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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万军:1922年,一个日本青年军官早早的看透了中国 
作者:[程万军] 来源:[中国历史解密2016-12-17] 2017-01-11

石原莞尔(いしはら かんじ,1889年1月18日-1949年8月15日),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日本帝国时代的陆军中将。日军侵略战略的规划者、理论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精英群掀起了一场“寻梦中国”的热潮。在来中国寻梦的日本精英人群当中,有一位陆军青年军官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后来的日本关东军“大脑”、参谋石原莞尔。这位年轻的日军战略家,为本国设计的第一个方略,是联合中国,代表东方去博弈西方。

    1920 年春天,带着联合中国抗击欧洲的东方梦,他来到了熙熙攘攘的武汉。三月的武汉,枯水期已经结束,扬子江黄金水道又恢复了勃勃生机,一艘接一艘的江轮来来往往挤满了航道,大型运输船蜂拥而至,码头上川流不息。年轻的石原莞尔穿着旧棉袄,和两位同伴一起来到汉阳码头,打扮成码头上寻找工作的苦力。

在码头,他看到了一个现实中国

    码头工经常遭到码头警察的欺压与盘剥。那些警察当然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日本干什么都认真,石原装码头苦力装得很像。一次警察把盘剥的目光放到他身上,让他上贡,他拒不表示。把警察惹怒了,他们还从未发现敢反抗的苦力,于是一拥而上,扒光了石原的衣服搜身,抢走了他身上最后一个铜板。

    中国警察抢走了石原的钱,也浇灭了石原的“中国心”。和他一起来的伙伴见此情况都回国了,觉得这个样子的中国没有联合的必要。但石原却继续中国之行。之后,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跑遍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观”。

那是怎样的“中国观”呢?

    石原的考察报告写下了这样结论: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离开中国后,石原莞尔去了德国。在德国,他看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民族。1922年7月,他踏上德国领土,虽然此时德国一战战败不久,但从国民精神状态上看不到一点下降。

    历史上的德国数次被打倒,又数度重新崛起。一战战败后,德意志民族的意志并没有消沉,反而变本加厉地燃起民族烈焰。《德意志报》等报章不断出现知耻后勇的警示:“德意志民族,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德国的荣耀被送进坟墓。不要忘记这件事!德国人民将以不懈的劳动,奋勇前进,重新夺得其在国际上应享有的地位。到那时,洗刷1919年耻辱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

石原很佩服德国,但是德国人佩服的却不是日本

    我们看后来日本全面侵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中,救护中国人的国际人士,有不少德国人的身影。很多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视剧都忽略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国际友人对水深火热的中国难民伸出援救之手,其中表现较突出的,除了美国人,便是德国人。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到德国驻华使馆的法尔肯豪森,这些挽救中国无辜百姓性命的友人,竟都是德国人。

    日本频频向德国暗送秋波,后来还结成轴心国,可是,德国人为何不帮日本而帮中国?因为他们和日本一样,也曾做过中国梦——联合中国,统治世界。

    他们的“元首”对中国人具有天生好感。1925年,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在他出版的自传《我的奋斗》中,表达了对中国人的好感:“中国人并不能等同于靼鞑人和匈奴人,他们是特殊的人种,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种。”

    后来,即便与日本“手拉手”,但希特勒还是不能忘怀对中国的好感,2003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贾存德根据选译的档案,曾发表《孔祥熙和希特勒的历史密谈》一文,公布了当时会面照片。希特勒在接见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时,说了些很动情的话,可作为希特勒“中国情结”的佐证。

    但是,个人的好恶毕竟不能取代现实的国家利益诉求。虽然德国元首对日本人不感兴趣,更愿意和中华民国合作,但远东的现实、中日力量的对比,使他最终还是选择和日本组合。因为此时世界,唯有大和民族与日耳曼民族以强悍傲世。

    一战中,中国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但结果却似乎相反。日耳曼人充满激情,而华夏人却精神不振。虽然日耳曼民族和大和民族,后来都被军国主义者利用走上歧路,但是民族精神不亡,很快又让他们屹立于世界强林。

    世界上的两个最强悍的国家,都曾做过中国梦,但最终又放弃了中国。这似乎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真理:一个民族的尊严,只能在不亡的精神中产生。

    据相关史料称,当石原莞尔从武汉码头归来时,就改变了他的“联华抗欧”战略,而变为“吞华抗欧”——吞并中国,去占领统治他们,利用他们的广袤资源,做大日本,然后与西方较量。

    石原莞尔为日本吞华找到了这样理由:我们与你是同文同种,但我们一步到位就变成了强国,而你们却迟迟不能崛起,甚至看不到这种可能。那么,既然你不争气,就都交给我们吧,我来带领改变你们的命运。

    对于占领中国,他有十足的信心,理由是:“中国的官府对民众实在太苛刻,民众决不会和官府站在一起。”

    而在日本这边,有石原类似想法的不止是军界。彼时逐步迈向军国化的日本,从军界到学界,普遍传递出对中国咄咄相逼的论调。如内藤湖南,把中国比喻成没有灵魂的腔肠类动物,即便切割也不会有剧烈反应:“中国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

    另一个学者加藤虎之亮对“中国人的民族性”进行“盖棺论定”,认为汉民族是注定没有凝聚力的民族:“中国的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无论这是不是一个侵略者的借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当时中国北洋政府给予民众基本政治权利,中国人足够团结,没有一盘散沙的景象,那么石原“吞华”的念头即使萌生,也未必能实现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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