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个赚钱的领域。即使你找到了新能源，并将其成本降到跟今天的化石燃料一样，而且不排放二氧化碳，它也难以与传统能源竞争。因为后者经过实践反复验证，应用规模大得不可思议，在行业监管面前轻车熟路。相比之下，新能源有太大的不确定性，”盖茨说：“如果不征收高额碳排放税，便无法形成激励机制，促使创新者或厂方转型使用新能源。”

    盖茨接下来说了其他亿万富翁们不敢说的话，甚至显得有些“左倾”：政府研发的作用和效率，远比私营部门更高。“自二战以来，美国政府主导的研发几乎定义了所有领域的最先进水平，”盖茨说：“而私营部门则普遍显得无能。”

 

    盖茨告诉《大西洋月刊》：“刚准备投资新能源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能源部研发经费花的合理吗？’我担心的是：‘如果我呼吁给能源部增加一倍的预算，结果他们花的钱没有体现价值，那怎么办？’但在深入调查后我发现，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把经费分配得非常好，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钱也花在了刀刃上。这些研究中心成就卓越，政府应该增设一倍这样的中心，拨给他们四倍的钱。”

 

    比尔·盖茨为了支持公共部门，拿互联网的成功作为例子：“数字技术领域比较难回到政府主导研发的路子上去，因为现在大多数研发已转移到私营部门。但最初，互联网是政府研究项目的产物，集成电路工厂也是政府搞的。直至今天，政府还是会出资资助一些尖端领域科研，并拨款确保高校有良好的知识基础和人才储备，保持科技领先地位。因此我认为，美国政府在支持研发上做得非常好。”

 

    比尔·盖茨口中“成就卓越”的研究中心，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出资建设的可再生能源求精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 in Renewable Energy）。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运营资金约71亿美元，联邦政府资金有1/4来自这里，它为超过2000所高校学府、中小学、非营利和公司企业的研究项目提供资助。受该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产生了超过20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仅在过去的5年中就产生了26位。基金会每年都收到超过40000份研究计划书，但只能为其中约11000个项目提供经费。比尔·盖茨希望大幅提升这笔资金的总额。

 

   “我希望政府拨给基础研究的经费能提升到三倍于目前的水平，即每年180亿美元，”盖茨说。“作为政府预算的一部分，这算不上什么天文数……不是拿不出这笔钱。”各国的经验表明，美国要成为绿色能源的领导者，无需重复发展互联网的老路，完全可以向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国家——比如德国和中国——学习。比尔·盖茨说，如果世界大国定好标准，其他国家将纷纷效仿。“只有富国才能解决气候问题，”盖茨说。“中国、美国和欧洲必须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希望它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大大降低新能源成本，便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

 

    今年七月，德国创造了一项新纪录，全国发电量的78%来自可再生能源，打破了2014年5月74%的纪录。德国电力需求总量为61.1千兆瓦，其中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40.65千兆瓦，生物质发电4.85千兆瓦，水力发电2.4千兆瓦，绿色能源发电量共计47.9千兆瓦。在过去的一年里，德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4.3%。这意味着，德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自1990以来的最低点。

 

    但要论绿色能源投资总量，中国以800亿美元投资总额，超过美国（340亿美元）和欧洲（460亿美元）之和。如今，中国的投资已经开始产生红利。虽然煤炭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电力来源，但中国计划把化石燃料使用高峰控制在2030年，此后将逐步减少。另外，中国的太阳能发电量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

 

    在2000年至2012年之间，中国的太阳能发电量急剧增加，从3兆瓦跃升至21000兆瓦。但在2014年，中国太阳能发电量就较前一年增长67%，当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1%，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将进一步下降。2014年中国风力发电量较上一年增加16%，为1.1亿个中国家庭供能，这个数字比美国所有核电供能家庭加在一起还多，此外中国还有77千兆瓦的风电基地正在建设中。中国目前的绿色能源发电量达100千兆瓦，预计到2020年将倍增至200千兆瓦。

 

    比尔·盖茨希望美国成为绿色能源领域下一个的领跑者，希望美国认真对待绿色能源投资，并认为公共部门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防止全球气温升高超过2°C。比尔·盖茨说：“我不觉得绝望，因为它事关美国的创新、就业、领导地位，何况我们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好的榜样。”

 

（杨晗轶译自Axis of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