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历史的学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旗下的军事指挥官。但这并非事实。孙中山于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逝世于北京时，他在广东的军事将领一直是许崇智。蒋是黄埔军
校的校长，同时也是许将军的参谋长。孙去世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闹派系分裂。一般
认为蒋走的是中间路线，因此能团结国民党，进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恺被暗杀时，右派
的胡汉民据说和刺客还保持联系，于是蒋赶走他。接下来蒋就赶走许将军，因为许同样
也涉案。许恰巧私德不检，他在广东沉迷赌博，常和风尘女郎来往。未来的委员长先摆
平他的部属后，再邀许将军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际，蒋建议将军可以到上海休息三个
月，由身为参谋长的他在广东清理门户。将军得知属下都已同意后，仍想替自己开脱：
他至少需要几天工夫来处理家中私事，之后才能离开。这时蒋介石明确告诉他，许夫人
和子女已在码头的船上等他。许崇智在城里享乐时，他的参谋长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
而且先从他的家人着手。许将军震惊之余，晚餐后立即搭船到上海，从此不再回来。他
应当很有风度地接受整件事，因为依照当时军阀的惯例，在最后一道菜还没端出前，他
很可能就被带到后院枪毙。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让蒋介石登上国民党总指挥官的宝座，并
统领大军北伐。

我不知道这故事是否已形诸文字，我把它写下来等待专家的证实，因为我认为我的来源
相当可信。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父亲，也曾当过许崇智将军的参谋长，尤其是在许当旧十
四师的师长时。在蒋介石之前，我父亲黄震白和许崇智已认识了很多年。

我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这样的背景正适合中国革命分子。他旅行
到贵州、云南和中南半岛，从海防搭船到广东，最后到了福州。在２０世纪初，这名年
近三十、常在饥饿边缘的孤单流浪汉，加入秘密会社"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
在满清末年，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拟出一套策略，企图影响新成立的陆军和海军。他们从
海外筹资，党人带着整袋白银和成捆钞票，进入军营或登上军舰，和军队接触。有时密
使会被抓到，很快就被处决，甚至没有人会提他的名字。同时陆军或海军的人员就把钱
财纳入私囊，什么事都不做。同盟会于是将策略改成渗透，或派人进入军队。父亲就是
如此，他在福建进入省立的军校念书，当时的校长是一位旅长许崇智将军，和父亲的年
龄差不多。父亲成绩优秀，不仅以第一名毕业，从许将军手中领到一枚黄金奖章，而且
许将军还劝他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南部各省立刻宣布独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
辖。许将军扮演重要角色，将福建省交到革命党人的手中。父亲当时已经从军校毕业，
立刻成为许将军的参谋长。在当时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现代陆军还在萌芽期，各省强
人只听自己的命令，中国开始踏上军阀之路。

袁世凯之死并没有带给中国和平，只是象征开启了十年的无政府状态。次年，中华民国
分成北部和南部。当时的大元帅孙中山首先提出"北伐"的概念，如果当时加以实行，
就可以算是"三次革命"。但他的广东政府也是南部各军阀抢夺的目标，单是清除这些
军阀就可以构成"四次革命"。这时我父亲觉得已受够革命了，他回到湖南，和母亲结
婚，次年我出生。戴愧生先生确定，这时他劝我父亲回来完成未竟的任务，但并没有说
服成功。他并不知道，他的战友已变成顾家的男人。事隔多年，他在东京碰到昔日战友
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已经三十二岁，正要展开自己的流亡之路。

父亲提早退休，第一个付出的代价便是贫穷。全家不曾饿过，但我们少有特殊享受，简
单的正餐外更少有点心。长沙街头贩卖着蕃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阵阵香气
一再提醒我，我从童年一直饿到青少年。中学开始上英文课时，我好盼望能拥有生平的
第一枝钢笔，但我们家的预算只容我带一枝墨水笔，再加一罐墨水下雨时，同学在鞋子
上加橡胶套鞋，闪亮又时髦。我却笨拙地踏着木屐，发出恼人的声音，令我无地自容。
我抱怨上述事情时，父亲会告诉我他年少时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愿没有得到满足，一
点都不相信我们家的困苦和中国的命运有任何关系。

父亲显然对许崇智将军的评价不高，但他的这位长官兼"教师"由衷信任他、提拔他，
因此在传统的忠诚及他的自尊驱使下，他不可能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谋职，而说起来在
旧国民党的阶层中，蒋还在他之下。他同时还考虑到，他离开党也很多年了。在湖南，
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资少，还得忍受素质能力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但
他没有其他选择。母亲常告诉我和弟弟：父亲牺牲很多，他希望我们日子过得好一些。
我们应该专心学业，准备上大学。父亲希望我们当工程师，或是靠建设性的工作来体面
赚钱，不要当政客或军人，更绝对不要当革命党人。

对紧张和过度担心的父母来说，２０年代末和３０年代初的长沙绝非居住的好地方。在
"白色恐怖"时期，三天两头就出现公开处决共产党人的场面。甚至很难避开街上的行
刑队伍，因为太过寻常了。通常队伍前会响起尖锐的号角声，士兵亮出枪尖上的刺刀，
大叫："杀"囚犯的手被反绑，在推挤之下走过街道，有的面如死灰，有的脸色潮红，
大吼大叫，表达不满及反抗。他们甚至无法有尊严地死。

传统的死刑令是把一小片纸贴在竹片上，挂在犯人的脖子上，纸片上用黑笔写着犯人的
名字，但上面用红笔重重画上一笔，象征依法结束犯人的性命。在队伍中总有光脚的小
孩穿梭奔跑，兴奋地开嘴，将整件事当成玩乐嬉闹的场合。不论犯人是恐怖分子，或
是理论上赞成阶级斗争的书呆子，在执行死刑时都没有差别。显然有些年轻男女是受到
牵连才丧生。有时也看得到青少年。

公开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小学时的我。父母不准我太接近执刑的现场。但有一个叫做
邵先慧音译的同学比较大胆，他先看过后，再转述将他吓坏的经验：他想看清楚一些，
于是爬到附近的树上。第一个犯人被砍头时，脖子一下子就消失了，原本是肩膀的地方
喷出一堆血。同学说，他被吓坏了，紧紧抱着树干，闭上眼睛，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指甲
抓着树皮。他不记得自己如何从树上爬下来。

在１９３０年，毛泽东的太太被处决，杨开慧是我三舅母的亲戚。三舅母目前住在常州
，透过她，我们了解这个事件的一些细节。法官判死刑时，会让犯人选择枪毙或砍头。
她选择前者，因为她不想让头颅被挂在公共场合示众。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
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
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
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
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三舅母的弟弟向钧，也被当成共产党员处决。行刑前一星期，我父亲去狱中看他，劝他
请求宽恕，才不致送命，但他断然拒绝。他死时，只有二十出头。他的死在我们家投下
阴影，父母亲提到他时，都会降低音量。

我念中学时，我们的学生代表大会蠢蠢欲动。代表大会虽然和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却
要求撤换省主席任命的校长，并质疑军训课的存在，这也触及到省主席的权威。父亲要
我置身事外，我不听，他居然亲自跑到学校，看我是否成为活跃分子，让我又羞又气。
我气急败坏，因为父亲再也找不到在同学前羞辱耻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静一些
后，父亲才对我解释，激进主义很少出自个人信念，通常是来自社会压力。在大众压力
下，可能做出事后头脑清楚时会后悔的许多事。我了解他为人父母的焦虑，但我并没有
被安抚。青少年不可能自满于当老爹的婴儿。多年后我才开始体会他话中的要点。由于
省主席何键的干预，这场学生抗议失败得一塌糊涂。

我们应该当懦夫，乖乖接受命运的安排？不，父亲向我保证，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
不折不扣的傻子。以父亲在民初的亲身经验来说，革命党人失败就成为烈士，但革命党
人的领袖成功时就可能变成军阀。除了许将军以外，父亲还非常瞧不起黄兴。黄兴也是
湖南人，但不是我们的亲戚。１９１１年４月，离武昌起义只有几个月，同盟会攻占广
东巡抚衙门，黄兴成为英雄。虽然他有借口，但圈内人知道，起义失败时，他逃离现场
，追随者却被逮捕，随后成为烈士。

一个对革命持这么负面看法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曾尽心努力过，才能巩固他的立场。我
知道父亲不是懦夫，但我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得知。我知道，体力的勇敢绝对不是我们家
族的特征。父亲一定努力证明过，在逆境时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证明自己不
是战场上的懦夫一样。

想起父亲，不觉勾起伤心的回忆。１９３６年，我获得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当
时他一定认为，多年心愿就要达成，眼看儿子可以走向不同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
对日本开战，全国一片混乱，他的梦想也被戳破。然而，战事发展成全面的战争时，他
虽然不安，却更高傲，送走两个志愿从军的儿子。"这场战争我们绝对不能输。"他以
复杂的情绪说。他来不及知道珍珠港事变，更不用说抗日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幸
的是，弟弟从国民党军队的交辎学校毕业，从军三年，最后又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
，经过一连串的长期奋斗后，从斯坦佛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父亲至少有个儿
子实践他的梦想。

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
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

我起初尊敬蒋介石，也许正如郭沫若所说的，因为我是他的"忠诚信徒"。但随着时间
进展，崇拜转成同情的了解。身为历史学家的我最后终于看到，对于国民党运动和其领

导人蒋介石来说，命运赋予他们的行动范围相当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