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公元五世纪后期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北魏社会政治盛衰的一大关键，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地位、作用、影响之重要与深远，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已由国家教育领导职能部门的做法而得以证明了：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它与“商鞅变法”、“明治维新”等一起，被列为中外历史上十大改革事件，而成为了开展中学历史教学的重点内容。

　　对北魏孝文帝改革意义的评价，教科书的说法中规中矩、四平八稳，这当然是政治正确的必然要求，本人曾为“人民教育”版《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一书的主编，撰稿过程中虽然有时会萌生出一些思想脱缰的想法，但落笔时还是老老实实，不敢越雷池一步，毕竟“误导”莘莘学子的罪名谁也担当不起，更何况，即便放开了写，到审查时还是会被收回来，又何必劳而无功白折腾呢。

　　形格势禁，对魏孝文帝只能认真恭维，定调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对其倡导和推行的改革只能热情肯定，所谓“推动了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加速了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一言以蔽之，即这场改革推动了北方地区多个民族的大融合，消除了长期以来民族之间的隔阂，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而言之，孝文帝是伟大的，其改革是正确的，其历史定位是光荣的。

　　作为教科书，这么表述是可以理解也是能够成立的，我自己也认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促使鲜卑族汉族化、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功不可没，换言之，没有当年孝文帝犁庭扫穴，彻底“去鲜卑化”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后来隋朝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式的混同南北，实现一统。有此一点，亦足以让孝文帝青史垂名、亘古不朽了。

　　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从多元的视野重新审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我觉得还有许多话可说，其实，若能平心静气进行思考，这场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其价值与意义的判断，绝非教科书所说的那么简单，人们的观点也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

　　我认为，这就是研究与宣传的区别：宣传是正向的，单线条的，是自说自话，客观叙述要服从于主观动机的要求，强调原则，坚持立场，而研究则是逆向的，多线条的，是讨论商榷，要于不疑处找疑点，观点表述要尽可能排斥主观上的先入之见。我们今天之所以学术精品稀少贫乏，之所以研究成果缺乏厚重与公信力，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当是混淆了研究与宣传之间的界限，将研究等同于宣传。这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讨论中同样有鲜明的体现。

　　考察北魏孝文帝改革，有几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第一，孝文帝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第二，既然改革的效果如此神妙，又是振兴经济，又是稳定政局，又为何孝文帝逝世才30年左右，北魏就爆发“六镇起义”，北魏的统治就陷入分崩离析、万劫不复的局面？

　　第三，孝文帝改革以“全盘汉化”为根本宗旨，结果它直接而彻底的摧毁了北魏赖以统治的根基，完全泯灭了鲜卑族的个性特征，使这个曾经生机勃勃、骁勇善战，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民族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样的归宿究竟该怎么看待？

　　第四，孝文帝改革的“全盘汉化”，汉化的重点究竟在哪里，其汉化的内容是汉文化中的精华还是糟粕，其汉化的途径与思维是否妥当？

　　如果不将这些问题回答清楚，那么，对这场改革的评价与定位，就会永远是处于隔靴搔痒、甚至郢书燕说的混沌状态。

　　北魏孝文帝改革可以公元490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改革侧重于“形而下”的部分，主要是整顿吏治、理顺关系、改革经济、改善民生；而后期的改革则注重于“形而上”的部分，包括迁徙都城、移风易俗、兴起礼乐、推行“汉化”。前者务实，后者务虚，前者重绩效，后者求声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皆有涉及，皆有触动，可谓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全面型改革。

　　但这些改革虽然都归之于北魏孝文帝的名下，总称为“孝文帝改革”，但是，在公元490年之前，孝文帝拓跋宏并非是北魏朝廷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他固然命运不错，在自己5岁那年皇兴五年，公元471年就受父亲献文帝拓跋弘的禅让而登基为帝，且一当就当到公元499年死去为止，前后近30年，但是，在公元490年之前，他始终是一个傀儡角色。

　　当时的朝廷实权全部掌握在其祖母冯太后的手中。这位冯太后可是十分强势，史称其“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是位典型的“铁腕女人”。在波谲云诡的朝廷内部政治斗争中，她沉着果断、坚忍精明，击败一个个政治对手，依靠李冲、李安世等宠臣、粉丝的拥戴辅佐，牢牢地掌控了北魏朝廷的军政大权，曾一手策划了其子献文帝的废立，并操纵着其孙孝文帝本人的一切，两度“临朝听政”、“省决万机”，“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威福兼作，震动内外”、“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魏书·文明皇后冯氏传》)，是北魏朝廷的实际统治者。她对孝文帝拓跋宏，简直是视如无物，动辄责打，而孝文帝保命第一，绝不敢有任何的辩解，更不敢有些微的抱怨，“宦者先有谮帝于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而受之，不自申明”(《魏书·高祖纪下》)。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490年。是年，女强人冯太后终于抗不过自然规律，寿终正寝了，这时，孝文帝拓跋宏才开始亲政，可以按自己的真实意愿来理政视事了，北魏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此可见，在孝文帝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拓跋宏仅仅是个傀儡皇帝，相关改革的顶层设计、推行实施，即建立卓有成效的新制度以取代旧制度，如推行班禄制，实施三长制，倡导均田制，改革租庸调制等等，虽然成效卓著，但说实在的，其实都与他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些新制的策划与制定，都是李冲等人秉承冯太后的懿旨，执行冯太后的指令而鼓捣出来的，换言之，皆是在冯太后的主持下逐一展开的。所有的功劳，当然也包括失误，都应该归于冯太后名下，而与孝文帝拓跋宏关系不大。只有在490年冯太后撒手归西，北魏孝文帝改革运动进入第二个阶段后，拓跋宏才实际登台主持大计，推行一系列诸如迁都洛阳、制礼作乐、全盘汉化的改革。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魏孝文帝改革中那些最为切合实际、最有实质效益的措施与做法，都是冯太后的作为与贡献，而它们的推行与见效，则为真正归属于孝文帝主持的后阶段改革奠定了基础。而也只有明确地区分了整个改革的前后阶段的不同主持人，我们对魏孝文帝在改革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改革运动中所占有的地位，才可以做出比较公允恰当的评价。

　　公元490年魏孝文帝亲政，这之后，这场改革运动才完全由他本人来操盘了。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从490年其亲政到499年其去世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推行的改革措施究竟有哪一些，这些改革是否像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样纯粹为正面的功绩？

　　考察这十年中孝文帝拓跋宏亲自主持的改革，最主要的动作有两项。一是公元493年全面启动、公元494年正式完成的迁徙都城，将北魏的都城由平城迁移到洛阳；二是移风易俗，“全盘汉化”，彻底去掉鲜卑族的民族特性，将其完全融入汉族之中。

　　就迁都洛阳而言，应该说是正面意义大于负面影响的。迁都本身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改革措施，但它实现了北魏政治中心的南移，强化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摆脱冯太后政治的阴影，削弱鲜卑旧贵族势力的影响，为接下来的“汉化”改革扫除障碍，还是颇具合理性的。

　　当然，任何事情都是利弊交杂，有利必有弊，迁都的负面因素也是明显存在的，它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给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破坏了鲜卑族的纯朴风尚，使鲜卑贵族沾染上魏晋门阀士族的种种恶习，骄奢淫逸，官风腐败，更为严重的是如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一书中所言，迁都丧失了拓跋贵族集团的强有力支持，造成洛阳新贵与平城老人之间的疏离和对立，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酿成日后北魏的政治危机，伏下了北魏衰亡的契机。孝文帝去世后仅30余年，北魏政权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其原因也许不得不追溯到迁都洛阳之举。正如宋代叶适所认为的那样，拓跋宏“始迁洛邑”的举措，乃是错误的抉择，属于“根本既虚，随即崩溃”(《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

　　至于迁都后所推行的那些“汉化”措施，那就更值得商榷了。通观史籍，我们知道孝文帝拓跋宏是虔诚的汉文化迷恋者，史载：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读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魏书·高祖纪》)这虽不乏溢美之词，但孝文帝爱“文化”胜于扬“武化”，当属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主政后大搞“全盘汉化”，乃是必然的选择。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即开始雷厉风行推行他的汉化措施了。其重点，是彻底改变鲜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毫无保留地学习和采纳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全方位促进鲜卑族接受汉族文化。其具体的措施有：

　　1，易服装，公元495年，他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与北方其他少数族人一律改穿汉族服装。他还自己带头穿戴汉人服饰，并在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

　　2，讲汉话。孝文帝正式宣布以汉语为“正音”，称鲜卑语为“北语”。要求朝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明确宣布“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认为“如此渐习，风化可新”。(《魏书·高祖纪》、《魏书·咸阳王禧传》)。

　　3，改汉姓。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拓跋宏下诏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资治通鉴》卷一四0《齐纪六》)从此之后，鲜卑族姓氏就与汉族完全相同了。

　　4，定族等。孝文帝拓跋宏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情有独钟，在改汉姓的基础上，他参照汉族门阀制度的做法，来确定鲜卑族的门第高低，并据此来选拔人才，任命官吏。“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并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同上)

　　5，通婚姻。孝文帝为了使鲜卑与汉族两族进一步融合，还大力倡导鲜卑人与汉人互通婚姻。他身体力行，带头示范：“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同上)此外，他还亲自为六个弟弟聘室，六个王妃中，除次弟之妻出于鲜卑贵族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通过这种联姻把两族统治者的利益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巩固统治。

　　6，改籍贯。拓跋宏还颁布诏令，规定凡迁徙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埋葬在河南，不得归葬平城，从而来有效切割鲜卑人与平城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也保证了其后代的籍贯从此改为洛阳而不再为平城人。

　　考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这些移风易俗的决策与措施，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全盘汉化”来消除鲜卑拓跋氏的民族个性与民族精神，因为改革的结果，是鲜卑拓跋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没有了自己的姓氏，没有了自己的服饰，没有了自己纯粹的血统，这样一来，鲜卑拓跋氏便彻底丧失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性、主体性，从而与汉族完全同化，融没入汉族之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孝文帝还借汉化改革、移风易俗之机会，将南朝地区业已趋于没落的腐朽门阀制度在北方地区借尸还魂，卷土重来，给北魏原本比较单纯、实效的政治生活注入了腐蚀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