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七岁的佩里•安德森依然是大不列颠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理论家中的佼佼者，这一代人统治了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近半个世纪的左翼智识生活。他们包括霍布斯鲍姆、E.P.汤普森、拉尔夫•米利班、艾萨克•多伊彻、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斯图亚特•霍尔、拉斐尔•塞缪尔和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如果你像我一样，在1970年代负笈英伦研习历史，上述几位都是指路明星。你未必同意他们的政治立场，但肯定会受到他们作品的启发。他们主张一种致力于拯救穷人和被“繁荣社会的纡尊降贵”(汤普森语)排斥在外之人的社会史。他们还试图从斯大林主义的遗存中打捞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人性。
在动荡时代中，佩里•安德森(伊顿公学、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毕业)是一位奥林匹亚式的人物，他是一位态度超然、风格锐利的托派，他编辑的《新左评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严肃的知识平台。1956年10月安德森进入牛津大学，当时的两场剧变——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十月事件——促使他将西方帝国主义视为毕生之敌，也同等激烈地批判斯大林。
这使他与霍布斯鲍姆发生了争执，后者至死捍卫共产主义理想(如果不算苏联体制的话)。安德森还受到感召，要将英国左派从狭隘的地方主义中解放出来，他通过《新左评论》和左页出版社(Verso)引介了阿尔都塞、巴里巴尔和布朗扎。安德森拥抱的法国理论激起了最杰出的英国史家汤普森的盛怒回应，他在激烈交锋中捍卫英国激进主义的本土资源，痛斥经过提炼的枯燥的欧陆理论，反对安德森号召的那种更为国际化、更有智性野心的马克思主义。在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这些论辩精彩纷呈，而且至关重要。可惜四十余载悠悠流过，如今它们听上去好像中世纪的经师论辩一般遥远。
安德森现在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依旧坚守古老信仰。他的新书出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提问的机会：马克思主义还保留有多少启示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还能鼓舞人心吗?即便那些不喜欢马克思政治取向的人也会仰慕其智性抱负，以及其对大写H的历史自有清晰可辨之逻辑的信念。安德森的著述依然固守此理念，将历史变化置于可见的逻辑中，他的马克思主义取径极具个人风格。在新书《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思考者》中，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在从墨西哥战争到反恐战争的单一弧线下理解美国战略和外交的动态”。
该书未能达到如此抱负，但依然流畅、典雅，带有作者标志性的尖锐判断和冷幽默。它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王霸”(Imperium)叙述了美帝国的崛起，下半部“翰林”(Consilium)细致分析了美国理论家如何理解这种崛起。在下半部分，安德森细致而公允地列举了他不认同的人物比如福山、孟德邦，同时试图为一批不那么知名的外交政策思考者恢复名誉，比如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他还大方承认了自己受到五六十年代一批激进分析家如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和加布里埃尔•科尔克(Gabriel Kolko)的影响，而且他也欢迎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等保守人士对美国扩张主义的批评。
奇怪的是，安德森在分析中完全没有动用那嘎吱作响的马克思主义舞台装置。你本来期望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告诉你美国扩张的背后动力是资本主义，目的是为内战后的美国经济发展争夺市场和资源。安德森的叙述却强调了道德上和智性上的影响：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先为国内扩张张本，接着是从西班牙帝国统治下解放古巴和菲律宾的战争。
安德森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将世界观与阶级起源和阶级利益相关联的倾向没有太多兴趣。被他定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完全脱离任何特定的社会定位，与美国的社会、经济分层没有任何关联。相反，他从美国思想中析出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谱系，这个是例外论者，那个是普世论者，并用此类区分来主导论证。“例外论者”认为美国“只有通过在堕落的世界中独善其身，才能保存其独特的美德”，“普世论者”则致力于“发挥弥赛亚式的能动性，让美国拯救全世界”。
“例外论者”如史家查尔斯•比尔德相信美国应该坚守本土，否则会在海外失去灵魂，而“普世论者”如伍德罗•威尔逊则不断劝导美国人：只有将美国视为全球救星才符合美国人的至高利益。安德森做了一个有趣的关联，他将美国经济当时有限的国际影响力与人们拒绝威尔逊式世界观联系了起来。1920年代威尔逊未能说服参议院批准建立国际联盟，当时美国的外贸总量不到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百分之十，美国国内市场被高度保护。“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脱节，”安德森写道，“使得威尔逊的全球主义千禧年梦断。”
不过等到二战结束，美国的战时动员能力首次使联邦政府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影响力。这时千禧梦已经获得了相匹配的国家能力。有趣的是，安德森又认为这些外交政策的抱负总是远远超出了美国的狭隘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单纯的经济能够定义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政策大概会更谨慎、小心、周到。
例如杜鲁门对他任内即将发表的一次关于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不太满意，因为讲稿中着重强调了美国对自由贸易和外国市场的兴趣。杜鲁门抱怨：“这整个儿听上去像一份招股书。”于是他让人把这些内容删掉了。
安德森说，(与其经济主张)相反，杜鲁门及之后历任总统都相信美国国家利益是弥赛亚式的：依照美国自身形象去拯救世界。现实主义者总是对这种自大和扩张抱警觉态度，但没人拿他们当回事。在安德森看来，自由国际主义依然是“美国帝国霸权的专有语汇”。现实主义屈居次要话语，只有自由国际主义手伸太长发生问题时才会暂时退居现实主义以求自保。
安德森论证中最有趣的暗示，是列举了一份长长的美国外交政策失败的目录(1953年在伊朗推翻摩萨台，1961年的猪湾惨败，深陷越战和伊拉克战争泥潭等等)，以表示这些并不仅仅是总统的一时误判;它们都是美国为其弥赛亚式的自大外交政策所不断付出的代价，而美国外交政策从未依据理性定义的国家利益进行相应调整。
安德森还说，弥赛亚式扩张的一种征候就是系统化地夸大威胁。我们可能以为大国尤其是那些军事遥遥领先的强国不会轻易害怕。但这不包括美国。杜鲁门政府就坚信苏联的核威胁迫在眉睫、核战一触即发。于是巨大的“军工复合体”随之诞生。
安德森认为美国精英夸大了苏联的威胁，目的是使其扩张主义的目标合法化。1945年以后军事发展大业的设计师比如詹姆斯•福莱斯特、迪安•艾奇逊、保罗•尼采等人都操纵了总统和美国民意，安德森表示，他们将政策制定与合理评估苏联安全威胁的训导切割了开来。
安德森将斯大林外交政策定性为防御性可能很奇怪，特别是当你仔细观察安德烈•萨哈罗夫、亚当•米奇尼克和哈维尔等批评者的经历时;但他强调对了一点，那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夸大了自身的弱点，也夸大了共产制度的实力。在面对其全球扩张野心的对手时，美国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对斯大林的真实威胁进行清醒、现实的评估，而是用一种同样非现实的国族野心回应之：
美利坚会采取行动，这不仅反映了美国国会的考虑，也是为了保卫所有大都市的总体利益。因为坚信最终的回报，所以牺牲一国好处(只要有必要且有此需求)终究是为了全世界获益。
一旦美国选择了创造一种捍卫全球资本主义而不光是美国品种的秩序，安德森指出，美国本土经济利益与其试图建立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冲突便愈演愈烈。只要美国经济的统治地位无人挑战，安德森所说的美国霸权便符合美国经济利益，但是到1970年代，曾经靠美国帮助站稳脚跟的德国和日本却变成了极具破坏力的经济竞争对手。1971年尼克松取消金本位，让美元贬值，就是要提醒这些竞争者：霸主定会将本国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但这并没有阻止其他对手的崛起。到二十一世纪初，“自由国际秩序”提倡的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已经滋养了亚洲四小龙和金砖四国。“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赋予了一些政权挑战美国经济和政治霸权的实力。正如安德森所言：
美国至上不再是资本文明的不言自明的压顶石。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有变质的危险，不再适宜那块自由的土地。
当美国在充满竞争者的世界中勉力保持领头羊的地位时，美国领导人的任务——用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杰明•罗德的话说，就是“让美国再当五十年领头羊”。安德森并不怀疑美国还能领导五十年。他跟那些不断预言王霸式微的进步人士挥手告别。他说，暂时还看不到这样的解脱。不过我认为，美国的全球权威之所以能够延续的一个原因，并不是他所言的“王霸”，而是基于一种共识程度相应变化的同盟体系。
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美国霸权时，肯定会对解释美国左翼为何向来低估王霸的持久力有兴趣，安德森提到了美国海外扩张所遇到的国内持续反对意见：
每一个阶段，都有雄辩的美国声音谴责命定扩张论的颟顸自大，他们批判侵略墨西哥、兼并夏威夷、屠杀菲律宾人——每一种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对共和国诞生之初的反殖民精神的背叛。
但他没有回答为何反对美国扩张的意见时常落败。他认为国内政治压力已与外交政策关系不大，这便让解释变得难上加难。他告诉我们美国的民意一直很褊狭，“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微乎其微”。
对一位进步人士来说，表现出这样的高人一等有点儿奇怪，这也令他无法解释这些无知狭隘的民众如何能够上街游行、把一个在任总统逼下台、迫使继任总统宣布退出越南。美国公众对国家机器在海外冒险的怀疑为美国外交政策施加了相当有效的约束，不过安德森并不承认这点。那些忽略国内选民对外交政策呼声的领导，要自行承担相当的风险。比如说，现在美国公众反对对中东实施进一步军事干预，这种国内呼声有效地限制了奥巴马在该地区的政策选项。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竟然对来自大众的力量如此不屑一顾，真是咄咄怪事。
如果说忽略来自下层的压力只是安德森分析的一个问题，那么另一个问题是他无法解释精英的决策。任何说美国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服务于全球资本利益的宽泛说辞，根本无法解释1945年以后历任总统做出的任何一项具体的决策。那些选择都是实打实的存在，而安德森没有分析任何一项具体政策。
在既定情境下，一种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到底需要哪些特定手段，是此类讨论的基础。比如说，“遏制政策”需要考虑美国军事部署的范围吗?保罗•尼采赢得了这次辩论，于是有了扩军;但提出“遏制”理论的乔治•凯南和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都认为尼采是个危险的战争贩子。还有，杜鲁门应该默许麦克阿瑟将军把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还是炒了他的鱿鱼是正确的选择?
这些具体选择在安德森看来都是小节问题，然而它们绝非小节。任何一位严肃的外交政策分析者都会告诉我们，为何选择此种判断而非其他判断。1968年林登•约翰逊是大幅增加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投入，还是开始撤出?1967-1968年的内部激辩中，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的几位大佬——凯南、艾奇逊、克利福德都告诉约翰逊要撤出越战泥潭。这些问题在国内有分歧，在精英之中也有分歧。
人人都会说简单的事实：大部分美国外交政策精英都相信美国在世界中是善的力量，他们相信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希望用美国的实力进一步维持一种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讲规则的国际秩序。但简化论根本无法告诉你外交活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压力来自双边还是多边，军方可能会做出哪些应对。比如，1970年代基辛格在与苏联的对峙中为何选择了缓和举措?尼克松为何要抓住破冰访华的机会?或者说今天，为何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曾经拥有的外交共识会如此大幅度地崩塌?二战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不是计划内的宏图，而是不可预测的，是上述一系列变局中无数因具体情势而定的战略决策的结果，并非资本主义逻辑无可避免的产物。
要理解美国精英如何决策，大卫•米尔恩(David Milne)研究二十世纪美国外交政策思考者的新作《构造世界：美国外交的艺术与科学》有洞见，更可读。虽然篇幅过长，但此书对个体、论争、意外事件以及精英政治都有详尽描述，这些要素都是被安德森选择性忽略的。总而言之，因为安德森横扫千军式的总体分析未能解释现实决策的进行，我们不禁好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否还能为人们理解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什么帮助?
这的确可惜，因为即便像我这样无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也得承认，我会经常怀念往昔的日子，马克思主义批评如日中天，会刺激我们在捍卫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同时，也得正视其阴暗面。我现在这么说，并不是自由派在恶意地对可敬的对手的衰弱感到幸灾乐祸。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承载着启蒙运动中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薪火。安德森本人在为《伦敦书评》撰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中，也捕捉到了那种对人道主义的渴望：
人类无法停止为达到这样一种社会秩序而奋斗：人类不再臣服于那些被社会作为第二天性施加于身的不人性的必需品，也不会再费心将此类行为归入理解世界历史的逻辑中去。(《伦敦书评》2015年7月30日《一个非凡的人》)
今天的自由主义已有陷入听天由命的无为主义的危险，除非那些追求更为自由的政治的人们不断对现状提出挑战。不论我们各自的政治如何，我们都需要一种相信历史长河有其深度逻辑的历史观。安德森式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在于，如果他们只是启蒙时代人道主义的承载者，其历史观已无法解释我们身处的世界，那么他们会变得无足轻重。安德森本人亦会接受，如果你不能解释世界，就不可能去改变世界。从他的新书提供的证据来看，他离提供当下世界所亟需的解释还很远。
(游烨 译，本文发表于2015年11月19日的《纽约书评》，译文获得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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