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员大多自幼熟读经、史、子、集，通过多年的寒窗苦读后入朝为官，实现个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由于长年读书的习惯使然，大凡为官者皆勤于读书，即使在休假期间也依然手不释卷。

　　古代官员的正式休假约始自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政府官员每工作五天可以回家休息沐浴一天，称为“休沐”。唐《初学记》载：“休假亦曰休沐。汉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汉代官员日常办公和生活必须留居官署，只有在休假时才可抛开政务读书，阅读的范围涵盖诸子百家经典。汉武帝时将是否通达儒学看作考核提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条件，通过读书入仕实现崇高政治理想成为汉代儒家读书人的最高追求，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家备受皇帝器重。除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汉代官员闲时争相阅读的则是一本《孝经》。据《太平御览》载：“故汉制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尽以孝为务也。”盖因汉以“孝”治天下，政府选官用吏也以“孝廉”来衡量。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员自然也就将学习孝行宝典《孝经》奉为休假必修课。

　　唐代延续汉时的休假制度，刘禹锡曾有诗曰：“五日思归沐，三春羡众还。”随着封建官僚体制的巩固和完善，唐政府一方面将百官的休假由“五日休沐”改为十日一休的“旬休”，另一方面，动不动就给官员放长假，既有给假七天的元旦、冬至、清明三个“黄金周”，还有给假三天的中秋、夏至、腊日，至于给假一天的节日则多达二十余个。唐代的休假繁多，无疑是官员文士的福音。官员们往往选择寄情自然，在山水田园中饮酒唱和，吟诗作赋，无形中推动了唐代山水田园诗和散文的发展，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即为唐代山水田园散文的代表。盛唐时期，社会普遍存在着一股好学之风，朝野上下对读书极为重视。唐太宗常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告诫百官多读史书，晚年任大唐组织部长的大文学家韩愈也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而中唐时代以敢于进谏出名的阳诚因家贫无书读便去做了抄书吏，偷偷读官书，昼夜不出门，“经六年，乃无所不通”，则堪称官员读书的“励志哥”。

　　宋代的休假制度更为完善。法定的春节、元宵各放七天，加起来接近半个月，紧接着是为纪念赵氏先祖的两个国忌日各放三天，然后是冬至放假七天，旋即又遇天庆节放假七天，这样前前后后长达一个多月的春假就诞生了。地方公务加上年终“封印”停止办公的特殊福利，一年下来竟然可以带薪休假一百二十多天。宋代君臣假期读书之风氛围浓厚，宋太宗和真宗尤爱读史书，史载“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以观书为乐”，真宗“听政之暇，唯文史是乐”。至于一代名相赵普、范仲淹等，则更是勤学苦读的典范。元人脱脱所著《宋史》对宋代官员的读书之风给予了高度评价：“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宋代官员不仅喜欢读书，有的也将自己为官理政的经验写成书公开出版，如南宋司法干部宋慈撰写的《洗冤集录》可谓中国法医学的里程碑之作。但宋代过多的节假，不免使得官员队伍涣散，影响工作效率。为此龙图阁学士包拯专门给宋仁宗上了道奏折，建议中央削减七天长假，同时要求官员在休假期间熟读经典，体察民生。

　　明代较之前朝逐渐减少乃至取消了“旬休”制度，官员的全年休假压缩至五十多天，唯有一个特殊群体庶吉士不受影响。庶吉士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讲解经籍，是大明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可享受“五天一沐”的古假。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将元宵放假增至十天，官员可休养生息不奏朝事，民间的放灯饮酒作乐也不干涉，以此“永为定例”。明代统治者重视教育文化事业，图书作为知识的载体，格外受帝王的青睐。朱元璋时期免除了书籍税，朱棣亦指出：“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永乐四年朱棣动用文人儒臣三千余人，集古今图书八千余种，历时六年编成11095册、3.7亿字的《永乐大典》，堪称中华文化一大贡献。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明代刻书业发达，书市繁荣，尤以帝京云集天下书商，书市之大，书籍之全，他处无一可比。而明代官员亦以淘书、刻书为官员休假之一乐，举凡科举考试上榜者“必有一部刻稿”。明代虽然节假减少，但官员士大夫休假期间的社会交往频繁，这种社会交往又常常与读书讲学，讽议时政相关。官员因政治立场观点而群聚纵谈，品评人物，裁量政治是非，于是形成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舆论，这种舆论由于是众人共同商议讨论的结果，能对朝政施以影响，是以称之为“清议”或者“公议”。万历年间，以顾宪成为精神领袖的一些文官经常利用休假在无锡东林书院读书讲学，议论时政。顾宪成为东林书院题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朝士有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清代的休假制度在承袭明代的基础上，以封印休假的方式将冬至、元旦、元宵三个节假连缀，前后也有一个月时间。每至封印之日，京城前门一带“万骑齐发，拥挤非常，园馆居楼，均无隙地矣”。官员往往借假日相邀而聚，以诗会友，品评文章。上至宰相大臣，下至地方县令皆流行玩一种名曰曲水流觞的高雅游戏。一群人围坐水渠两旁，在上流放置盛酒的杯子，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即兴赋诗饮酒。和珅蒙宠时就特意将自家宅院一处亭子开渠作此游戏用。随着新航路开辟，欧洲主要国家频频向东方派出使团和传教士，一些具有开明意识的清朝官员大量搜集阅读西方书籍，了解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历史地理。在这方面，康熙皇帝无疑作出了表率。他对西方的算学、地理、光学等自然科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下令将《几何原理》译成满汉文字发给官员学习。及至甲午一役，清朝的官员们终于从虚骄的醉梦中惊醒。于是士林争讲西学，官吏竞言新法成为政界的新常态。官员们在政务之余又多了一项内容——读书开会。当其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士人发起的强学会、保国会等新式学会，以学术为手段，主张新法，倡言变革。康有为“日出与士大夫讲辩，并告与开会之故，明者日众”。沈增植、李鸿藻、翁同龢、袁世凯、张之洞等朝中大员皆予支持。《申报》载“康有为倡设保国会结党三百数十人，皆系宦途”，足见官员入会之多。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新式学会接受西方七日一星期及星期日休假之习惯，一般选择在星期日开展读书阅报和讲学活动等事务，反倒成为中国采行此一休假习惯的推动者。如湖南长沙由谭嗣同、熊希龄发起的南学会负责联络全省官绅读书讲学，每七日集会演讲一次，每集会听者数千人，“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

　　总的说来，中国古代官员的休假制度始自汉代，唐宋时期最为繁盛宽松，至明清之际官方逐渐收紧休假政策。这既与国家政权随着社会发展对社会事务治理的承载日趋沉重相关，又是专制皇权下严格控制官吏的形势使然。而官员们在休假期间的普遍读书习惯，熟读典籍，体察民情，调养身体，则是一个悠久的良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