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元贞元年(785年)，德宗皇帝收到于阗国国王曜的国书。曜在国书中向唐德宗说明：“我哥哥名叫胜。当初，他把王国托付给我，现在我恳请重新立我哥哥胜的王子锐(在唐侨居)回国继承王位。”德宗皇帝就找到锐，授他检校光禄卿，让他回国继承王位。谁料到，锐却因来唐多年，已经乐不思蜀了。锐王子坚决回绝回国当国王的建议，并且说：“我叔叔曜已经管理国家多年，深受全国臣民拥戴。而我在华夏的京城长安生活这么多年，已经不了解家乡故国的风土人情，我不能再回去了。”德宗皇帝深受感动，就封这位留恋唐朝竟然不回国继承王位的于阗国太子锐为“韶王咨议”。

　　其实，这种佳话早在初唐就已经广为流传。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二月，自古和中国没有通好的结骨国(回纥西北三千里古称坚昆，汉初属匈奴，魏晋自称结骨)俟利发(国王)失钵屈阿栈归降并到长安朝拜唐太宗。太宗在天成殿设宴款待，就指着他对群臣说：“武德年间，我在长安城外渭水桥头连斩三个突厥大将的首级，自己认为那是很大功劳。今天这种人就在席间，众卿看到就不必害怕。”这位国王就请求太宗，给他封赏一个唐朝的官职，并且说：“我若能手执唐官官员的笏板回到故国，实在是子孙万代的荣幸。”于是，太宗就授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隶燕然都护。

　　史书记载结骨国“其国人皆长大，赤发绿睛，有黑发者以为不祥”。太宗当场向群臣解释，要大家“不以为怪”。显然这些“四夷之人”的确不同于中国人的种族。

　　外国人归服唐朝决不是纯粹为了功利，很大程度上对唐朝已经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仰。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数百名在唐朝当官和来唐朝贡的世界各国人，听到唐太宗李世民驾崩的噩耗，无不悲痛欲绝地大哭。

　　等到将太宗葬入昭陵之后，阿那史社尔(突厥王族，曾自封可汗，后归唐授左领军将军)、契芯何力(原本铁勒可汗，归唐授左领军将军)恳请自杀殉葬太宗。刚刚即位的唐高宗派出使者向他们宣谕太宗皇帝遗旨：不许殉葬。最后，就把这些曾被太宗生擒和制服的包括颉利在内的各国国王、各部落酋长共十四人，全部被雕刻成石像并在身上铭刻姓名、官职，排列在昭陵的北司马门内。以此成为唐朝一种皇帝的丧葬制度。

　　唐高宗之世，有70多个国家与唐保持友好往来。高宗驾崩，有11个国家派使臣前来参加葬礼。其中有61位外国国王参加高宗葬礼——乾陵会葬。就依照昭陵之制，为这61位国王刻立石像，背刻国籍、姓名、官职等文字，立于乾陵朱雀门两侧，史称“六十一宾王(蕃臣)像”。“宾王”本意就是宾服来朝的各国国王。宾王像的形象各不相同，长相有的高鼻深目，有的络腮胡须;穿着各异，有的披发左衽，有的足蹬皮靴……他们在乾陵风雨中屹立千年，共同见证着大唐的高度开放性和强大感召力。

　　由此延袭成风，世界各国无论因公朝贡(出使)，还是因私经商，皆仰慕大唐而侨居长安、洛阳等地，按惯例“胡客”无论在唐做官、经商均由唐政府供养。代宗大历年间仅“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到了德宗贞元三年(787年)，生活在长安的“胡客”中已经拥有田产者竟多达4000多人，人数之众甚至让唐政府都供养不起了。宰相李泌深知：胡客留长安时间长者达四十余年，均娶妻生子，买田置宅，有的竟然做起生意，在长安生活得十分安逸竟不愿回国。于是，唐朝命官员调查，“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们集体到宰相府上访。宰相李泌说：“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者，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就这样，胡客还是没有一人愿意回国。后来，李泌把这些外国人全部分配给神策两军。

　　胡客在唐朝任宰相者也司空见惯。《北梦琐言》卷五“中书蕃人事”记载：自唐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即白敏中)入拜相，次毕相诚、曹相确、罗相邵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外国人来唐不仅可以堂而皇之地当官，也能名正言顺地参加科举。在唐朝的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无论官费生还是私费生均可参加唐朝的进士科考试，中举业的新罗学生有58人。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宾贡科”，特别照顾外国来唐的考生。所谓“宾贡科”，指进士科考生的特殊来源以及考试和录取的特殊方式。很多留学生考取了唐朝的“宾贡进士”，如新罗的崔志远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外国人来唐，无论是出使、留学、科举、经商、当官，都能够获得成功，做文官可以位极人臣，武官可当宫廷卫士、将军、镇使，甚至还可以公开传教……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大唐制度的优越，强大的自信，也体现出大唐高度的开放，极度的包容，因此大唐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