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观的形成

　　“夷夏”观，又称“夷夏之辨”，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种思想文化观念，并经历了由地理概念到文化意识的转化。经过先秦时代疆域开拓，便有了“中国”一词的地理定义，“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里“中国”是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也就是周朝人统治的地域，他们自认为位于大地中央，对四方的民族居住地则称之为蛮、夷、戎、狄，正所谓“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到春秋时期这一概念出现了相应的异化，开始融入文化观念，如《左传·定公十年》曾这样描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也将“华夏”称谓定义为：“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这意味着，华代表汉服，夏指行周礼的大国，“华夏”就是“身穿汉服的礼仪之邦”。显然，从文化角度来讲，那就是“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被称为蛮、夷、戎、狄”。从此，这种“华尊夷卑”的文化优越意识长期主导了中国社会思想，并演化成一套“宗藩”体制且等级分明的思想体系，以此看待外部世界，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等。然而，这种“夷夏之辨”的传统思想在近代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开始发生变化，随之带来了中国社会层面意义的变动。

　　近代“师夷长技”思想的萌发

　　1840年鸦片战争在带来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同时，还冲击了中国传统“夷夏观”思想，打破了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美梦。面对英国舰炮的威胁和开战的决心，部分士大夫抛弃“居天地之中”的传统思想，开眼看世界。鸦片战争失败的结局刺激了魏源对传统“夷”观提出了新看法。他在整编成书的《海国图志》中就指出：“夷蛮戎狄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徒，未知王化者言之……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贯穿今古者，是赢寰之奇士，城内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他还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于是，他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很明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不仅有别于传统“夷夏观”思想体系，还反映了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思想观念。

　　“中体西用”的实践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也继续改变着传统“夷夏”思想。对于战败的结果，李鸿章不得不承认技不如“夷”，“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样“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维护清朝统治为目的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应时而生，一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向西方进行技术学习的革新运动兴起。因此，在运动中以“自强”为旗号兴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打着“求富”的口号创建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等一批民用工业;建立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通过兴办京师同文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等学校和派人出国留学培养了大量近代人才等等。

　　应当说，这场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但洋务者们始终无法摆脱固有观念的束缚，如洋务运动领导者奕訢曾直言：“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扰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清性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术如此，其余也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

　　很显然，在这样思想指导下的技术改良运动很难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但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一些士大夫还是借中西交流之际对东西文明有了新的认识，进一步突破了“夷夏”思想的认识界限。王韬重新解释了“华夷之辩”，他认为“华夷”文明是相对的，并提出：“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还指出了英国政治文明之所在，“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一致赞同)，然后举行。”郑观应通过“夷夏”对比，道出了清廷封建制度的落后性，“我国积弱数千年之原，由于怀私，怀私由于行政专制”，并提出，“欲变专制，须开国会，设内阁”。可见，这场不成功的技术革新运动带来了更多新思想，为以后的政治改良运动创造了思想条件。

　　从“中体西用”到全面“维新”

　　以“中体西用”方式谋求挽救清政府统治为目的的技术改良运动最终由于甲午战败而结束，也由此引发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在19世纪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很多士大夫真正意识到了国家民族面临的灭亡命运，“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他们开始批判“中体西用”的观念，要求深入的社会变革。如变法倡导者严复指出：“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这是因为中西文明有很多不同，“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王，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主张者康有为积极宣传西方的政治文明，如他称赞君主立宪制，“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

　　于是，维新派发起了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全面学习的改革。在政治上兴民权，开民智，改良司法等;经济上提倡实业;教育上设立兼学中学、西学的学校，废除八股等。然而，历史在演进过程中也表现出了滑稽的一面。口口声声主张“开国会”“设议院”的康有为却依然信奉“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所以当顽固势力反扑时，这场维新运动便昙花一现。不过，这场改革运动还是在封建统治上层集团中引起了共鸣，并由此引发了对顽固派行为的不满。如李鸿章就表示：“太后临朝，诛遣十数人，大变新政，又成守旧世界。”显然，部分统治者认识到了清朝进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

　　从新政仿宪到民主共和

　　虽然顽固守旧势力阻止了政治维新运动，暂时避免了手中权力的旁落，但还是无法阻止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革命潮流的兴起。面对八国联军入侵后留下的残局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激荡，清政府当权者不得不自我解禁，重新走向社会改良的道路。如慈禧在1901年颁布改革谕旨时要求官员们“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事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这样清廷开启了最后一次挽救危亡的变革运动，鼓励发展工商业，设立资政院、咨议局，“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停止”等，但随着皇族内阁的出台终结了这场新政改革的命运。然而随着新政的推行，“改革的回归，民主化过程得以重新恢复并迅速走上正轨、达到高潮”。

　　在这种状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不仅大大突破了传统“夷夏”思想观念，并将传统政治和思想文化作为批判的对象。如针对中国传统封建政治制度，孙中山就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他还对中国传统旧道德提出了强烈批评，“中国之积弱不振，其根源乃是起自道德方面的”。其结果，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将清政府推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革命的不彻底性最终导致了辛亥硕果的旁落，民主共和内容更多地流于形式。对于这样的结果或由众多原因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完全摆脱“夷夏观”思想影响，没有做好“拿来主义”这篇大文章，应是原因之一。

　　“夷夏观”思想在近代历史中的变迁结局告诉我们，作为中国古代曾经是先进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物的“夷夏”思想，使中国长期居于优越的地理文化意识，将华夏与域外置于不平等的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并使其渐渐落伍，以致近代世界文明出现并与中华文明碰撞时，对“夷夏观”传统思想构成了严重冲击。对此，近代时人不知所措，甚至不再那么自信，不得不重新认识华夏与世界的关系，因而“师夷”“维新”与“民主共和”轮番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无论清朝洋务派、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更多地陷入了传统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以致改良与革命都没有成功。总之，作为传统文化思想必须不断吐故纳新，与时俱进，才能保持永续的生命力，紧跟时代的步伐，否则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