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我一直非常赞赏克林顿基金会在防治艾滋病和消除全球贫困方面做出的贡献，也多次担任克林顿全球倡议(Global Clinton Initiative)的论坛主持人。随着该基金会未公开的细节逐渐被曝光，克林顿高达50万美元的演讲出场费使利益冲突浮出水面。我特别想知道：克林顿家族到底在想什么?

　　但出问题的不光是克林顿家族，而是美国整一套可耻的、建立在金钱之上的政治制度。看看我们周围什么都发生了什么：

　　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接受了NFL达拉斯牛仔队老板杰里·琼斯赠送的航班和季后赛门票，克里斯蒂的影响力直接关系到琼斯的商业利益。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接受了来自亿万富翁诺曼·布莱曼的财政援助，调拨公共资金为布莱曼服务。

　　杰布·布什之所以推迟正式宣布参与大选，是因为他如果那样做就必须停止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募集献金，这种钻空子的行为至少违背了法律的精神。

　　当问题泛滥到如此地步时，就不是一两个跳梁小丑在作怪，而是整个体系已从根上腐坏，并形成了一套乖谬的激励机制。

　　美国无党派研究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对竞选资金长期进行跟踪调查，该中心主任希拉·克鲁姆霍尔茨说：“这个国家存在着系统性腐败，它无孔不入，难以剔除。”

　　大多数政治家本来都不是坏人，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金钱是使这个系统运转的唯一动力，于是有的人便逐渐深陷其中。

　　金钱的腐蚀不是什么新问题。当年，曾有人指责约翰·肯尼迪用他父亲的钱收买选票。对此，肯尼迪开玩笑说，自己收到父亲发来的电报：“别再买选票了，你都赢定了还要我买单!”

　　然而，曾出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莱克——他现在担任无党派监督组织“共同事业”(Comon Cause)的理事长——指出，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大幅加剧了腐败问题。亿万富豪们在选举中“下注”，仿佛这一切不过是一场赛马，而候选人不过是他们相中的良驹。对巨富们来说，这点政治献金纯属满足自己的娱乐爱好，连毛毛雨都算不上。

　　例如，2012年选举期间，赌场大亨阿德尔森夫妇(观察者网注：谢尔登·阿德尔森是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董事长)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9200万美元，然而这个数字相对他们的资产净值来说，等同于美国中位数收入家庭拿出300美元。因此，一个亿万富豪为了影响全国大选的走向所需付出的成本，大概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周末开车出去兜一趟风。

　　当然，花钱并不一定能买到成功，亿万富豪的政治献金往往打了水漂。据《圣荷西水星报》报道，2010年，梅格·惠特曼(观察者网注：现任惠普公司总裁)竞选加州州长失利，她平均每张选票花了43美元，其中大部分由她自己掏腰包。又据《纽约每日新闻》称，迈克尔·布隆伯格(观察者网注：彭博新闻社创始人)2009年成功连任纽约市市长，他为每张选票掏了185美元。

　　然而真正划算的生意还得数游说，这就是为什么企业花在游说上的钱是选举献金的13倍——这是新书《美国的生意在于游说》作者李·德鲁特曼通过计算得出的数字。

　　医疗保健行业雇用了大量说客，美国国会平均每一名议员身后跟了五名医疗行业的说客。这是个相当精明的投资。制药公司的说客成功阻止了美国医保Medicare在批量采购药品时获得折扣，为该行业争取到每年500亿美元的额外利润。

　　同样，游说组织在税收系统中刨出附带权益这个漏洞，帮助金融机构高管大幅降低纳税比例。在这方面，金钱政治既反映出不平等现象，又进一步放大了这个问题。

　　游说组织之所以在政治游戏中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它们有效地结合了专业知识和充裕的资金。他们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消息，在模糊的问题上能给政客们明智的建议——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国会议员们自然不会恩将仇报。

　　美国政治堕落为一场金钱游戏，最高法院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它错误地解除了对企业和工会在政治竞选中提供资金的限制，并取消了个人政治捐款上限。

　　尽管如此，奥巴马总统仍然可以下一道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承包商公开所有政治捐款，这将有助于缓解美国政治的腐败现象。
　　“2016年大选之前，奥巴马总统还来得及让这些黑钱暴露在阳光之下，”纽约大学法学院布瑞南司法中心的迈克尔·瓦尔德曼说，“这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大实事，把那些玷污政治的黑钱统统曝光。”

　　作为记者，我曾对世界各地的腐败政权口诛笔伐，然而回到美国才心碎地发现这种肮脏的行为已在我们的国家制度化。

　　罗伯特·莱克对我说，要迎来真正的改变，“选民们需要对现状厌恶到极点。”同胞们，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