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下苦秦”是秦末战乱中颇为流行的一句鼓动反秦的口号。陈胜于大泽乡起事时，分析过成功的可能性，认为“天下苦秦久矣，……今诚以吾众为天下倡，宜多应者。”此后，这一口号每每被起义将领用来证明反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如《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张楚将军武臣谓赵地豪杰曰：“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高祖本纪》载刘邦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等等。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当时关中并未发生反秦暴动，《始皇本纪》言“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比较确切，“天下苦秦”则有夸张之嫌。二是喊出“天下苦秦”口号的陈胜、武臣、刘邦等人皆为楚军将领，而楚人正是当时反秦的主力。这说明“苦秦”最甚者其实是楚人，“山东郡县”尚不能准确揭示这一事实，“天下”云云更进一步将其掩盖起来。
《项羽本纪》载范增语：“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后世史家对南公此说多有附会，或云南公“识废兴之数，知亡秦者必于楚”，或云三户乃地名，项羽于三户一带“破章邯军，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谶。”
其实，观范增之意，南公断言“亡秦必楚”，是因为楚人对秦灭其国最为不满。《史记集解》引臣瓒曰：“楚人怨秦，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也。”此说较为平实。然而“楚人怨秦”未必全因楚国无罪而亡及其对楚怀王的怜悯，其间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楚人之所以充当了反秦的主力，田余庆先生《说张楚》一文认为：战国晚年，尤其是长平之战以后，东方六国中楚是比较强大的，唯有楚足以难秦。“楚被灭后，潜力还在。所以陈胜一呼而楚境震动，关东沸腾，张楚所具有的号召力量，其它关东五国都无法比拟。”进而提出“非张楚不能灭秦”的结论。
笔者同意这一分析，但还想补充一点：“非张楚不能灭秦”，不仅因为楚人有反秦的实力，也因为楚人对秦朝的统治更加反感。楚人反秦的激烈程度大大超过其他地区，便是最好的证明。
二
楚人反秦之激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楚人反秦表现出鲜明的自发性。
反秦战争首事之功属于楚人。陈胜于大泽乡起事后，率众向西，很快发展壮大，并攻下陈郡郡治陈县，被三老、豪杰推为张楚王。陈胜在蕲，“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循蕲以东”，入陈后又“令汝阴人邓宗循九江郡。”
陈胜称王后，“陵人秦嘉、銍人董绁、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他们起兵后，向东发展，攻打东海郡治郯城。陈胜派武平君畔前往“监郯下军”，但秦嘉“恶属武平君”，自立为大司马，后又矫陈王命杀了武平君。
陈胜败死后，秦嘉还立景驹为楚王，企图充当楚地反秦势力的盟主。这其实是在陈胜集团之外，起自楚地的又一支反秦队伍。此外，陈婴起东阳，刘邦起沛，项梁、项羽起江东，英布、蒲将军起江中，张良起下邳。无怪《陈涉世家》说：“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楚将武臣曾对赵地豪杰说：陈胜“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此话不免夸张，但大致反映出楚人普遍“怨秦”之情形。
其次，楚地百姓积极支持并参与反秦。陈胜、吴广等率先起事者皆闾左戍卒，其后率众响应者多为楚地各郡县的豪杰人物，但若没有下层百姓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少数豪杰不可能掀起如此汹涌的反秦浪潮。
汉武帝时，辩士徐乐曾对武帝讲过一番“土崩瓦解”的道理。所谓“土崩”就是指“秦之末世”，陈胜一呼，“天下从风”，其原因在于“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
民困、下怨，因而积极参与反秦，确是秦末楚地的真实情形。其中，又以东阳县最为典型。《史记·项羽本纪》载：陈胜起兵后，“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陈婴本是县中谨厚小吏，不敢自立，因劝说其众跟从项梁，称“我倚名族，亡秦必矣。”
东阳县当时没有一个有足够影响和威望的豪杰人物来发动和主持反秦暴动，故“少年”起事后强推“素信谨”的小吏陈婴为首。楚地民众中这种激烈的反秦情绪，为陈胜、项羽、刘邦等楚地豪杰施展抱负与才干提供了舞台，楚军由此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反秦势力。
钜鹿救赵之战，项羽所率楚军破釜沉舟，“呼声动天”，“无不一以当十”，充分表现出楚人的气势。陈胜、项羽、刘邦等正是凭借这种气势才成了反秦战争的核心人物。襄强、景驹、楚怀王心等楚国旧贵族也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并先后被立为楚王，但都只是被用来号召楚人的傀儡，并未真正起到领袖的作用。
再次，楚军上下皆以“亡秦”为已任，主要矛头始终指向咸阳。陈县父老赞陈胜“伐无道，诛暴秦”，陈婴劝东阳少年“我倚名族，亡秦必矣”，都表现出楚人对秦朝的同仇敌忾。陈胜于陈县建楚称王后，一面遣军四出略地，一面派主力西向攻秦。以吴广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与秦朝争夺控制关东的这一最大据点，同时遣周文率军从函谷关方向“西击秦”，又“令銍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从南面夹击咸阳，结果都失败了。
陈胜失败后，其部将广陵人召平矫陈胜之命，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途中得陈婴、英布、蒲将军、刘邦等率众加入，又兼并了秦嘉军，立楚怀王。后北上救齐于东阿，两败章邯，又于濮阳、雍丘大破秦军，斩秦三川守李由。楚人的亡秦战争出现了第二个高潮。但不久，秦朝“悉起兵益章邯”，大破楚军于定陶，项梁死，楚军对秦的第二轮攻势也失败了。
此后，楚怀王移都彭城，刘邦、项羽等也收缩到彭城附近。章邯认为项梁军已破，“楚地兵不足忧”，遂引兵北上击赵。赵数请救于楚，怀王乃遣宋义、项羽等率楚军主力北救赵，同时派刘邦“西略地入关”，并与众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途中杀宋义自将，于钜鹿大败秦军，收降既而坑杀秦降卒二十万，给了秦王朝致命的一击。刘邦则乘项羽大战钜鹿之机，先行入关，迫使秦王子婴出降，终于完成了“亡秦”的使命。
三
齐、赵、燕、韩、魏等地也暴发了反秦战争，但其激烈程度远不如楚。
陈胜起兵王楚后，派周巿略定魏地，欲攻狄县。故齐王族田儋趁机杀狄令，自立为齐王，发兵击退周巿，略定齐地。其后不久，魏王咎被秦将章邯围于临济，田儋将兵往救，兵败被杀。儋从弟田荣率余众撤至东阿，又被章邯“追围之”。
这时，“齐人闻田儋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为相，田闲为将，以距诸侯”。项梁得知田荣被围，帅楚军往救，击破章邯军。章邯弃东阿西撤，项梁追之，而田荣却“引兵归，击逐齐王假”，另立田儋之子田巿为齐王。
当时项梁数遣使至齐，要求田荣发兵共击章邯，田荣反要挟楚杀掉在楚避难的田假，赵杀掉在赵避难的田角、田闲。楚、赵不听，田荣“终不肯出兵”。不久，“秦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项梁兵败被杀，楚军受到沉重打击。
项梁之败，主要原因是实力不足。项梁在解了东阿之围后，“数使使趣(促)齐兵，欲与俱西”。定陶再破秦军后，他又派宋义“使于齐”，目的当是再次促齐发兵。宋义在途中遇见往见项梁的齐使者，因预言项梁“军必败”，劝齐使者“徐行”以“免死”。
宋义有此先见之明，一方面可能如《项羽本纪》所言是因为他看出项梁“有骄色”，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知道项梁实力不足，促齐发兵已经来不及了。《田儋列传》说，由于田荣不肯出兵，“章邯果败杀项梁，破楚兵”，进而又“围赵于钜鹿”，使反秦事业再次陷入危机，而项羽“由此怨田荣”。
可见，齐之反秦乃齐国旧贵族和齐地豪强乘乱复国的结果。
其中，田假是故齐末君田建的弟弟，是真正的齐国旧贵族。但他只是在田儋死后一度被“齐人”立为王，随后便被田荣赶走，在当时局势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田儋兄弟只是“故齐王田氏族”人，与齐王血统恐已疏远，但“皆豪，宗强，能得人”。他们之所以能在秦末战乱中乘机复齐，主要是凭借其豪强身份。
除了田假、田儋两支贵族、豪强势力的活动外，我们看不到齐地下层社会有何积极反应。我们的印象是，齐人赞成反秦，但无意于亡秦，目的只是复国。故齐叛秦自立比赵、燕、魏、韩来得坚决，也来得顺利，但既不接受楚为纵长，亦不积极参与灭秦。这一现象恐不能全从田儋兄弟身上索解，齐地下层社会对反秦战争的态度应当是更为基本的原因。史称田儋兄弟“能得人”，那么他们的抱负和行事应当是齐人意愿的反映。
秦末之赵、燕、魏、韩等国都是从楚派生而来的，是楚军略地的结果。
陈胜入陈后，全力向西，“务在入关”。魏之名士张耳、陈余当时逃亡在陈，劝陈胜“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陈胜遂遣武臣等人北上略赵。
入赵后，武臣等不是诉诸民众，而是“说其豪杰”，劝他们乘此“士之一时”，“成割地有土之业”。“豪杰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武臣等率领这支主要由赵人组成的军队，“战胜然后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进展并不顺利。“下赵十城”后，“余皆城守，莫肯下”。武臣“乃引兵东北击范阳”。大军将至，范阳人心浮动。辩士蒯通先后往见范阳令和武臣，促使范阳令向武臣投降，武臣赐范阳令侯印，“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
武臣等略赵，先说豪杰起兵，再劝县令投降，而下层民众始终未见积极响应。豪杰起兵是为了“成封侯之业”，县令投降是为了保住性命，也为了换一方侯印。
那么普通民众如何呢?蒯通对此作了前后不同的分析。他先对范阳令说，“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是范阳少年欲响应武臣等反秦;后又对武臣说，范阳令“欲先天下降”，范阳少年却打算“杀其令，自以城距君”，是范阳少年又欲自立一方与武臣等分廷抗礼。
前一种态度与楚人相近，后一种态度则与齐人田儋类似。蒯通言赵人畏秦法、恨秦吏，当是事实，在当时形势下，响应武臣和自立一方则是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但事实上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赵的反秦由楚军挑起，又始终以武臣、张耳、陈余等楚军将领为核心。
总的看，赵地下层民众对反秦战争的支持和参与也不像楚人那样积极，赵之反秦当然不会有楚那样的气势。
武臣等占领邯郸后，张耳、陈余听说周章(即周文)西进大军受挫，遂鼓动武臣自称赵王。陈胜得知后大怒，“欲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但顾及形势，仍“使使者贺赵，令趣发兵西入关”。
张耳、陈余认为，武臣王赵，“非楚意”，陈胜不过“以计贺”之，欲联赵灭秦，秦一旦灭亡，楚“必加兵于赵”。因此，他们建议武臣“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
武臣采纳了这一建议，“因不西兵”，而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黡略上党。韩广原是秦上谷郡卒史，可能于武臣下范阳后降赵。广至燕，便在燕地贵族豪强怂恿下自立为燕王。李良原来也是秦吏，《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说他“素贵”，又说武臣素出其下，看来地位不低。良已定常山，又略太原。秦井陉守将诈称秦二世遗李良书，诱降李良。李良得书，欲反赵而未决，路遇武臣之姊醉酒失礼而大怒，遂将其兵袭邯郸，杀武臣，后被陈余所败，走归章邯。
秦末六国，赵最多事，诸将之间，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全不以亡秦为意。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蒯通所描述的赵人对秦的仇恨是如何转化为反秦之行动的，所看到的多是武臣等楚军将领、赵燕豪杰贵族及原秦朝官吏之间的一桩桩政治交易。
魏、韩地处中原，是秦朝东方的门户，其间荥阳驻有重兵，敖仓存有大量粮草，是秦朝设在关东的最大军事据点。因此，魏、韩反秦复国，较他地为难。
前已提及，陈胜入陈后派周巿循魏地。魏地已下，部将及齐、赵“欲相与立周巿为魏王”，周巿不受。当时，魏旧贵族魏咎已投奔陈胜，经周巿一再要求，陈胜乃“遣立咎为魏王”。
章邯击破陈胜后，进兵击魏，围临济，魏咎“为其民约降”，然后自焚而死。咎弟豹逃至楚，楚怀王予之数千人，“复徇魏地”。不久，项羽大败章邯，豹乘胜下魏二十余城，立为魏王。
除咎、豹兄弟外，彭越也是魏地的一支势力。《史记·彭越列传》：越“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乃行略地，收诸侯散卒，得千余人。”其后，彭越的活动主要仍在钜野泽一带。
韩之反秦以张良为中心。《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本是韩人，“大父、父五世相韩”。秦灭韩后，良于博浪沙中狙击秦始皇，未成，“乃变更姓名，亡逆下邳”。陈胜起兵后，良“亦聚少年百余人”，从刘邦。后说项梁立旧贵族韩成为韩王，而良为司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但进展艰难，“得数城，秦辄复取之”，遂“往来为游兵颍川”。
魏、韩反秦事迹大致如此。其中几乎看不出民众的立场和态度，豪杰贵族的活动也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依附于楚，随楚进退，借楚之力，实现复国的目的。
四
秦人对这场反秦战争的反应更为冷淡。《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入武关前，先到了南阳，南阳郡守齮“保城守宛”。刘邦“引兵过而西”，欲绕过宛城攻武关，被张良劝阻，于是刘邦回军围宛。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向刘邦请降，刘邦称善，封齮为殷侯。刘邦“引兵西，无不下者”，其情形与赵之范阳颇相似。
宛自春秋以来，大部分时间属楚，是楚北向争雄的前哨阵地之一。但其地处秦、韩、楚三国之交，又曾属韩与秦，故不能不受到韩特别是秦的影响。
《史记·高祖本纪》述刘邦入武关后，“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其中“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十字，与上下文意不合，删此十字，文意乃通。
案《汉书·高帝纪》，“所过毋得卤掠，秦民喜”一句，在丹水、胡阳、析、郦“皆降”之后，“攻武关”之前。注家于此皆无说。笔者怀疑《史记》此处有错简，而班固所见尚不错。司马迁和班固既曰“秦民喜”，似将南阳之民皆视为“秦民”。观刘邦攻南阳始末，可知当地民众对反秦复楚或复韩并未积极响应。
关中秦人在这场反秦战争中则明显站在了秦朝一边。楚怀王择将入关，诸老将以为“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刘邦入关后，也对秦诸县父老豪杰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然而从陈胜起兵一直到子婴出降，关中始终未发生反秦暴动。不仅如此，当关东诸侯入关亡秦时，秦军将领多有降者，而下层吏卒却多不愿降。如刘邦在峣关用张良计收买秦将，却不敢信任秦卒，仍对已投降的秦军发动进攻，项羽收降章邯之兵，却将这些秦卒悉数坑杀于新安，都是例证。
刘邦、项羽入秦时，都认为秦军将领可诱而降之，而秦军士卒靠不住。当然，秦是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者，故秦人在关东人面前颇有优越感，而秦王朝一旦被推翻，秦人便会丧失往日的优越地位，反遭关东人折辱。因此，他们不愿秦朝灭亡，更不愿诸侯入关，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秦人真像楚人所估计的那样，苦其主及苛法久矣，在关东强大的反秦浪潮冲击下，也应有人利用这一时机反对二世及赵高的统治，废除秦朝苛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至少反映出，当楚人高喊“天下苦秦久矣”的时候，秦人并无同样强烈的感受。
贾谊《过秦论》曰：“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东汉明帝以为不然，曰：“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
贾谊责子婴固然不妥，但所言“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暗示关中秦地并无土崩瓦解之势，与史实相符，明帝“天下土崩瓦解”之说反失之笼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