舜泽印章的“密约”，然后由闵转交给袁世凯。

  袁得此“密约”果然大怒，他随即指示掐断朝、俄之间的电报线，阻止两国继续联络（在袁世凯的干预下，朝鲜电线邮政的创建与管理，几乎为清朝所垄断）；之后向李鸿章发去电报，认为韩王李熙“一心背华自主”，建议清廷“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李鸿章得报后，虽认为事态严重，但恐怕“废立”之事兹事体大，容易引起列强干涉，便先令驻俄公使刘瑞芬在彼得堡打探有关“密约”的消息，又与醇亲王奕譞上奏请示慈禧太后。最后，经过清廷高层的商议，决定派出七艘军舰前往朝鲜附近游弋“以壮声势”，但是否执行“废立”，不得鲁莽，要视情形而定。

  不过，袁世凯为索回“密约”，却对韩王搞起了“逼宫”——他伪造了一份清朝将派重兵赴朝的电报恫吓朝鲜，称“圣朝东顾，仁至义尽，何负于朝鲜？有此一举，显系背华。如天朝震怒，将兴师问罪，未知韩何以应！”，又指使李昰应进宫“泣奏大王大妃（朝鲜宪宗之母赵氏，朝鲜的大王大妃，相当于中国的太皇太后，因朝鲜为中国藩属，故降格称之），痛陈利害”——这出“假戏假作”，把韩廷弄得上下震恐，君臣父子哭作一团。

  正当韩廷上下感到大祸临头的时候，事情却出现了转机。驻俄公使刘瑞芬经多方打探后，向李鸿章报告称，俄国坚决否认跟朝鲜有所谓的“密约”。再加上韩廷一口咬定“密约”为小人伪造，更流放了几位“亲俄派”大员以表明忠心，李鸿章便觉得追究下去再无意义，于是指示袁世凯见好就收。

  是年8、9月间，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谕令韩王要“屏斥奸佞，亲近贤臣”；李鸿章、袁世凯也各自作书呈给朝王，讲明朝鲜“事大”的各种好处，又借机迫使朝鲜起用“铁杆事大派”金允植执掌朝鲜外署。朝鲜经此一吓，至甲午战争前，再无引俄之事。

  在此事件中被卷进来的俄国，见识到了中国保护朝鲜的决心，又怕中英联合对抗于己，便不想再趟朝鲜这道浑水，于是联合英国向中国做出保证：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两国绝不侵占朝鲜领土，保持朝鲜现状。如今后他方做出改变朝鲜现状的行为，将出面调停。英军也就此撤出巨文岛。

  朝俄密约事件虽然以对中国有利的局面结束，但由于袁世凯的“图谋废立”及“逼宫”，导致很多“事大派”官员改变立场，朝鲜与清朝的裂痕也越来越大，于是没过多久，又出现了“朴定阳事件”。

  “密约事件”后，闵泳翊与袁世凯决裂，他因避罪而出逃香港，“事大”立场也大为转变，于是向韩王和闵妃提出，朝鲜应该向各国派出公使，以“示自主于天下”。接替穆麟德担任朝鲜外交顾问的美国人德尼极力赞成这一意见（美国政府的对朝政策是“门户开放”，不希望任何一个强国控制它，所以一直希望朝鲜“独立”，德尼正是在执行这一政策），积极帮助朝鲜筹划此事。1887年8月18日，韩王正式任命朴定阳出使美国，沈相学出使欧洲五国（后来因沈病，改任赵臣熙）。袁世凯得知此事之后，认为朝鲜派出跟清朝地位一致的使节，有损“上国”体面，于是设法阻挠，同时又将此事电告李鸿章。同年11月，李鸿章为朝鲜遣使拟定了《应行三端》，大意是：“朝鲜使节到达外国后，应当去中方使馆“报道”，然后由中方使节带领前往该国外交部；遇到大型活动或者宴会，朝鲜使节应跟随中方使节之后；遇到重大外交问题，朝鲜外交官应与中方商议。”

  一心要“独立自主”的朝鲜，对清朝提出这“三端”大不以为然，不过为了应付清朝，只能是“阳奉阴违”，结果出使美国的朴定阳根本就没遵守这三项规定。

  袁世凯被朝鲜的行为再次激怒，他严厉指责韩王“用人不当”，韩廷君臣面对气势汹汹的“袁总理”（当时朝鲜君臣对袁的称呼），只能是推诿搪塞。最后朝鲜迫于压力，将朴定阳免职（不久又起用）。而赵臣熙因惧怕袁的专横，到达香港后便偷偷溜回国，结果由此获罪，被韩王革职。

  袁世凯自1885年在朝鲜任职以来，为了维护清朝的“宗主权”，将朝鲜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都牢牢控制在手里，成了朝鲜的“太上皇”。再加上他为人跋扈，时常仗着自己是“上国钦差”，直闯宫禁，责难韩王，使得朝鲜君臣难以忍受。因此，袁在韩的最后几年，跟朝鲜政府的关系日趋恶化。就在袁世凯跟韩廷每日相争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场改变东亚格局，乃至世界格局的民变在朝鲜爆发了。

  公元1894年2月19日，朝鲜东学党徒自全罗道兴兵起事。是年，为中国旧历甲午年。

（四）黯然归国

  “东学党”本是个宗教团体，其初代教主崔济愚为对抗基督教等“西学”的“入侵”，融合儒、释、道三家的一些学说，创立了所谓的“东学道”。这个新兴宗教，因教义简单通俗，又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所以在一般民众之中传播很快，尤以南方的全罗道、庆尚道、忠清道信徒最众。不过，“东学道”的迅速传播却深为韩廷所忌，于是被朝鲜政府认定其为“邪教”，并加以取缔，其教主崔济愚亦遭处死。其后东学党虽有起事，但都遭到镇压——而这不过是更大暴乱来临前的先声而已。

  1892年5月，朝鲜官员赵秉甲出任全罗道古埠郡守，此人贪残暴虐，激起郡民不满。1894年2月19日，当地东学党首领全琫准率众揭竿而起，3月，全军攻陷古埠，周边郡县的东学党也竞起呼应，不久，即聚众至数千人。

  乱事的持续扩大，受到了韩王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命洪启薰为两湖招讨使，率领京军八百前往平乱。全琫准自知难与官军正面交锋，于是采取迂回战术，官军疲于奔命，三周之内竟连败三役。未几，东学党又攻陷李氏的“龙兴之地”——全州，消息传来，韩廷大震，遂准备向清廷乞援。

  日本政府得知朝鲜爆发民变后，大喜过望，认为这是与清朝决战，夺得朝鲜的绝佳机遇。为了引诱清廷派兵入朝，并以此制造衅端，日本暗中派遣浪人组织“玄洋社”混入东学党推波助澜，扩大民变规模；又令驻朝使馆一级书记官杉村浚会见袁世凯，暗示日本希望清廷派兵助剿，且不会出兵干涉。作为“上国钦差”的袁世凯当然认为“宗主国”应当出兵帮助“藩属”平乱以树立威信，而杉村的谎言又将他的顾虑打消，因此，袁便积极鼓励朝鲜向清朝借兵。

  此时，韩廷的绝大部分官员都认为朝鲜已无力平叛，必须借兵。6月3日夜，朝鲜正式发文向清朝求救。次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即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淮军1500人从陆路进入朝鲜；同时又令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济远、扬威二舰前往仁川援护——当然，清政府也按照当初的约定，将出兵之事照知日本。

  日本政府得到照会，马上派驻朝鲜全权公使大鸟圭介带领420人的“护卫队”向汉城进发，并持续向仁川增兵。朝鲜政府见清朝和日本同时大兵压境，大感局势不妙，为了让两国撤军，便和东学党展开了谈判，而东学党本就是“逐倭灭洋”“不反国王”的，所以官民一拍即合，达成和解，持续了四个月的东学党之乱就此平定！

  叛乱的迅速平息，让大鸟措手不及，此时日本的持续增兵已使列强颇有微词，自觉“师出无名”的大鸟只得跟清朝代表袁世凯展开撤军谈判，不久即达成协议。但此协议遭到一心开战的日本政府断然拒绝，外相陆奥宗光暗示大鸟称，日本将采取一个“强硬的措施”（即发动战争），要他尽力拖延撤军，并寻找开战借口。

  大鸟与袁世凯经过多日的虚与委蛇，终于找到了一个“何患无辞”的驻军理由——与清朝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李鸿章、袁世凯为了避免战事的爆发，开始苦劝朝鲜政府进行“改革”，而此时驻朝日军已达到八千，在人数上已远远超过清军!

  袁世凯见日军不断到来，随即转变了妥协的态度，他立刻向李鸿章、叶志超发出电报，建议清廷调大军入朝，以期逼退日军。李鸿章此时虽已发现日本的开战野心，但他深知如今的淮军已是暮气沉重，今非昔比，倘真的开战，恐怕不是日军的对手，所以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了俄、英调停上。为了在外交上取得先机，李并未采纳袁世凯的建议，停止了增兵。俄国接到清廷的求助后，虽答应调停，但并无实际动作；而英国则没料到情势恶化如此之快，甚感为难，只好出面当和事佬，呼吁中日共同撤军，但日本人并不买账。至此，李鸿章期待的外交希望彻底破灭。

  随着日军的不断到来，大岛的态度愈发强硬，他一再向朝鲜政府和清廷质问“朝鲜是否为清国藩属”，又向朝鲜政府提出所谓的“改革案”二十七条，要求限期答复。袁世凯眼看大势已去，一面火速派人将家眷护送回国内，一面接连向李鸿章发去电报，要求回国。李起初并不同意，但在袁的兄弟世彤等人的四处活动，以及袁的“以死相逼”之下，李鸿章终于改变了主意。19日，袁世凯经过一番易装后，悄然离开汉城前往仁川，乘船归国，昔日风光无限的“朝鲜监国”至此黯然离去。

  袁世凯离开汉城仅仅四天，大鸟圭介就带兵攻占了朝鲜王宫，扶植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组建起亲日政府。7月25日，李昰应在日本的胁迫下，以韩王李熙的名义宣布朝鲜“独立”，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并“邀请”日军将清军逐出朝鲜。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此战以清朝的惨败而告终，东亚的格局也就此改变。

  战败的中国失去了自秦汉以来延续了二十个世纪的东亚霸权，这个“老大帝国”的脆弱与颟顸，在战争中更是暴露无遗。此后，立宪、革命、农民起义的浪潮此起彼伏。1912年2月15日，清帝退位，中国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帝制也就此终结。此后，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内战、外战，至1949年，满地疮痍的中华终于涅槃重生。

  战胜的日本则依靠战胜后获得的巨大利益迅速崛起，之后又于1904年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一跃成为世界级强国。随着国力的增长，日本人的野心更是不断膨胀，最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让他们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代价。

  在中、日、韩三国的博弈拼杀中，最大的输家无疑是韩国。甲午战争结束后15年，已经“独立”的“大韩帝国”被迫与日本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彻底沦为殖民地。二战结束后，日殖势力退出朝鲜，但这个“四战之地”的半岛，却再次成为大国角力的战场，至今南北分裂，不得统一，令人唏嘘。

（五）后记

  最后，还是说说袁世凯这个人吧。自近代以来，凡提到袁世凯，几乎都是一边倒的“差评”，被描述成“窃国大盗”“封建大地主大买办的总代表”，可谓是要多反动有多反动，这一切可以说都源于他那场著名的“开倒车”——“洪宪帝制”，所以只能是“袁郎至今有遗臭”了。

  倘若除去“洪宪帝制”，再来看袁世凯这辈子，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治世之能臣”。作为一个继承曾国藩、李鸿章衣钵的晚清新派官僚，袁世凯最大的理想便是“救国”，所以，他能在波云诡谲的朝鲜折樽冲俎，维护清朝的“宗主”地位；所以他能在清朝的最后十年里，排除万难，推行“新政”，甚至推动“立宪”；所以他能在清廷无可救药的时候，诱迫清帝“退位”，和平终结帝制——假如袁世凯就此功成身退，后世国人岂不视他为“民族英雄”哉！可惜可惜，以袁世凯的为人，他岂会急流勇退？

  袁虽是个力推新政，兴办实业的“改革派”的先锋，但骨子里依然是受帝制影响至深的传统官僚，他跟他的先辈“曾左李胡”们一样，有着“家国天下”的抱负，但也同样热衷于争权夺利、以权谋私、耍弄权谋——这与强调“分权”“限权”，讲究“宪政”的民国，自然是格格不入。

  让一个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人来当“中华民国大总统”，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袁大总统亲手终结了“专制”，却又自己搞起了“专制”，还要更进一步，黄袍加身，于是只好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袁克文这句诗，是对老父的无奈劝告，更是对“洪宪帝制”的最好注脚。

  历史的进步是需要代价的，像袁世凯这种“半旧半新”的人物，是那个剧烈变革年代的“特殊产物”，风云际会下，被推到历史前台，却又“认识有限”，无法顺应历史潮流而动，所以只能被“革命”、被淘汰，最终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这大概就是袁世凯们的宿命吧。（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