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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宁 赵瑜:从“新欧美”影响看中国的公平发展与社会主义方向 
作者:[于中宁 赵瑜] 来源:[公众号“风云大外交”2017-06-22] 2017-06-29

编者按:此文作者于中宁,刊发于《经济导刊》2016年第二期,作者原文大约14000字,因为字数限制,公开发表时剪辑为10000字左右。我们查找到此文未公开发表前的电子版,结合《经济导刊》的公开版,本着尽量保持原文风貌的原则,进行适度编辑,与网友分享。

十八大后,新领导层在国内打击腐败,国际战略拓展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经济转型和社会治理的改革上却令人迷茫。改革的具体政策出台了不少,但缺少一个总纲,或者说,改革缺少一个目标明确,言简意赅的“大旗”,以调动和凝聚经济社会资源。 要提出新的愿景,总纲或旗帜,首先要对过去36年的改革进行总结,这个总结应该实事求是,符合大多数群众的感受和认识。

过去36年的改革,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与此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从两个共识谈起

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最好起点就是从社会共识开始,所有人都认同的“病情”是进行判断,追根溯源和找出解决办法的基础。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对所有事情都存在争论,但在一点存在共识,那就是无论左中右,上中下,都认为我们的发展模式需要探讨。 

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我们得到的并不是理想的社会发展这主要包括社会贪污腐败广泛而且巨大,贫富差距巨大,资源环境破坏巨大,人民生活基本保障差距巨大,道德沦丧巨大,发展的“红利”被某些利益集团所攫取。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将其统称为“巨大的社会成本”。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有过一个大体上的共识,那就是,我们都羡慕20世纪末欧美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富足。管对欧美的政治结构有不同的看法,但对其经济社会结构,无论是上层领导还是普通群众,在我们的内心是赞许的,改革开放也曾将此为模板,大量的干部去考察,大量的留学生去学习,结果怎么样,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们并没有取得发展的真经。

中国的发展模式需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我们的社会没有形成共识,存在着南辕北辙的争论。

民主宪政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坏习惯就是,把任何经济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并且不进行任何深入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仅凭一些简单的教条就下结论。

一些人认为,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改革。在于没有坚持毛泽东的路线。而事实上,如果坚持过去的路线,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巨大的发展,我们就还停留在一穷二白甚至更糟的境地。

一些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问题在于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建立欧美式民主民主和宪政体制。这种观点十分荒谬,因为它完全脱离了真实的历史发展。

欧美式民主宪政体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实但行这种政治体制的欧美国家,也无法逃过付出巨大社会成本的命运,而且他们的成本比我们高得多。在当时的欧美,这些巨大的社会成本带来了社会普遍的不满和动荡,带来的是欧洲从拿破仑战争直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连续150年的战争与革命,以及美国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另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例子就是印度,它早就建立了民主和宪政,但它不但发展程度远低于我们,而且社会成本远高于我们,看看它的种性制度,贫民窟,妇女问题,土匪问题,农民起义,以及爬满人的火车,破败不堪的城市和街道。印度两面是海,风多雨多,气候条件远好于中国,但根据国际组织的数据,印度的污染程度高于中国。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民主宪政对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不是必要条件,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相反,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实例,证明在威权体制下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东亚、东南亚和拉美。

迄今为止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无论在何种政体下,只要引入资本主义因素,经济就会得到快速发展,而所有这些发展都不是高质量的,都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极速扩大和资源环境的破坏,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或大或小的社会动荡,或者说,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符合人民期望的良序社会。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新加坡。新加坡独立后一直是威权政体,但较好地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和让大多数人滿意的良序社会。 

我们在新加坡曾听一个出租车司机讲了他的故事。他的收入属于最低层之一,但他养活了4个孩子,两个老人以及他和他老婆共八口人,并供4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认为,关键是政府提供的低价和低息贷款的“组屋”,使他一家虽然拥挤但可以安居,并腾出钱来提供虽然紧张但可以应付的开支,因此,他和他这样的人都是政府的拥护者,每次选举都投执政党的票。在某种程度上,战后的日本也与新加坡相似。

自民党在日本长期执政,其政治架构也具有威权性质。但正像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在其回忆录中指出的,由于美国在战后塞给日本一个在其本国都没有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法体系,以及日本自己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传统,日本的社会矛盾被大大消解,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公民福利的基本满足得以同时实现。

为什么我们如此愚蠢,重犯别人在百年前犯过的错误?我们的思考能力哪里去了?我们的结果能比他们好吗?

社会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差别

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从来没有而且至今没有认识到,今天的欧美与100或200年前的欧美有本质的差别。

付出了巨大社会成本,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社会痛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下形成了社会共识,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结构,逐步降低了社会成本。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政府对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的适当而严格的监管,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制度性倾斜和救助。

这种结构或制度,在经济学上称为混合经济,在政治学上称为福利社会,它们都迴避了一个敏感的词:社会主义。 

一个人不想迴避,这个人叫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将以下的这些经济政策都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医疗保障,职工健康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业和弱势群体的补贴制度,小企业扶助制度,教育补贴,低收入住房等公共政策,产业监管,为保障上述政策而实施的累进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稅,以及专门的社会保险税,工会集体谈判权等,以及重要资源和公共产品的国有化等等。

总体上说,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包括了保障制度,保护制度,补贴制度,扶助制度,监管及准入制度,倾斜性税收制度,弱势群体社会化及国有企业制度这8大方面。这些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半社会主义的股份制规模化大企业实施的企业福利制度,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部分的核心。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由政府通过税收剥夺富人用以补贴穷人和公众,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其主要哲学诉求是“公平”,这正是自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掘地派”以来历代社会主义派别的主要政策诉求,也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主要政策诉求,美国民主党在大萧条之后也转向了这种政策,弗里德曼称其为社会主义政策并没有错。

弗里德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也就是我们立为模板的那种经济状态,都实行了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因此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他甚至认为世界从来没有实现过自由经济,欧美只有19世纪末一小段时间接近自由经济,而那段时间被欧美知识界称为“强盗资本主义”。

弗里德曼认为世界从来没有实现自由经济也是符合历史的。英国君宪制断断续续出台过许多倾斜性和限制性政策;欧洲大陆在1848年后,各国政府普遍采取对经济的强力干预,尤以德国法国为甚,这是他们经济追上英国的基本因素。美国在建国初期,在财政部长汉弥尔顿的强烈主张下,政府也采取了强势态度,包括土地政策、银行政策等,美国共和党原本是继承汉弥尔顿政策的,只是在强势大企业出现后,才与民主党換了政治角色。 

纵观整个资本主义史,从现实说,自由资本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从意识形态上说,只是英美的一种学术传统。 

我们将弗里德曼所反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称为“新欧美”,而将弗里德曼比较赞赏的19世纪末的欧美称为“旧欧美”。 

显然,弗里德曼的所谓“自由经济”,是企图改变“新欧美”的发展方向,将其拉回到“旧欧美”,他的所谓“自由”是强盗的自由,他的所谓“自由经济”就是强盗资本主义。 

令人震惊的是,我们被严重误导了,我们被告知,“新欧美”和“旧欧美”是一回事,都是“自由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它们有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就是弗里德曼所说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

被误导的原因之一是,上世纪末,撒切尔和里根认同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监管政策和国有企业做了一些改动,税率降了一些,我们误以为它们回到了“旧欧美”,但实际上,变化只在局部,而且程度微小,而总的格局没有变。所以2000年弗里德曼回顾这段历程悲哀地说,今天的世界离社会主义更近了。

今天欧美的左右派,它们的区别仅在于程度上,而不在本质上。在西方现代社会,没有一个政治派别能够将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完全排除在自己的政策主张之外。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已成为所有现代经济的基本制度,对现代社会的公平公正起到了基本保障作用。而弗里德曼主张的自由主义经济,不但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出现了。

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当美国部分撤销监管后,金融危机来了,至今没能恢复,而这次如此大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完全在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新政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被倾覆。危机之后,欧美认识到弗里德曼主义的错误,正在建立新的监管,例如新的巴塞尔协议等等。 

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的两个主要政策,就是实现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和气候变化协议,这是美国与欧洲社会主义政策的两个主要差距,民主党历来主张补足这些差距,以使美国赶上欧洲的社会政策。 

也就是说,被弗里德曼称为社会主义举措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环境保护政策的一整套新政及其后续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和21世纪两次救了美国的命。更准确地说,它是用改变资本主义救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命。

社会主义的8大政策仅是现代经济结构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组成之一,如果加上全部政府开支和股份制社会化规模化企业创造的产值,以及或多(欧洲)或少(美国)的国有企业,那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已经占据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半以上。显然,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被准确地定义为“资本主义”了,正像马克思曾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长进”了社会主义,也可以说,社会主义“长进”了资本主义,虽然这个“长进”并非是和平的。

“新欧美”的这个新的经济社会制度,我们将其称为“社会资本主义”,它不同于强盗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在这个组合中,资本主义因素承担发展的效率,而社会主义因素则承担发展的公平问题,包括社会和环境的公平。

或者我们用比较意识形态化的语言说,资本主义因素保障了“自由”,社会主义因素保障了“公平”。“新欧美”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和公平相对比较平衡的“新”社会。 

社会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平衡了公平和效率这两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从而有可能创造稳定的良序社会,并创造条件使社会在稳定良序的状况下,用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变化和进步。 

显然,世界历史的发展冲破了过往的那些教条,它证明对于建立一个良序社会,降低发展成本来说,经济社会制度是基本的因素,因为它是大众所迫切需要的,而政治制度则是发展的因素,因为它是在精英中进行权力配置的,它只能随着大众知识和财富的增长而提高需求度。

弗里德曼主义带来的世界性危机

弗里德曼主义,或称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破坏社会资本主义的体制架构,但它向资本主义偏转的这一点点,就足以给欧美带来重大危机。

在经济上,它使欧美重新步入两极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目前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已扩大到数十年来最高水平,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强。两极分化的后果,就是经济危机不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经济虽然摆脱了滞胀,经过垃圾债券泡沫,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后,终于引发了重大经济危机,至今尚未恢复。

弗里德曼主义不但引发了危机,而且误导延误了危机治理。

弗里德曼主义强烈反对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的政策主张,这种主张的货币流向,是把货币政策超发的货币通政府工程发到失业人员手中,再通过乘数效应创造有效需求,从而拉动实体经济发展,它的本质是通过降低贫富差距创造有效需求,作用于实体经济。

在弗里德曼主义影响下,本次危机后,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的3万亿美元,绝大部分流入企业手中。由于失业和恐慌,中下层人民缩减了消费,降低了有效需求,致使企业虽有钱却不能投入生产性投资。于是量化宽松转化为流动性过剩,不断推高本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价格,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从而继续影响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则使虚拟经济始终处于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之下,一旦退出量化宽松,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财富将再次毁灭,经济危机将再度降临。 

在政治上,弗里德曼主义近乎歇斯底里式的对政府行为的攻击,破坏了二次大战前后欧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共识,政治意形态化,纷争不断,政府效率低下。

2008年暴发的经济危机,欧美经济学和政治学界都没有预见到,而且危机暴发至今已有八年了,阴影尚未退去。欧美知识界正在反思,有两本著作代表了这个反思的初步成果,一本是福山的“秩序与衰落”,一本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前者部分放弃了普世价值说,后者用数据推翻基本的经济学教条。 

两者虽然无法动摇几百年形成的教条大厦,但他们受到西方知识界的热捧说明,怀疑的力量正在生成。怀疑的产生是因为过去的思想解释不了今天的现实,也无法指出未来的道路。这些怀疑虽然还只是一些分散的点,但它必将浸漫开来。这些怀疑再次证明:凡为人所创造,必为人所冲破。世界没有永恒真理,人类探索永无止境。

中国的改革开放恰与欧美弗里德曼主义甚嚣尘上同期,欧美是在已经建立了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之后,受弗里德曼主义影响而发生偏离,中国则是在转型过程中,抛弃了大部分全世界都在实行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显然,弗里德曼主义对中国的危害远甚于欧美。

特别是,中国的那些弗里德曼主义信徒,他们那些极端的言论,就连弗里德曼都不可能说出口,例如:“富人养活了穷人”,“原罪不应被追究”,“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改革损失最大的是公务员”,“房地产商就是为富人盖房子的”,“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太大,而是不够”等等。

一方面他们混淆假市场和真市场的界限,例如认为国有铁路定价和与权力密切勾结,基本上是腐败产物的房地产定价都是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则赤裸裸地站在权贵一边,为他们发声,并迫不及待地自称为“上流社会”,这种公开明确蔑视中下层社会的言论,在“旧欧美”很流行,在“新欧美”早已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受到社会的广泛谴责而收敛了。 

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说明,他们正是他们所指责的那种“无知又无耻的家伙”,而且他们的猖狂说明,他们已经沦为社会公敌。

但是,弗里德曼主义和弗里德曼信徒并不是简单的阶级现象,他们植根于深厚的理论背景中,这就是经济学。经济学是一种总结性知识,它不能提供预测和指引,而且经济学总结的是“旧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由于这个总结已经自成体系,因此它顽固地排斥社会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20世纪的经济学与经济现实已严重脱节。

实践已经对经济学提出了重大质疑。根据新的经济实践剖析经济学的谬误,是摆在全世界知识界面前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中国摆脱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思想前提。

经济学错在那里

历史证明,经济学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社会成本问题上,在道德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以及其他一些基本假设,例如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递增等问题上都是不全面,部分错误甚至基本错误的。这些错误,大部分都来源于经济学的第一假设。

经济学的第一假设就是“看不见的手”悖论。这个悖论是说,每个人都从利己的私心出发,就会产生竞争,而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摆平各方利益,从而更好地满足公共利益。

这个理论至少存在5个严重不足。 

首先,有许多先天或后天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人,例如残疾人、老年人、单亲家庭等,以及许多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人,如不具备资本能力的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边远地区的人等,竞争使他们的境况不但得不到改善反而变得更糟。对他们来说,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兽道”而不是“人道”。

另一方面,自由经济主张“优胜劣汰”,其本质是一种“优势经济”,价格自由配置资源会导致资源向优势一方集中,无论这种优势来源于经济的自然过程还是政治特权。经济优势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叠加,会迅速扩大优势,在一代人之内就会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正是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和中国现今的社会现实。

巨大的贫富差距必然造成社会普遍的不平与不满,必然带来社会剧烈的动荡,甚至革命和战争。所以,自由竞争必然付出巨大社会成本。

其次,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激励大量不法行为,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

有些破坏,例如伪劣产品,个人的辩识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健康和生命。经济学诡辩说,长期看,市场能够识别,但是正像凱恩斯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有些破坏,例如空气、水体、土壤的污染,以及对安全的忽视等,不但会造成巨大的公共灾难,而且治理难度很大,时间很长,成本很高。

还有些破坏,例如矿产和生物资源的破坏,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了。

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同样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第三,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产生大量所谓“道德陷阱”,这些“道德陷阱”在规模化、系统化、全球化的现代经济中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效应,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

金融危机的源头是流动性过剩,我们以后再分析流动性过剩是如何产生的。过剩的流动性在网络泡沫上栽了跟头,然后涌入房地产市场,不断推高房价。在这种形势下,贷款机构和投资银行犯了两个关键性“道德”错误,从而触发危机。

首先,贷款机构放弃了对还款能力的审查并实施零首付政策,放贷无条件。其次,投资银行对这些债务进行证券化处理,通过分割、打包再转卖或持有。这种分割、打包的实质是多次抵押,在实体经济中是违法的,但在虚拟经济中却成了“创新”。

金融机构的这两个错误建立在一个低能的常识性错误之上,这就是房价会长涨不衰。华尔街集中了美国最聪明的一批“精英”,他们的收入几倍几十倍于他们的工业同行,为什么顶尖精英会犯低能错误?

一个解释来源于凯恩斯:因为他们也是“动物”,他们的“动物精神”使他们轻易跟从潮流。另一个解释来源于心理学:因为他们自认为足够聪明,可以在最后一刻将危机转嫁出去。第三个解释是制度性的:企业的激励制度只在乎短期个人收益。不管何种解释,都证明自利竞争与公众利益之间并不存在可靠的扭带,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认定是不一样的,甚至南辕北辙。例如,有的人认为生命最可贵,所以面对侵略应不抵抗,当亡国奴比死强,国家不应为军队花钱征税,也应该放弃那些有争议的土地和小岛;而其他人则认为,自由价更高,宁死不当亡国奴,因此需征税养兵。这样的竞争不可能达到平衡,满足每个人的利益,只能通过多数决策机制,满足多数利益,损害少数利益。

政府职能的本质,就是满足多数,并根据对多数利益的损害情况,分别采取倾听、压制或剥夺少数的政策。社会资本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税收政策,就是公然的对少数的剥夺,虽然受到富人和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却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永久的剥夺”。 

第五,个人利益的总和并不一定涵盖公共利益,有些公共利益,例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航天工程、基础研究等,并不一定获益于当下,甚至一代人都不能获益。当下人的多数可能并不愿意为这样的价值支出,只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能够认识到其价值,竞争甚至多数决策都不能支持这类价值,只能靠所谓“威权决策”实施。 

还有一些利益,例如货币发行,通过竞争的办法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只能由一个威权机构,由个别人做出决策。这一点,连弗里德曼都承认,并驳斥了哈耶克货币自由的观点。因此,政府不但要处理好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当下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并善于聚集睿智精英,来处理这些关系。

以上5个方面,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或不能很好解决的,必需由政府通过税收筹集资源,然后建立专职机构进行保障,补贴,监管,并做出决策。

这5个方面构成了经济运行的社会性成本。传统经济学没有社会成本这个概念,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科斯提出这个概念,用它涵盖传统经济学所讲的“外部性”一直到“公共产品”这整个领域。但是,经济学始终没有将上述5个方面纳入社会成本范畴,展开像样的研究。

科斯分析了“外部性”中加害方和受害方的成本关系,认为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而不是行政限制解决其中的利益得失。科斯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认清,有些“外部性”属“经济”领域,可以界定成本—价格,通过交易或法律辅助的交易解决,例如“牛进花园”;而更多的“外部性”不属于或不全属于“经济”领域,不能界定成本—价格,不能用市场交易解决,特别是涉及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安全和环保问题,例如毒气、毒水、毒食品,紧急救治,救灾等等,以及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公平感所带来的社会动荡。 

科斯对“社会成本”的扭曲,原因就在于他忘了他在30年代就提出的具有突破性的“交易成本”。例如烟囱排烟,并不仅仅是不舒服和补偿,很可能潜藏下危害生命的因素,而双方对此根本不知情,这里存在寻价缺失,也就是交易成本,因而达成交易的补偿不可能是公平合理的。

交易成本理论是自斯密至今,经济学最重大的理论突破,因为它部分推翻了经济学的根基——“看不见的手”,或称为“市场有效”理论。其实斯密自己一手“缔造”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内在矛盾。

斯密在《国富论》中建立了经济学的两个基础,一个是分工组织带来的高效率,一个是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高效率。斯密对这两个部分都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尤其是没有勾勒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部分存在内在的逻辑上的矛盾:既然“看不见的手”也就是竞争能带来效率与公正,为什么还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有领导的,按计划生产的分工组织?

或者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说,既然市场是有效的,为什么这种有效性(假设它真的有效),从来而且只能建立在官僚的,有计划的,分工合作的企业组织之上?或者用带有哲学意味的话说,为什么市场的有效性只能建立市场的无效性基础之上?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只能建立在“看得见的手”的基础之上?

科斯认为,寻价和讨价还价是主要的交易成本,当这个成本超过了参与者的承受能力,他们就会寻找替代物,以有效节约这些成本。而“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也就是说,企业是市场竞争机制的替代物。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替代物,就是因为企业能够有效地降低寻价和讨价还价的成本,在科斯看来,这就是企业的本质。

显然,科斯架起了斯密论述的两个经济学基本假设之间的桥梁,否定了在任何情况下市场都是有效的,肯定了有领导有计划,分工合作的制度架构的效率性。

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成本就会内化为一个等级机构,这个机构可能是企业,为什么就不可能是一级政府呢?

有些交易成本是通过市场寻价可以解决的;有些交易成本需要企业家的寻价能力解决,就形成了企业;而一定有些交易成本是市场和企业都无法解决的,这就是政府产生的原因。政府和企业一样,也必定有其合理边界。

政府的合理边界在于而且仅在于,它的职责是消除那些无法定价的社会成本,提供公平良序环境的,其中包括安全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在正常情况下,它不应扩大合理边界,干预它不应干预的事物。

 显然,科斯的“社会成本”与“交易成本”有深刻的内在矛盾,科斯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而科斯主张的交易方式,除了“碳交易”这个非市场的政府间交易外,世界各国政府都敬而远之,那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研究出能被接受的操作方法,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太高,太难于操作。

如果说斯密“看不见的手”悖论为经济学奠定的哲学基础是有重大缺陷的,那么,经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嘉图为经济学奠定的技术基础也是不可靠的。

李嘉图考察了农业生产的性质,提出收益递减的概念,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他用饥荒和战争消灭人口的主张。以后的边际学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边际收益递减理论,这个理论又成了马歇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济学的主流内容。

但是,马歇尔已经注意到他总结的经济学与经济现实的差异。因为19世纪末,最早的一批规模化企业已经出现,这些企业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倾向。马歇尔研究了这个问题,但由于整个经济学体系已经固形化,与新的经济现实无法相容,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希望后人在掌握大量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可惜,马歇尔的经济学后人出息不大。

其实今天我们被告知的经济学,并不是它创立时的样子。斯密在名著《国富论》中阐述了通过分工合作,计划生产的企业所具有的高效率,在“看不见的手”规则下运行的市场所具有的高效率,以及政府对提供公共产品所具有的职责,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他又阐述了同情心这类的道德对利己心的约束。

完整地看,斯密为经济学安了4条“腿”,这就是企业、市场、政府和道德。实际上斯密为市场规定了“边界”,市场只是构成“经济的部分之一。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相互交叉融合而成为“经济”,显然,这才是经济学更坚实的基础。

但是,经济学后来的发展抛弃了3条“腿”,成了独腿怪兽。市场无边化取代了“经济”。交易成本理论的出现,本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使经济学回到斯密,但是,很可惜,这种可能被经济学利益集团扭曲了,阉割了,人们今天看到的经济学,仍然是200年前的陈糠烂芝麻。

此外,经济学框架主要反映和总结的是农业和小企业占主导地位时期的经济,20世纪的大企业,其命令性、计划性、合作性、福利性,以及其股权的社会化,与经济学基本理念相悖,面对大企业已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经济学理应与时俱进。 

但是,很可惜,经济学的发展不像是一门科学,倒像是一门宗教,它的发展不是越来越复杂,而是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就剩一句话甚至两个字。这种简化就是为了易于宣讲及煽动起无知的膜拜,并使“教士”们获得权威地位,就像基督教曾经的发展那样。你能想象物理学的所有发展都为了证明牛顿的一句话吗?你能想象物理学家凭一句话就可以走遍天下吗?而这正是经济学和某些经济学家的实。

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意义

在所有这些经济学的偏执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对中国的误导最大。我们被告知,效率第一,经济快速增长了,公平问题自然解决了。这个误导一旦被普遍认可采纳,则会酿成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失误。

今天,我们已经清楚看到这些失误造成的严重恶果: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其他人,而是成为骄奢淫逸并企图获得更大权力的蟊贼;矿业矿难频发,死人无数,不得不将其国有化,这个过程,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历过;而房地产,早已成了中国强盗资本家聚集的产业,它所引发的巨大不公平感成了政府的噩梦,并将像香港一样撕裂社会,使中国走向“失败的社会”。

为什么效率不能自动转化或提升公平呢?

法国经济学家皮凱蒂在他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中用大量数据证明了资本的短期和长期回报率都远高于劳动回报,投资家巴菲特用亲身经历证明,资本的稅收优惠进一步扩大了资本对劳动的优势,这一优势的不断叠加并非如经济学所假设的,是一种合作博弈,即效率促进公平,而是一种零和博弈,即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其后果不单是不公平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而且是效率的自我毁灭,即巨大的经济成本。

贫富差距过大,一方面是穷人的钱太少,不能产生不断较快增长的有效需求,转化为同样较快增长的生产性投资。结果,经济不得靠别人的需求(出口),暂时不需要的需求(基础建设)和浪费的需求(政府开支)来支撑。另一方面,富人,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的钱太多,这些钱的大部分就会转为过剩的“流动性”投入虚拟经济。 

过剩流动性投资的特点是,靠后来的支撑先来的,等到一个节点产生流动性毁灭,通常这种投资被称为投机。投机的结果是财富的毁灭——穷人和富人都没有得到好处。而之所以会毁灭,是因为这些过剩流动性本来就是多余的。

所以,财富的分配对于财富的生产具有决定意义,就像财富的生产对于财富的分配具有决定意义一样。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决不像主流经济学所描绘的,是一个单向过程。也就是说,效率与公平不可偏废,过分强调效率不但会损害公平,而且会损害效率本身。 

经济学用简单的一组数字表达经济增长,叫GDP,中国的GDP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贫富差距转化为凡勃伦笔下的“闲钱”而成为过剩流动性,这些过剩流动性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转化为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而是漫无目的地在从大蒜到房产到股票等各种物资和资产的“虚拟价格”上游荡。这些“有闲”资产对经济没有实际意义。

这个GDP只有正没有负,巨大的贫富差距被“平均”,所有的污染破坏,所有的社会成本都被看成是正发展。更荒谬的是,把纠正巨大社会成本的努力再一次作为正项计入。我们的国民经济没有损耗,没有折旧,相反,损耗和折旧被再次计入利润。这种事要是发生在企业中就是造假,发生在国家就叫繁荣。

如果把巨大的社会成本计算进去,如果把流动性中的零作用和负作用计算进去,那么假如贫富差距能够降低,中国经济很可能用6%的增长率,就能达到10%增长率的效果,那种GDP要达到8%以上才能保证就业的说法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经济的效率性将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将大大改善。这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经济不公平问题的经济意义。

GDP崇拜是所有经济学流派的共同特点,它的荒谬从来没有被纠正。也就是说,我们10%的增长率,如果计入社会成本的话,大约只有5%到6%,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发展质量计入,慢一点但好一点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6月15日发布有关收入不平等的起因和后果的报告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将贫富差距称为当前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决定性的挑战。报告发现,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本身具有相关性:如果提高收入最高端20%的富裕人群的收入,将令今后5年的GDP增幅下降0.8%;而增加最贫穷的20%人口的收入反之会在同期推动GDP增长0.38%。报告作者之一该机构亚太项目副主任卡尔帕纳·科克哈尔(Kalpana Kochhar)说:“尽管有多个相关的经济和社会经济渠道,但从根本上讲,我们的研究发现将重心放在贫困和中产阶级实际上对增长是有利的。这就意味着终止贫困将推动整体繁荣。我们将是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这是一个有如此重要性的国际组织头一次用研究报告推翻经济学的现成结论,其意义的重大将在以后的历史中逐渐展现出来。 

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

发展与公平是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结构或者说是良序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两翼或两个驱动“轮子”,任何偏废都可能发生坍塌而落入陷阱。 建国后中国的经济实践,前30年忽视了发展,后30年忽视了公平。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发展源于自己的经验,共产党就是靠高举公平大旗打下的天下;忽视公平则在于,当我们力图纠正忽视发展的错误时,由于没有经验,轻信了教条,使我们再次走了弯路。 

邓小平对发展与公平的表述是一个发展性的思维,一开始他说“发展是硬道理”,完全没有提公平。后来他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为开始实施公平目标规定了一个时间表,就是20世纪末。他还认为,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没有实现公平,改革就失败了。

后一个表述把发展与公平作为先后实施的步骤,并把在富裕基础上的公平确立为最终目标。邓小平的这一表述与斯密是相通的。仔细分析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表述,他也是以是否能达到公平目标而赋予竞争,也就是“看不见的手”以合理性的。也就是说,如果达不到公平,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失灵”了。 

资本主义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都证明,先发展后公平,或者说,靠市场力量通过发展“自然”达到公平,这个路径不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被忽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而且是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少走弯路,才能建立良序社会。 

邓小平和斯密的思想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他们都是在发展受到长期压抑的情况下,侧重于强调发展对发展与公平的关系进行表述的,这些表述具有突破性,对历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却未必是科学的、平衡的,科学的理论和决策应该用实践来检验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修正和发展理论。 

中国经济面临转型,这个转型本质上是需要一次大刀阔斧的,小罗斯福新政式的改革,这个改革要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通过消除巨大的社会成本来获得发展动力和红利,反腐败就是这个转型、改革和发展的第一步,这也正是反腐败具有巨大价值的真正意义所在。 

高举公平发展的大旗,还需要设定一系列的具体目标,也需要政治的,社会的和价值观的重塑。这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改革。小罗斯福建立社会资本主义的新政改革历经两党历届政府历时半个世纪,被里根政府“反动”了一把,在小布什后期和奥巴马时期重势头,至今尚未完成。中国学习欧美的经验教训,应能更快更好地完成这个改革。

(作者简介:于中宁,经济理论与管理理论研究学者,代表作有《现代管理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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