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寡头专政与金融危机
寡头专政和帮助维护这种专政的政府政策，不是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唯一罪魁祸首。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包括房主过度借贷和金融世界借贷标准太低。但是，主要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和他们同舟共济的对冲基金，正是房地美、房利美和这十年股票市场泡沫的大受益人，他们的利润由日益增长的交易汇聚而来，这些交易是以较小的实体资产为基础的。一笔贷款，每次销售、包装、证券化和再次销售，银行都收取了交易费，购买证券的对冲基金随着持有量增长而收获了更多费用。
由于每个人都越来越富有，由于国家经济的健康严重依赖房地产和金融交易的增长，华盛顿没人有动力质疑事情发展到了哪一步。相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小布什总统总是一成不变地坚称经济运行完全健康，坚称各种复杂证券和信贷违约互换的天量增长，恰恰说明经济的健康，说明风险已经安全分散开来。从那个时候起，金融部门和联邦政府一直不出人意料地一致行动，就像过去在新兴市场危机中那样。
如今，金融世界的君主们当然已经被剥去了领导者和战略家的外衣，至少多数美国人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金融精英们仍然认为自己的经济宠儿地位很稳固，尽管破坏正是他们造成的。
2005-2006年，美林银行总经理斯谈利•奥尼尔把公司推向了抵押贷款证券市场的巅峰。2007年10月，他承认，“最重要的是，我们，我，在过度次贷上犯了大错，市场流动性不足是我们自食其果。没人比我对这个结果更沮丧。”2006年，奥尼尔把1400万美元奖金扛回了家；2007年，奥尼尔领到了1.62亿美元解约遣散费，尽管今天人们会认为他根本不值这么多钱。
10月，美林银行末任总经理约翰•塞恩，据说在游说董事会给自己3千万美元或者更多的奖金，12月，他把要求降到了1千万美元；这个消息被人透露给《华尔街杂志》，引发了大规模抗议，他才撤回这项要求。美林银行作为一个整体也是这么不堪：它把总额40亿美元的奖金转到12月支付，这很可能是为了避免1月1日开始拥有美林的美国银行缩减这笔奖金。去年，在政府给金融部门拨付了2430亿美元紧急援助款之后，华尔街就支付了180亿美元年终奖给自己在纽约市的雇员。
面对金融恐慌，政府必须迅速以空前力度做出回应。问题的源头在于不确定性，在我们国家，不确定性在于那些重要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资产来承担他们的责任。半吊子行为、一厢情愿和边等边看的态度，无法克服这种不确定性。做出回应的时间越长，不确定性将信贷流动性陷于困境、削弱消费信心和损伤经济的时间就越长，这只让问题更难解决。然后，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回应，总是拖拖拉拉，缺乏透明，不愿打破金融部门的坛坛罐罐。
目前这种回应更像是“小打小闹”：每当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遇到麻烦，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就在周末安排一笔援助，然后在周一宣布问题已经解决了。
2008年3月，贝尔斯登公司被卖给JP摩根大通公司，说是卖，实际上更像是送。（JP摩根总经理杰米•戴蒙正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的董事之一，后者与财政部一道经手操办了这场交易。）9月，我们看到美林卖给了美国银行，AIG获得第一笔援助，华盛顿互惠银行遭政府接管随即被卖给JP摩根，这些都是政府经手操办的。10月，九家大银行在华盛顿被关门当天就被资本重组。然后是花旗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再次）和AIG（再次）相继获得额外援助资金。
部分交易也许是对紧急时刻的合理回应。但是，人们从来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各种利益到底是怎么组合的。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是根据任何公开阐明的原则采取行动，它们只是做出一项交易，然后宣称这是当前情况下的最佳应对措施。这是彻头彻尾的黑箱操作、幕后交易。
在整个危机期间，政府高度关注的不是打破金融机构的利益，不是质疑把我们带入危机的基本制度问题。2008年9月，亨利•鲍尔森要求国会批准7000亿美元购买银行的有毒资产，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没有任何对其购买决定的司法审查。很多评论者质疑这些资产并不值7000亿美元，这种购买是在替银行解决问题，事实上，这是购买有毒资产可能发挥作用的唯一方式。也许是因为没有办法让这种厚颜无耻的补贴在政治上变得令人可以接受，这项计划被搁置了。
结果，这笔钱被用来为银行做资本重组，用来在非常有利于银行的条款下购买银行股份。随着危机加深，金融机构需要更多帮助，政府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有创造力，它们找到了很多补贴银行的复杂办法，一般公众根本不明白它们在干什么。AIG所获得的第一笔援助条款相对有利于纳税人，而后续的三笔援助条款对AIG更友好。花旗银行所获得的第二笔援助和美国银行所获得的援助，资产担保也弄得非常复杂，给银行提供了低于市场水平的保险利率。2月下旬的第三笔援助花旗款，把政府持有的优先股转换成了普通股，价格高出市场价格很多，多数华尔街杂志的读者只看一遍报道都不会注意这笔补贴。而且，财政部将根据新的金融稳定计划购买可转换优先股，转换权（加上推翻权）给了银行而不是政府。
为对冲基金和其他银行提供廉价贷款，让它们有能力以较高价格购买落难的银行资产，这一最新计划实际上受到金融部门严重影响，而且财政部对此都不加掩饰了。正如亨利•鲍尔森和蒂姆•盖斯纳（一位高盛党人）主政的财政部两朝高官尼尔•卡斯卡利3月份对国会所言，“我们接到很多私人部门人士的主动请求，他们说‘我们是局外人，我们不差钱；我们想买落难银行的资产。’”这项计划让他们如愿以偿：“通过政府资本（也就是纳税人资本）与私人资本联姻，通过融资，你可以让那些投资者有能力用对投资者和银行都划算的价格，来获得那些资产。”卡斯卡利没有提及任何对第三方也就是纳税人划算的东西。
即使不考虑对纳税人公不公平，政府对银行的假模假样也存在严重问题，理由很简单：它不足以在必须改变的时候，改变那些自以为是的金融部门的行为。正如去年秋天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高管对纽约时报所言，“汉克•鲍尔森给我们多少都无所谓，只要经济不好转，我们银行一分钱也不会外借。”但是，难就难在这儿：只要银行没有恢复健康，并且愿意借钱给别人，经济就不会复苏。
出路
只看金融危机（先不谈总体经济的一些毛病），我们至少面临两大互相关联的问题。第一个是病入膏肓的银行部门，它威胁会中断任何财政刺激手段所可能产生的复苏迹象。第二个是失衡的政治权力，金融部门享有否决公共政策的权力，即便这个部门失去公众支持，它还是享有这种否决权。
自危机开始以来，大银行看上一直在获得政治支持。这不奇怪。由于金融体系如此脆弱，一次严重的银行失灵所可能造成的破坏（雷曼比花旗或美国银行要小些），会比正常时期更大。银行一直在利用这种恐惧，敲诈华盛顿，从而获得有利于自己的交易。美国银行警告说，自己在获得美林银行后可能无法正常运行，不愿看到这种结果的财政部，很快就给了它第二次打包援助。
美国面临着与IMF的人类似的挑战。如果你将国家的名字抹去，只显示数字，毫不奇怪，IMF的专家会说：国有化给银行造成了麻烦，有必要打破国有化。
当然，在某些方面，政府已经控制了银行体系。政府实质上是最大银行的担保人，今天也是银行资本的唯一合理来源。同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在提供经济信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本来希望私人银行部门来履行这一功能，但它没有。然而，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到底有权做什么上还有一些限制；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依赖银行部门，而银行却缺乏资产负债表，也没有动力提供经济所需要的贷款，政府对银行的经营者及其行为都没有实际控制。
银行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在证券和贷款投资管理上所面临的巨大损失。但是，它们并不想完全承认自己的损失，因为这有可能让它们破产。因此，他们故意把损失说的小些，要求并不足以让他们恢复健康、但足以再坚持更长时间的施舍（他们也不会披露到底多少施舍才足以解决问题）。这种行为是腐蚀性的：不健康的银行要么不会借钱给别人（为了积攒资金支撑储蓄），要么进行期望回报很高的高风险贷款和投资，而这可能会让他们血本无归。无论哪种情况，经济痛苦都会加深，银行资产本身会持续贬值，从而导致更具破坏力的恶性循环。
为了打破这种循环，政府必须迫使银行承认自己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正如IMF所理解的（美国政府过去也多次坚持新兴市场国家应该这样），最直接的方式是国有化。但事实正相反，财政部正在尝试一个银行一个银行的谈援助，好像所有牌都捏在银行手里，而且每次交易都把政府所有权最小化，并放弃政府对银行策略和运作的影响力。这样做绝对不可能清除银行负债表。
国有化并不是说永久国有。IMF建议说，实际上只是大规模复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运作过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行为方式，基本上就是一种政府主导的银行破产程序。允许政府清洗银行股东，取代失败的管理层，清理资产负债表，然后再把银行卖还给私人部门。这样做最大的优势是立即承认问题，从而在情况变得更糟糕之前解决问题。
政府需要详细检查资产负债表，确定哪些银行无法在严重衰退中存活下去。这些银行只应该有一种选择：写清楚你资产的真正价值，并在30天内提高私人资本，否则就由政府接管。政府应该承认现实，弄清楚强制破产的银行的有毒资产，把这些资产转交给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由它尝试看还能不能为纳税人抢救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正如1980年代存贷危机之后资产清理信托公司所做的那样）。剩下的银行，在净化并有能力安全放贷、因此获得其他放贷人和投资者信任之后，也可以卖掉。
清理超级银行的工作会很复杂。对纳税人来说也很昂贵；根据IMF的最新数字，清理银行体系的长期花费可能会高达1.5万亿美元（我们GDP的十分之一）。但是，只有决定性的政府行动可以治愈整个金融部门，包括将金融的腐朽大白于天下，让一些银行恢复到公众可以验证的健康水平。
这看上去像是一剂猛药。但事实上，它尽管必要却仍不足够。美国面临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寡头的专政权力问题，与眼前的借贷危机同样重要。在这个战线上，IMF的建议也很简单：打破寡头专政。
超大机构严重影响公共政策；今天，主要银行的权力大部分都来自于恐吓：“我太大了，不能垮掉”。国有化和重新私有化不会改变这一点；而替换把我们带入危机的银行经理层当然很公平合理，但最终也只是用一拨子权贵经理人取代另一拨子，改变的只是寡头们的名字而已。
就理想而言，应该把大银行按照地区或者商业类型分成中等规模的几块，然后卖掉。因为太想尽快把银行卖掉而做不到这一点的地方，也可以把银行整体卖掉，但买家必须在规定的短时间内将其分拆。仍掌握在私人手中的银行，也应该符合规模限制。
这一步看上去也许粗鲁专横，却是限制个别机构的权力的最好方式，这个机构常常隶属于整个经济所必需的经济部门。当然，一些人会抱怨一个更加分散的银行体系的“效率成本”问题，这些成本当然真实存在。但是，作为大众自戕的金融武器，一个银行，因为太大而失灵从而崩溃的成本也真实存在。任何太大而失灵的事物，都会因为太大而消失。
为了确保系统性的银行分解，为了防止危险的金融怪兽的最终复活，我们还需要大修我们的反垄断法。
100年前制定出来打击工业垄断的法律，无法用来对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金融部门今天的问题，不是特定公司占有了足以影响价格的市场份额；而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些互相关联的小公司，一旦瓦解，就能拖垮整个经济。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方案召唤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人称FDR），但是今天需要效仿的是他叔叔西奥多•罗斯福的反垄断手段。
给经理报酬设置上限，尽管有平民主义的味道，却有助于让政治权力恢复平衡，防止出现新的寡头专政。对于在那里工作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沉浸在曾经的光辉与梦想回忆中的政府官员而言，华尔街的主要吸引力从来都是那笔令人乍舌的巨额报酬。设置上限，会减少金融部门的诱惑力，让它更像其他产业。
目前的支付上限仍然设计欠佳，长远来看更是如此。而且，现在大部分钱都主要是从不受规管的私人对冲基金和私人证券公司赚得，降低支付也就很复杂。规管和税收应该是办法之一。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大的解决方案必定会涉及更加透明，涉及让金融业费用降下来的竞争。对那些认为这样做会把金融活动驱赶到其他国家去的人，我们现在可以很安全地说：随它去吧！
两条道路
让我意译一下20世纪早期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话：每个国家都有精英，重要的是不断变换精英群体。如果美国是另外一个国家，毕恭毕敬地来找IMF帮忙，我可能会对其未来相当乐观。我说过，新兴市场危机大多数都相对快速地结束了，多数实现了相当强劲的经济复苏。但是，唉，这一次太糟糕了，美国与新兴市场之间的相似性太有限了。
新兴市场国家所拥有的财富不那么牢靠，从全球范围来说属于经济弱者。当他们陷入麻烦，很快就会花光能用的钱，或者至少花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外汇。他们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最终，他们会采取有进取心的积极行动。但是，美国是世界上非常有权势的国家，富的流油，还享有用本国货币支付外债的不合理特权，它可以开动机器大印钞票。结果，它可以磕磕绊绊、摇摇晃晃好多年，就像十年低迷期的日本，它从来没有鼓起勇气做应该做的事，从来没有真正恢复正常。与过去划清界限，接管、清理主要银行，这些事很难让它觉得必须马上去做。IMF当然也没有任何人能强迫它这样做。
在我们看来，美国面前有两个可行的剧本。第一个涉及一个银行一个银行的复杂交易和条件反射式的一次次（重复）援助，就像我们2月份在花旗和AIG身上所看到的。如果政府总想蒙混过关，混乱就将君临天下。
我们的未来可能会变成这样：认为金融体系是个抢劫体系的狂暴种子生根发芽，我们越来越多地讨论我们的寡头到底是怎么变成强盗的，讨论我们的经济究竟怎么着就不能正常运作了。俄罗斯前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Boris Fyodorov），过去二十年长期与寡头、腐败和各种滥权行为斗争。他喜欢说权贵们的利益很混乱、很令人迷惑，但权势让他们可以恣意妄为，不论合法不合法，都不受追究。通货膨胀很高的时候，谁能说清楚一份财产到底值多少钱？当行事诡秘的政府安排和幕后交易支撑信用体系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没有上当受骗？
第二个方案开始得也很没劲，也可能会无疾而终。但它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摆脱麻木的警醒希望。情况可能会这样：全球经济继续恶化，中东欧国家银行体系崩溃，由于东欧银行大多为西欧银行所有，对政府破产的合理恐惧将会在整个欧洲大陆扩散。债权人进一步遭受重击，信心进一步下降。出口加工产品的亚洲经济遭遇毁灭，拉美和非洲商品生产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全球环境急剧恶化，将已经摇摇晃晃的美国经济压至谷底。当局预算中按原口径估算的增长率越来越不现实，财政部目前用来评估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乐观的“压力模型”，将引发巨大的尴尬。
在这种压力下，在全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面前，思维必须更加集中一些。
精英们仍然因循守旧地认为目前的经济消沉“不像大萧条那么糟糕”。这种看法并不对。事实上，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危局可能比大萧条更严重，因为这个世界现在如此盘根错节，因为银行部门现在如此之大。我们面临的是几乎所有国家同时陷入经济低迷，个人和公司的信心不断削弱，政府财政出现了大问题。如果我们的领袖认识到后果严重，我们还有希望看到政府对银行体系采取大动作，看到政府与旧精英的割裂。我们希望能早点看到这一天。（全文完）（作者是IMF首席经济学家（2007-2008），译者： 欧树军，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原文刊于《大西洋》，2009年5月号，中文刊于《中国经济》09年5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