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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玉儒:姜太公其人 
作者:[耿玉儒] 来源:[网友推荐] 2006-03-02

www.hnass.com.cn  2003-11-29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信息中心

太公研究,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课题,长期以来,很多问题,颇有争议,形成疑问多、结论多、名号多、称谓多、褒贬多,给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研究及了解、宣传太公带来许多不便和困惑;有些问题,虽然经过学术争鸣,已经基本廓清,但在学术、文化、历史、考古、旅游、军事等各个领域,仍然被一些人各言其是,自定是非,致使界定纷纭,思维不清。所以,为了弘扬太公文化,崇尚太公精神,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姜太公研究中的一些有关内容,作出适当的规范,尽可能形成理念与认识上的共识。

一、关于太公故里的认定

太公故里的认定,基本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文献记载、考古出土文物与当地遗迹和丰富多采的民间传说相结合而加以确认。首先确立其真实性,其次是已知性,三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和举一反三而断的立论。

司马迁认为姜太公是“东海人,《吕氏春秋》说太公是“东夷之士,《战国策》说太公是“齐之逐夫,等于说均为泛指太公故里在今山东东部一带。可是,司马迁又说姜太公是“吕尚处士,隐海滨“的。很可能是避纣逃隐到那里的游寓,这在《尚书大传》和《孟子·离娄》均有记述。

1987年上海《文汇报》“学林论坛主编施宣圆同志,出版了他所主编的《中华文化五千年之谜》一书,首先推出了《姜太公故里今何在》的考辩文章,这是一篇在全国首先提出探索姜太公故里,求其友声,而发出的召唤。1990年底,闽、粤、赣、陕、豫等省二百多位学者和吕氏后裔汇集广东潮阳市胪岗镇吕厝村,召开吕尚学术研讨会,经过七天会议的交流、争鸣,一致形成共识,确认河南卫辉市原汲县)吕村是姜太公故里。

这里既有权威性的文献记载,又有尚存的考古佐证,并有太公故里,太公祠庙及太公墓等文物遗迹,以及流传于茅屋村舍和乡党里巷间的太公传说故事,使人无法蘧废卫辉市作为姜太公故里这一可信结论。

见于史册文字的如《汲冢竹书》西晋时在汲县汲城村魏安獒王墓出土的竹简)记载姜太公为“魏之汲邑人。后汉崔瑗,顺帝时公元16年)为汲令,曾撰有《太公碑记》传世,考证汲邑为太公故居。北魏穆子容,武定年间公元3-8年)官汲郡太守,曾撰有《重修太公碑》,俗称《吕望碑》,记载“太公为汲县人。西晋卢无忌,为太公后裔,太康十年公元89年)为汲令,撰有《齐太公吕望表》传世,文曰:“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也。其它尚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宋朝罗泌的《路史》,清朝武亿的《金石三跋》以及各种地方史志,均记载汲县为姜太公故里。

1981年在卫辉市原汲县)吕村出土了北魏武定一年公元3年)《魏故诏假河东太守吕君墓志》,志文明确记述一千五百年前该村的村名为:“朝阳乡太公里。墓志今存卫辉市博物馆收藏。

对于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学术争议,需要经过不断的交流、沟通,去伪存真,才能逐渐形成共同认定的科学结论。目前,国内关于姜太公故里的别说,也有人认为是山东省淄博市或日照市,也有人认为是陕西省户县或河北省冀州,还有人认为是东海许昌人等。陕西省宝鸡市的学者胥鼎先生,为了澄清这些疑惑,1991年独自赴有关省市进行实地详细考察后,写出了长篇论文《姜太公故里及其后裔探讨》,刊登在陕西出版的《姜子牙钓鱼台》一书,文章展示了作者不囿于门户之见,不拘于某种所需,以平静的心态,客观的标准,求实的态度,而作出的科学结论:“姜太公故坦克在河南省卫辉市原汲县)吕村。我们敬佩陕西省学者这各严谨治学的风范和职业道德,他们为广大学术研究人员树立了做学问的楷模。

二、关于太公的称谓

太公的称谓,各家所论不一。常见于史籍、经传的,将太公或称为政治家、军事家;或称为思想家、谋略家;或称为阴谋家、哲学家等。还有人将太公称为吕姓的始祖,中国钓鱼事业的鼻祖,军事上参谋部的创始人,兵家鼻祖等。这些褒词,均是人们对太公文治武功的评估而得出的结论。

在文王被殷纣囚于羊久里期间,以及文王被释以后,姜太公在剪商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史称文王“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文王末年,“败黎国殷畿内,司马迁指出:当时“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谋计居多。《史记·齐太公世家》)周公东征后,姜太公被封于齐,将齐国治理得民富国强。这些活动,表明太公直接参与治国,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家、阴谋家。孟津观兵举行代纣的总演习,以及孟津观兵二年后的武王正式起兵伐纣,太公既是全军的统帅,又是作战的主将。太公封齐后,又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并国三十五,“启地三千里,击退莱夷的侵扰,这一系列活动,表明太公直接参与了治军,是当之无愧的军事家、谋略家。太公著述很多,《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曾有著录曰:“《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汉书疏证》解释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而《隋书·经籍志》又分载太公之书十种,计二十卷,今存者唯有《六韬》一种。综观太公的这些著书内容和实践活动,表现了太公文武并举,法教统一,义利双修的丰富内容,不愧为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其它的一些称谓,本文从略叙述,另文再作评论。这里须要指出一点:太公是否是我国古代的兵家鼻祖?我以为,当予商榷。相传轩辕之臣风后,著兵书《握奇经》,与太公《六韬》有先后之别。当在太公之先千余年之久。因此,风后《握奇经》应属最古老的兵书,距今四千多年。当时,文明初开,由符号、图形而演变成文字不久,似乎不可能写出这样兵书,观其文句和内容,为后人假托很有可能。其成书时间应该稍早于《六韬》。宋代高似孙说:“人称《握奇经》总有三本,其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盖吕尚增字以发明之。其一行间有公孙宏等语,或云武帝令霍光等习之于平乐馆,以辅少主备课天下之不虞。说吕尚增加了二十字来字来阐述《握奇经》,这说明吕尚之前已有《握奇经》的最古版本,不然吕尚怎能增加二十字呢。《六韬》和《握奇经》在内容和成书风格方面,明显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握奇经》用天地风云,飞龙翔鸟,虎翼蛇蟠,加以形象化。而《六韬》一书各篇用动物龙、虎、豹、犬将韬略形象化。这说明后者是受前者一些影响的。当然,确立一个人是否为兵家之祖,不能只限于一部兵书,而是还必须有丰富的治军指挥实践。因此,对我国古代兵家鼻祖冠以谁人,尚需作深入探讨而进行规范。

三、关于对太公《六韬》的看法

《六韬》是吕尚所撰存世的唯一的一部军事著作,史学界因受宋代“疑古之风的影响,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时期,伪托吕尚之作。宋代疑古成癖,将《六韬》《孙子兵法》《李靖问对》等古代兵书,均疑为伪托之作。比如,《李靖问对》的真伪之争,在宋朝就有何《春渚纪闻》)、邵博《闻见后录》)等人首先提出疑问,认为这部世传乃是帮助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的大将李靖所撰的兵收,并非李靖原作,而是宋代人阮逸所撰的一部赝品。对《兵子兵法》,司马迁所著《史记·孙武列传》指出:《孙子》十三篇,为孙武著,以此兵法进谒吴王。而宋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叶适《习学纪言》首先提出《孙子》为伪书。吕尚所撰的《六韬》与上述两部兵收一样,也是宋朝的武经博士何去非首先怀疑其为伪托之作的,何去非的儿子何所著《春渚纪闻》一书,记载了其父曾怀疑《六韬》一书的伪托之嫌。

宋代出现的这种疑古争鸣,我认为并不完全是坏事,它表明了当时的一批学者,对古书并不泥古尽信,而是深入研究,独立思考。附合《孟子》所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见解。他们的怀疑,也并非毫无道理。比如《六韬》,根据其文句、文法和思想内容,很象是成书于太公之后五、六百年的著作,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太公言论的追记,如“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像是太公的原话。又如,文王与太公的其它对话,则可能是文王与太公当时的讨论内容,其文句后来可能有所润饰。当时,成书并不十分注重知识产权的个人署名,而是注重流传久远。所以,上古之书,或出于名人伪托,或集中其学派许多人的思想,经其弟子或再传弟子整理成书。《六韬》一书的成书方式属于后一种形式。《六韬》各篇,是太公答周武王问的讨论式行文结构,这和《武经七书》中其它各部兵书的常用问答体载是一样的。可以加强读者的真实感,可以避免繁冗的的叙述,可以流畅地同时罗列出若干互不联属的论题而毫无起承转合之苦,这对于内容宠杂的兵书,是很适合的一种表达形式。这些行文方式,均体现了战国时期成书的特点。所以,宋代元丰十三年1080年)宋神宗正式下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并且,雕版刊行,号称《武经七书》。自此,《武经七书》被定为官书,颁之武学,并列不官,设置武经博士。《六韬》的价值被固定下来。现存最早的宋刊本《武经七书》,即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刊本,将《六韬》提到了《武经七书》的首位。19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初年一号墓出土的《六韬》竹简,使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西汉初期的《六韬》竹简兵书,填补了《汉书·艺文志》无载的空缺。也证明了《六韬》的真实存世价值。从此,更无人以伪托“而遽废。后人评价《六韬》一言九鼎,一字千钧。如同《论语》为孔子弟子所记孔子语录一样,《六韬》也是根据吕尚原始的《六韬》思想,经历代兵家不断阐述、补充,到战国成书,是我国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

四、关于吕尚见文王之说

吕尚见文王,我国的史料记载颇有自相矛盾之嫌,为我们读史评史带来诸多困惑。

一种说法是,吕尚一就文王。是吕尚晚年在渭水垂钓与西丛姬昌相遇。《路史·太公舟人说》记载,吕尚“辞棘津汲县),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兴矣。《水经注·渭水》也说,吕尚“自海滨来归,垂钓于渭水之右,以见文王,二人一见如故。

第二种说法是,吕尚二就文王。吕尚年轻时,便与西丛姬昌见过面。晚年在渭水相遇,是第二次相会。屈原在《离骚》中说:“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天问》也说:“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指的是吕尚年轻时做屠户,西丛姬昌便见到他,问他为什么要杀猪牛,吕尚回答:“下屠屠国。西伯知其有大志,便与他同车归周。

第三种说法是,吕尚三就文王。他们二人曾有三次相见。《鬼谷子·卷中》说:“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

第四种说法是,吕尚四就文王。吕尚与西伯姬昌早已认识,前后有四次相会。第一次朝歌今淇县)相见,是在吕尚年轻时。他先在棘津“卖食《韩诗外传》卷七),或者“求售与人为庸《战国策·秦策》鲍彪注),有时在旅店中当一名“迎客之舍人《说苑·尊贤》),即招待员。为了维持生计,到殷都朝歌贩卖货物。《盐铁论·论贤说:“太公之穷困,负贩于朝歌也,蓬头相聚而笑。不久,他又在朝歌屠宰牲口的市场上当了屠夫。屈原为之感叹:“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第二次仍是朝歌相见。《史记·殷本记》记载:文王西伯昌)曾经和九侯、鄂侯一起为殷朝的“三公,文王任三公期间,常到朝歌的市肆中去察访。吕望当屠夫时的“鼓刀场声,言语举止异常,早已引起文王的注意。第三次汤阴羊久里相见。西伯姬昌被囚于羊久里时河南汤阴县北),吕尚与散宜生、闳夭、南宫适一把到羊久里探视西伯。《尚书大传》记载:“散宜生、闳夭、南宫适三子学乎太公,太公见三子,知为贤人,遂酌切脯,除为师学之视,约为朋友。后来,文王被殷纣囚于羊久里,散宜生第三人来与太公商量对策。姜太公为结交西方周国的君主,便与三人一起到羊久里探监,并献计让三人去求取美女、奇物,向殷纣献宝以赦免文王。《帝王世纪》《史记·齐太公世家》中也多有记述。文王在羊久里前后被关了七年,《新书·君道》说:“文王桎梏囚于羊久里,七年而后得免。在这个时期内,太公帮助散宜生等,为文王解脱而奔走营救。第四次在渭水相会。吕尚晚年时,“辞棘津,西入渭,到西歧投奔文王。渭滨相见,二人高兴得“眉颊之微,而形于色,声音之妙,而动于心。北齐刘昼:《刘子·知人》)《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文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其是耶,吾太公望之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经过重重挫折之后,吕尚终于找到了有作为的西伯明主,有了施展自己治国安邦的用武之地。

综观以上吕尚见文王各说,我以为体现了历史史料的融会贯通及互补性,体现了历史史料增删、纠谬、辩疑及逐步完善的过程,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史学的进步。吕尚从青年、壮年到老年,驰聘四方,逆境奋斗,最后贤臣投明君,有了一个完善的人生归宿,应该说这不是人为的主观安排,而是历史的必然馈赠。

五、关于太公思想特点

太公思想文化,是我们民优秀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有知古通鉴的先进性。今天,我们虽然无法窥见太公著作的全貌,但通过有关记载和评述,可以知道太公思想是综合性的,兼容工包了后来分为不同学派的各种思想倾向。包括:

1、道家思想。《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道家类,并说他是“本有道者,肯定了他的主要倾向。贾谊《新书》曾引证太公论天下为“有道者之有的断言:“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则弗得而长也。故夫道者万世之宝也。《说苑》也记载:“武王伐纣,召太公望而问之曰:‘吾欲不战而知胜,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为之,有道乎?’太公曰:‘有道’。于是讲:“王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的理论。《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载:“吕尚处士,隐海滨。以上史料可见,太公思想包含有明显的道家思想和道家遗风。

2、兵家思想。《汉书·艺术志》《隋书·经籍志》均有其兵书著录。《孙子·用间篇》说:“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指出其“以上智为间的谋略。《齐太公世家》说他曾与周文王共同“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书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言太公为本谋。”又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后来武王又尊他为“师尚父,其观兵孟津誓师牧野,也均多赖太公之谋。封齐建国之初,击退莱夷的侵扰,更是太公亲自指挥的。所以,历史上人们曾公认太公为兵家之首。

3、法家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尊贤而尚功、“尊贤智、赏有功的思想路线上。《说苑》载,武王曾向太公提出有关治国之道的一系列问题。太公特别细调以法治国,指出要“不公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等。《韩非子》还谈到太公杀齐人华士的故事。罪名是华士“不臣天子,不友谊诸侯,如果效其为,在下则乱,国家失治。所以,“以为首诛。这些均表现了太公的法治思想。

4、儒家思想。太公兵书《六韬·文韬》文王与太公对话中。太公向文王讲了得天下要奉行仁义道德:“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仁同爱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其中对仁义道德的看法基本上与儒家的仁义道德观相似。

综上所言,可以说太公思想是介于黄老之间,又容纳了各派有用之思想,成为综合性的文化思想。《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或曰:太公博闻”。指出了太公思想包含了兵、法、儒、道等学派的思想观点或因素,正是他贯通“博闻所致。太公的这些思想文化内容,其突出特点就是法教统一,义利双修和文武并举等方面。

我们知道,先秦儒、法两家在“法“教二者关系问题上曾各执一端,争论不休。儒家把道德教研室经与刑政手段对立起来而强调教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耳且格。《论语·为证》)法家则相反,主张以法治国,强调严罚重赏而抹杀道德教化的作用。太公的“尊贤智本身就起着教化作用,而“赏有功则是法治的一个方面。《说苑》曾引《太公兵法》说:“致悲爱之心,立威武之战,以卑其众,练其精锐,砥砺其节,以高其气,这主要指道德教化作用。又说:“连其什伍,以禁淫非,“军之法令,赏罚之权,使士赴火蹈刃,隐阵取将……,这主要指刑法治的作用。从治国到治军,都是强调法、教统一的。

对于义、利的看法,儒家重义而轻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而法家重利轻燕京饭店。韩非认为:“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坚信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太公则在义、利关系上注意双修兼顾。他对武王说:“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风州纲鉴会篡》)。从维护周礼出发,太公重礼义,但并不轻利。他治理齐国,“通商工业,便鱼盐之利,注重发展经济,改善国贫民穷。《说苑》记载太公回答文王“为天下若何的提问时说:‘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着眼点均不离其“富”。

对于文、武的态度,太公是文武并举的典范。他既有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灭商兴周的雄才大略,即“文韬;又具有指挥若定、机智、果断、英勇善战的军事才能,即“武韬。在建立齐国的过程中,他也是既有文治,又有武功,文武兼备。太公的这一特点,被他的后继者传承下来。例如,管仲相齐四十年,对内政实行综合治理的“一体之治,对边患又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屡建奇功。成为著名的经济家、思想家和军事家。《管子》一书,整理和发挥了太公的这些思想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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