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班·扫马

    前些日子，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考古学家在伦敦萨瑟克地区一处罗马帝国时代的墓地中，发现了中国人的骸骨，分析显示遗骨来自公元2-4世纪，距今已经接近2000年。然而，他们在史册上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史籍中记载的最早到达西欧的中国人，另有其人。

先驱的足迹

    自从张骞西域“凿空”之后，贯通东西长达5000英里的“丝绸之路”将相距遥远的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连接起来。这条丝绸之路，在横越亚洲大陆时，却被控制在波斯人的手中。同时波斯又扼守着波斯湾、红海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水道。使得安息王朝（帕提亚）与之后的萨珊波斯王朝在贯穿其境的丝绸之路上对生丝贸易享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如果能撇开波斯这个中间人，生产商与消费者直接交易是件双赢的事。为此，公元97年，汉帝国西域督护定远侯班超曾派遣副使甘英经安息出使罗马帝国。这样的话，中间人势必成为唯一的输家。因此，“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当甘英抵达波斯湾时，安息人故意以“大海烟波渺茫，浩瀚无边……那些出航的人，都在船上备足三年的粮食。在海上还易患思家病，有些人就因此送掉了性命”的夸大其词吓阻了甘英从海路前往罗马帝国的意图，使得中国人西进的步伐停滞在两河流域近700年之久。

    到了唐代，有一个人虽然不是帝国的官方使节，却走得比当年的甘英更远，他就是唐代著名历史学家杜佑的族侄杜环。怛罗斯战役（公元751年）之后，杜环和其他数千唐军俘虏一起被送往阿拉伯世界腹地，先后在中亚、西亚、非洲十余地区游历和生活过；总计流离大食12年，遍游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全境，最后于公元762年随商船从海路回到广州。他以10余年异域的耳闻目睹，亲历亲为的生活阅历，写就了《经行记》，成为研究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和研究中世纪中亚、西亚、北非风物情貌的地理著作。这是一本足以与当时另一位杰出的旅行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提并论的游历专著。可惜的是，《经行记》早已散佚，没能全部留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杜佑在自己的著作《通典》中保留的片段，凡1511字。

    根据《经行记》的记载，杜环所到过的“摩邻国”究竟在何处至今仍无定论，但论者多以为在摩洛哥或者东非。因此，他是历史上可考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但杜欢仍旧没有登上欧洲的土地，虽然他肯定知道欧洲的存在。《经行记》里记载的拂菻国“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这很清楚地记载了据有巴尔干与小亚细亚半岛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人民肤色白里透红，男人穿单色衣服，妇女爱好服饰，喜欢喝酒，吃面包，每七天有一天（礼拜天）休息娱乐的情况。

旅行家们的黄金时代

    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到达欧洲的中国人要迟至宋元时期才在历史上出现，这一荣耀归于列班·扫马。此人出生在金、元的京城（中都、大都，今北京），但既不是汉人也不是蒙古人或者女真人，而是一位维吾尔人。

    今天北京市的海淀区，有个地方叫魏公村，此地原来的名字其实叫“畏兀村”，是元代畏吾儿人在大都聚居的地方，后来音变讹传而成为“魏公村”。大约1225年左右，扫马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聂思托里派基督徒（中国称为“景教”）家庭。扫马自幼被认为适于从事教士职业，被授以经文，二十三岁时接受洗礼，成了景教徒，曾长年在京郊房山“十字寺”中静修，过着隐士生活，故而被称为“列班”（古叙利亚语“大师”、“长老”的意思）。

    列班·扫马生活的年代恰逢蒙古帝国的扩张。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在摧毁了一个个古老文明国家的同时，却也打通了阻隔已久的丝绸之路。“国家疆理之大，极天所覆，广袤数万里，自畿甸而要荒，如腹心手足联合一体，内外使者往来于道，若血脉之流通，此驿所由置也”。稍后从欧洲东来的马可·波罗看到，“有不少道路从汗八里城（元大都）首途……行25哩，使臣即见有一驿，其名日站，一如吾人所称供给马匹之驿传也。” 由于蒙古帝国疆域之内驿站的普及，“在伊朗和都兰（中亚）之间的一切地方享有这样一种安宁，头顶金盘，自东往西，不会遭受任何人的侵犯。”这是使节、商队、旅行家们的黄金时代。

    对于景教徒扫马和他的弟子马可而言，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蒙古帝国的第三次西征在旭烈兀（忽必烈的弟弟）的率领下在西亚建立了伊利汗国。而旭烈兀是一位深受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影响的佛教徒，他的母亲——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信奉景教，他的元妃脱古思可敦也是基督徒——她们都是信奉景教的克烈部王汗的后人；据说，脱古思可敦在其大帐的门外常年设立一座教堂，人们时常听到钟鸣。也因为这层关系，旭烈兀在西征时注意保护基督徒，在蒙古军攻克报答（巴格达）城后的大屠杀中仅有基督徒免遭屠戮。

    不唯如此，作为景教的发源地与传播的中心，西亚地区的聂思脱里派基督徒在阿拉伯人以武力为后盾传播伊斯兰教时倍受歧视。阿拉伯人规定他们必须用蓝色缠头，额前不许留发，进入公共浴场时须系一个铃哨。穿鞋要一只脚穿白色鞋，一只脚穿黑鞋，以便与穆斯林相区别，免得受他们玷污。此外他们被禁止骑马，只许骑驴；不许执兵器；说话不能比穆斯林声音高；教堂外表必须和普通民房一样……如今在旭烈兀西征之后，蒙古人变成了解放者，他们把敬奉基督的帐幕载在车上，用木铃召唤人们来做礼拜。在“蒙古和平”之下，景教徒得以从二等公民的身份中挣脱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1275年左右，扫马和马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们将结伴前往圣城耶路撒冷朝圣，与此同时，两人还可能负有作为忽必烈的密使，收集情报探听欧洲各国动向的秘密使命——同一时期的马可·波罗恰也提及大汗要请教皇派100位精通七艺的教士到中国来。两人得到忽必烈的允许，领了大汗的令牌，从大都出发，沿着朝廷设置的驿站，一路向西，“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马可·波罗的来路正是列班·扫马的去路，两人先后途径银川、兰州、凉州（武威）、甘州（张掖）、敦煌、石城镇（若羌）、玉阗（和田）等地抵达中亚重镇，属于察合台汗国的撒马尔罕。再从此处出发，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进入伊儿汗国，经由报答（巴格达）抵达汗国首都，大不里士（今属伊朗）。

空前的旅程

    可惜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就到此为止了。1260年9月3日，蒙古铁骑的西进步伐在约旦河左岸的艾因·扎鲁特（今巴勒斯坦地区）被埃及马穆鲁克的军队永久性地阻止了，圣城耶路撒冷也被其牢牢握在手中。朝圣路途断绝的扫马和马可遂滞留在了大不里士，若他们的足迹也仅停留于此，他的身影就会消失在那些丝绸之路上的伟大先驱的身后。1284年，阿鲁浑继承伊利汗后希望能与基督教欧洲联合，决定派身为基督徒的列班·扫马作为使节，出使欧洲。1287年3月扫马带领使团于从报达（巴格达）出发，沿古商路西北行至黑海，然后乘船到达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在华丽到令人炫目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扫马说自己根本无法用语言描绘这里的景象。然后他又乘船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港，抵达天主教世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从中国到达西欧的旅行者。

    1287年6月23日成为历史性的时刻，这一天，那不勒斯港口停靠的一艘船上，基督教教士列班·扫马走下甲板。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位来自那么遥远的东方的使者到过意大利。他们见过波斯人、印度人，却还没有见过来自“大汗的国土”的“契丹人”。

    扫马的第一个重要目的地是罗马，随后，扫马一行又向西南来到加斯科尼（今法国波尔多）拜见了英王“长腿”爱德华一世。从蒙古汗国首都算起，扫马已经在陆路上绕行一万一千二百公里。老奸巨猾的“长腿”声称收复圣地耶路撒冷，“基督教君主责无旁贷，他们身上佩带的十字徽章时刻提醒他们这一神圣使命”；不过，英王的承诺仍然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

    1288年2月，教廷选出了新教皇，列班·扫马急忙赶往罗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的礼遇令作为一个朝圣者的扫马感激涕零：他有幸在梵蒂冈领了一次弥撒，从教皇手里享用了圣餐，并参与了复活节期间所有的重大仪式。但是，作为使节，扫马的使命失败了。教皇在给伊利汗的信中只字不提派遣十字军配合攻打马穆鲁克人，反而再三敦促阿鲁浑汗接受洗礼，受洗后“借助主的帮助，耶路撒冷的解放将会更容易实现”。换句话说，阿鲁浑汗指望不上十字军的援助，而该先信仰上帝，然后等待上帝在他攻打马穆鲁克苏丹时助他一臂之力。

    带着这些令人失望的信件与礼物返回波斯的列班·扫马于1288年4月离开罗马经原路返回。当年9月，他终于重归波斯，这里已经是他的第二故乡。在接见扫马的时候，伊利汗阿鲁浑么表示：“我使您太劳累了，因为您是位老人。此后我们不再让您离开我们。我们要在宫外建一教堂，您可在那里领礼拜做祈祷。”于是，年老体衰的扫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故乡。元朝似乎也已经将其忘记了，汉文史籍根本没有记载他的欧洲之行。

开始伊利汗国伊斯兰化改革的合赞汗

    1294年1月10日，列班·扫马在祥和的气氛中于辞世，对于景教而言，再也不会有这么美好的时刻了。一年以后，合赞继承伊利汗位，改宗伊斯兰教，他的大臣努鲁兹下令摧毁景教教堂、没收他们的财产、屠杀景教徒与犹太人。返回波斯后，列班·扫马曾用波斯文记载了他的出使经历与见闻。但在合赞汗时期激进的伊斯兰化过程中，他的游记、出使报告、日记以及书信全部散佚了。列班·扫马，这位足可与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齐名的中世纪伟大旅行家，就这样被历史遗忘了数百年之久，直到1887年3月，他的传记才在库尔德斯坦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