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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中) 
作者:[刘统]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2016-10-17] 2016-10-19

    红军到了哈达铺,有了饭吃,毛泽东最着急的是看报纸。他在川西北待了好几个月,报纸都看不着,也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情况,于是就让红军战士砸开了小邮局,把小邮局里边的《大公报》、《民国日报》搬出来,各位领导每人分一摞报纸,分头看。就在哈达铺这儿,毛泽东、张闻天、叶剑英他们终于看到了报纸上有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消息,叶帅当时非常高兴,跟彭德怀说,老彭你看,陕北有苏区、有红军啊!彭德怀看也不看,把报纸抓过来,找毛泽东汇报去了。叶帅心里就想,这个老彭是个粗人,但他粗中有细,他抢功的动作比我快多了!

    走到了哈达铺,毛泽东和中央才知道有陕北,有刘志丹,这就叫“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走到这儿就不知道希望在哪里。当时非常痛苦的毛泽东,到了哈达铺终于看到了队伍的归宿和落脚点。他把队伍集合起来,搞整编,把一、三军团合并整编成“陕甘支队”,带着不到万人的队伍,翻过六盘山去陕北跟刘志丹会合。

    陕北在这个时候呢,也处在一个麻烦之中。陕北原来是刘志丹的地盘,刘志丹带着高岗、习仲勋在陕北的几个县开辟了一块根据地,过了没多久,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最先长征到达了陕北,军长是徐海东,政委是程子华。二十五军到了陕北之后,看陕北这些人不顺眼,把鄂豫皖那一套搬出来,肃反。他们说陕北红军的成分很复杂,于是政治保卫局就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他们都抓起来了,当时刘志丹他们都觉得自己马上就快完了。

    军长徐海东是工人出身,原来是烧窑的,非常淳朴,他跟程子华也在当地的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说毛泽东余部正在向陕北行进,如何如何。徐海东就跟程子华政委说,中央快来了,咱们去接中央去吧!程子华就犹豫,你说中央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儿了,咱们要是挪动了,咱们这块地盘都保不住了,还是等着中央来联络咱们吧。徐海东一想,也就这样吧。有一天,徐海东跟杨虎城的部队正在作战,突然来了一匹马,一个通讯员,说军长、军长,中央已经到了某某地方了,中央等着你去。徐海东一听,中央来了,仗也不打了,骑着马跑了六十多里的山路,最后在一个破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徐海东说,毛泽东当时面色又灰又黄,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但是一见到徐海东,激动得紧紧地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你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徐海东就说,中央对我有什么指示?毛泽东想了想说,能不能先给我们点钱,我们太穷了。徐海东毫不犹豫,把红二十五军大部分的军费七千大洋,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的感动,第一,徐海东不是他的部下,是张国焘的部下,但是主动地来接中央,表现了他对中央的忠诚;第二,徐海东丝毫不搞本位主义,把他手里的钱毫无保留地送给了中央,这叫雪中送炭。所以毛泽东后来感动地说,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在抗战后期得了肺病,于是退出了领导岗位,整个解放战争他都没有参加,都在大连的苏联红军疗养院养病,解放后继续养病,到了1955年授衔,毛泽东特地关照徐海东,授予大将军衔,排名第二,仅次于在职的粟裕总参谋长。元帅和大将不是按姓氏笔画排序,每一个位置都有特殊的定义,徐海东大将排名第二。徐海东自己真是过意不去,他给主席写了封信,说主席,我这么多年都没工作了,授我大将太高了,我受之有愧。毛泽东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不高也不低,正好。徐海东被授予大将以后继续养病,到了“文化大革命”,“文革”里多少人受到了冲击,徐海东因为是高岗、刘志丹的老同事,所以也受到了冷落。1969年3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九大”,中共九大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召开的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不正常的代表大会,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都靠边了,一大批造反派、工农兵进入了九大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但是在“九大”开幕的前一天下午,毛泽东突然想到了徐海东,于是说,邀请徐海东同志来出席“九大”的开幕式,“九大”的主席台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团成员就了位,有一位代表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坐在主席台的过道上,这一位就是徐海东。谁说毛泽东只会整人?毛泽东很有感恩之心,徐海东陕北会师,他是终生铭记的。 

    毛泽东带着队伍北上了,张国焘根本就不在乎,你们不就一万人吗,能成什么气候?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南下,又过了一次草地,到卓木碉会合,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卓木碉在哪儿呢?地图上没这个名字,有一年我跟着四川的同志到了马尔康,找党史办的同志说,你领我们到卓木碉看看。开着车从马尔康出来走国道,走了几十公里,到了一个叫松岗的地方,我说难怪卓木碉会议又叫松岗会议。到松岗以后离开国道,转弯进简易沙石公路,又走了几十公里,到了一个藏族乡叫“脚木足”,藏语一念叫“卓木碉”,于是写了三个字叫卓木碉,其实地图上是脚木足。再往里开就是土路了,蜿蜿蜒蜒地开到了一个寨子叫白沙寨,白沙寨有一个清朝的碉房。从白沙寨子再顺着土路往山顶上开,山顶上有一个喇嘛庙,这喇嘛庙刚刚修葺一新,但是没挂文物牌子。我跟喇嘛说,老师傅,我是红军的后代,重走长征路来啦。喇嘛冷笑地一说,你是张国焘的后代吧。

    就在这个喇嘛庙里,张国焘召开了另立中央的会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中共党籍,他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动。张国焘自己拟定了第二中央,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还有中央军事委员会。在这次卓木碉会议上,红四的干部是一致拥护,而且大骂中央。我们说红四的干部在这一天是欠了中央一笔账。当时在张国焘的淫威之下,左路军的红军干部纷纷倒戈,这些倒戈的人,毛泽东都把他们记录在案。在场能够坚持立场的只有朱德、刘伯承和董振堂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能载入史册的。朱老总当时气急了,一看张国焘人多势众,他也不能跟张国焘翻脸,只能说,国焘你这个不能干啊,我们朱毛是分不开的。张国焘根本不理,底下一些干将,特别要指出两个人,一个李特、一个黄超,他们两个人骂朱德,你个老乌龟,给我滚!朱德说,是中央派我到这儿来的,我就不走!张国焘当时成立了第二中央,给陕北发了一封电报,我这儿叫中央了,你们那儿叫中共中央北方局,听我的指挥。电报到了陕北,毛泽东、张闻天气得发抖,但是束手无策,谁让人家人多枪多呢。毛泽东咬着牙,总结出了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结果张国焘南下失败了。张国焘带着队伍又冲出了二郎山,想进入成都平原。川军他们,你要是路过,就放你一马,像在泸定桥,红军过去就算了,但是要是真的来抢地盘,我就跟你玩命。一向不团结的川军也团结了,于是川军在二郎山的出口,宝兴、天全、百丈等地,跟出山的张国焘军队战斗了七天七夜。徐向前说,双方拿大刀拼了个你死我活。但是红四方面军打败了,因为红四方面军在草地也饿坏了,没有战斗力了。张国焘被迫把队伍又拉回了川西北,这一次他跑到了甘孜。这时候张国焘就茫然了,怎么办呢?跟陕北都翻脸了,我这儿都另立中央了;但是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了,该怎么办呢?于是张国焘这个人,到这个时候就动摇了,后悔了,彷徨了。

    对陕北中央来说,天赐良机的是,从苏联回来了一个人,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当时化名叫张浩。因为红一方面军从江西苏区长征后一路翻山越岭,跟上海失去了电报联系,跟共产国际也就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到底怎么回事?共产国际就派林育英回到中国来接关系,林育英把密码本全背到脑子里,装成一个商人,从苏联进外蒙,从外蒙进内蒙,然后到了陕北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毛泽东、张闻天一看苏联回来人了,简直如获至宝,于是跟林育英把他们与张国焘分裂斗争的情况都说了,请林育英帮一个忙,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调解一、四方面军的矛盾。林育英决定帮毛泽东、张闻天这个忙,于是发电报给张国焘,假称是共产国际派来调解你们之间矛盾的,你们应该以团结为重如何如何。张国焘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一说撤你,你就当不成中央了,那是有组织关系的。所以张国焘赶紧回电报说,兄弟也是急谋统一,我同意,把伪中央废了,等着红二方面军来之后,再一起北上会师。张浩(林育英)在这个关键时刻弥合一、四方面军的矛盾,调解了张国焘和中央的矛盾,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这样的话,张国焘就等着红二方面军来,再共同北上。红二方面军是很特殊的队伍,任弼时、萧克、王震到了江西,跟贺龙会合了,原来他们还想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听说红一、红四都走了,他们也奉命长征,当时接的是张国焘的电报,让他们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就开始行动了,可怎么走呢?从湖南进了贵州,走哪条路呢?到了黄平一带,一个很偶然机会抓住了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是个英国出生的瑞士人,在镇远、黄平那一带传教,英文名字叫伯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红军抓住这个薄复礼太高兴了,一肉票来了。抓住伯复礼以后,让他给教会写信,拿十万大洋来赎。他当时大叫,我根本不值这些钱,你们杀了我算了,我们教会也没有钱。红军就押着传教士还有土豪行军。我们说红二方面军是一支很传奇的队伍,一路行军,拿一条绳牵着土豪和传教士,到了宿营地,中间商就来了谈价钱,多少钱能放人?谈完价钱以后再骑着马找家主,家主拿钱来赎人,没钱就继续往前走。教会哪儿有钱,本来就艰苦的不得了。结果走到了黄平的旧州镇,这儿有一个天主教堂,这个教堂里居然发现了一张法文的贵州省全图。所以说,传教士来中国都不是天天行善的,他们都有搜集情报的任务。比如说,看当地的矿产,看当地的基本情况,还要勘测、绘图,那些传教士一个个都跟百科学者似的。萧克一看见这张贵州省全图,非常高兴,问谁懂法文?薄复礼说,我懂法文。萧克说,你能不能帮我翻译这张地图。伯复礼在回忆录中说,我看着萧克的这张脸,他只有20多岁,那么年轻,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长途行军呢?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人,跟我们信仰上帝是一样的,所以上帝让我行善事儿,帮他这个忙。于是萧克举着油灯,薄复礼就把法文翻成中文,萧克在地图上画这些地名,干了一宿,红军就有了这么一张贵州省全图。靠着这张地图,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贵州,进入了云南,最后再北上甘孜,跟红四方面军会合。

    薄复礼待遇就好转了。到了昆明附近,萧克和王震请他吃饭,说,我们经过这两三个月考验,发现你不是坏人,我们决定放你回去。其实赎金肯定是付了,大概有几千大洋,付不了十万大洋。薄复礼就和红军分手,红军从元谋一带北上,薄复礼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以后,他就变成英雄了,死里逃生,回到英国他也到处做演讲,教会给了他各种奖励。但这个人真是一个死心眼,他就是爱中国,他又回来了,又回到贵州传教了,一直到1951年,中国镇压反革命,所有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薄复礼也被赶出了中国。他到老挝继续传教,一直工作到退休回到英国。回到英国之后,他写了一部书叫《上帝之手》,他在这部书里,描写了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经过,薄复礼对红军可以说是充满了尊敬。后来中法建交,黄镇把这本书带到中国,萧克一看,这个人还活着呢,我一定要见他。差不多这个时候,薄复礼去世了,萧克让他秘书张国琦把这本书节译出来。这本书肯定是节译的,因为那本书叫《上帝之手》,肯定有很多宗教的内容,写他在痛苦的时候,在被囚禁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救我的等等。节译之后,萧克作了一个很长的序。我去过黄平这个教堂,看到教堂整修一新,给薄复礼做了一个塑像,感激他在长征中为红二方面军做的贡献。这是确实是一个很传奇的事情。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再次北上。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的部下充满了苦涩心情,你看毛泽东带着他的部下,过一次雪山,过一次草地,最先到达了陕北,他们还是正确路线;我们跟着张国焘北上,又南下回来了,再北上,我们过了三次雪山、三次草地,多受了两倍的苦,还是错误路线。所以你看跟什么人,结果真是不一样。

    毛泽东后来总结了一句话,方向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方向路线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但是如果方向路线错了,再多的人、枪,你再努力,最后也无济于事。

    张国焘带领着二、四方面军,第三次通过了草地,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的会宁会师了。陈昌浩他们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会师词,我们盼望着会师,眼睛都望穿了,我们就像犯了错的孩子,现在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多诚挚的感情!长征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壮丽的一幕,一、二、四方面军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最后终于在陕甘宁会师了,中国革命可以说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最高兴的是谁?是蒋介石。他心说你们三家到一块了,很好,给我一个彻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赶紧调兵遣将,调集了50万军队,把陕甘宁团团包围,东边阎锡山,南边张学良、杨虎城、顾祝同、胡宗南,西南马步青、马步芳,西北马鸿逵、马鸿宾。蒋介石对将领们说,攘外必先安内,消灭了共产党红军,我会带你们抗日的!毛泽东知道这是灭顶之灾,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军一共还剩下8万多人,要吃没吃,要枪没枪,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了。毛泽东怎么办呢?首先他是求和,《毛泽东书信选集》从1936年10月到12月,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写了17封信,一辈子的软话都在这个时候说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呵,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我们红军都愿意追随蒋介石共同抗日等等。蒋介石不为所动,他还不知道你共产党是怎么回事,非要消灭你不可。

    毛泽东一看求和无望,就得另找出路。第一条出路,命令彭德怀指挥红军,打宁夏,叫宁夏战役,又叫西征战役。党史上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先后进行了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我们开学术会的时候外国学者问我们,你们长征为了什么呀?我说,为了北上抗日。外国人问,宁夏有日本人吗,你们干吗去啊?我一下答不出来了。宁夏战役当时就是打开一条从宁夏经内蒙去外蒙、去苏联的通道。实在不行,咱们带着队伍去苏联。但宁夏战役刚一打,毛泽东就感觉到不行,这条路不能走,共产党、红军要是流亡去了,出了国了,那蒋介石不就一统天下了吗?中国历史还有共产党什么事儿?所以这条路不能走。

    第二条路,派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西征,开辟河西走廊。这个事情现在有很大的争议,许多红四粉在网上写文章,说毛泽东就是要黑红四方面军,特地把他们派到河西走廊送死,削弱张国焘的实力,他好掌大权。这种说法是非常阴谋论的。这个问题当年是双方都有关系的,第一,毛泽东跟红四方面军说,你们别来陕北,陕北根本养活不了你们这六万多人,哪儿有那么多粮食,你们还是在甘肃那儿开辟根据地吧。第二,徐向前、陈昌浩和一堆红四的将领也不敢来陕北,怕来了以后路线斗争,算他们卓木碉会议的老账。所以他们当时心里也揣着个兔子。这个时候中央就下了一个命令,说你们组织西路军,打通国际通道,去新疆,就是接通远方,而且还说苏联在新疆准备了机枪、武器等着你们去拿,你们执行西路军的任务。当年红四方面军一听到这个任务以后兴高采烈,好啊,我们到了新疆,接收了苏联武器,我们又是红军老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红四非常快地执行这一任务,过了黄河一路向西,当时马步芳只有两个师的兵力,才两万多人,哪抵得住六万多红四方面军啊,这个时候中央一个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既不许前进也不许后退。徐向前、陈昌浩非常不理解,从新疆拿了武器再回来不行吗?不行,哪有武器给你们呀?苏联的武器是给盛世才的,当时苏联希望在新疆建立他的势力范围,跟红军有什么关系?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打开一块地盘,建立一块根据地,就是留一条后路,如果陕甘宁待不住了,可能中央还要去投奔徐、陈。这是中央和毛泽东预留的一块活棋。

    那么这块棋做完了,第三步棋就是笼络张学良。张学良“九一八”丢了东北,让全国人民臭骂,现在来陕北“剿共”,又让全国人民臭骂,说张学良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张学良也很痛苦,听说红军到了陕北,他非常好奇,红军居然能走两万五千里,他问手下,你们谁能这么带队伍,我是没这个本事。于是在好奇心之下,他想看看红军是什么样,自己悄悄跑到了洛川,跟共产党秘密会面。共产党来的代表是周恩来和李克农,周一见到张学良,着实地把他捧了一顿,少帅真是年轻有才,您要领导抗日,我们共产党红军都听你的指挥云云。张学良一高兴,跟红军结盟,第一,给红军十万大洋,两万套棉衣棉裤,帮助部队过冬,解决燃眉之急;第二,我们互通情报的,谁也不打谁,建立秘密渠道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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