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讨论对象是“现代性”讨论中的线性思维，和由此产生的历史“伪命题”研究。基于所有理论本应是互相渗透而不受狭隘学科限制的原因，在分析时，我会将不同的学科思想放置于同一坐标系，围绕关于线性思维这一抽象的哲学概念展开讨论。上文将通过展现冷战结束到20世纪末间，思想界围绕福山“历史终结论”展开的辩论，来梳理出当时思想界对于线性思维讨论的发展脉络，而这种发展对于海外汉学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许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历史研究出现的所谓“伪命题”研究，并提出许多有益的见解。加州学派对于“资本主义为何不在中国发生“这一历史“伪命题”的批判，就是其中的代表。下文会将思想界的这一探讨延展到当今社会，并以同样的论证框架来展现加州学派最新的学术成果。
在展开正式的表述前，首先让我们来观看一个与中国政治发展“线性逻辑”探讨相关的演讲视频。这个由复旦大学博士生李世默作为主讲人的TED演讲，去年曾在中国的思想界引发广泛争议。虽展示时间长达二十多分钟，实质上他就围绕一个核心观点展开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状，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制度，并不具备一个线性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不等同于也不必然发展成为西方标准所设立的政治形态。观点本身其实老生常谈；但其内在所抨击的单向线性逻辑，自五六十年代西方兴起的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反思和批判起，便成为了思想界诸多讨论的核心组成部分。而90年代冷战结束后，福山“历史终结论”所体现的线性思维，以及由此展开的不同学者间的思考和辩论，更将这种讨论推向了高潮，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
到底什么是现代性的线性思维？简单的说，这种线性思维强调社会发展的单向化和决定化。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步论”影响，现代性的逻辑中，人类发展应该是单线的，前进的，围绕同一“乌托邦”，走同样的道路。（需要注意的是，通常持现代性线性思维的学者会强调未来的可知甚至是已知）比如说古典自由主义学者，便认为资本主义应成为所有社会发展的共有目标，而西方在实践资本主义上的成功经验，应成为每一个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这也就意味着，未能实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与社会，会被视为特殊的个例；而这种个例一旦在具体的实践中出现偏差，比如说苏联的垮台与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西方资本主义便因为其普遍性的特质而被认可为胜利。而这，也就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的背景下，新保守主义所强调的“意识形态终结说”、“社会发展决定论”的兴起过程。
自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论文《历史终结了吗？》中抛出了所谓“历史终结”的观点后，对其支持、批评以及由此展开的辩论就一直不断。他在文章中所体现出的对于自由民主体制和开放市场经济的高度自信，人类的最高理想已经最终得到认知和理解的说法，乃至背后蕴藏的，继承黑格尔、科耶夫“终结说”的单向线性逻辑，均受到了强调解构“中心说”的后结构主义学者、批判现代性暴力的法兰克福学派、调世界体系构建的建构学派等不同知识分子在不同层面上的批判。他们在不断交流和争辩中互相借鉴，从而促进了各自思想体系的成熟和系统化，反过来他们对于线性思维的探讨，也因这种成熟和体系化而达到更为深入的层次。
一、福山和他的反对者：线性，批判、反中心和多元化
福山在1989年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如上文所言，是基于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深陷改革带来的危机，以及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巨大经济成就的背景的。在这种国际局势的驱动下，福山成功做出了“冷战即将结束”的预测，因而受到了思想界的关注。由此，他进一步推演出社会主义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结论；福山认为，这不仅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胜利，更表明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形态将成为着人类最终的发展方向。和同为西方新保守主义的代表欧文·克里斯托尔、丹尼尔·贝尔一样，福山认为现代性批判的动力已经衰竭，思想的具体呈现形式（审美、艺术、文学、图像）不再具有指引社会发展的力量。因此，西方的民主政治状态将不会出现本质的改变，人们只需要进行自我的道德约束和规范，便可以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
这些新保守主义的倡导者们，在哲学的意义上将现代性分离为两种：一是代表正常的发展方向，也就是“社会现代性”，而具有批判力量的“文化现代性”，则经过了冷战后彻底衰竭，不再具有改变的积极力量，甚至演化成为享乐主义和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来源。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取得全面胜利后，国家应该实现自我规范，允许市场发挥最大的作用，而先锋艺术等文化形式，则被认为是社会混乱的根源，遭到了彻底的排斥。
正是在这一哲学的维度上，我们可以精准地认识到不同学者对于福山观点批判的角度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层次和侧重角度的不同，但对于福山核心理论的反对，则是共有的。
首先是德里达。作为法国后现代（解构主义）学者的代表，他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曾多次倡导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有意思的是，德里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认同，但他却借用了马克思的批判来实现自己“去中心化”的目的。为此，德里达坚称，现代性的批判精神不仅没有如福山预言一样衰竭，相反却比以往更为强大。由此，德里达解构了福山的单向度思维和“乌托邦已知”观点，认为现有的西方机制自身有许多局限性无法因为新保守主义的规范化生活而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资本主义形态不仅未能取得胜利，反而会因为出现不同因素的干扰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航向；因此，未来西方所呈现的政治社会秩序，不仅不会是一种福山所预测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状态，反而充满了各种未知性，混杂性与多元性。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霍布斯鲍姆、佩里安德森的新左派理论家，与米尔斯海默的实用主义和乔姆斯基的无政府主义等不同派别的学者，共享一种对西方民主“中心论”普适性的批判。无论处于何种学术立场，他么都对福山“历史决定论”中人类最终的社会形态为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嗤之以鼻。和德里达强调批判的作用不同，霍布斯鲍姆从自由民主的普适性角度予以阐释：如果自由民主作为一个抽象而哲学的“形而上”概念出现，那其就算存在也不具备任何意义；而若其代表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具体实践，则因为自由民主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自我优化。既然未来的发展充满未知性和偶然性，资本主义的胜利，乃至任何一个意识形态的胜利，本身就是遥遥无期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的学者中也有所体现。总的来说，这种对于西方民主自身局限性的反思，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中心论”的批判，无论是新左派，还是其他独立学者，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至于以卡赞斯坦等为首的文明冲突和世界体系观点持有者，其侧重于强调世界的异质化和文明的多元化。这些坚持全球观点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冷战的结束，代表的不是自由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恰恰是解放了西方文明对于现代性阐释的垄断。在此他们持有“多元主体的现代性”的观点，强调在抛弃“欧美中心论”后全球层面上展现出不同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异质性和多元性，而这些多元性一般不能通约，或至少不必然以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自由的形式通约。在我看来，这种对于多元性的强调，和后殖民主义的学者们大同小异，比如赛义德在其名著《东方学》中就曾提出过“不同文明间是不能以单向为标准衡量”这样的观点。由于篇幅限制，这里点到即止。
概括地说，福山持有的是现代性所带来的单向线性思维：即认为单一意识形态（也就是资本主义），必能促成社会最终达到理想化；为了达到这种社会，必须要对其他文明进行同质化改造。这种由黑格尔始创的思想传统，经过后来学者们的阐释，最终成为了现代化建设的内在理路。也就是说，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背后蕴藏的逻辑都是单向度和历史决定论；对其他文明，则采取取代的态度，以达到最终的胜利。
而对这一说法的批判观点中，解构主义者主要强调批判对于线性思维化解的精神和作用，西马和实用主义者看重对普世价值和中心观点在实践意义上的失效，世界体系者则侧重于时代发展和文明的多元化表述。但实质上，这些不同的角度中，均暗示了他们在否定现代性思维中单向性和历史决定观的努力，以及对新保守主义关于批判精神和作用错误判断的解读。
二、加州学派和资本主义：他有我没有？我有他没有！
只有在阐释了西方思想界关于线性思维探讨的发展变化后，我们才能更加清晰认识到，海外汉学相关研究成果背后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我将介绍这些学者当中最为突出的代表群体：加州学派；通过认识他们作品背后的思想逻辑，我将解释他们在改变传统史观的“历史决定论”和“社会进步论”的创新，以及对中国史学范式改变的重要作用。
中国明清社会与资本主义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焦点，甚至曾有过“五朵金花”之一的“美誉”。相关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反思和探讨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没有形成的原因所在。而由该问题引发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中断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说法层出不穷。这些说法和提问背后的理论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社会必经阶段的假设。按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看法，资本主义在中国未发生而社会主义事实上在中国成功的经验，可因此被解读为中国只适合走社会主义而不适合西方资本主义的观点。这种“非此即彼”，只有一种属于该国国情的制度可以得到发展的说法，自然而然为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作出了历史性的解释。可其内在蕴含的单线史观，本身就是对历史发展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的否定，也是对于历史自身的不尊重。
这种线性史观的危害之处在于，通过对历史发展多样性的掩盖和片面化，我们倾向于认可历史发展趋势的单向性，从而对于任何不同于该发展的其他路径以抹黑，贬低与忽视。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会被标签化和认知意义上的固化。比如说，对文化大革命、对袁世凯称帝、对满洲国的全面否定，都使得大众、知识分子甚至是一部分受过专业训练的史学家，未能以更为客观而辩证的态度重新看待和反思这些历史事件，也造成了他们对于这些历史事实认知的不全面，不理性甚至是不尊重。
回到明清社会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上。为了改变这种明清社会发展必然导向于某种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海外汉学中以王国斌、彭慕兰、李中清、贡徳·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史学者，开始尝试通过史观和研究范式上的创新，从更为深入的层面挖掘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多元化状态。以彭慕兰的著作《大分流》为开端创立的“大分流史学”，表现最为突出，因而我将以其为主要的分析对象，用以代表整个群体的研究思路。
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在其著作《大分流》中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史学观，以解释中西在明清时期出现的经济和社会的分野。这种分野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而已被确认，但对于其分野原因的理解和解释是彭慕兰和其他学者的不同之处。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传统史学对这种分野的解释以单一主义为参照模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应成也必然成为每一个社会发展的目标。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史学通过解释中国未能形成资本主义，来论证中国只能适合社会主义的观点，与西方传统史观通过同一解释，来论证中国的资本主义未发展只是有着特殊的原因，而最终依然会回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看似对立，实质殊途同归。
不得否认，这种线性史观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对于史料的具体挖掘有着一定的贡献；而这些史料对于彭慕兰等人而言，同样具有分析的价值。可当这些史料被用于解释一个并不存在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伪命题”时，这不仅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多元可能性，与“萌芽”观点相违背的史料也因此被贬低甚至忽视。所以，只有在取消了这种“主义中心论／先定论”的假设，我们才能重新发掘出这些史料的价值。于是，彭慕兰提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观点，“我们更应该反思的，不是中国为何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而是西方为何发生了资本主义？”
这两句话看起来并无二致，但背后的逻辑却大相径庭。前者以中国的发展为普遍性的特殊存在，有着“中国本应该发展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前提和假设；而后者则消解了所谓“欧洲中心论”的先定论，认为欧洲经验并不成为一种参考和衡量的标准，而更多是一种在全球化中的多元组成的一部分，不具备普适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欧洲相比，更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这种想法一直贯穿到彭慕兰的具体论述中。在消解了中心论后，他开始重新解读18世纪开始的中西在社会经济的大分流。通过更为仔细和翔实的调查，彭发现西欧，而不是中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是十分偶然的：比如说地理大发现的偶然性，资源获取与市场中心的相对地理位置和提取技术的差别；而这些因素所体现的作用，都不具备决定性意义，而是完全突发且偶然的；在此之前，中国和西欧的经济发展道路如出一辙。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偶然因素未能发生，西欧很有可能走向和中国经济发展类似的道路。这样一来，分野的关键点不在于中国的“落后”，相反中国的发展更为正常、稳定甚至具有代表性；而在于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改变了西方的经济发展轨道，这样说来西方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倒成为了一种特例。
当然这仅仅是相对而言。当中国和欧洲都被重新放置在世界体系中看待的时候，他们都不过是世界中多元发展的其中一个主体。他们并没有一个能具有完全普世意义的存在，而都有着自身发展的特色和路径，所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都仅仅是相对而言。
彭慕兰能提出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十分了不起的。作为海外汉学大师史景迁的高足，我们无法确定他的这种思路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其导师的影响；正如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些汉学家是否直接受到了西方思想界探讨的影响，但从他们的研究思路转变路径的观察看来，相关性是十分明显的。
简单来说，彭慕兰采用了西方理论界兴起的全球体系论点，强调文明发展的多元性；同时他运用了类似后现代学者对于中心的解构方法，对于单一的线性史观、历史决定论予以沉重的打击。甚至在今天的中国史学范式转变中，彭慕兰的“大分流”创新作用依然显而易见的。“全球史观”作为历史学界目前的主流范式，正在逐步改变着中国学者的研究思路，这一点显然毋庸置疑。
但不可否认的是，加州学派在比较方法运用上的不成熟，以及多元史观带来的过度的历史偶然性、无法预测性的倾向，都是其学说的弱点所在。同样的，这也体现出了“世界史观”，乃至更为深层的“世界体系”学说的内在缺陷。福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在其新作中，他对其对手表述中的这一弱点，进行了新的攻击，并由此在更为广阔的层面形成了新的福山主义，一种更为抽象和更具包容性的线性思维。面对这种情况，不同的学者也在各自的层面进行了回应，并相应完善了自身的思想体系。我想指出的是，这种西方思想界发展的新趋势，同样影响到了加州学派的研究思路。我将在下一章具体阐释这种在西方思想界和汉学界共同展开的范式转变，并反思这种转变对于当今中国社会观察的指导意义与研究价值。
（杨松林，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在读，关注海外中国研究走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