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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鲲鹏:“每临大事有静气”——谢安 
作者:[胡鲲鹏] 来源:[光明网2016年5月9日] 2016-06-11

  “安石既然能与人同乐,也必定能与人同忧,再征召他,他肯定会应召。”公元347年,当司马昱用这句话结束了众人关于谢安是否会效命朝廷的争论时,没有人会想到,三十六年后,带领东晋将士击败苻坚九十七万大军的,正是这个年余四十还隐居东山的闲散人。

  闲散人,谢安是。在他人生的一大半时间里,只谈风花雪月,不谈安邦定国,只讲黄白养生,不讲忧国忧民。这样的人当然闲散。然而,先天下之乐而乐,却并没有妨碍他同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当家族危难之际,天下倾颓之时,挽狂澜于既倒的还是他谢安。而之所以能在人生中如此进退有据,谢安凭借的除了身份、本领、性格之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审时度势的大局观了。

  谢安出身名门,父亲谢裒,官至太常,这让他从小就有机会结交到很多权贵,比如宰相王导,名士王濛。所谓三十年前看父相子,仰仗着其父的威名,这些同朝为官的叔叔大爷们,自然是说不出谢安什么不好。更何况谢安不是曹操,从小就调皮捣蛋。温和恭谨的性子,很让大人们省心。无论是什么年代,对于大人来说,孩子最好的品德都是少给自己找麻烦。所以,谢安夙有贤名。然而天下人发现他那不爱做官的毛病,也是从这贤名开始的。因为不管是哪位叔叔伯伯给他安排的差事,都会被他以种种理由推托掉。直至最后,推托不掉时,他还自己躲到了东山,过起了隐居的日子。当然,富家子弟的隐居和老子、庄子的不同,他们的隐居,说穿了就是玩儿,邀上三五好友,与王羲之、许询这些人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去郊个游,捕个鱼,打个猎,吟个诗,作个文。总之是再不过问朝堂之事。左请右请都请不到,也让那些原本看中谢安的人,开始闹起了别扭。他们也是有脾气的,也是有尊严的,学着周公吐脯,礼贤下士当然好。问题是,请得来是礼贤下士,请不来,就是丢人了。文人士大夫最不乐意的就是跌面子。于是,他们向当时的朝廷建议,禁止谢安再入朝堂。这才有了司马昱的那句“安石既然能与人同乐,也必定能与人同忧,再征召他,他肯定会应召”。司马昱是当时少有能懂谢安的人,这和他的身份和所站的高度有关。

  司马昱是晋元帝的小儿子,和谢安一样,仰仗着父亲,受人喜爱。和谢安不一样的是,司马昱的父亲是皇帝。不过,司马昱并没有直接当上皇帝。事实上,在他的人生中,从父亲去世,到自己登基还经历了六个皇帝,分别是:他的哥哥,他哥哥的大儿子,他哥哥的小儿子,他哥哥小儿子的大儿子,他哥哥大儿子的大儿子,他哥哥大儿子的小儿子。而在这六位皇帝间,他从分封琅玡王,到徙封会稽王;从历任散骑常侍、右将军、抚军将军,到升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与何充共同辅政。势头越发如日中天,顺风顺水。也正好是谢安不愿意出山的将近四十年。

  谢安出山的那年,司马昱地位开始摇摆。那一年的朝堂之上,桓温开始风生水起。桓温是元帝的驸马,是司马昱的姐夫。因为攻占了成汉而在东晋声名大噪,一度盖过了自己的小叔子。桓温的父亲桓彝很喜欢谢安,这种喜欢也遗传给了桓温。据说,桓温到谢安府上做客,是等着谢安梳妆打扮完,才敢去见的。要知道那时候,桓温已经是谢安的直系领导。领导等着下属,也可见其对谢安的重视。而谢安出山虽然吃的是朝廷俸禄,但实际上却是做了桓温的帐下司马。这样贤臣能主的戏码,让当时很多人都以为谢安的东山再起有着良禽择木而栖的味道,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首先,谢安出山有着他不得已的苦衷。那一年他的弟弟谢万在北伐中指挥失误被贬为庶人,谢氏一族也因此受到了很大冲击。这直接影响到了谢安平静的小日子。想要像以前那样衣食无忧又不劳而获肯定是不行了。而且,东晋推行的是九品中正制,说白了也就是想当官儿要么看自己家族的门楣,要么得靠着朝里有人举荐。想做官的人要问:谁举荐?做了官的人要问:举荐谁?两个问题,一个答案:自家人。所以,如果一个家族中没有人在朝堂上当官,就等于这个家族在朝堂上失去了话语权,在社会上失去了地位,断了子孙后代的官路。所以,为了整个家族和子孙的富足,谢安必须出山。

  其次,谢安虽然在桓温帐下谋事,却基本上没有为桓温建言献策过,因为就在他出山后的第二年,桓温再次北伐之时,谢安就借着弟弟的病逝,离开了桓温身边。要知道北伐是桓温请谢安出山的主要目的,是他一生的战略诉求。可谢安却在他最需要自己的时候离开,显然不能算是个合格的“贤臣”。甚至可以说,这基本上就是告诉了桓温,自己和他不是一路人。

  那么既然不是一路人,又是为什么,谢安要在桓温风生水起时出山?又为什么以他的门下身份出山呢?

  时势所迫。在谢安所生活的年代里,东晋的实权历经三人之手:司马昱、何充和桓温。在司马昱和何充掌权的年代,天下基本稳定。这和司马昱、何充的人品有关,也和朝堂上辅臣间彼此的制衡有关。如果那时出山,以谢安的才华,无论帮助哪一方,都可能打破朝堂上的平衡局面。这样虽然对谢家不无好处,但很可能会伤害到整个东晋的国家安定,并非谢安所愿。而如果只出山不尽力,又显示不出自己的才华。所谓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谢安既不愿做伤人猛虎,也不愿做无能鼠辈,便只能在权衡下,选择做隐居于东山的闲云野鹤了。而随着何充去世,桓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整个东晋朝堂就有着要往一边倒的趋势,这个趋势的尽头大有改朝换代的意味。而在外夷虎视眈眈的时候,改朝换代将不仅关系到最高利益集团的归属,同样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灭亡。这才迫使谢安选择了出山,他是想以一己之力重新稳定天下时局。至于借助桓温帐下司马的身份出山,则是因为他明白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不能和桓温撕破脸。他用这样的举动告诉桓温,自己不出山则以,出山也只会为他桓温一人所用。这样谢安才在后来与桓温的角逐中保全了性命,甚至保全了国家。

  宁康元年,当司马昱去世,桓温带兵入朝。正是谢安亲率百官迎接于新亭,他以笑脸相迎,以老朋友劝诫的方式,以一句“诸侯有道,守卫在四邻”逼得桓温罢兵回师。同年,又是谢安以修改之名扣下了桓温要求加九锡的奏表,直至其去世。谢安一生未曾与桓温翻过脸,而是以一种似友非敌的态度抑制着这位政治上的对手。

  谢安的一生从平淡起,到平淡终。却在两个平淡间,使政权社稷渡过了一次次的惊涛骇浪,完成了很多文人士大夫向往却无从企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这源于他的身份、才华,但更重要的,是面对着纷乱繁复的朝堂时局、叵测难猜的人心变化,谢安一直保有洞若观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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