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怀善法师，俗姓唐，广西全州人，曾任尼泊尔中华寺首任方丈。此文是怀善法师针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龙西江研究员《寻根——印度佛教源自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考》一文所作，原题：《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读龙西江研究员，<寻根——印度佛教源自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考>有感》，载《天益学术》2014年9月15日。

　　因为殊胜因缘，我担任释迦佛陀诞生圣地-尼泊尔蓝毗尼中华寺住持二任方丈长达十二年。中华寺是我国佛教界以国家名义在国外建立的第一所寺院，该寺院自1986年始，选址、设计、施工我均有幸作为主要人员参与。作为佛教徒，能在佛陀故乡参与建佛寺，当然应该说因缘殊胜，并且前后常住达16年之久。目前，这里已有来自世界的18个有佛教的国家所建的35所寺院，将来会有70余国家在这里建设佛教寺院，它将成为世界佛教大都市和佛教界朝圣的神圣地。

　　在我入住佛陀故乡之前，曾对已故的台湾印顺长老所著《印度佛教史地考》《印度之佛教》中所提出的“释族非雅利安系，其为黄种无疑也”(《印度之佛教》14页)，“释迦族，旧传雅利安人，出名王甘蔗之后。初居印度河侧，东下立国于雪山之麓，即释种所自起。甘蔗王族出瞿昙(即乔达摩)仙之后，因以瞿昙为氏云。然以近人之考证，颇不以此说为然，而以释种为黄色之蒙古人种。”(《印度之佛教》13页)引起过比较深刻的注意。带着这一我以为是“重要的历史课题”思绪，在之后的十六载中，将此“心病”汇入实行中，对尼国境内，甚至尼印边界的印度国境内的拘尸那、毗舍尼、舍卫国等地都曾留意考察过。在考察中对释迦族人群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及访谈，在大量的践行中，我得出结论：

　　释迦族是蒙古人种的中国人。

　　2011年，二任中华寺方丈圆满回国时，尼国尼中友好协会主席-Prem Kumari pant prof拉着我的手说：您回到中国，请您在中国呼吁：

　　1、一直以来，中国说佛教是从印度传过去的，但佛教的根是在尼泊尔，佛陀是尼泊尔人，不能离根而说枝叶，回去之后，拜托纠正过去的说法。

　　2、释迦族是蒙古人种，一直以来，都认为是雅利安人，是对事实的歪曲，回去之后拜托纠正过去的说法。

　　3、历史以来，尼泊尔和中国就有友好交往，其中有佛缘、政缘、亲缘、血缘，我们尼泊尔人始终和中国人保持着这种关系，回去之后，能常来常往，保持友好。

　　回国之后，我一直在找同志和知己，总想将这位可亲的释迦族古玛丽的嘱托付之于实行，我亦下定决心，要将此一些历史问题予以澄清。

　　我发现，在研究同一课题的人还不止我一人，其中还有许多高层领导听了我的阐述之后亦十分兴趣。在我接触的人流中，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龙西江研究员便是其中最为执著者，我惊奇地了解到龙研究员在这一问题上已花了三十余年时间了，其间也发表了不少论文。使我高兴的是，这本关于佛教与中华人氏的关联的力作《寻根》，还补充解决了我的不少疑问，比如，释迦族作为蒙古人种的中国人，是什么时代到达迦毗罗卫国的?作为沙门思潮之一的佛教，反对当时婆罗门教的主体思想基础是什么?这些疑点在这本《寻根》中似乎有了些眉目。

　　《寻根》以六个方面大量的文字依据阐述了古西竺佛教源自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这些大量的文字依据并非主观忆想，而是依据大量的国内外考古、思想、哲学学者的成果而撷取、搜集加上自我分析而成。其中，龙西江研究员以六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从上古印度河考古文化发现这里有着不同人种，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民族宗教信仰进行阐述。我们知道，位于现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的考古缘于1856年英国人在这里修建鐡路，英国人发现了大量的远古时期的遗迹，惊动了当时大英帝国，于是在1862年成立了以亚历山大?孔宁汉(Alexender Cunninghum)为主的“印度大英考古调查局”，之后于1920年和1922年在印度河流域先后发现了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古文化遗迹，这片古文化遗迹分布于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的2000公里见方的广阔地域内，地域比起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古文化遗迹来，要超过一倍半以上，时轮要早500-1000年，这在当时，引起了世界性轰动。此后，印度河流域文化便定义为“哈拉巴文化”。恒河流域文化的考古，则是在哈拉巴文化考古之后，由约翰?马歇尔总理率领进行。

　　“哈拉巴文化”“恒河流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以建筑文化为课题的，之后便涉及到文化、艺术、宗教、民族和人种等范畴。龙西江研究员便引用了不少其中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既有西方的亦有东方的，当然包括中国人的研究成果了。

　　二、考证“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所属的释迦族为蒙古人种”。众所周知，　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书籍中，对于释迦佛陀出身于雅利安人的剎帝力种性阶级，是较为普遍的说法，亦已成为传统的定论。然而，大量的事实说明，历史的说法是误导。我们翻开“四阿含经”仔细一看，不难发现，里面没有一个地方记录着佛陀出身于雅利安人，倒是有许多地方记载着，佛陀出身于反雅利安人的“剎帝力”人种。为什么释迦族自规于剎帝力种性?按印顺长老的研究证明：是因为长期(公元前二千年前到公元前六百年左右)受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文化影响的结果。

　　我们翻开龙西江研究员的《寻根》一书，可以看得见，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论证释迦族是属于黄皮肤的蒙古人且是中国人是无疑的。这不同的角度便包括：佛教的《阿含经》、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大唐西域记》、蒙古考古学家和学者以及日本人学者和考古学家前田仁贵、中国近、现代人类学学者及考古学家等人的真实数据。

　　三、“从中国上古经籍、释典及西方古地志穿越青藏高原考察蒙古人种在西北印度河流域、东北印度和喜玛拉雅山麓南侧的蒙古人种上古居民和活动”论证释迦族的历史及属蒙古人种的中国人无疑。

　　龙研究员以史记及佛经为依据，以古今研究印度河流域、青藏高原南麓、恒河流域北面平原区人种研究学者所得的结论为基准，以不同人种所产生的宗教信仰比较为分水岭，以大量数据证实了释迦族落籍于迦毗罗卫国的缘由。理由充分，事实详明。

　　四、既然定居于尼泊尔境内的释迦族是东方黄皮肤的蒙古人种的中国人，由释迦牟尼创立了伟大的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基础是什么?包括宗教信仰是什么?《寻根》引述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学者及佛教界、婆罗门教的经典文献资料，证实：从经籍、释典及人类学角度等考察佛教与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有着渊源关系。

　　说明当时在古西竺所产生的“沙门思潮”的渊源，与来自中亚、西亚的雅利安人的“婆罗门”思想完全不同，却与中国原始萨满教思想、礼仪、传说、信念

　　是那么相近。应该说，佛陀以其释族固有的原始文化思想及宗教信仰为基础，结合当时人们的心态，雅利安人统治思想领域的空隙以及传统婆罗门思想的不足处引发了“沙门思潮”。说明佛教的产生，是与当时政治、思想、宗教信仰的激烈碰撞的结果。这个“固有的原始文化思想及宗教信仰基础”便是中国的原始萨满教。这部分文字的阐释，应该是本书的中心区，是本书的基本思想。

　　五、既然释迦族是中国人，代表释迦族创立的佛教基本思想基础是原始萨满教，那么它与中国人的基本思想和宗教信仰有什么渊源?我们知道，中国人的本土基本信仰是儒教和道教，它是否与原始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有什么关联?龙研究员在《寻根》中用佛经所说和中国儒家和道家经典所说以及藏传佛教祖师所阐释的有关主体思想作了一番对照，以大量的文字依据说明了原始释迦佛陀所说与儒家和道家的关联之处。这就进一步阐明了原始佛教思想及修行方法与中国儒、道二家的关系，这就自圆了释迦族以及佛教和中国人的相切合之处，也证实了释迦族是蒙古人种的中国人的真实和可靠性，否则，怎能将“立论”立于可立之竟?!

　　六、为什么带有中国原始萨满教基础的佛教创立于古西竺而非中国?《寻根》用中印两国文化比较来进行说明，用位于中国本土人所占据的地域和古西竺人所占据的地域进行比较论证。古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面主要说的是因水土原因对人们思想及行为所产生的异同渊源。不是吗，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方方面面上存在着差异，比如说面貌、个头、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就拿语言结够来说，相差的竟有那么大，用中国人的语言逻辑去套欧美语言，结果是一大堆笑话或是风牛马不相及的意思。另外，中国人对外来文化有很大的包容心，但在中国以教权大于王权是不可能的，而在古西竺却可以。在孔雀王朝时期，当时的统治者虽然以正统的婆门教为主体思想，但并没有以行政手段去剿灭沙门思潮。再则，古西竺北起喜玛拉雅到德干高源以南的平原区，气温自摄氏零下100余度到零上50余度，温差竟然是那么大;从东面的孟加拉国湾到西面的阿拉伯海，不同季节的季风令人可畏。可见生存在古西竺的人要具有相当的忍耐性，这种忍耐性便反映在人们的包容心及对神灵的企盼以及对宗教文化的追求上。因此，佛教以其强大的慑受力在古西竺得以生存，甚至在一度时空里战胜了婆罗门教使其思想体系占据了统帅作用。然而，尽管如此，中国和印度人的思想有诸多同通之处，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是作者的最后阐释。

　　依我看来，龙研究员在阐释释迦族非传统所说的雅利安人而是黄种人的蒙古人种的中国人是成功的，是立得住脚的。龙研究员是以大量的文字考据来说明的，在今天，只要我们以科学的DNA数据来验证一下现存的生存在尼泊尔的释迦族人群，不就解决其民族属性问题了么!这使我想起来，当今的科枝界发现了“上帝粒子”，这一发现证明瞭过去许多不可解释的物理和化学现象。但一发现使一位元西方的物理学巨匠-霍金发出了科技界的强音：由于“上帝粒子的发现，使物理学变得没有趣味”。同样，我们在讨论、论证古老的佛教创始人释迦佛陀的释族是黄种的蒙古血统的中国人时，是以挖掘文化底蕴的前提下产生的，它具有很强的魅力，如果以简单的方式去处理这一课题，同样存在着“没有趣味”了，这绝非戏论。但，作为中国人，一定要排除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哪怕最终被世界认可释迦牟尼是中国人，我们也只是以平常心对待，只能说我们做了一件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罢了。

　　然而，我虽然对龙研究员的关于释迦族是中国人的论证持肯定态度，但总觉得对佛教的整体思想和古西竺的主体宗教思想(四吠陀理论)的关系没有很好地摆正，亦即是其企图将佛教的思想理论主要建立在中国原始萨满教上而勿略了和本土文化的关联。我们可以认为，佛教是建立在释族本有的思想理论基础(如前所说)吸收古西竺的主体宗教思想理论的精华对四吠陀理论思想产生强列碰撞结果之上的，而绝不可将佛教和古西竺的主体思想理论割裂开来。一者佛教产生于古西竺而不是中国，任何一门外来思想体系要想在当地扎根、开花、结果，必须要和当地的本土文化相结合，这是不争的事实。二者，即便佛教的基础理论是萨满教，那也一定会接受当时存在的本土文化精华。何况在整部大藏经中，所包含的内容便是佛教和婆罗门及其他思想体系的对仗。而部派佛教及印度教产生之后，佛教还大量吸收了印度教的内容。三者，我们不难发现，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是与当时 “九十六种外道”相重合的，如地、水、火、风理论，人生历苦的理论，甚至出世理论等，都有相重迭之处。这便说明，佛教是离不开当时古西竺的主体思想理论基础的，这点一定不能忽略。

　　承蒙龙研究员的错爱，要我写一段付梓前言。由于在尼泊尔中华寺时有幸对佛教史地作一番缉考，且有着优越的工作生活空间达十六年之久，使我得以有说话的余地。我想，我是专门在佛陀故乡坐下对佛陀故乡做考证的，今天的交通工具及我所要追求的目的和过去的法显、玄奘、义净等西域求法的高僧们的历史背景不太相同，古来求法的高僧们是以取经和求法为目的，他们只能走马观花般地对史地作一个大概了解，不可能也不充许对释迦族是什么人种作调查了解。尽管这样，在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里，对释迦族的缘起还是多少有些说明。我是学水利工程的，向来对所攻的科目有比较严谨的苛求，因为我的专业不充许我对工程的计算有丝毫的马虎，否则垮了大埧，爆了压力管那将有杀头之果的。同样，对我认定了释迦族是蒙古人种的中国人之后，我便耿耿于怀地追求和以“打破沙锅纹到底”的心态破释它。因此，当龙西江研究员要我写此文时，也就不管水平的高低来完成任务了，不对或荒唐之处，就教于高人，是为本怀。

　　尼泊尔蓝毗中华寺开山方丈　释怀善 谨识于中国佛教协会悦净斋

　　二0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