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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交给中共多少武器 
作者:[徐焰] 来源:[炎黄世界2014年03期] 2014-06-27


   抗战胜利后,中共军队在东北接收了多少武器装备,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并热烈争论的话题,迄今并无定论。前苏联公布的数据有夸大之嫌,而作为受惠者,国内对此“讳莫如深”,公布的相关资料很少,因此很难得到客观准确的数据。

   关于中共在东北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的武器数量,数据可能被严重夸大。相对而言,国内的材料更可靠一些,由于身为受援者以及后来与苏联反目成仇等原因,国内资料对于苏方的武器援助,很少会夸大。因此,可以根据国内现有的相关资料推算出苏联在东北援助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大概数量。

                 前苏联数据有夸大嫌疑

   关于中共在东北接收的武器数量,前苏联有两种说法。

   一是当时的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巨额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一1949)下》P72)

   二是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华语广播谈话《苏军粉碎日本侵略军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中提供的数据:“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军火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P250)

   但这两种说法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一来认为他们夸大了缴获关东军武器的数量;二来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之后公布的,因此有夸大对中共援助的嫌疑;三是此数据与国内现有的党史军史中所载东北解放军持有的武器数量差距较大,特别是飞机和坦克的数量。因此,苏联的数据很难让人信服。

   要搞清楚中共接收了多少武器,以中方提供的资料为基础进行估算相对更可靠些。一是因为作为受援助方,具体接收了多少武器,当时的记载相对比较可靠;二是受援助方一般不会夸大自己接收援助的武器数量;三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苏进入论战甚至兵戎相见,因此,中方之后的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对苏联援助数量及发挥作用基本不会夸大。但是由于相关的材料尚未完全公开,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资料中找出中方在东北接收武器数量的最小值。

              中共到底接收了多少前苏联的军事援助呢?

   1945年苏军占领东北时,抗联也随苏军直接进驻东北,几乎在同一时刻,毛泽东命令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冀热辽军区中共部队迅速奔赴东北进行接收。各个部队接收到武器的情况,有据可查的如下:

   (1)据周保中介绍,跟随苏军回国的东北抗联在长春接收了日本的一个军火库,并在各地收缴搜罗各种武器,“截止1945年10月15日,抗联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日伪武器计有:枪近60000支,轻机枪9000余挺,重机枪800余挺,掷弹筒500多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和野炮5门,子弹1200余万发。”(周保中《抗战胜利时的东北抗日联军》,《解放战争时期过度阶段军事斗争回忆》P106)

   (2)冀热辽军区周家美部500余人进驻锦州,在苏军协助下解除了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并从日伪军火库中获取武器,共得火炮近80门,轻重机枪690余挺,枪13200余支,短枪3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1000多万发。(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第44页)

   (3)1945年9月中旬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随苏军接管沈阳,据其回忆:“苏军曾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我军看守(后来又收回)。针对当时东北人民热烈参军的情况,我组织直属队的干部战士拉炮拉武器,战士们看到有这么多武器,个个兴奋不已。在繁忙的公务中,我也抽出时间加入拉武器的行列,干部战士不顾疲劳,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枪20000余支,轻重机关枪1000挺,20多万发子弹,还有155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01)

   (4)1945年9月下旬前后,苏军为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在此背景下,9月21日,彭真电告中央:“现在我看守下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9月30日,彭真就又电告中共中央称:“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31日他再度电告中央说: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80门,迫击炮100余门,子弹稍多”。(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5)1945年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10月4日,苏方通知中共东北局……决心从军事上援助中共。之后已知中共方面所得到的武器就有三批,“其中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炮100余门,各种子弹将近2000万发。”不久,苏方又“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军火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路文娟《对苏联给予中共东北解放战争军事援助情况的考察》)10月25日,东北局还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交我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

   (6)1945年11月5日、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2万支枪和300挺机枪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枪11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2.4万支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1月5日、6日;《陈云关于哈尔滨情况致林、彭电》,1945年11月7日)

   (7)1945年12月29日,彭真在致各兵团电文中又提到:“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子弹)”“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一项即达800万发,手榴弹约15万个,皮帽、鞋子各3万,大衣2万,棉裹腿近10万,另有北面运去12000支枪,机枪600挺,十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田酉如《彭真年谱》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P285、P292)

   (8)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1946年3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9)苏联撤军时,苏联为了帮助民主联军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子弹。高岗1946年4月20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分武器。“交涉送10万枪、1万轻重机枪、1000门炮。”(《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20日)

    (10)1947年10月,当时在东北担任军工部长的何长工得知苏军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仓库里存放着一大批日本武器,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便去与管仓库的苏军上校卡瓦洛夫谈判,后苏军同意移交这批武器。这批武器有多少呢?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

   (11)据当年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回忆,苏军占领的朝鲜向中共运去的军用物资有:“1946-1948年,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2000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作战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要的12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要的24个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要的110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600到800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在采购和交换的物资中,1946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300吨火药、300万只雷管、120万米导火线。1947年春,山东又指派黄友年等通过办事处买到120吨火药、200吨硝酸、100吨丙酮、15万双胶鞋。这些物资在战争中都是非常宝贵的,从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山东,对支援山东以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P204)

   以上是我们从已有资料中察知的中共部队在苏军直接或间接帮助下接收的较大数额的武器状况,从上述最保守的情况我们可知,扣除有可能重复统计的情况,东北解放军最少获得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掷弹筒1000个,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山炮、野炮最少1500门。

             中共接收的飞机,是好的还是坏的?

   除了枪支子弹和火炮之外,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还获得了多架日军留下的飞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东北老航校。那么,东北解放军获得了多少架飞机呢?

   据曾克林回忆:“当时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航空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大队长是林弥一郎……我军共缴获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180多人及各种器件和配件。”(《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30)

   这46架飞机是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是报废的旧货呢?根本不是。据黄乃一回忆:“1945年11月下旬,我们开始从宫源向通化转移。先遣部分人员去通化准备机场和驻地,随即将能飞的飞机分批转场通化。当时,航空器材十分紧张,暂不能飞的20多架飞机,也必须转去通化。但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我们只好把飞机的机翼卸下来,装在大板车上,机身装上轮子,把机尾绑在大板车后边,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向通化转移。”(黄乃一《老航校诞生前后》)由此可见,当时至少有20多架是完好的,剩下的20多架不能飞的也不一定是飞机本身有问题,因为一来当时只有“飞行员17人”;二来当时燃油也奇缺;三来如果真是废品,何必如此大费周章转移到通化呢?

   中共获得的飞机数量远不止这些,据1945年9月21日彭真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10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军委一局电报汇编》,1945年9-12月)

   综上可知,中共进入东北初期仅在沈阳附近就获得了140架飞机,其中完好的有100架左右,只是由于燃油和飞行员缺乏的问题,很少使用。

            部分苏援武器运往华东和中原战场

   除了直接用于东北战场的武器外,还有很多的苏援武器被运往关内直接支援华东和中原战场,这批武器有多少呢?

   1946年5月,苏军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苏军开始向山东解放区提供武器。据5月28日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电告,驻朝苏军已开始经过南满辽东军区向山东的中共军队发送武器子弹。第一批运送去东北的,有重机枪83挺,轻机枪32挺,子弹43万发,火药1万箱,还包括一批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影机等。这批物资秘密经由安东通过海路运去山东烟台,送交陈毅部队。6月,驻朝苏军又进一步经过山东向华北中共部队发送了两批武器子弹,其中第三批就有枪5000支,子弹300万发,高射机枪20挺,重机枪30挺,并有其他资材一批。7月15日到8月7日,又运送了12145支枪,182挺重机枪,506挺轻机枪,167个掷弹筒,7门炮,11164把军刀,1000余万发子弹,43588发炮弹,6700发掷弹筒弹,22万斤火药,以及500箱填装炮弹的火药等武器子弹到山东。8月下旬还进一步运送了2000发山炮炮弹和50万发七九子弹,包括100多车皮的各种军火。到9月,朝鲜北部所存日军各种子弹、炮弹、火药和枪炮,2000多车皮(一车皮载重约40~50吨)的物资已全部运抵安东,数量之大,已非过去海船运量所能解决。故根据辽东军区要求,中共中央明令山东胶东军区全力组织机轮船前往安东“运输物资,愈快愈好”。(《肖华致陈、黎、舒并报东北局、中央电》,1946年5月28日、6月15日、6月23日、8月9日)

    1946年夏季,通过海路运向山东的武器共有2万支枪和2000万发子弹。毛泽东专电规定一半给山东区,35%给晋冀鲁豫区,其余转交晋绥区。全面内战爆发后,刘伯承、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战况的电文中也说明,歼敌一个旅大约需消耗子弹20万发,主要是靠东北转运而来。(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

             大连成了解放军部队后方基地

   解放军进入东北后,东北军区后勤部专门成立了军事工业部,主要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沈阳地区大东区兵工总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厂。后苏军又将这些工厂要了回去,但允许军工部拉走了30多部机器和200多吨物资。中共也先后将抚顺、本溪、延边等地的兵工厂、化学工厂数百台机器和上千吨各种原料运走。中共1946年6月向北满撤退时,仅各种军工机器和原料就运了300多车皮。(东北军工部:《三年来主要工作》,1950年10月;《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3页。)正是有了这些工业基础,中共后来才能在北满的军工生产基地生产战争所需的大量军火。据统计,军工部后来在珲春建立起子弹厂、手榴弹厂等6个兵工厂,1946年9月一个月就生产子弹13万发,手榴弹35000个。与此同时,军工部在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也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军工厂。到1947年,东北军工的年生产能力达到手榴弹300万个、子弹2000万发、各种炮弹150万发。(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同时,处于苏军控制下的大连简直就成了解放军部队的后方基地,国民党部队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共部队倒是进出自由。据统计,“在解放战争3年中,中共旅大党组织在苏军的暗中帮助下,往前线输送兵员3万余人,做军鞋236万余双,做军服300万套,还提供了大批药品和医疗设备,连续分批组织医疗队上前线。仅一‘建新公司’就生产炮弹50余万发、引信80余万枚、弹体中碳钢3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迫击炮1430门,以及其它军工产品。当时,旅大地区名义上是苏联海军基地,实际已成为解放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军工生产基地、兵员基地、军事转运站和可靠的后方根据地。”(夏振铎《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十年》,《中共党史资料》第43辑P133)

   难怪当年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时曾评价“建新公司”的军工生产说:“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陆毅主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综上所述,抗战胜利后,东北野战军之所以能迅猛发展和迅速强大,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打败国军,诚如杨奎松所说:“苏联的帮助是绝对不应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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