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记载，汉宣帝时，丞相丙吉外出，路遇行人斗殴，死伤者横尸于道。丙吉不闻不问，驱车而过，手下掾史大惑不解。丙吉继续前行，碰到有人赶牛而来。那牛伸着舌头，喘着粗气。丙吉让车停下来，派随侍骑吏问那人赶牛走了几里路了，意在指责这人不爱惜牛。前后一比，下属对丞相重畜轻人的做法颇有微词。丙吉说，行人斗殴，自有属地官员处理，我只需逐年考察其政绩，奏报赏罚就可以了，毋须过问这些地方小事。眼下正当春季，天气还不至于太热，这头牛若因临近暑热而气喘，表明气候反常，农事势必会受影响。所以，我要过问牛的事。掾史这才心服，认为丙吉识大体。

　　在农业社会里，天候气象对农事影响很大，事关国计民生。正因为如此，当时以及后世的史官，都对丙吉问牛不问人这件事高度评价，广为传扬。用现在的话说，丙吉是个抓大事的好领导，站得高，看得远。

　　倘若认真参详一番，你就会觉得，这件事似乎有些不对劲儿。打架斗殴虽属地方治安问题，可当时的情势不妙，若不及时制止，事态就有可能愈演愈烈，发展成为报复性的群体流血事件。在我国古代，民间暴力泛滥，不仅使后方人力资源锐减，前方兵员输送不足，而且使族仇私怨愈结愈深，严重影响社会安定。所以，当年商鞅变法，就曾严令禁止民间私斗。史记评价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须知，丙吉出行碰上的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而是打群架，且已“死伤横道”，人命关天，怎么能说是小事呢?比起发展生产这个第一要务来，百姓打架就算是小事，为何不能顺便过问调解一下，制止事态恶化，却要视而不见、扬长而去呢?

　　无独有偶，在此前的历史典籍中，类似的记述并不鲜见。春秋时期，郑国有个老百姓寒冬里过河，上岸后小腿都冻僵了。景差刚好路过这里，就把那人扶到陪乘位子上，并用自己的衣襟捂着那人的腿脚。晋国大夫叔向听闻后，不以为然地说，景差身为国相，这样做不是很浅陋吗?我听说，在贤能官吏管辖的地方，三个月就该修好沟渠，十个月就能架好桥梁。这样的话，牛马过河都不会湿蹄子，何况是人呢?这便是掌故“景差覆衽”的由来，见于刘向《说苑》。

　　同是春秋时期，同样的例子，也曾出现在《孟子·离娄下》的记述中。郑相子产外出时，曾用自己乘坐的车子搭载行人过河。孟子就此批评他“惠而不知为政”，讲的也是行小惠与识大体的关系。意思是说，子产仁惠，却不懂得为政之道。他应该去抓架桥铺路这样的大事，而不必去管行人过河这样的小事。

　　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在桥梁尚未修好之前，像景差、子产这样的大官，顺便帮助行人过河，又有何不可呢?

　　从历史记载来看，子产主政郑国期间，推行过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变革，不仅政绩卓然，国力大增，而且百姓富庶，安居乐业。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拎重物，儿童也不用干农活。两年之后，市场商人不虚抬物价。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五年后，男子不需服兵役。可见子产并非只注重亲民爱民的小惠，而缺乏经世治国的大德。

　　古往今来的政论家们，为了宣扬他们那些大而化之的治国理念，往往会借助某些看似经典其实偏颇的个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用心固然良苦，但却经不起推敲。类似“景差覆衽”“子产渡人”“丙吉问牛”这样的掌故，听上去好像挺有道理，事实上却是一面之词。我们可以接受他们所阐发的论点，去听政、问政、论政，却不可以搬用他们所举的例子去裁度现实。一个亲民爱民的领导，能够走到群众中来，发自内心地关心并过问民间疾苦，与抓大事并不矛盾，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亲民爱民善举都看成是小恩小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