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石既然能与人同乐，也必定能与人同忧，再征召他，他肯定会应召。”公元347年，当司马昱用这句话结束了众人关于谢安是否会效命朝廷的争论时，没有人会想到，三十六年后，带领东晋将士击败苻坚九十七万大军的，正是这个年余四十还隐居东山的闲散人。

　　闲散人，谢安是。在他人生的一大半时间里，只谈风花雪月，不谈安邦定国，只讲黄白养生，不讲忧国忧民。这样的人当然闲散。然而，先天下之乐而乐，却并没有妨碍他同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当家族危难之际，天下倾颓之时，挽狂澜于既倒的还是他谢安。而之所以能在人生中如此进退有据，谢安凭借的除了身份、本领、性格之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审时度势的大局观了。

　　谢安出身名门，父亲谢裒，官至太常，这让他从小就有机会结交到很多权贵，比如宰相王导，名士王濛。所谓三十年前看父相子，仰仗着其父的威名，这些同朝为官的叔叔大爷们，自然是说不出谢安什么不好。更何况谢安不是曹操，从小就调皮捣蛋。温和恭谨的性子，很让大人们省心。无论是什么年代，对于大人来说，孩子最好的品德都是少给自己找麻烦。所以，谢安夙有贤名。然而天下人发现他那不爱做官的毛病，也是从这贤名开始的。因为不管是哪位叔叔伯伯给他安排的差事，都会被他以种种理由推托掉。直至最后，推托不掉时，他还自己躲到了东山，过起了隐居的日子。当然，富家子弟的隐居和老子、庄子的不同，他们的隐居，说穿了就是玩儿，邀上三五好友，与王羲之、许询这些人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去郊个游，捕个鱼，打个猎，吟个诗，作个文。总之是再不过问朝堂之事。左请右请都请不到，也让那些原本看中谢安的人，开始闹起了别扭。他们也是有脾气的，也是有尊严的，学着周公吐脯，礼贤下士当然好。问题是，请得来是礼贤下士，请不来，就是丢人了。文人士大夫最不乐意的就是跌面子。于是，他们向当时的朝廷建议，禁止谢安再入朝堂。这才有了司马昱的那句“安石既然能与人同乐，也必定能与人同忧，再征召他，他肯定会应召”。司马昱是当时少有能懂谢安的人，这和他的身份和所站的高度有关。

　　司马昱是晋元帝的小儿子，和谢安一样，仰仗着父亲，受人喜爱。和谢安不一样的是，司马昱的父亲是皇帝。不过，司马昱并没有直接当上皇帝。事实上，在他的人生中，从父亲去世，到自己登基还经历了六个皇帝，分别是：他的哥哥，他哥哥的大儿子，他哥哥的小儿子，他哥哥小儿子的大儿子，他哥哥大儿子的大儿子，他哥哥大儿子的小儿子。而在这六位皇帝间，他从分封琅玡王，到徙封会稽王;从历任散骑常侍、右将军、抚军将军，到升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与何充共同辅政。势头越发如日中天，顺风顺水。也正好是谢安不愿意出山的将近四十年。

　　谢安出山的那年，司马昱地位开始摇摆。那一年的朝堂之上，桓温开始风生水起。桓温是元帝的驸马，是司马昱的姐夫。因为攻占了成汉而在东晋声名大噪，一度盖过了自己的小叔子。桓温的父亲桓彝很喜欢谢安，这种喜欢也遗传给了桓温。据说，桓温到谢安府上做客，是等着谢安梳妆打扮完，才敢去见的。要知道那时候，桓温已经是谢安的直系领导。领导等着下属，也可见其对谢安的重视。而谢安出山虽然吃的是朝廷俸禄，但实际上却是做了桓温的帐下司马。这样贤臣能主的戏码，让当时很多人都以为谢安的东山再起有着良禽择木而栖的味道，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首先，谢安出山有着他不得已的苦衷。那一年他的弟弟谢万在北伐中指挥失误被贬为庶人，谢氏一族也因此受到了很大冲击。这直接影响到了谢安平静的小日子。想要像以前那样衣食无忧又不劳而获肯定是不行了。而且，东晋推行的是九品中正制，说白了也就是想当官儿要么看自己家族的门楣，要么得靠着朝里有人举荐。想做官的人要问：谁举荐?做了官的人要问：举荐谁?两个问题，一个答案：自家人。所以，如果一个家族中没有人在朝堂上当官，就等于这个家族在朝堂上失去了话语权，在社会上失去了地位，断了子孙后代的官路。所以，为了整个家族和子孙的富足，谢安必须出山。

　　其次，谢安虽然在桓温帐下谋事，却基本上没有为桓温建言献策过，因为就在他出山后的第二年，桓温再次北伐之时，谢安就借着弟弟的病逝，离开了桓温身边。要知道北伐是桓温请谢安出山的主要目的，是他一生的战略诉求。可谢安却在他最需要自己的时候离开，显然不能算是个合格的“贤臣”。甚至可以说，这基本上就是告诉了桓温，自己和他不是一路人。

　　那么既然不是一路人，又是为什么，谢安要在桓温风生水起时出山?又为什么以他的门下身份出山呢?

　　时势所迫。在谢安所生活的年代里，东晋的实权历经三人之手：司马昱、何充和桓温。在司马昱和何充掌权的年代，天下基本稳定。这和司马昱、何充的人品有关，也和朝堂上辅臣间彼此的制衡有关。如果那时出山，以谢安的才华，无论帮助哪一方，都可能打破朝堂上的平衡局面。这样虽然对谢家不无好处，但很可能会伤害到整个东晋的国家安定，并非谢安所愿。而如果只出山不尽力，又显示不出自己的才华。所谓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谢安既不愿做伤人猛虎，也不愿做无能鼠辈，便只能在权衡下，选择做隐居于东山的闲云野鹤了。而随着何充去世，桓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整个东晋朝堂就有着要往一边倒的趋势，这个趋势的尽头大有改朝换代的意味。而在外夷虎视眈眈的时候，改朝换代将不仅关系到最高利益集团的归属，同样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灭亡。这才迫使谢安选择了出山，他是想以一己之力重新稳定天下时局。至于借助桓温帐下司马的身份出山，则是因为他明白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不能和桓温撕破脸。他用这样的举动告诉桓温，自己不出山则以，出山也只会为他桓温一人所用。这样谢安才在后来与桓温的角逐中保全了性命，甚至保全了国家。

　　宁康元年，当司马昱去世，桓温带兵入朝。正是谢安亲率百官迎接于新亭，他以笑脸相迎，以老朋友劝诫的方式，以一句“诸侯有道，守卫在四邻”逼得桓温罢兵回师。同年，又是谢安以修改之名扣下了桓温要求加九锡的奏表，直至其去世。谢安一生未曾与桓温翻过脸，而是以一种似友非敌的态度抑制着这位政治上的对手。

　　谢安的一生从平淡起，到平淡终。却在两个平淡间，使政权社稷渡过了一次次的惊涛骇浪，完成了很多文人士大夫向往却无从企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这源于他的身份、才华，但更重要的，是面对着纷乱繁复的朝堂时局、叵测难猜的人心变化，谢安一直保有洞若观火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