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余饭后，与一位老领导闲谈从严治党和干部管理，言及违纪惩治缺失大众公开，小事见大端倪，让人深有感触。

    我们党区别于以往任何政党的一点，就是严明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这保证了党在各种极其艰难的境况下，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但凡一个政党组织、一个社会团体，都有其必要的规章制度，依靠它匡正成员的行为，确保组织团体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作为制度、纪律、规定的两个维度奖与惩，是支撑正确规范得以实施的双引擎。有奖就应有罚，赏罚分明，奖惩并举，则众心所归。但现实中，我们似乎热衷于奖励表彰，高扬政绩事迹，对违纪惩治则轻描淡写，缺少了与奖励相匹配的“广而告之”。

    庸俗的政治心态占了上风

    好事争着抢干，不好的事争着避干，曾被一些干部看做明哲保身的聪明之举。对于往脸上贴金的好事，大家自然都欣然前往，面对“打人脸”的强人所愿之事，大家也都避而远之，借故逃避……

    于是就有了宣布提拔任命、获奖名单，一些领导干部精神抖擞，前呼后拥，鲜花、红地毯，热情洋溢的乐曲激昂震荡……

    也有了宣布处理决定、问责追究的偃旗息鼓，一些本该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公开的，也都压在案头，顾及了“影响”，惩治措施失去了诫勉当事人，教育其他人的作用。

    我们也对这样的做法予以了心照不宣的理解和宽容，理解了它“人之常情”，“照顾个人情绪”。
从回归制度的本源来讲，制度的奖励与惩治两种属性是一个整体，制度作用成效的发挥是两种属性共同的结果。奖励得当，才能树立正确导向，惩处及时有力，制度的严肃性和不可侵犯性才能确立，制度存在的必要性才能站住脚。

    显然制度不是摆着看的，庸俗的“老好人”也罢，锦上添花的“讨巧”也罢，都不能代替以党性原则为前提的制度的刚性，以及惩治存在的完整性。

    自身不硬，担心打铁不成

    作为惩治机关或领导干部，在面对这些事时都心有余悸。按理说，制度规定在先，依法依规惩治对事不对人，是理所当然的，但却出现不敢处理，不愿处理，提前谈话作思想工作，中庸式的“平衡”占了上风，仅此而已吗？

    这里可能还有某种不便言明的隐隐担忧吧。一些监督管理人员长期与工作对象来往过密，熏染其中，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低头不见抬头见，处理别人自己脸上无光，不由自主搞起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组织处理决定在特定人小范围传阅。纪检、组织部门以“正面教育为主”甚嚣尘上，怕家丑外扬，影响党的“形象”，甚至“封锁消息”。

    凡此种种，客观上造成政令不通，惩治的威慑力扫地，加之个别“带病提拔”现象，让党纪视同无物。其外在表现“官官相护”、“报喜不报忧”等，让群众感觉该问责的没有问责，也助长了当事人，一些负气上访的积案也由此发端，这可能就是某些社会矛盾生成的机理吧？

    回归纯粹才是真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形同虚设比没有规矩更透支社会公信力。培养社会对制度的敬畏和信服力或许需要许久，但撕裂它却在顷刻间，这样的敬畏和信服力是我们对是与非、对与错泾渭分明零容忍点滴积累的结果。

    正所谓大道至简，之所以出现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主要还是我们作为人的社会属性造成的。我们看待一件事情形成自己看法或观点时，大部分人第一条件反射是以此事对自身利益的影响为出发点来判断，其次站在社会大众角度评判，这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人的理性评判。

    再回到我们的话题，一切对奖与惩的纠结都源自这种“心魔”作祟，不是基于存在决定意识，灵活服从原则的普遍共识和大众准则。作为一对矛盾体，有对就有错，有奖当然也该有罚，任何的顾此失彼，取其所“好”都不是一种常态。

    社会必然走向“纯粹”，我们的适应速度确实要加快了，这样的“心魔”改抛弃了。

    违纪惩治“广而告之”是不可或缺的

    建党之初，党内就形成了奖罚分明，功过两清的传统，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受到过“广而告之”的惩治处理，毛主席被剥夺红军指挥权，“农村包围城市”被处理过，等等，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追求真理和光明的激情，相反党内的活力更增强了。

    现阶段，重奖励，轻惩治的病态现象，其本质是党性原则的缺失，混淆了对是与非态度鲜明的认知，与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是相悖的，根本上讲也是“四风”表现，理所当然要受到批判的。

    是时候重拾违纪惩治“广而告之”从严治党的经验了。我们期待看到，奖惩并举完整展现所激发出的正能量、好导向，焕发出的新的活力。期待广大党员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对待之，回归党性前提审视是非曲直的新常态。

           （作者单位：中共潼关县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