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在垄断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把个人的、家庭的，和社会的需要全都接管起来，而且在使这些需要从属于市场时，还赋予它们新的形式，以适应资本的需要。

    在工业资本主义最初阶段里，家庭的作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是主要的。虽然资本主义准备破坏这种作用，但是它还没有渗入家庭和社会的日常生活。这种情况非常之多，所以一位研究美国工业史的学者把它叫做“家庭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家庭生产占有主宰地位。实际上，家庭的全部需求，是由其成员供应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实质上同为一体。家庭就是经济单位，整个生产体系是以家庭为基础的。1810年以前，在美国的许多地区里，这个阶段到处是一样的；1810年以后，它或多或少带有地方性了。

    只要大多数居民居住在农村或小城镇里，商品生产就会遇到限制其扩大的障碍。例如，在美国农村，大量建设工程（基本结构通常除外）和许多家庭陈设品，是在不依赖市场的情况下完成的。食品生产，包括种植庄稼、饲养家畜和为了食用而对这些产品的加工，当然是农村家庭的日常活动。家庭的衣着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农民和他的妻子儿女分担这样一些工作：扎扫帚，做床垫子，做肥皂，做木匠活和铁匠活，制革，酿酒，做马具，作奶油和乳酪，榨煮高粱糖浆，劈砍编篱笆用的木桩和木条，烤面包，做果酱，有时候甚至纺纱织布。甚至在城市化开始以后，在这类事情已由农村转到工厂或变为其他的城市工作去以后，这些农村活动当中的许多活动，还是作为家庭的自然生活方式而继续下去。

    资本主义现阶段以前，食品加工一方面是农村家庭的分内事情，另一方面也是一家人的分内事情。除交通运输业外，产业资本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最近一百年里，产业资本已经挤进了农村和家庭，夺走了这二者的所有加工职务，从而使食品的半成品甚至成品都成为商品。例如：1879年，几乎全部牛油都是在农村生产的；到1899年，农村生产的牛油就减少到四分之三以下；到1939年，农村生产的牛油只有五分之一。屠宰业更早而且更迅速地离开了农村。面包房消耗面粉的比例迅速增长，1899年只占七分之一，到1939年就超过了五分之二。同一时期里，罐头蔬菜的生产按人平均增加五倍，罐头水果的生产增加十二倍多。服装、住房、一切家用物品和食品的情况相同；商品生产的范围迅速扩大。

    对以前由农民家庭或其他各种家庭进行的劳动过程的这种征服，由于扩大了资本的活动范围，增加了受资本剥削的“劳动力”数量，自然会给资本带来新的活力。新的加工业和制造业工人，是从这些劳动过程以前所在地（农村和家庭）招来的，大部分是妇女，她们逐渐地越来越多地从家庭主妇变成了工人。随着农村工作和家庭工作的工业化，这些新工人就得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条件，主要的条件是他们现在要为资本做出贡献，从而为扩大资本效劳。

    完成这个过渡的方式方法当中，包括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没有一个因素能够同其他因素分开。首先，城市化使得人烟稠密，破坏了能够使旧生活继续下去的条件。城市罗网缠住了工人，也缠住了从乡村驱逐出来的农民，把他们禁闭在使他们不能再搞以往的家庭自给经营的环境之中。同时，工作所得成了从工业购买生活资料的有效手段。所以，除失业时外，家庭手工业的迫切需要大为减少。由于工业品价格便宜，家庭劳动同工资劳动相比，就很不经济。这种情况加上工人阶级家庭遭受的其他压力，有助于把妇女从家庭赶进工厂。然而，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是：社会习惯的压力，尤其是样式、时尚、广告宣传和教育作用（这一切都在贬低“家庭做的东西”，吹嘘“工厂造的东西”，或“从商店买来的东西”）对年轻一代不断造成的压力；技能日益退化（可以得到的原料也愈来愈少）；每个家庭成员都极力主张要有独立的收入，这是由于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劳动和商品市场而灌输给人们的一种最强烈的情绪，因为要取得社会地位已不再靠制造许多物品的能力，而是只靠购买物品的能力了。

    但是，食品和家庭其他基本用品的工业化，只是一个过程中的第一步，这个过程终于使整个社会生活和人类的相互关系完全依赖于市场。城市居民，由于城乡分化，可以说完全脱离了自然环境，他们的种种需要完全依赖社会手段。然而，社会手段除了市场买卖形式外，已全部遭到破坏。因此，居民们不再依靠以家庭、朋友、邻人、社团、长辈、子女等形式出现的社会组织，而是除少数例外，都必须求助于市场，而且只能求助于市场，不仅是为了衣食住行，而且还为了娱乐、消遣和安全，为了照顾幼小和老弱病残。最后，不仅是物质方面和服务方面的需要，甚至表达感情的生活方式也得通过市场。

    于是，就产生这样一种情况：在居民们愈来愈紧密地被禁锢于都市环境的同时，社会生活的原子化却在迅速进行。这个常见现象的最根本方面，只能由作为个人和团体关系代替品的市场关系的发展来解释。建筑在市场之上的社会结构，使得个人和社会集团的关系不是作为合作的人的偶然遭遇而直接发生，而是作为买卖关系通过市场而发生的。所以，社会生活愈是变成由许多互相联结的活动结成的紧密网络（人们在这个网络当中是互相依赖的），人们就愈加原子化，彼此的接触不是把他们更密切地连系在一起，而是愈加把他们分离开来。由于上述原因，家庭生活也是如此。除开生物学方面的职能而外，家庭本来还是社会生活、生产和消费的主要机构。在这三者当中，资本主义只留下了最后一种，而且，这最后一种也被削弱了，因为家庭即使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它也趋向于分裂为各自进行消费的不同组成部分。家庭作为一个合作单位从事联合创造一种生活方式的职能已经结束；家庭的其他职能，也随着逐渐削弱。

    这个过程不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方程式的一边。由于整个社会上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被削弱，所以就出现一些新的生产部门去填补由此产生的缺陷。由于新的服务和新商品以市场关系的形式代替了人的关系，所以，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进一步受到削弱。因此，这个过程一方面包括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另一方面也包括心理状态和感情状态的深刻变化。

    资本主义社会朝着这个方向的运动，在经济方面同资本家追求革新产品、创立新的服务行业和新工业有着密切关系。以财富集中为形式首先在制造业中出现的剩余，是同在劳动方面随着这些制造业实行机械化对工人需求的相对减少齐头并进的。大量流动的资本，由于制造新产品和创立新工业，接纳了市场上“被游离的”劳动。这首先把人类劳动的每件产品都变成商品，所以生产商品的劳动只能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然后，生产出适合城市居民生活条件的新商品，这些产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规定的方式投入流通的。因此，大量的印刷品就成了公司产品的媒介，这和二十世纪的科学奇迹，如无线电和电视，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汽车发展成一种利润无穷的运输方式，为了利润终于破坏了比较实用的运输方式。像工厂里的机器一样，社会机器成了一种刑具，而不是一种便利设施，成了权能的代替品，而不是权能的助力。

    在劳动力可以买卖的社会里，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泾渭分明。工人特别珍视“业余”时间，认为上班时间是一种浪费。劳动不再是天然的职责，而成了被强迫的劳动。对劳动的敌意表现为：一方面极力争取缩短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要普及市场上急于供应的节省家务劳动的设备。但是，当“业余”时间到来时，社交的缩小以及同自然环境的截然分离，就给人留下一种空虚感。因此，填满工作以外的时间，也得依靠市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那些适合于有限的城市环境而且作为真正生活的代替品提供的消极娱乐、消遣和观光游览。由于这些活动变成填满“业余”时间的手段，所以这些东西就从各公司里大量涌现出来；这些公司把各种文娱和“体育”都变成了增加资本的生产过程。因为文娱、体育活动名目繁多，所以不得不把标准搞得一般化，搞得很粗俗，使大家兴趣索然。大规模的市场由于追求最大限度利润而起了一种强大的最小公分母作用，这使上述结果得到进一步保证。资本是如此生气勃勃，以致即使在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居民作出努力，想要通过个人活动和业余的或“秘密的”发明创造来寻求通向自然、体育或艺术的途径时，这些活动只要有可能，也都被迅速地纳入市场之中。

    以前执行许多社会职能时所依靠的家庭便利、家庭感情、团体感情和邻人感情，都衰落了，留下一块真空。由于多数家庭成员现在外出工作，在需要时互相照顾的可能越来越小；由于对邻居关系、团体关系和朋友关系也用一种比较狭窄的尺度重新作了解释，以排除许多繁重的责任；因而，人们的相互照顾就越来越社会事业化了。然而，都市文明中的人类琐屑增多了。不仅是由于医疗事业进步延长了老年人的生命，从而使老年人越来越多；那些需要照顾的人还包括儿童在内——不仅是那些不能“自立”的人，而且还包括那些其唯一缺陷是年纪幼小的“正常人”。无依无靠、需要抚养的整个新阶层形成了。这就是说，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旧阶层大大扩展了：一部分“精神不健全”或“身有缺陷”的人、“罪犯”和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所有这些，都成了资本主义城市化压力下和资本主义就业或失业状况下的各种各样的碎屑。此外，都市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城市林立的情况下，要照顾一些需要照顾的人就更困难了。既然原子化社会没有一呼即来的照顾，既然假如家庭要生存下去，而且在市场社会里“成功”地生存下去，而不受牵挂地采取行动，那么家庭就无法负担这些累赘，对这些阶层的照顾就社会事业化了，而且往往是用最野蛮、最难以忍受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可以理解，从学校和医院一直到监狱和疯人院等等机构的大量增加，并不只是表明医疗、教育或预防犯罪工作的进步，而且也表明给市场清除了各种杂物，只留下“有经济活动力的”和“能起作用的”社会成员，这一般是在以公众为牺牲并给制造业和服务业各公司带来大量利润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这些公司往往拥有、而且总是供应这些机构。

    这类机构的增加，造成了大量的“服务”就业机会。由于在市场基础上以汽车旅馆、旅馆、饭店等形式改组了接待工作，所以“服务”就业机会就增加得更多。不仅这类机构增多，而且批发业、零售业、办公室和大量住房的地面面积也大量增加，这就要有大量专搞清洁工作的专业人员，他们的职责就是清扫，而且大部分是由妇女组成的。这些妇女按照分工的清规戒律，履行她们以前在家里曾经履行的职责之一，不过，她们现在是为资本服务，资本从她们的每天劳动中获取利润。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创造无所不在的市场的第一步是使一切物品的生产都具有商品的形式；第二步，就是掌握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并且把服务变为商品；第三步，就是发明新产品和新服务的“生产循环”。由于现代生活条件变化得使人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这些新产品和新服务当中有些是必不可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居民就这样陷入了由商品和商品性服务组成的网罗之中，除非他们部分逃避或完全逃避现时存在的社会生活，要想逃脱这个网罗是很少可能的。一种类似工人劳动能力衰退症的发展，又从另一方面加深了这种情况。最后，居民们发现自己处于自己几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地位，而这些事情如果在市场上花钱雇用五花八门的社会劳动新机构来做是十分容易的。从消费观点看来，这意味着一切劳动都是在资本的保护下进行的，而且有义务为进一步扩大资本而提供利润。

    在无所不在的市场被广泛称赞为丰富多彩的“服务经济”，称赞它“便利”，“文化活动机会多”，“有现代化设施去照顾身心有缺陷的人”，等等。我们勿须强调这种都市文明的作用如何之坏，也勿须强调它包含着多少苦难。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具有主要意义的倒是无所不在的市场的另一方面：它的使人失去人性的倾向，它使大部分居民只能从事低等的劳动。就像在工厂里一样，问题不在于机器本身，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使用机器的条件。所以，问题不在于必需提供的各种社会服务，而在于一个强大无比的市场的影响。这个市场是由资本及其有利可图的投资控制的，是混乱的，而且非常敌视社会上的一切感情。所以，那些应当便利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服务，却收到了相反的效果。由于现代家务和服务行业的进步减轻了家庭劳动，所以就使家庭生活越来越索然无味；由于这些进步去掉了私人关系的负担，所以也就消除了私人关系的感情；由于这些进步创造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所以也就使得社会生活中一切休戚相关的痕迹一扫而光，留下的只是金钱关系。

    在这种“服务部门”里形成的大多数的工作特点是，从其参与的劳动过程的性质来看，它们不像大多数商品生产工业的劳动过程那样容易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因此，劳工在制造业里虽然往往没有变动或趋于减少，但在这些服务行业里却增多起来，而且遇到一种复活了的垄断阶段以前的传统的竞争方式，这种竞争是在需要资本较少的领域中迅速增多的许多公司之间进行的。由于这些行业中大部分工人不参加工会，而且是从工人阶级最低层的贫困劳工中招来的，所以这些行业就造成了工人阶级的新的低薪阶层，他们比机械化生产领域的工人要更受剥削和压迫。

    大量摆脱家务的妇女，参加了这个行业和职员工作。按照经济学的统计惯例，大量的家务劳动转变为工厂、办公室、医院、罐头食品厂、洗衣坊、服装店、零售店、饭店等方面的劳动，表明国民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家庭里无酬劳动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都不计算在国民生产之内。但是，同样的物品和服务如由家庭以外的有酬劳动提供时，这些东西就要计算在内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来（这是为了全国性计算需要而被公认的唯一观点）这种计算是有意义的。家庭主妇的劳动，虽然和女佣人、饭店工人、清洁工、搬运工、洗衣工的劳动具有同样性质或服务的效果，但是不属于资本的范围。不过，当她在家庭以外作这些工作当中的某项工作时，她就成了生产工人。那时，她的劳动增加了资本，因此，在国民生产中应该有它的位置。这就是无所不在的市场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