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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懒政、党祸蔓延、吏治腐败:从明朝亡国看今日中共的反腐运动 
作者:[叶龙] 来源:[文化纵横微信公众号2017-04-08] 2017-04-09

[导读]自十八大以来,中共采取严厉措施,自上而下开展反腐运动,以至于中央强硬表态:中国的反腐运动将是长期的,由此彰显出中共高层对反腐运动之决心。近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组织创作的当代检察题材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其被称为“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剧”,更是反映出中国政府正在从不同渠道推进反腐运动,稳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根基。为什么中共中央要耗费如此大的心力,开展反腐运动?反腐的必要性何在?钱穆先生曾就懒政、腐败和党祸对明朝亡国的影响,作出过深入浅出的分析,或对我们理解今日中共的反腐运动有所助益。


明代之政事

明代废相后,取消了中书省,保存了中书舍人的官职,只是个七品官,处理文书而已。也取消了门下省,保存了给事中的官,虽是七品官,但有封驳之权。尚书省不再设令、仆的官,升六司尚书成部级官员,秩二品。为了帮助皇上处理文书,另设内阁大学士。当时设立大学士者有四个殿,为中极、建极、文华及武英四殿。另有两阁,即文渊阁与东阁。

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洪武十七年九月中旬,八天之间,给事中张文辅收到给皇上的奏折计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共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所以君王如要独裁,一定要龙精虎猛,不然一个月收到的奏折将达到三千件以上,即平均每天要看并处理一百件公文。每件公文有三件事以上要办。这个君王要有铜头铁臂,不然一定吃不消。

所以,明成祖以后,由翰林院的侍讲、侍读、编修、检讨等官员协助皇上阅卷,称为“内阁”。

永乐、洪熙两朝,皇上召内阁密商,但批答仍由皇上亲笔。成祖时有解缙、胡广入文渊阁助皇上阅卷。仁宗以后,有杨溥、杨士奇、杨荣称“三杨”,以东宫师傅旧臣资格兼内阁学士衔,地位较前为隆,其他百僚地位均在内阁学士之下了。

至宣德时,内阁可用小票墨书,贴在奏章封面代皇上御批,谓之“条旨”。

至于皇上写诏诰起草,唐时有中书舍人,后由翰林院的翰林即内阁学士代拟。明代的中书舍人只是七品小官,专职书写而已。明代多数亦由内阁大学士起草。

明代的大臣,如内阁大学士,不易见到皇上。如宪宗成化以后,一直到熹宗天启,前后共一百六十三年,其间只有孝宗弘治在位数年曾经延访过大臣,而世宗、神宗二十余年来并不视朝,大臣也从未见过皇帝。《万历野获编》记述一个笑话道:宪宗患较轻微口吃之病,所以与大臣很少对话。有一天,召内阁学士万眉州安、刘博野吉、刘寿光珝等人见宪宗,当皇上与他们谈到时政时,他们均不能应对,只懂得叩头呼“万岁”而已,因此有“万岁相公”之谑。明代中叶的帝王多数不见群臣,赵翼的书中也有记述。

所以明代中叶,各君王与大学士诸大臣很少相见,相见也不过视朝数刻,君或不识臣,臣或不与君王交一言,君臣之间只是“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总之,明代君王昏惰,明代政情安得不乱也。

由于皇上懒理政事,于是历朝权臣,时有产生,如世宗时,有夏言、严嵩操弄大权。严嵩控政弄权达二十年之久。明代君王有的实行重法,有的则荒怠不理政事,这都足以使权臣弄权。内阁学士之权最大是票拟,但不能直接见君王,中间隔着太监。

明代太监弄权

明代的皇帝并不亲赴内阁关注政务,只是让内阁学士票拟,此票拟必须由太监递上,因此司礼监之权,往往超越内阁学士,意即太监之权比宰相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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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时之太监刘瑾专权更甚,大臣凡有奏议,竟有改易者。刘瑾这个司礼监,每月呈给武宗皇上之奏疏,必定趁皇上正在嬉戏时,于是令皇上厌烦,不欲理政事,便斥责道:“我用你来干什么?现在又来烦我,快走开。”其实刘瑾本意就是想造成此现象,则他便可乘机弄权矣!于是,每有奏事,刘瑾便代皇上裁决,不再告诉皇上。但刘瑾不学无术,批语荒唐,靠其助手焦芳替他润色。为此事,大臣李东阳首上疏皇上告状,谓刘瑾窃得皇上批答之权,而抵制他们内阁大臣,非常痛恨。其实洪武时曾铸铁牌,挂于宫中,谓:“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但永乐开始,太监就弄权了。此后太监弄权日益嚣张。因此,以后内阁学士等大臣想把握政权者,往往先得交结内监。即使是为皇上信任权重一时的张居正,当时亦不得不交结太监冯保。

清儒黄梨洲言:明代政府之败坏,乃自明太祖废宰相始。明代一面废相,一面施行严刑峻法。如太祖时设锦衣卫狱;永乐时设东厂,由宦官管治;宪宗时设西厂。武宗时,由刘瑾管西厂。神宗时,由冯保管“内厂”,即是变相的西厂。魏忠贤时,兼设内、外两厂,刑罚更毒。这些成为皇帝的私法庭,可不经政府司法机关,私自处分朝臣,甚至虐杀,其权均操于太监之手。

总之,永乐年间,设立内监协助有功大臣处理军纪事务,需太监更多。派军出征边疆时亦派太监为监军,协助边塞的巡视,因此太监权力遂侵入于军事。

其后,明代皇庄之管理,矿税之查收,还有上供、采造等有关财务的措施,也让太监插手,又如永乐中郑和下西洋,侯显出使西番,马骐镇压交趾,都用太监出使。到熹宗时,司礼监魏忠贤大权在握。有浙江巡抚潘汝桢者,竟为魏忠贤在天启六年立生祠,可谓马屁逢迎,无所不用其极。亦有建议将魏忠贤配孔子者,实在十分荒唐。到崇祯年间,重罚搞事内监,有充军者,有处决者,有革职闲住者,太监弄权乱政之风遂被压抑。

明代之党祸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太监弄权,谄媚之风大盛,造成政局混乱。如严嵩当国时,朝中士人认他为义父者多达三十余辈。张居正患病时,朝中几乎全体大臣都为他设蘸祈福,朝中及地方官吏一致出动响应,只有一个顾宪成守正不阿,坚决不参与阿谀奉承。此种反谄媚阿谀之风影响及于讲学之书院,于是张居正出而尽力摧毁天下书院,魏忠贤则前后两次杀六君子十二人,于是明之党祸开始大兴。

由于明代政权黑暗,贿赂极盛。王振弄权时,有朝臣见他,必须付出巨金,才可获得升迁等好处。当王振籍没时,在他家中搜出金银六十余库,玉一百盘,珊瑚六七尺长者二十多株。又如太监李广死后,明孝宗搜查得众大臣贿赂给他的黄金白银各千百石。刘瑾失败后,抄家查得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其他珍宝无数。刘瑾弄权不过六七年而已。严嵩为相二十年,籍没时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余万两,珍宝无数。

当时不但朝中大臣要贿赂,即州县小吏,亦要用钱买位。每逢户部发边饷,早上一取出,下午就搬进了严嵩府中。输边者只有四成,馈嵩却有六成,即嵩之家人亦馈赠达数十万。当时政府库房积存已不足以支付边饷一年之费,而嵩所积存之金银财富却可支用多年。嵩本籍为袁州,却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等地达数十处。又如陈演罢相,无法带走其所积存之财富,遂为闯贼所得。于是遂兴起党祸,流寇随处乱窜,明室之国脉安得不岌岌可危。

明代之吏治

明代虽已取消门下省长官,但仍保留六科给事中。凡有圣旨下来,必先经过六科给事中,凡有不当之处,六科给事中有权驳正,再发给部,称为“科参”。其下属不敢违背科参而自我行事。给事中亦有权参与廷议大事、廷推大臣或重罚大臣。

因此,如果君王贤明,则学校贡举制认真推行,翰苑制度认真培养人才,使地方官僚以及民众人人奋发有为。故自明太祖以来,吏治清明达百余年。当时之地方官,常有人民乞留而留任,且有升官者,由地方小吏升为中央大官者比比皆是。亦有由中央尚书出任为地方布政使者,由侍郎升任为参政者,并重罚贪吏,故明代之吏治,实超越唐宋之上,几乎有两汉之风也。即使到明代晚年之英宗、武宗时期,仍然民心安定,亦少贪渎之吏使然。

但严格来说,英宗天顺以后,巡抚地方大员渐渐专权自大,使监司、牧守不能畅所发挥其谏政,遂造成重内轻外,即中央政府特受重视,而致忽略于地方政府之施政。

又如明初沿袭唐代之府兵制度,自京师一直到郡、县皆设置卫所制度。凡地方上一郡所,连郡者设卫。大约以五千二百人设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设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设百户所。地方上由都司统领,中央由五军都督总管。遇作战时,命将任总兵官,统领卫所之军兵。战事完毕,则将上所佩印交还给中央,官军各回卫所。每军给田五十亩,如田肥者减为三十、二十亩,如田瘠者则增为百亩、七十亩。最盛时卫所军达百余万,中央须供应粮饷五百余万石,官俸兵粮均从此出。故明太祖曾自负地说:“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较魏晋时期为优。

此外,明代洪武时尚有整顿赋税之黄册与鱼鳞册,后来清代亦一直沿此制度。

又如武功,明代亦足以与汉唐相媲美。

大体言之,明代的政治设施,虽然并非十分理想,但自两汉、唐宋以来,明代亦可算是一个昌明时期。可惜嘉靖、隆庆以后,吏治日衰,民生日苦,遂趋于亡国矣。

明代之政制

今再谈及明代政制之腐化。

由于明代承平年岁甚久,遂使科举进士日重而学校贡举日轻。但学校可培育社会需用之人才,科举却只是就社会现有之人才中选拔之,荐举更为稀少。于是人才多由科举进士中出。

英宗天顺年间开始,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准入内阁,但翰林人才只限于某些科目,并非完全齐备。而此后之庶吉士变成有名无实,并不再受重视。但当时之进士,没有理想职位时多数请假返乡,甚至有家居数十年者,等到有尚书侍郎的官职,才入朝供职。

明代之翰林院为储备人才之地,吏部则为选举人才之所,此两处为明代所特重。

明代吏部的选举法有四种:一为学校,二为科目,三为荐举,四为铨选。天下人才,大致出于上述四类。可见吏部之权重。

当翰林院无法培植人才时,吏部选举曾有用抽签之法,分四个地区抽签:一为东北,以北京、山东地区为主;二为东南,以江、浙、闽、桂及江西为主;三为西北,以陕西、山西为主;四为西南,以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官方与民间均十分赞同,认为十分公平。

至于科举,则初为考经义,后变为八股。顾亭林谓:“科举之害,等同焚书,而败坏人才,甚于咸阳之坑儒。”因此造成明代士人与官僚学识空虚,胸无点墨。由于明代帝王怠惰专横,虽然当时风气奖励廷臣发表议论,但由于空疏无学,只是叫嚣而已,遂至于以议论误国。

朝中大臣趋炎附势谄媚成风,互为倾轧,遂使党争日烈。地方官员则毫无教养,浪费公款,无补时政。而土豪劣绅与日俱增。顾亭林《日知录》批评道:“万历以前,朝政尚是小康。而万历以后,有法令而无教化,造成老者不教,幼者不学,成为俗之不祥。”当时之人只是空谈明心见性,而不谈修己治人之实学。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其所著书,多是盗窃。因此造成社会日乱,神州倾覆。

由于明代世局平静,武备军事相应松懈了。军政尽归兵部统管,边疆遇有骚扰,调兵拨饷统由兵部主理。武臣总兵毫无话事权。此后之卫所空洞无兵可用,致生募兵之制。

明代政治,起初靠君王有独裁之权,下有清廉负责之大臣,故尚可支撑大局。但由于宦官揽权,官僚不负责,造成政治教育破产,兵制、田赋崩溃,最后是国家经济破产。

至于明代财政,英宗以后,亦日见缺乏。其原因是皇宫内府供奉日广,皇室衣着重视新巧,饮食日费巨万。嘉靖、隆庆年间,皇室雇佣之厨工多达四千一百余名,其奢侈可见一斑。又如武宗修理宫殿,即加征田赋一百万两。再加上历朝宦官之贪渎,所费更多。

其次是宗藩。唐室的宗亲分散于民间,明室的宗亲则分封列爵,不农不仕。正德年间,已有皇室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将军、中尉二千七百。到了嘉靖年间,经御史林润公布,天下百姓供京师粮四百万石,但要供应皇室宗亲禄米却需八百五十三万石,即使全部供给诸府,还不足一半。此后历朝所欠供之禄米,年复一年,日益加重,皇室更难负担。

第三是冗官,尤其是武官过多。如景泰年间,京都卫所武职,一卫已有二千余人,全部三万余人,每岁需银四十八万两,米三十六万石,其他薪俸等动经百万。耗损国家储备,极为巨大。

嘉靖时,大臣刘体乾上疏道:“历代官员数目,汉代七千八百名,唐一万八千名,宋代冗官极多,至三万四千名。但到了明代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武官员达十余万,比宋代多数倍矣。”可见夏、秋税粮不足支付甚巨。

以上数端,使王室欠缺禄米,卫所缺月粮,边疆缺军饷,各省缺俸银,且冗官日多,募兵日增实减,因此民穷财尽,遂成亡国致命之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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