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来的大是大非问题，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等等，在这种讲述方式中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家族内部或两个家族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两个有世仇的家族之间，偏偏有两个青年男女相爱之类的小烦恼。 更重要的是，中国近代以来所取得的历史进步，在这种讲述方式中也完全消失不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变成了偷情、乱伦、仇杀以及毫无意义的动荡、混乱与“整人”的历史。 我们真的是这样吗? 文学应该带领读者触摸历史的本质，家族斗争取代阶级斗争，使我们距离历史的本质更远还是更近?相信大家会有自己的结论。 陈忠实及其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是在八十年代面对西方的严重失败主义情绪中进行的，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作家，应该超越这种失败主义情绪。 陈忠实的去世，也许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2012年，根据《白鹿原》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笔者写了一篇影评。现在重发，以纪念陈忠实。 《白鹿原》：一曲乡绅的挽歌 
根据陈忠实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白鹿原》，在艺术上是追求唯美的。实事求是地说，影片的影像非常瑰丽。其美学风格很接近第五代，饱和的色调、大块的色彩等，都是第五代惯用的美学风格。反复出现的金色麦浪更让观众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温暖感，也让人联想起陈凯歌和张艺谋早期的作品，如《黄土地》中覆压画面大半的黄土高原和《红高粱》中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影片中对陕西方言的使用和对不伦情欲的展示，更让人想起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等。此外，《白鹿原》的道具、服装和布景等技术部门的表现同样出色，不但从宏观上展现了关中乡村的历史众生相，而且难得的是把黑、脏、土做出了油画般的效果，不可否认，在准确还原当时乡土生活方面，《白鹿原》是近几年中国电影中的佼佼者。 不过，从影片的故事主题来看，我觉得仍然没有跳出1980年代以来，电影和文学作品以解构“宏大叙事”，“告别革命”为鹄的的窠臼。影片截取了从清末到1938年的一段历史，这个期间，中国连续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从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以来的谷底回升，但透过导演王全安的镜头，观众并没有看到这些轰轰烈烈的革命和救亡运动给白鹿村带来任何的进步或正面的变化，相反，人们只是看到这些运动带来了折腾和混乱，并最终导致白鹿村这座“乡绅伊甸园”的毁灭。 影片一开始，就是白鹿村的大户东家白嘉轩(张丰毅饰)带着长工鹿三(刘威 饰)收麦子的情景，白嘉轩虽然身为乡绅，却仍敬恭桑梓，服田力穑，不脱离劳动，这是一种从任何角度看都非常健康的生活，接着便是身为族长的白嘉轩率领全族男女老幼背诵族规的场面——劳动和信仰，在这里一样都不缺，显然，此时的白鹿村，是一个安详的、田园牧歌般的所在，是一座和谐的桃花源。 然而，一切都被革命破坏了——辛亥革命爆发了，白鹿村从此不再宁静。耐人寻味的是，白嘉轩居然是透过送皇粮的车队被抢劫得知皇帝被大总统取代的消息的，随之而来则是人品卑下的鹿子霖(吴刚饰)钻营成功，欣喜若狂地在雪地里高喊自己“大(爸)革命了，大(爸)当官了”的镜头，以及新政权增加捐税所导致的抗捐斗争等情节。在《白鹿原》中，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带着失序和破坏的形象来到白鹿村的。 
《白鹿原》以后，用“家族斗争史”取代“阶级斗争史”，成了讲述近代中国故事的主要方式 辛亥革命固然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而且也确实开启了一段军阀混战的历史，但延续几千年的皇权制度被推翻，农村的乡绅统治也随之动摇，这还是给农民带来一定的解放感。比如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虽然也辛辣地讽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但也有阿Q看到革命居然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都那样害怕”，不禁对革命也开始神往的描写，两相比较，高下立判。 在影片中，鹿兆鹏(郭涛饰)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领导的农民运动，是推动整个情节向前发展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环节，很多人的命运因为这次农民运动发生了改变。而当时的农民运动，之所以如暴风骤雨般猛烈，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切苦难的最后承担者就是农民。农民承担着帝国主义、皇权以及地主乡绅的多重压迫，正如李大钊1919年2月在《晨报》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所言，“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所以农民一旦觉醒，就以极大热情参与斗争。以《白鹿原》的故事发生地陕西为例，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共有40多万农民加入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的力量壮大到超过10万人，有700多万农民投入到农民运动中来。当时农民的主要诉求，就是减租减息。 但在电影《白鹿原》中，所有这一切都被“忽略”了，因为影片没有涉及到任何乡绅对农民的剥削。武举人遭人痛恨，也只是因为他占有的女人过多，他在经济上反而是慷慨的，他为黑娃(段奕宏饰)这类“麦客”提供收麦子的机会，并不吝开出“高薪”，简直等于救了他们。鹿三是白嘉轩家的长工，但他和白嘉轩是一种亲如手足的关系。由于缺乏农民遭受剥削、压迫的背景交代，观众们会感到这场农会运动差不多完全是被鹿兆鹏根据自己对苏联美好但却是错误的想象忽悠起来的，根本就是无源之水。不错，鹿兆鹏成功动员了黑娃参加农民运动，那是因为黑娃和武举人的小老婆田小娥(张雨绮饰)相好，带回白鹿原后却不能被族人所接纳，这个情节客观上把农民运动又再次被解释成以发泄个人私愤为目的的“痞子运动”。 黑娃参加革命后，最大的一次“革命行动”，居然是砸祠堂，而祠堂在白鹿原代表了道德、尊严和信仰。诚然，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族权，也就是族长对家族或家长对家庭成员的支配权力，确实给农民造成了压迫，正如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但在电影《白鹿原》中，白嘉轩掌控的族权，却更多的是一种保护性的力量，甚至是一种“公正”的力量，在黑娃和田小娥的问题上，白嘉轩代表的族权仅仅是消极地不予接纳，也谈不上有什么严重的迫害，在这样的背景下，黑娃的举动就显得暴虐而不可理喻，完全失去了观众的同情。 
公审乡绅这场戏，本来可以通过农民的控诉，让人们领悟到农民运动意义，但导演只安排了一个“墙头草”式的账房先生胡乱揭发，使之更像是一出闹剧。而台下农民一片“铡了他!”“铡了他!”的呼喊，就更让人感到疯狂和恐怖了。有了这样的铺垫，当剧情发展到国共破裂，区长田福贤开始带人捕杀鹿兆鹏、黑娃等人的时候，观众感到的不是恐怖，而是“恐怖的结束”，是道德、传统、以及法律和秩序的恢复与重建。 在《白鹿原》中，凡是参加革命的都没有好下场。鹿兆鹏在涉河逃走后就不知所终，只是传说他“当了共产党的大官”，但后果却是父亲鹿子霖的再次被抓，以及最后被折磨成疯子，而黑娃则干脆堕落成了土匪。黑娃参加革命的后果，不仅给他本人，也给他深爱的田小娥造成了巨大的苦难。黑娃逃走后，小娥不得不靠和鹿子霖苟合过日子，并间接导致了白孝文(左荆浩饰)的破产和堕落，直接导致了自己被鹿三杀死。已经成为了土匪的黑娃为了给田小娥报仇，打折了白嘉轩的腰，并割去了父亲鹿三看得比生命还要贵重的辫子，造成了鹿三的自杀。 一切都是革命的惹的祸!完全可以设想，假如没有革命，黑娃和田小娥在白鹿村虽然边缘化，但也还算平静的日子将会持续下去，如果有一天小娥生了孩子，无疑将会被鹿三和白嘉轩接纳，重归于好，但革命把这一切都摧毁了。 在整部影片中，白嘉轩虽然戏份不多，但他却贯穿始终，分量最重，是白鹿村真正的灵魂。在《白鹿原》中，白嘉轩代表了道德、稳定和正义，是安全感的来源。导演用来很多细节来树立他的形象：当辛亥革命后的新政权征收苛捐杂税时，他领导抗捐斗争;当河南军阀的“镇嵩军”来强征军粮的时候，他面对枪口，拒绝敲锣动员大家收麦子，后来他虽然屈服，但暗中提醒大家看好女人，把粮食藏起来。他执行起族规来毫不留情，发现了长子白孝文和田小娥的奸情，也铁面无私地严厉责罚，“用完了族规我还有家法”。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据说是由田小娥引起的大瘟疫中，全村人无不栗危许愿“抬灵修庙”，唯独白嘉轩力排众议，坚持不修庙，“我不光不给她建庙还要造塔，我要把她烧成灰，封死罐，镇压到塔底下，叫她永世不得翻身出世”，甚至不惜“鱼死网破”，同时镇住自己的“血脉”(因为田小娥死时已经怀上了白孝文的孩子)…… 总之，白嘉轩不是《阿Q正传》中未庄的赵太爷，不是《祝福》中鲁镇上的鲁四老爷，也不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高老太爷，更不是黄世仁、南霸天，白嘉轩的形象告诉我们，不存在所谓的吃人礼教，更不存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因此不仅土地革命是不必要的，甚至连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多余的。 
《白鹿原》反映的其实是乡绅的历史观，是一曲乡绅的挽歌——乡绅在守护着道德，乡绅在创造着和谐，乡绅在坚持着正义。白鹿村就是乡绅们的伊甸园，革命破坏了它，而日本人则最终摧毁了它，革命和帝国主义都是乡绅的敌人。 这应该是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正确结论——列强用武力强行把中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去，由此引发了中国革命，来自西方列强的暴力和中国内生的革命共同摧毁了乡绅统治的宗法社会。影片的最后一幕是意味深长的：几架日本飞机飞过白鹿村上空，正在热火朝天地打麦子，幻想着“吃新馍”的村民惊慌躲避，一颗凌空而下的炸弹摧毁了白鹿村的最高圣殿祠堂，已经发疯的鹿子霖不知所终，从来都是“腰板挺得太直太硬”的白嘉轩在硝烟中拄着拐杖，伛偻着身子，满脸惊慌和绝望地张望着天空——他终于不再自信了。 乡绅们可以逼死、杀死扰乱了他们的秩序的田小娥，甚至在她死后还不放过她，把她镇压在塔底下，但是面对帝国主义列强，面对以汹涌澎湃之势奔涌而来的中国革命，他们却束手无策。 无论原著者陈忠实和电影的编导王全安对乡绅的命运怎样惋惜，依依不舍，但他们在客观上还是像我们展示了乡绅阶层没落的必然性：他们代表着正在衰亡的力量，他们已经成了时代的绊脚石，他们无力阻挡帝国主义，他们更无力阻挡革命，白鹿村将在他们的挽歌中获得新生! 这就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