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期全国洪涝灾害应对的反思，使德国的所谓“防洪神器”、江西赣州的宋代福寿沟进入公众视野。但德国“防洪神器”使用范围十分有限，使用环境更是要求苛刻。笔者曾在德国参与易北河洪水模拟场景的应急演练，沙袋依然是演练给定的主要抗洪资源。宋代的福寿沟也只是古代赣州城池防洪体系的一部分。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城池防洪体系，能为我国当代城市防洪提供一些启示。

　　城墙的防洪机制

　　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特色是城墙环绕，并辅以护城堤防和护城河，前者称为城、后两者称为池，古代城市也因此被称为城池。西方城市也多筑有城墙，西方学者强调了城墙的政治功能，即作为权力符号可震慑反心、凝聚民心，作为统治屏障可以抗击内乱、抵御外敌。中国学者也认同这点，但同时强调了城墙的防洪作用。

　　中国古代城市与西方不同，除城墙外，另有护城堤防和护城河作为第一道防线。城市城墙体系与堤河体系的防洪功能，构成中国古代城市防御的特色。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独特的地理、气象条件，表现为地势平缓、雨季高度集中，极易形成洪涝灾害，天灾和人祸都是防御重点。另一方面，我国先民以灌溉农业为主，加上内河航运需要，城市多建在河流沿岸，也容易受洪涝灾害侵袭。为应对灾害的严峻挑战，我国古代也形成了独特的城池洪水防御体系。

　　在城池防洪体系下，暴雨成灾时，护城河在洪水围城前成为疏导排水通道;南方城市还普遍在城外加筑一圈防洪堤，提高了安全保障水平;高大的城墙则是城池防洪体系的最后屏障。如，今年入夏受洪水侵袭的武汉三镇，地处长江、汉江交汇处，最易受两江洪水侵袭，当时的城墙修筑就充分考虑了防洪需要。古代赣州城池防洪体系的作用突出，其临江城墙以铁水浇固城墙石基，把土墙改成砖石墙，城内整理疏通了地下排水系统，修建福沟、寿沟作为排水干道，在临江水道口修筑12座水窗，设计开合窗科学解决城内排水和江水倒灌问题。

　　正因为古代城池防洪系统的作用，使中国城市应对洪水泛滥的成效突出。如，地处江汉平原的荆州古城防洪作用突出，1935年洪水几乎淹平荆州城城墙垛口，但坚固的城墙，独特的公安门，防倒灌的城门、水门等设计，使城内虽有渍水，但最终安然无恙。当然也有相反例子，唐东都洛阳城，建城时迷信天命，“洛水贯都，以象天汉”，忽略了城池防洪，之后屡遭洪水侵袭。近代，400多年历史的天津城墙被八国联军拆毁后的弊端立显，1917年海河流域连日大雨，失去城墙的天津被洪水淹没，受灾严重地区水深达5尺。

　　古代防洪的思想和措施

　　当然，由于我国古代城市居民以官员、士绅为主，城乡分界明显，强大的城池防洪体系将洪水拒之城外，却对周边乡村形成以邻为壑的后果，动辄死亡几十万人的大洪灾频频发生。但这并不能掩盖我国古代城池防洪体系对防御洪灾所发挥的作用，一些做法依然对我国当代城市防洪体系建设有借鉴作用。

　　一是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洪水防御指导思想。历代王朝的城市建设选址都强调天地人融合，重视防洪与自然、气象、地理等环境的和谐。我国的城市建设中，忽略了人与自然和谐，大量城市湖泊、水塘、河道等天然设施被占用、填平、开发，城市地面无法渗漏、调蓄洪水，防洪能力大大减弱。2012年，我国首次提出了“海绵城市”概念，即城市要适应环境变化和有效应对洪灾，也是古代城市建设天地人合一思想的反映。我国古代城池防洪体系注重利用自然环境，顺自然河流湖泊因势利导，开挖、疏浚各类池苑、明渠、暗渠等。通过利用地形地势，建设城市水系，联通城外江河湖泊等措施，起到调洪蓄水作用，也兼顾城市给排水和水陆交通等问题。

　　二是防救戒并举的灾害防御政策措施。古代思想家荀悦“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的说法，常常被古人作为洪水防御政策措施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城市灾害防御体系建设中，由于传统的政绩考核方式，一直高度重视了“救”的政策措施;随着认识深入，各地也开始日益重视“防”的作用;但是，通过灾害评估，进行举一反三，改进政策、调整制度方面，相对弱化，“戒”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因此，古代城池防洪体系体现的以事先防范为主、以灾害临时救助为辅、以灾后引以为戒做补充，进行持续改进的政策措施值得借鉴。

　　三是城市灾害防御的系统化。古代城池防洪体系简单，但具有系统化强的特点。目前，我国城市建设防洪设施多头重复建设、管理，加上使用主体更多元化，责任主体常常缺位。这往往形成很多城市防洪体系投资巨大，单独某一部分的功能强大，整体效率低下的短板效应。古代城池防洪体系中，以城墙、城门、涵洞、水门和各类建筑物为主，街坊形制系统相辅相成，通过集中分布、引直对称、前后左右、高下起落等整体设计组织起来;加上城内的池塘、沟渠、湖泊收集雨水，城外的护城河、大堤及河流系统导流，城池两大体系相融合，形成古代城市整体性防洪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