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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野:基辅洞窟修道院在俄罗斯文化史中的意义 
作者:[皮野] 来源:[《俄罗斯文艺 》2012年01期] 2016-05-06

  摘要:基辅洞窟修道院的创建为东正教的传播和繁荣提供了阵地,也为教徒的隐修生活提供了行为模式,进而形成了俄罗斯宗教传统。洞窟修道院体现出俄国古代文化的有机性与整合性:它是罗斯的修道院之母,是勾连起各色人物、各方势力、诸多事件的文化节点,是内涵充盈的文化系统。

  关键词 基辅洞窟修道院 文化系统 有机性 整合性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Kiev Pechersk Lavra in the Russian Cultural History

  Pi Ye

  Abstract Not only did the establishment of Kiev Pechersk Lavra provide the battlefield for the spread and prosperity of the Orthodox Eastern Church,but it also provided the behavior models for the secluded lives of the religious followers,which further formed the Russian religious tradition. Kiev Pechersk Lavra reflects the organic and integrated character of the traditional Russian culture: it is the mother of the Russian monastery,the cultural node connecting various characters,various powers and many affairs,and the cultural system filled with contents.

  Keywords Kiev Pechersk Lavra;cultural system;organic character;integrated character.

  诚如学者利哈乔夫所言:“没有乌克兰文化,俄罗斯文化是不可思议的,反之亦然。”[1](128)如果说基辅是“罗斯诸城之母”,那么,基辅洞窟修道院就是“罗斯的修道院之母”,其创始人安东尼与费奥多西则是“俄国隐修制度的奠基者”,他们是“俄罗斯修道生活之父”。[2] 由此,在以东正教为国教的俄罗斯,基辅洞窟修道院被视为“最大的圣地”(самая большая русская святыня)。[1](11)

  一、基辅洞窟修道院的创建

  所谓“修道”,这是一种通过苦思冥想、禁欲隐修以达人神沟通为目的的生活方式。在希腊文中,“修士”和“隐士”意味着“独自”和“沙漠”,在语词源头上修道生活方式可见一斑。应当指出,修道并不是基督教的独有现象,据教会史记载,基督教的修道主义肇始于埃及,作为一场运动它是对教会世俗化的反拨———隐士或修士们遁世索居于荒漠洞穴,他们持守贫穷、圣洁和顺服的誓言,每天读经、祈祷、劳作,过着经常禁食的离世生活。

  在三四世纪基督教修道运动的兴起阶段,产生了两种修道方式,即独处隐居或团体隐居,埃及的安东尼(公元 250—356 年 ) 是独处隐居的开创者,帕科缪(公元 290 年—346 年?)是集体式修道生活的创始人,他创立了第一所基督教修道院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修道制度。

  伴随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修道”演绎为中世纪前期“最富有生气和最为重要的风尚[3](51) 。自然地,俄国东正教修道院的建立成为基辅罗斯基督教化的相应结果———在智者雅罗斯拉夫执政时期(1019—1054 年),“基督教的信仰日渐深入、充实和普及,修道士开始增多,修道院出现了。”[4](265)

  俄罗斯古代史学极为重要的著作《往年纪事》详细记载了基辅洞窟修道院的由来:

  苦行僧伊拉里昂来到第聂伯河畔的一座小山冈,挖成一座两沙绳见方的洞穴,在此修行,他担任都主教后,那个洞穴一直残留在那里。不久,出自柳别奇城、被希腊圣山修道院赐名为安东尼的修道士来到伊拉里昂挖掘洞穴的山冈,“一下子爱上这个地方,住了进去”。“他住在这里,祈祷上帝,每日仅食干面包,控制饮水,挖掘洞穴,日夜不停地劳作,不使自己得到片刻地宁静,处在苦行和彻夜的祈祷中。”后来,他遂以“伟大的安东尼”之名而被传颂。

  安东尼在自己的身边收留 12 名弟兄,安东尼接受并为他们剃度。他们挖掘大的洞穴、教堂和修道房。因为“习惯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安东尼任命瓦尔拉姆为修道院院长后,自已到山上去挖掘洞穴,终生在那里,40 年间未曾走出洞穴,他的遗骸至今躺在里面。那些弟兄们也与修道院院长一起住在自己的“洞穴”里。

  随着修道士的增多,洞穴无法容纳,他们先是在洞穴上方建筑了一座小规模的教堂———圣母升天教堂。王公把洞穴上面那座山头赐给了他们,“修道院院长和弟兄们奠定了一座大教堂的基础,用栅栏围圈上修道院,盖起许多修道房,又完成教堂的建筑,装饰上圣像。”从这个时候起,洞穴修道院出现了。因为以前修道士们曾住在洞穴里,所以称作“洞穴修道院”。洞穴修道院是由于圣山的祝福才出现的。[4](272 - 277)

  在某些中文文献和俄文书籍中,存在大致相同的说法:“基辅洞窟修道院”是“俄罗斯最早的修道院”、是在基辅建立的“第一座基督教修道院 ”、是“俄国最古老修道院”。[5](180)、[6](141)事实上,在《往年纪事》中并没有这样的话,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早在1037 年就已经提到“圣格奥尔吉修道院和圣伊丽娜修道院”(它们是以雅罗斯拉夫和他妻子的教名命名的)。而提到“洞穴修道院的由来”则是 1051 年的事。“安东尼来到基辅。他考虑自己住在什么地方好呢? 挑选了各修道院后,无一处令他满意,因为上帝不想让他那样。”———可谓推翻上述说法的最明显的一处例证。在约·阿·克雷维列夫著《宗教史》中,明确了 11 世纪基辅罗斯几所修道院的定位:“还在雅罗斯拉夫时,就在罗斯建立了两个最早的修道院,男女各一,即圣乔治修道院和圣伊丽娜修道院。这两个修道院都修在大公宫廷附近,实质上是御用宗教机构……又产生了许多修道院,其中包括著名的基辅彼切尔修道院。”[7](334)尽管这三所修道院在翻译上称谓略有不同,但可以断定,基辅洞窟修道院并不是俄国史上最早的修道院。

  相较于“御用宗教机构”圣乔治修道院和圣伊丽娜修道院,基辅洞窟修道院的出现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民间性。《往年纪事》以饱含骄傲与自豪的笔调颂扬这种不依赖于世俗宫廷的圣洁:“修道院竣工后……伊兹雅斯拉夫建成另一座修道院……他想要凭着自己的财富,使这座修道院的规格超过洞穴修道院。大量的修道院都是依靠皇帝和贵族,以及财富建成,而不是通过泪水、斋戒和彻夜的祈祷建成。安东尼一无黄金,二无白银,而是如上所述,通过泪水和斋戒,实现了自己的目的。”[4](275) ———洞窟修道院非官方的民间性质跃然纸上。

  实际上,修道院“御用与民间”的背后隐匿着罗斯大公对拜占庭教廷的戒备态度,也就是说,基辅政权在尝试着摆脱最初确立起来的宗教依附地位。《往年纪事》中反复提及“洞穴修道院是由于圣山的祝福才出现的”,希腊圣山修道院院长指示安东尼:“返回罗斯去,你将得到圣山的祝福,因为经过你将出现众多人修道士。”[4](273 - 275)编年史作者对希腊圣山是有意为之的强调还是心怀敬慕下的无意识记述? 揣测没有意义,但大公伊兹雅斯拉夫“建成另一座修道院”的意图清晰明了,绝不是“想要使之规格超过洞穴修道院”那么简单。至少,伊兹雅斯拉夫不会忘记,在一场同希腊人的战争之后,父亲雅罗斯拉夫利用适当的时机和自己的权力任命本土神甫伊拉里昂为都主教是如何的不易———在整个基辅罗斯时期,都主教的圣职只有两次是由自己人担任。因为基辅都主教的人选,“是由君士坦丁堡牧首与其牧首会议一起指定的,有时甚至不征询基辅大公的意见”。[8](33)

  由此可见,基辅洞窟修道院在创建之初所展现的非御用、非官方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民间性,蕴含了“本土和外来”之间的势力博弈,后来的“君主和教会”之间的依赖与争斗也在此初露端倪。这意味着,基辅罗斯的基督教化和基督教的基辅罗斯化两个进程是同步双向的完整意义上的洞窟修道院的创建只是使得前一进程更加凸显而已。

  作为完备的宗教组织机构,基辅洞窟修道院的创建完型于第三任修道院长费奥多西(第一任安东尼,第二任瓦尔拉姆)。在他任内,东正教修道院制度得以制订、昭示并实施,“其他各修道院的法规全都是由这座修道院引进”。[4](276)虽然宗法于君士坦丁堡斯图季修道院,但东正教修道院的组织、管理规章正是始于费奥多西,从此以后,俄国东正教“修道院歌怎么唱,礼拜如何进行,圣典怎样诵读,教堂祈祷、教堂各种秩序、餐厅座位的排定,以及不同日子的进食等,该怎么办”有了可以遵循的教规。[4](276)

  洞窟修道院虽然不是俄国古代史上第一所修道院,但是,正是它的创建使得基辅罗斯拥有了自己的职业教徒,他们逐步成长为专业传道士。可以说,基辅洞窟修道院实现了培养高级僧侣干部的教育功能,它为东正教的传播和繁荣提供了阵地。同时,安东尼和费奥多西为普通教徒树立了效仿的榜样,也为教徒的隐修生活提供了行为模式,进而形成了俄罗斯宗教传统。

  二、基辅洞窟修道院的文化史意义

  在俄罗斯历史上,基辅洞窟修道院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并不局限于宗教层面,在某一特定时段,它是社会各阶层的精神家园,是文学风尚的引领者,是君王将相的表演舞台,是王公贵胄的终老地,是战争时期百姓的避难所,更是富甲一方的经济、政治力量……确切地说,洞窟修道院是勾连起各色人物、各方势力、诸多事件的文化节点。

  与基辅洞窟修道院相关的第一位文化历史名人是著名的伊拉里昂。如果说安东尼和费奥多西是洞窟修道院实际意义上的创始人,那么,伊拉里昂则是该修道院名副其实的洞穴开挖者,当然,他也是隐居在这个洞穴里的修道士。基于《往年纪事》的记载,“伊拉里昂洞穴”与后来的基辅洞窟修道院“承前启后”。在文化史上,更让伊拉里昂享有盛名的是:他是担任都主教一职的第一位俄罗斯人,他是“俄罗斯文学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作品”《律法与神恩讲话》的作者。[9](11)

  “第一位俄籍大主教”和“俄国文学第一部作品”印证了基辅罗斯和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对抗关系———在整个基辅公国时期,都主教职位只有两次由罗斯人担任,“而这两次都是由于基辅大公与拜占廷之间发生了冲突”[8](33) ;在《律法与神恩讲话》中,伊拉里昂认为,所有信奉基督教的民族都是平等的,他将罗斯作为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国家来加以颂扬。显然,“《论教规与神恩》中指出拜占廷在觊觎俄罗斯的文化领导权”[10],“伊拉里昂在与拜占庭分庭抗礼,挑战拜占庭独享神恩的垄断权”。[9](12)

  罗斯政权渴望并争取宗教平等,伊拉里昂的身份与著述是这一诉求的直接代言和表达。可以推断,一定时期内,大公、都主教、“由于希腊圣山的祝福才出现”的洞窟修道院以及拜占庭牧首公署之间的关系复杂微妙。因为基辅洞窟修道院从其建立初始就强调自己的独立性,不听从王公们的发号施令。[11] 然而,正如历史文献所表明的那样,洞窟修道院的所谓“独立”、其非官方的圣洁是短暂的:规模日益扩大、僧侣逐渐增多的修道院没有罗斯王公们的政治、经济支撑难以为继。到 12 世纪,教会与修道院土地所有制逐渐形成,“基辅佩彻拉修道院拥有整个州和城市的土地”。[12](6)

  实际上,洞窟修道院的独立、依附或与王权的共谋,与基督教修道运动的两种方式密切关联,进一步而言,洞窟修道院两位创始人安东尼与费奥多西所秉持的修道理念上的分野决定了基辅洞窟修道院的发展趋向。“40年间未曾走出洞穴”的安东尼是出世修道,他奉行宁静主义,即极端禁欲的精心修炼,因此,洞窟修道院是“罗斯宁静主义的发源地”;费奥多西主张修道的入世,即社会性,“修士们的生活要求不是特别严格,他们依然可以担任一些世俗职务。比如,修道院的修士和主教都可以去做调停者、外交官和法官”。[13](181)在学界中卓有影响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教授分析了安东尼与费奥多西所代表的不同的宗教类型:安东尼遵循着禁欲主义的典型路径,为个人灵魂的得救而努力;而费奥多西“在发展修道士共同体和强调为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他们是需要建议的王公,还是饥渴的穷人———服务这样的社会理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14](50)。

  伊拉里昂与王权的合作、安东尼出世禁欲的苦修、费奥多西统领僧众服务社会的实践为洞窟修道院在基辅罗斯文化发展史中的作用与角色埋下伏笔。格奥尔基耶娃所著《俄罗斯文化史》在论述修道院开设学校,论述在僧侣的协助下“书籍在整个罗斯范围内开始得以推广使用”时,皆以洞窟修道院为例———“在宫廷里和基辅洞窟修道院里建立了高级学校”;“11 世纪末—13 世纪初的罗斯书籍专家穿梭于各公国之间,例如,尽管基辅洞窟修道院历史的作者西蒙和波利卡尔普是这个修道院的僧侣,但是他们所写的书籍不仅流传于基辅公国,而且还推广到了弗拉基米尔公国。古罗斯作家、基辅洞窟修道院主教谢拉皮翁·弗拉基 米尔斯基 (? —1275)同时在基辅和弗拉基米尔两地从事书籍撰写工作”。[5](37)有关十一二世纪洞窟修道院在基辅罗斯时期的经济状况,可以从它所接受捐赠的规模上略窥一二。《俄国教会史》提到:“进奉”给洞窟修道院的是“全部不动产”,是“带仆役(连同居住在那里的所有农民)”的数个村庄,捐赠者不仅是王公贵族,还有那些出自洞窟修道院、当上其他城市主教的修道士。[8](36—37)

  基辅洞窟修道院体现出俄国古代文化的有机性与整合性。就文学而言,它格外地引人瞩目,这与 12 世纪初洞窟修道院又一位冉冉升起的文化名人密切相关,即古罗斯文化的综合文献《往年纪事》的作者、僧侣涅斯托尔。在西方文明史上,有言必称希腊之说,谈及俄国古代史,《往年纪事》同样地被必然提0 4 1及———“在俄国,编年史不仅是一种文学和历史的文献,也是俄国社会的全部精神文化的记录。”[15](84)这样的观点虽值得商榷,但将《往年纪事》视为了解古罗斯文化的极好窗口毫不为过。

  作为现存最古老的罗斯编年史,《往年纪事》继往开来,它承继了前人编写传统———借助旧有编年史,核对日期、修改语体、搜集并汇入新史料———同时它也被后来的俄罗斯人一直抄写了五百年。重要的是,作者涅斯托尔所表现出的民族自我意识与其先辈伊拉里昂心理同构,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承继性。他追溯罗斯民族的起源,将古代罗斯的历史与欧洲及整个世界的历史联系起来,在斯拉夫各国及其邻国历史的大背景基础上,记载并研究罗斯发展史。

  “存在于 12—18 世纪的编年史体裁,在古俄罗斯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3](176) ,其中涅斯托尔及其《往年纪事》的榜首意义不言而喻。然而,涅斯托尔的文学功绩远不限于此,他的两部圣徒传《鲍里斯和格列勃传》、《费奥多西·佩切尔斯基传》为俄国古代文学的圣徒传体裁开辟了先河,也为后来的传记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有文献称后者是“迄今流传下来的一部最早的记述修道院苦修者的生平传记”[15](84) 。在内容与形式上,这两部传记为后来者树立了范本,他们以涅斯托尔作品为样板,不但在结构上仿照,而且直接在段落、词句乃至情节上借用。

  斯科瓦尔佐娃的《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曾列举四部俄国文学中最早的优秀作品,它们的作者正是与基辅洞窟修道院紧密关联的伊拉里昂和涅斯托尔。实际上,涅斯托尔的传主费奥多西·佩切尔斯基,即洞窟修道院第三任院长在俄罗斯古代文学史上同样是卓有建树的人物,其《费奥多西·佩切尔斯基的训诫》是一部非常有代表性的说教性演说词。费奥多西的某些训诫已经是涉及文学本质的理论性话语,“他断言,艺术作品与其说是人———是艺术家,是建筑师创造的,不如说是为了人,以人的名义,为了颂扬人而创建的。”[1](134)

  13 世纪上半叶,仿佛在注解费奥多西“为了人,以人的名义,为了颂扬人而创建”的文艺理念,《基辅洞窟修道院修士轶事》问世,该作品的基础部分实际上是僧侣西蒙和波利卡尔普之间的书信往来。两位作者都是出身于洞窟修道院的修士,一位生活在洞窟修道院,一位在东北地区的弗拉基米尔担任主教。这种籍由异地书简往来而成文的文学建构新方式大力促进了文学作品在罗斯广袤地域的广泛流传。几个世纪后,在数代人的充实和完善下,这部讲述洞窟修道院其人其事的传记由洞窟修道院创办的乌克兰第一家印刷所刊印。

  文化史家利哈乔夫认为,文学的同一是古罗斯疆域保持统一的主导力量,在 11—13世纪的文学交往中,基辅作为古俄罗斯文学之都始终是联系的中枢。[1](130)这一中枢的核心节点是将作家、作品、外部世界等各文学要素串联在一起的洞窟修道院,它为世人留下了一座发掘不尽的文字宝库。综上可见基辅洞窟修道院在俄罗斯文化史中所占据的翘楚地位,即便是有关洞窟修道院的细枝末节,也生发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现象。比如:保存在洞窟修道院的圣安东尼的遗骸、具木乃伊(中国民族宗教网) 和东正教文化中干尸崇拜的关联;“罗斯宁静主义”、苦修和节欲的精神传统与俄罗斯民族性格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往年纪事》中提及的“修道士们在洞穴上方建筑了一座小规模的教堂———圣母升天教堂”和圣母崇拜的关联,利哈乔夫院士指出,基辅洞窟修道院是圣母升天神话的主要形成源头,他在《基辅洞窟修道院修士轶事》中考察罗斯建造圣母升天教堂的思想基础 ……不夸张地说,基辅洞窟修道院是根系庞大、语义充盈的文化系统,它关涉到古俄罗斯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学、绘画、建筑、造型艺术乃至图书发行等广义文化的方方面面。

  三、余论:基辅洞窟修道院的译名及其当代价值

  基辅洞窟修道院的俄文称谓有四个:

   (1) Свято - Успенская Киево - ПечерскаяЛавра;

  (2) Киево - Печерскаялавра;

  (3)Киево - Печерскиймонастырь

  (4)Киево - Печерский обитель。

  1598 年 Киево - Печер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获得“大修道院”称号,因此 Киево - Печерскаялавра 是 16 世纪末才有、且一直沿用至今的称谓; 在 词 典 中,“обитель”一 词 等 同 于монастырь,虽 是 旧 词,Киево - Печерскийобитель 使用也常见。

  不同场合、不同历史时期称谓使用不同,但其核心义素始终是 пещера 和 монастырь。比较而言,在汉语文献中基辅洞窟修道院的译名芜杂纷乱,仅目前所见就已达 15 种。无意分析译法优劣,症结在于义素 пещера 是音译还是直译,是译为洞穴还是洞窟,是定名为修道院、大修道院还是大教堂。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 年底专门为外国地名汉译纠偏:“基辅佩乔斯克修道院”改译为“基辅洞窟修道院”。[16]即便如此,2009 年出版的一部宗教普及性读物在介绍基辅洞窟修道院时“偏颇”依旧:“基辅洞窟修道院……俄罗斯东正教历史上最古老的修道院,因拥有一个深达数千米的人工洞穴而得名,又称伯朝拉大修道院或佩切尔斯克修道院。”[17](488) ———既不是最古老的修道院,那里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一个深达数千米的人工洞穴,同时,伯朝拉是俄罗斯西北部科米共和国城市名或河流名,佩切尔斯克修道院已经是错译———这一词条可谓谬之千里。

  虽曰“正其名当其辞”,只是,在千百年来的历史记忆中,基辅洞窟修道院的功能外延早已超溢了其本初的“修道”所指。今日的洞窟修道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庞大的教堂群和博物馆在此驻留,数以百万计的教徒和游客来此朝圣。

  “基辅永远勾起俄罗斯人的思乡情”,[1](141)也许,洞窟修道院已不在名实之间,心之所向才是其道之所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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