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韩非子·显学篇》云:“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现代人早就忘了选贤与能的基本政治原则，不是迷信记问之学就是迷信民主选票（多数决），这种主要源于西方的新蒙昧主义打着“现代”、“先进”与“普世”的标签，害人太深，误国太深——真令人痛心！

    传统社会中，国家最高权力被皇家垄断。现代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于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认识可能由此产生，即官员资格的充分具备，比如他们统统具备博士学历，会增添政府的合法性。其实，随着权力从皇权向现代政府的转移，这一层次上的合法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高学历不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据，甚至它对官员地位的托举作用也今不如昔，原因是教育的大众化。清王朝统治二百多年间，会试每三年一次，为鼓励举子，借种种缘由增加了若干次，故清代共有会试112科，共授予进士（做官之必然资格）26000多人，平均每年将近100名进士。这数量稍稍大于现今每年各省文理两科高考状元的数目。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近5万个，一年的数量是整个清代进士数量的1.85倍。博士学位泛滥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会拥有昔日进士的荣耀呢？

　　古代中国社会中官学一体，学人除了做教师从事知识人再生产外，做官几乎是教育的唯一“出口”。近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迁，教育功能日趋多样化。大致来说，单一“出口”已演变为三大出路：政府、学术、工商。其实，三个领域都不必以博士、硕士学位为门槛，完全可让大学毕业生在实干中学习。但是岗位竞争导致学历看涨，各领域中好职位对学历的要求都同样地升高。学术职业对高学历的要求，可能副作用最小，因为攻读博士与学术工作的相似性最大。与之相比，官场的高学历要求，副作用最大，因为所学与所做关系最弱。可是依照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功名最高者入仕，使得人们往往认为，官员的学历也该很高。

　　入门标准的升高，足以造成官场崇尚高学历之风。在职官员纷纷读“在职研究生” 是学历追求的一种表现。这种行为既是为自己贴金，也增添了晋升的筹码。入仕后的实际工作表现，才是对官员能力与工作态度最真实、最直接的检验与衡量。清代进士功名是进入官场的充要条件，但此后的晋升是不看早年功名的。如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被委以重任，有清一代的进士又有几人在“立功”上超越这位举人？

　　清代官僚系统是“三位一体”的，衙门运作离不开官员、师爷、胥吏。公正但也日趋严酷的竞争导致科举的效度降低，故进士入仕时多不通政务。此一缺憾要靠精通业务的师爷和胥吏去弥补。在今天的官场中，官员几乎统统是高学历的持有者。没有了第二、三种角色的弥补，官员的全日制学历越高，滞留在学校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他越发不谙世事，不通政务。

　　人一生中在学习上只有一个黄金期，大约是16-30岁。如果一个人的黄金期完全在校园中度过，作为官员，他的履历绝非最佳。一个优秀官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善于体察人心民意；有合作能力，能与上司、同僚、下属建立良好关系；有协调能力，善于解决冲突、纠纷；有意志力，能承受压力，荣辱不惊；有应急能力，刚毅果敢，当断则断。这些素质绝非校园书斋所能育成，要在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士，打理形形色色的事务中练就。故一个官员的最好履历是22岁（大学毕业时）进入基层，从办事员做起，一路晋升上去。若一直读完博士才从政，意味着很晚才进入社会，那是极大的耽搁，将延误和抑制个人性格与情商的发育。

　　综上所述，一方面，官员学历注水之风将败坏官僚群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官员中大面积的高学历属实，又会弱化他们的实践能力。一言以蔽之，官场高学历的趋势不一定是好事情。入门标准与晋升规则是官员追求高学历的成因。要遏制此风，除了大学要严格管理学历发放，重点是官场要改换晋升规则。笔者曾听到一位中级官员感言：我真不想混这个在职学位，是领导要求啊！改革晋升机制的关键，是搞明白什么是官员的好履历。如果基层经历被视为晋升的重要筹码，一味追求高学历的风气将迅速扭转。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