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闻惨案”的发生引起舆论哗然，进而演成影响全国的政治事件。蒋介石1946年7月17日至8月底的日记记载了其对此事件的看法、处理应对的手段及经过。这些记载在时间点上与惨案的善后处置过程重合，大致能勾勒出蒋与“李闻惨案”关系的基本轮廓。蒋介石日记为我们观察其对“李闻惨案”的处置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1946年7月11日，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在昆明遇害，激起极大民愤。7月15日下午，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负责人、著名诗人闻一多在李公朴先生追悼会上发表《最后一次演讲》，谴责枪杀李公朴是“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表示绝不会被吓倒：“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当天，闻一多即被杀害。富有影响的学者与民主人士相继被杀，尤其是闻一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害，引起舆论哗然，昆明学生的罢课游行示威活动波及至云南全省，广大师生要求国民党当局追究责任，惩办凶手，演成影响全国的政治事件。各界群众都将矛头指向国民党及其特务，有人甚至认为，如此高层的政治谋杀背后一定有蒋介石的指使。最典型的一种说法就是：“虽然目前尚未见到蒋介石同意杀害李闻的手令或其他文字材料，但也不能排除蒋曾有口谕或默许的可能性。”
那么，到底是否蒋介石授意杀害李公朴、闻一多？“李闻惨案”发生后他的态度如何，又是如何处理应对的呢？1946年7、8月间的《蒋介石日记》对此有所记载，可以为这段“公案”提供些新的线索。
学者闻黎明先生（闻一多的孙子）曾著《李闻惨案之善后》一文（《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对李闻惨案善后过程中各方的角力有精辟分析，其中也引用蒋介石档案与日记讨论了蒋处置李闻惨案的态度与手段。本文拟以时间先后为序，把蒋日记中所有涉及李闻惨案的内容全部披露，以使读者对蒋在处理善后过程中的态度、决定与心理动机有更全面的了解。
一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遇刺后，蒋介石并无所记。7月14日，蒋介石乘飞机到九江转上庐山，一则避暑，一则在此与来华调停国共关系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协商。1937年7月，蒋介石在此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九年后抗战胜利，他故地重游，感觉良好。然而，他的好心情没有维持多久。
7月17日，蒋介石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李闻惨案（据闻黎明的研究，16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向蒋报告闻一多遇刺案），他记道：“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撤查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智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辱耻，本时期自夸所谓不牺死者，而其牺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蒋介石日记》，1946年7月1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以下所引均出自同源，只注日期。）
这段文字中，蒋介石把李闻惨案定性为“暗杀案”，对李、闻遇害不仅未表同情，反而对他们及民盟成员充满着轻蔑，甚至是谩骂。蒋所关心的是事件不要让共产党利用，“作污陷之宣传”。还需要说明的是，这段文字是蒋记在当日的“注意”栏目下的第七条，并非特别重视。蒋介石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没有好感，1945年底昆明发生学生运动，蒋对卢汉等人指示处理方针，其中一条是不得已时解散西南联大，理由是“该校思想复杂，秩序紊乱，已为共匪反动派把持，不可救药矣，自由主义误国害学之罪甚于共匪，为不可也。”（1945年12月7日）
次日，蒋介石宴请马歇尔及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人向蒋提出，张君劢认为生命安全已无法保证，要他们为昆明的暗杀对蒋介石发出警告。蒋对“告洋状”的举动十分反感，评论道：“此等投机小肖，寡廉鲜耻要不是道，惟可证明无识者必无胆，是对人之心理又一发明也。”（1945年7月18日）7月20日上午，蒋介石约司徒雷登谈话，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对昆明暗杀案拟重申无威力之人民与党派，政府应负责保护其生命与自由。”这次谈话的背景是，李闻惨案发生后，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将可能被害的10多位民主人士接到馆中保护起来，司徒雷登等当面对蒋转达民主人士的要求，明显表现出对云南治安的不信任。这使蒋甚为难堪，不得不做出澄清与保证。此时蒋亟需美国的支持，美国人的关注与介入，始终是蒋处置李闻惨案时的重大压力。
蒋7月20日的“本星期反省录”中写道：“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殊所不料”四字，显示蒋事先并不知情。（这也可从沈醉的回忆中得到印证。沈回忆说，蒋曾从庐山打电话到南京责问军统毛人凤，毛回答不知是什么人干的。）但接着“干部之无智识”等看，蒋从开始就断定暗杀是其部属所为，只是时机不对，给他添乱。蒋把处理昆明暗杀列为下周工作的第一项，决定令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到庐山报告情况，“再定处置”。（1946年7月21日）
7月23日下午，蒋介石“研究昆明追究凶案情”，给霍揆彰写信，晚上与云南省主席卢汉聚餐，“听取其报告”。24日，蒋再接见卢汉，谈暗杀案，允诺增加卢汉的权力，让其主持云南党政会报，同时下令云南守备机场与沿途的部队“不准再行检查”，以消除当地民众的恐怖情绪。蒋同时催促霍揆彰到庐山。蒋介石在见了卢汉后，对案情已基本了解，故于7月25日初定了“彻底究办”此案的“应注意之点”：
甲、反动派必以此加强其政府暗杀反对党人之罪恶，更将诬陷为一“法西斯”党矣；乙、对霍处置之方针；丙、公布与审判之准备；丁、宣传技术之注意；戊、政府应主动彻究此案；已、凶手之口供及其行刺之动机；庚、被刺者咎由自取乎；辛、使投机与附共者有所警惕；壬、问霍能否自动彻究此案。（1945年7月25日）
蒋所注重的有两层：即如何对付反对者利用惨案所进行的宣传，如何从技术层面进行善后，尽快了结。他对惨案的被害者没有丝毫的同情，甚至想制造“被刺者咎由自取”的假象，以杀鸡儆猴，吓倒“投机与附共者”。当晚，他接见了奉命上山的霍揆彰，结果是大发雷霆。蒋在日记中记道：
“晚课后召见霍揆章，彼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共供，其幼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指出其行刺之人名，即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再令张镇宪兵司囗（注：此处一字不清）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囗（注：此处一字不清）。临睡已十二时矣。”（1945年7月25日）
蒋之所以发火，是霍在上山前拼凑“假案情”与证据，企图嫁祸他人，开脱自己。蒋已通过其他的渠道了解案情（据沈醉回忆，案发后，蒋即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赴云南彻查），故当面斥责霍的假报告。可是，蒋仍要霍等提出具体的善后办法。蒋习惯早睡早起，晚间12点睡对他是“熬夜”理政。
7月26日上午，蒋约见宪兵司令张镇与霍揆彰，共同研究昆明刺案。
二
7月30日，马歇尔与蒋介石见面，专谈李闻惨案：
“正午，马歇尔来谈，彼以昆明暗杀案比内战之消息使美国影响更恶为矣，其意中告余允民主同盟之请求，准彼党共同侦察也。余婉却之。此事自当由政府负责调查，如其调查结果公布后，认有怀疑之点，自可组织有关团体参加研究。彼以为然。总之，昆明之案无论对内对外皆增加政府与余个人之艰难囗囗（注：此处二字不清），更使共匪在时局面上转败为胜。霍之罪孽无穷。”（1945年7月30日）
美国人的介入，使蒋的压力倍增，他日记中痛骂霍揆彰“罪孽无穷”，开始失态。蒋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记道：“昆明李闻被刺案暗又予反动派以‘法西斯’恶名之诬蔑。干部无知幼稚，殊令人啼笑皆非。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在“上月反省录”中记道：“昆明李闻暗杀在政治上实予政府以重大之打击，所部无智，徒增苦痛。”蒋介石已确定，是部下为讨好他而制造了李闻惨案，结果让他“啼笑皆非”，受到指责与牵连。
李闻惨案的基本事实已清楚，但如何处置下属，如何善后，何时宣布处置结果，让蒋介石大费周章。
8月3日上午，陆军总部副参谋总长冷欣晋见蒋介石，提交了李闻惨案的所有口供。蒋审阅后发现“破绽甚多”，要求冷欣“指正”。次日，蒋又当面向冷欣指示“对昆明案件处理程序”。蒋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昆明李闻暗杀案处理方针与办法虽定，而尚未宣布。”显然，蒋并非想彻底清查，只要求下属做到尽量不出“破绽”，以应付各方。同时，蒋也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宣布最后处置。
8月6日，蒋记道：“下午，考虑昆明案件处理方针甚切，幸得上帝指示改变前定办法。”从日记中找不到在祷告中上帝是如何指示他，及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之前的办法。但蒋当晚召见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授处理方针”，命周飞昆明落实。次日，蒋介石记道，“朝课后派至柔飞昆明，指示处理暗杀案方针，必须撤究严惩霍揆章方得其平也。”（1945年8月7日）由日记的逻辑关系推论，蒋介石原先似不想严惩霍揆彰。8月10日，蒋接见回到庐山的周至柔听取报告，指示周再飞回昆明，“传达意旨”。
8月15日，军事合议审判法庭对暗杀闻一多案凶手举行第一次公审。8月18日，冷欣受顾祝同之命携带对闻被判案审判供辞及相关报告飞到庐山，呈交给蒋介石。蒋批阅至深夜，“研究至再，未能决定办法，十一时睡。”次日，蒋向冷欣下达了“对昆明案决定要旨及公布方式”，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蒋日记中详细地记了自己的感想与决定：
“共匪猖狂异甚，美国压力续增，艰难可云极矣。而又加上昆明暗杀案使万目睽睽，中外注视，敌党匪部皆以此为集中攻讦诬蔑之目标，而对霍揆章之愚拙粗暴，可痛可愤，但又不能不为之恕谅，殊令人受意外之打击。可说近年以来，无论外交内政如何困苦，未有如本案处置之拮据也。今晨六时点起床，朝课后拟定处置办法，决将二凶犯枪决，而将霍革职交顾总司令看管，待李（公朴）案破获后，再定霍之处。如此先将闻案解决，告一段落，再观舆论之变化也。”（1945年8月19日）
8月20日，蒋介石凌晨即起，“默念昆明案件”，他上午召见冷欣，“谆属其转告顾总司令注意之事。”大概就是将前一天确定处置办法交顾祝同等办理：枪毙两凶犯，将霍揆彰革职管束。
在李闻惨案处置善后过程中，蒋介石非常注意舆论的态度，尤其是美国舆论的态度。8月22日下午，蒋“总览美国舆论”中关于李闻惨案的报道，大受刺激：“以论坛报对我文告社评为最坏，咸以昆明暗杀案件指明为余部下所为矣，更加深刻。心神顿受刺激。美国受共匪宣传之深，几乎牢不可破矣。”（8月22日）次日，蒋再次审阅昆明闻一多被刺案之全卷，指示应注意的“要点”。晚上，蒋仔细阅读《申报》所载昆明闻案公审情形，发现报道中多与其“所要指正者有碍也”。蒋再次召见冷欣，“补充数点后，令即赴滇。”（8月24日）从前后文推想，蒋所要求补充的，应是针对《申报》报道的质疑。
8月25日，在昆明举行闻案第二次公审，判决结果是将两凶犯汤时亮、李文山判处死刑；警备总司令霍揆彰革职，交陆军总部看管；李公朴案“严饬速缉务期破案”。至此，李闻惨案的处置告一段落。蒋8月26日的日记如下：
“昆明闻一多被刺案，凶手已判决处死。昨日正式宣布，同时将霍揆章革职妥管，以平公愤，对其特务营以及所有关系人员一律监禁与解散。如此或可告一段落。然而困难、痛苦与受辱未有如此案之甚者也。而李公朴案则犹未解决，只可作为悬案乎？”（1945年8月26日）
而在蒋8月底所记的“上月反省录”中，与李闻惨案相关的内容是：“闻一多被刺案已审判公布，告一段落，此为月内政治上最烦恼之一事，竟有一解决，亦得自慰。”读来颇有些解脱困境的快感。
三
以上是7月17日至8月底蒋介石日记中关于李闻惨案的全部记载，时间点上与惨案的善后过程处置重合，大致能勾勒出蒋与李闻惨案关系的基本轮廓。似可得出以下几点简单的结论：
1、蒋介石事先对李闻惨案并不知情，惨案发生后，他颇感被动。
2、在惨案性质的认定上，蒋介石深信涉案下属的忠心，对遇刺李闻等人也无丝毫同情，只是觉得下属无智，时机不对，令他“啼笑皆非”。有趣的是，在蒋日记中，霍揆彰的名字始终被误写为“霍揆章”。
3、李闻惨案的善后工作，一直在蒋事无巨细的亲自过问下进行。国内外的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使蒋不能不认真处理此事。蒋的出发点，并非查清真相，缉拿真凶为死者昭雪，而只是在不出漏洞的情况下敷衍，应付危机。
4、在处置凶手方面，蒋8月6日前后态度有所转变，此前想丢卒保车，降低处分层级，之后才不得不抛出霍揆彰以平息民愤。整个事件的处置过程中，他非常注意舆论的风向。
5、在善后的总体策略上，蒋步步为营，见风使舵，凡事没有证据没有压力就不认账。他将前后相连、性质相同的李公朴案、闻一多案分成两个案件，只查发生在光天化日下民愤更大的闻一多案，对发生在夜间案情复杂的李公朴案则搁置，让其变成“悬案”。如此，割断两案间的联系，减少对国民党当局的冲击力。单从技术层面看，蒋介石还是成功的。
综合考察，笔者同意闻黎明先生的观点，即蒋介石对李闻惨案的处置，尤其是对闻一多暗杀案的处置是其统治大陆时期罕见的例外，此前的政治暗杀案最终都不了了之。在处置闻案时，蒋介石亲历亲为，派出数员大将，最后公审处决凶手，并革职封疆大吏。这样的举措，前所未有。蒋介石日记为我们观察这个例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如果把蒋介石处置李闻惨案善后的过程，当成是他一生中应对各类突发性事件的个案来观察，或许值得研究的东西更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