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方近现代霸道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
下面列举的重点思想家及其部份重点思想，附有同时期一些历史事件的提示（只是部份事件提示，有兴趣者请另作详细研究），便于大家结合历史，研究思想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首先要交代两大影响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事件。因为文艺复兴（14-16世纪）是西方近现代史的启蒙与序幕。
其一，就是13-14世纪的成吉思汗西征，其黄金家族建立了四大汗国（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与大元帝国相呼应，雄踞欧亚大陆，对西欧形成了强烈的威胁与刺激。四大汗国的版图内，包括了现代的东欧、前苏联、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地理范围。而13世纪末、14世纪初，藉助中国发明的造纸术而印刷出版，并迅速流行于西欧的《马可波罗游记》，对大元帝国的惊人描述，成为直接的导火索，使西欧从神权与王权贵族多重专制下的中世纪梦中警醒，萌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后来，西方产生的“黄祸”概念，追溯其远因，与此事件密不可分。
其二，就是15世纪初，即1405-1433年间，中国明朝郑和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在航海技术（包括罗盘、航海图等等）、造船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续航时间之长等等多方面，均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他们给西方带去了造大船技术、钢铁炼制技术、罗盘、航海图、机械图纸、植物种子等等，这些也大大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与近代崛起。（1964 年，李约瑟在《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一文中说：“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表明，当时欧洲从中国的技术引进，具有全方位的特点，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几大发明，而且包括钢铁冶炼技术、机械钟表、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传送带和传递链、拱桥和铁索桥、深井钻探设备等工程技术，包括水上航行的明轮船、前桅帆、后桅帆、密封仓、尾舵等技术，包括天文学、宇宙学、解剖学、免疫学、药学等领域。）
然而，西方没有效法明朝的国际政治文明，却利用这些技术来开展疯狂的殖民侵略掠夺运动。
要知道，郑和下西洋，并不以贸易和侵略、掠夺弱国、建立殖民地为目的，这与后来西方航海殖民掠夺的目的大不相同。当时，取代元帝国的明帝国，对于西方世界，同样具备显着优势，可为何与元帝国采取的政策截然不同呢？其背后的原因，决不是因为明朝先进，不需要从外界掠夺资源、疆土、奴隶，更不是所谓寻找建文帝的原因，而是文化思想不同所致。中国传统文化使得中国对周边国家或远方国家，并无贪欲。而元帝国在征服西方时，尚未接受中原传统文化，而是以马背民族尚武征服的文化征服欧亚。明帝国，则是以中原传统文化为本怀，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真正体现了一个大国的国际政治文明：强大却不推行霸权，而是播仁义于友邦，协和万国，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代，除了元帝国外侵之外，秦、汉、唐、明、清，均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仅没有恃强凌弱外侵他国，而且对周边国家多有关照与厚待。火药、指南针、罗盘、造纸术是中国发明的，但却没有利用它外侵他国或推行文化殖民。而中国的火药、罗盘、造大船技术、航海技术、造纸术传到欧洲，却被利用来助纣为虐，推行殖民侵略，推行军事、政治、宗教、贸易、种族与文化霸权。
西方国家在近现代崛起之后，一边在扩大贸易的同时，倚仗坚船利炮实行海盗、强盗式的霸权主义行为，大肆侵略、开拓殖民地、掠夺资源、扩大市场、巧取豪夺；一边宣扬福音、博爱，大力推行宗教文化殖民，蚕食异教文明。他们带着火枪火炮与《圣经》贩卖鸦片，用不平等贸易与金融欺诈手段掠夺他国财富，迫害异教徒，贩卖约两千万黑奴，虐待约六千万黑奴致死，屠杀奴役迫害一亿二千万美洲原住民，消灭数千万印第安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其中一部分，竟然是起草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宣言》的杰斐逊，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为向西部拓展疆土而发动进行的。20世纪初，美国只剩下25万印第安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得西方推行世界霸权的方式方法有所改变，但其霸权的实质目标并未改变。
相比起来，这个世界上，哪种文化更文明？哪种文化更野蛮？哪种文化更民主？哪种文化更专制？哪种文化更尊重人权与自由？哪种文化更践踏人权与自由呢？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永乐年间的三件文化盛事。其一是永乐6年（1408年）编纂完成《永乐大典》，该书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不仅比《大英百科全书》早三百年，而且内容也远为丰富。该丛书汇集了十四世纪以前的中国图书七八千种，目录达60卷，正文22877卷，共11095册，约3.7亿字，是一座中国古代文化宝库。另两件事，是永乐13年（1415年），编纂完成《性理大全》与《五经四书大全》，由明成祖亲撰序言，颁行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国门府县学，是宋代理学著作与理学家言论汇编，所采宋儒之说共120家，是明代官方对于前朝宋代民间儒家文化学术的汇总。这几件事，只不过是古代中国十分重视历史文化的无数事例之一。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西方影响近现代世界史的重要思想家及其重点思想。
一、十六世纪的思想巨擘
马基雅维利（意大利人，生卒年1469-1527，相当于中国明代成化到嘉靖年间）
16世纪初（明正德、嘉靖年间），马基雅维利完成《君主论》（中译名《霸术》《君王论》），马氏被西方尊为近代政治学之父，他认为军队是国家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军队，君王要以实力原则，不择手段实现目的，要效法狐狸的狡猾与狮子的勇猛。
历史同期声：1486-1520期间，发生了几件为探索贸易航路，而有重大地理发现的事件：1、葡萄牙人迪亚士奉国王之命，为寻找通向印度的贸易航路，而发现南非好望角。葡萄牙人由此控制此航路而获取丰厚利益。2、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而向往中国、印度，并相信地圆学说的意大利人哥伦布，得到西班牙女王的支持和委托，鉴于葡萄牙已控制经由南非好望角的航路，而决定向西航行寻找通往印度与中国的新航路，结果却发现了西印度群岛和中美洲，哥伦布错以为那里就是印度，因而称那里的原住民为“印第安人”，“西印度群岛”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欧洲人从此发现美洲这块“新大陆”，并以火枪火炮和《圣经》占领美洲，扩张殖民地，摧毁了阿兹特克、印加帝国和玛雅文明，给印第安人带来种族、人口与文化毁灭性的灾难。3、葡萄牙人麦哲伦受西班牙国王的委托与支持，探索通往印度、中国的贸易新航路，也是向西航行而到达南美洲，并穿过“麦哲伦海峡”发现太平洋，越过太平洋而抵达亚洲。“麦哲伦海峡”与“太平洋”的名称也由此产生。麦哲伦死在菲律宾，他的部下继承其遗志，回到西班牙，完成了环球航行，使地理学、航海业有了全球视野。
从此以后，葡萄牙、西班牙乃至英法等等欧洲国家，纷纷立足于全球视野，争先恐后地开拓殖民地，掠夺殖民地资源，一手拿着火枪火炮屠杀奴役殖民地原住民，一手拿着《圣经》进行宗教思想殖民，毁灭殖民地的原生民族文化。大规模的殖民扩张行动，需要足够的武力来征服殖民对象，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等殖民主义国家彼此之间的利益争夺与征战，也亟须更先进的武器与军舰，亟须迅速提升军工、造船、航海、军事、贸易、生产、技术发明等众多领域的实力与势力，由此大力推动了西欧、南欧、中欧乃至整个欧洲的连锁变化，导致了近现代技术、军工、军事、航海、宗教、政治、法律、经济领域的系列变革。学界过分夸大了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近现代变革的推动力，其实，那远远不及15世纪末以来殖民主义运动的巨大利益推动力。
1492年，相当于中国明孝宗5年，法国统一。1499年，相当于中国明孝宗12年，瑞士独立。1502年，相当于中国明孝宗15年，明代典章制度及行政法规汇编《大明会典》完成。1504年，相当于中国明孝宗弘治17年，西班牙开始殖民帝国时期，并逐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1511年，相当于中国明武宗正德5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1513年，即中国明武宗正德8年，葡萄牙国王派使团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朝建交。明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设洋行，建洋房，允许其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国家首次正式登陆中国。1580年，相当于中国明代万历8年，西班牙吞并葡萄牙。1588年，相当于中国明代万历16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败给英国，西班牙开始迅速衰落。17世纪，荷兰继西班牙之后，成为世界最大殖民国家。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荷兰、法国相继败给英国，两国的大片殖民地被英国夺走。19世纪，英国成为新的日不落帝国，鼎盛时期，英国殖民地的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0%，其殖民地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5%。
马丁·路德（德国日耳曼人，1483-1546，相当于明成化到嘉靖年间）
马丁·路德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倡导者，新教路德宗创始人。
宗教改革运动，使基督教几种新教派诞生，并导致欧洲大范围的宗教战争，其中包括1618-1648年的德国三十年战争，德国为此死了八百万人，从此德国的天主教人数变为少数，德国的前身“神圣罗马帝国”也由此没落，二百年后才组成德意志帝国。宗教改革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欧洲的政治舞台，以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之间的政治斗争为主。
宗教改革运动以前，罗马天主教是整个西欧国家的唯一国教。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新旧教派长期的斗争，导致各自内部产生改革。天主教在十七世纪引入了人民主义色彩，导致十八世纪法国出现自由的思想。而新教改革，则产生了相对自由的宗教思想，开启了资本主义之门，也开启了现代各种思想之门，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思想。
路德希望犹太人信奉《圣经·新约》，信奉耶稣，但结果令他非常失望。同时他发现，犹太人凭借放高利贷来吸德国人的血汗，因而将犹太人看做魔鬼，并引用《圣经·新约》中的反犹内容作为左证。他称犹太人为基督教最大敌人，并列出排斥犹太人的七步计划，对二战时纳粹德国的灭犹行为有不小的影响。
加尔文（法国人，1509-1564，相当于明嘉靖时期）
加尔文在瑞士创立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教派，除了一般教义之外，鼓励经商致富，称做官、执政、蓄私产、放贷获利，等同于担任教职，均为受命于上帝、服务于上帝。加尔文教派将宗教与人欲结合在一起，并且鼓励了人欲，因而受到广泛欢迎，很快成为新教的主流教派，为西方社会近现代资本崛起、政治扩张、宗教扩张、金融扩张、军事扩张，提供了宗教信仰上的合法根据。加尔文教派使宗教、人欲、资本、政治、工商业、技术、贸易、军事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从而拉开了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时代的序幕。后来，赚钱越多，执政范围越大，征服的异教徒越多，就越贴近上帝，逐渐成为很多新教徒的观念。今天的世界，资本与技术，已然成为西方推行宗教霸权、种族霸权、文化霸权、政治霸权、军事霸权、经济与金融霸权的左膀右臂，这与加尔文教派的影响密切相关。
传入美国、中国的基督教派，均以加尔文教派为主。
历史同期声：王阳明平定江西宁王叛乱，1529年，即明嘉靖7年，王阳明病逝，临终时学生问他有何遗言，他答复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提倡“即知即行”，他的学问在中国与日本有不小的影响力。1530年，哥白尼倡日心说、地动说。16世纪中期，俄罗斯推翻蒙古钦察汗国长达三百年的统治，独立建国。1555年，德国新旧教之争结束，允许信教自由。1563年，中国明朝俞大猷、戚继光破日本倭寇来犯。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1581年，荷兰独立于西班牙。
哥白尼（波兰人，1473-1543，相当于中国明代成化到嘉靖年间）
哥白尼著《天体运行论》，1543年（中国明代嘉靖22年）出版，以日心说推翻地心说，1616年（中国明代万历44年）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
二、十七世纪的思想巨擘
培根（英国人，1561-1626，相当于中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人）
培根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启蒙者之一，他是现世的理性主义者、经验论者、现实主义者。代表作《新工具论》《学术的进步》《论人生》。
历史同期声：伊丽莎白一世，在1558-1603年任英格兰、爱尔兰女王，执政45年，缔造了英国黄金时期。莎士比亚是同期人物。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1599年，努尔哈赤在东北创制满文。
17世纪初，即中国明朝万历中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以传播西方科学思想博取中国人好感，借用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概念“圣经”“上帝”“神”，来偷换概念，发展中国人信教，并进一步实行“贬佛毁道，援儒攻儒”的路线，企图以天主教取代儒释道，引起明朝士大夫警惕。他绘制的第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在明朝刻印十二次之多，并流传到江户时期的日本，改变了日本一直以来崇拜中国的“慕华”思想，日本的目光开始转向西方。明末崇祯皇帝的皇后，甚至改信天主教，写信请求罗马教廷援助明朝，抵御满清入关。利玛窦开启了偷换概念传教的先例。后来基督教在中国，以女娲就是夏娃，中国龙就是骗夏娃吃禁果的古蛇变来的，是撒旦的化身，如此等等偷换概念的办法，来欺骗蒙蔽中国信教群众，贬损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
哈维（英国人，1578-1657，相当于中国明末清初时期）
哈维著《心血运动论》，1628年（中国明朝崇祯元年）出版，提出心脏推动血液循环论，引起西医学、生理学之变。
历史同期声：1600-1604年，英国、荷兰、法国，在印度设东印度公司。葡萄牙人发现澳洲。1604年，荷兰破西班牙海军。1615年，日本允许英国来通商，德川家康灭丰臣秀吉。努尔哈赤建立八旗。
笛卡尔（法国人，1596-1650，相当于中国明末清初）
笛卡尔是西方近代科学始祖、近代哲学奠基人，1637年（中国明代崇祯10年）出版《几何学》，1644年（中国清代顺治2年）出版《哲学原理》。
历史同期声：1624年，荷兰占据台湾。1626年，朝鲜投降满清。1640年，葡萄牙独立。1644年，满清入关。1645年，《大清律》编纂完成。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荷兰、瑞士独立。1654年，荷兰承认英国航海条例，从此英国雄霸海洋。1664年，英国在北美洲建立纽约。
斯宾诺莎（荷兰犹太人，1632-1677，相当于清皇太极至康熙年间）
斯宾诺莎是西方近代哲学史重要的理性主义者，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着《几何伦理学》《神学政治论》《政治论》、《哲学原理》、《理智改进论》，主要观点：
宇宙间只有一种实体，即宇宙本身，上帝和宇宙就是一回事，包括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人的智慧是上帝智慧的组成部分。上帝是每件事的“内在因”，上帝通过自然法则来主宰世界，所以物质世界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其必然性；世界上只有上帝拥有完全自由，而人虽可试图去除外在束缚，却永远无法获得自由意志。如果我们能够将事情看作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就愈容易与上帝合为一体。因此，我们应该“在永恒的相下”看事情，“必然性的认识”就是自由。感性知识不可靠，只有通过理性的直觉与推理，才能得到真正可靠的知识。一个人只要受制于外在影响，就是处于奴役状态。而只要和上帝达成一致，人们就不再受制于外在影响，而能获得相对自由，也因此摆脱恐惧。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自由的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于生的沉思。”
他把知识分类为四种：传闻知识，经验知识，理性知识，直觉知识，其中直觉知识最可靠。他认为上帝是绝对无限地存在，亦即具有无限多属性的实体，其中每一属性各表示永恒无限的本质。实体，即无需借助他物，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被认识的东西。实体具有自因性、无限性、自由性、永恒性。自然既是自己的原因又是自己的结果，可见自然是实体。同时，上帝又是自然的内因，是全部的自然。上帝与实体自然是一个东西。
牛顿（英国人，1642-1727，相当于中国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年间）
牛顿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1687年（康熙27年）出版，是近代科学奠基之作，被认为导致了英国工业革命，诱发了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
约翰·洛克（英国人，1632-1704，相当于中国明末到清代康熙年间）
约翰·洛克著有《政府论》《人类理解论》《圣经中体现出来的基督教的合理性》，1685年（康熙25年）出版《政府论》，首次系统论述宪政民主政治，天赋人权学说。逐条批驳了“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说，系统地用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观念阐述国家起源和本质。从虚构的自然状态出发，论证生命、自由和私有财产是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为了保护人们依据自然法享有的自然权利，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政府；最好的政府形式是由民选议会掌握最高权力的君主立宪制。
洛克主张国家权力应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三种，立法权高于行政权，人民手中始终保留反抗暴政和重建政府的最高权力。这个思想后来被孟德斯鸠发展，影响了美国建立“三权分立”政体。
《政府论》为在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依据，洛克的自由主义被美国奉为神圣，成为民族理想。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托马斯•杰斐逊等美国政治家，并且在美洲引发了革命浪潮。洛克的影响在法国则更为激烈。伏尔泰是第一个将洛克思想传到法国的人，法国后来的启蒙运动乃至法国大革命，都与洛克的思想不无关系。
莱布尼茨（德国人，1646-1716，相当于中国清代顺治康熙年间）
莱布尼茨数学成就巨大，为后来的数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始创“微积分”。1673年制造了能加、减、乘、除及开方运算的计算器。1700年左右，从中国“易图”（八卦图形）受到启发，悟出了二进制的运算法则，为计算机的现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提出了能量守恒原理，引入“动能”概念，认为动能守恒。他反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认为没有物质也就没有空间，空间不是绝对实在，空间和物质的区别就像时间和运动的区别，虽有区别，却不可分离。他提出《单子论》，认为“实体”是构成复合物的最后单位，其本身没有割裂，是单纯的精神性的“单子”。“实体”本身具有内在的能动原则。万物自己运动。他的“单子论”、“前定和谐论”及自然哲学理论，与其弟子沃尔夫的理论结合，形成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极大地影响了康德、歌德、黑格尔。
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莱布尼茨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相比，面积相当，但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1696年，莱布尼茨提出了心理学方面的身心平行论，强调统觉作用，与笛卡儿的交互作用论、斯宾诺莎的一元论构成了当时心理学三大理论。他还提出了“下意识”理论的初步思想。
在光学方面，他推导出了折射定律。
历史同期声：1679年，康熙皇帝继唐朝玄宗以来历代传统，继续开博学鸿儒科，在科举制度之外，举荐才学品行兼优者，由皇帝亲自考试并任用。1683年，施琅收复台湾。1686年，英国在印度建加尔各答政府。1689年，中俄边界划定。1690年《大清会典》编纂完成，是中国清代最完备的行政法典。1699，俄国彼得大帝改革。）
三、十八世纪的思想巨擘
孟德斯鸠（法国人，1689-1755，相当于中国清代康熙、乾隆年间）
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国乾隆14年）出版，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与法理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之作。提出三权分立，强调“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他还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风俗等会产生巨大影响，认为土地资源状况同居民性格之间，尤其同民族的政治制度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认为国家疆域的大小同国家政治制度有极密切的联系。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写过对于古代中国的这样一段认识：“他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生活上等一切细微的行为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在那里，习惯、风俗、法律和宗教就是一个东西。人们不能够一下子把这些东西都给改变了。改变是必然的，不是征服者改变，就是被征服者改变。不过在中国，改变的一向是征服者。因为征服者的风俗并不是他们的习惯，他们的习惯并不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并不是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们逐渐地被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
历史同期声：1700年，欧洲北方战役起。1707年，大不列颠王国成立。中国清代康熙后期，1709年，张英主编的清代大百科全书《渊鉴类函》完成。1711年，张玉书、陈廷敬、李光地主编的大型典故辞藻辞典《佩文韵府》完成。1716年，张玉书、陈廷敬主编的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完成。
中国清代康熙时期，仍然重视意大利传教士，康熙皇帝还跟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并允许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而此时的罗马教廷，认为中国人祭祀祖先、崇拜孔子、菩萨、神仙等等，与《圣经》的一神教教义相违背，属于异教徒信邪。于是，基于中国帝王对天主教士传播文化的兴趣以及中国信众的增加，于1704年，即康熙43年，罗马教皇颁布《七条禁约》，次年交西班牙教士多罗大主教带往中国，幷于1707年在南京宣布。禁约规定：“中国的信徒从今以后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教堂内不许悬挂‘敬天’二字之匾。不许祭孔、祭祖。不许入孔庙行礼。不许入祠堂行礼。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而康熙皇帝则认为，“天下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怎能不让人尊敬祖先与圣贤，简直不可理喻，于是下令囚禁多罗到澳门，1710年，即康熙49年，多罗病死澳门狱中。从此，罗马教廷和中国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开始严格戒备天主教，并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要知道，中国清代康乾时期自给自足，国泰民安，其经济总量约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其繁荣举世瞩目；加之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文化自给自足，可以说，中国在各方面并不需要西方，对西方的宗教人文文化也并不认为高明。因而，为防止西方宗教侵害中国文化，康熙皇帝下令，开始禁止传教，关闭国门。但却也疏于防人之意，对西方以《圣经》和坚船利炮扩张殖民地的行径，缺乏足够的了解与高度的警惕，从而错失了知己知彼、及时应变的历史机遇，留下了百余年后中国被列强凌辱瓜分的隐患。而罗马教廷以及西方一切遵奉《圣经》的族群，也由此发现东方这个大国，居然与他们作对，按照《圣经》所说，就属于“恨上帝的”，必应遭到上帝惩罚，并祸及其子孙后代。所以，待西方经过工业革命的崛起之后，对清末的中国不择手段进行鸦片贸易以及坚船利炮攻击掠夺时，就具有了宗教所赋予的“正当”理由。在1792年，即乾隆57年，英国派出了马戛尔尼使团，次年到达中国，一方面向乾隆皇帝（时年83岁）拜寿，争取对华贸易与在华传教自由，并提出希望中国割一个小海岛给英国商人居住使用；一方面，该使团组成人员是英国各行的专家与军事情报人员，借机窥探中国，搜集情报做出评估，为今后侵略中国埋下伏笔。该使团的要求被乾隆一概拒绝。40多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720年，康熙59年，清军破俄军于额尔齐斯河。1722年，欧洲北方战役终，瑞典领地分裂。1724年，雍正设驻藏大臣。1725年，奥地利、西班牙议和。1728年，即雍正7年，由陈梦雷主编的长达万卷的大型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告成。1729年，雍正《大义觉迷录》颁行，主张满汉一家，维护清政府的正统地位。英国来华互市贸易。1733年，即雍正11年，命各直省设书院，雍正时期鼓励民间兴办书院，全国书院达3000多家，为历代之最。清代的书院总共达5000多家。1733年，北美13州成立。1735年，即雍正13年，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完成，清朝开始雕刻制版佛教大藏经《龙藏》。
伏尔泰（法国人，1694-1778，相当于中国清代康熙、乾隆年间），
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提倡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自由平等，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能被剥夺。
伏尔泰非常推崇中国文明，认真研究中国儒家思想，热情歌颂中国是一个理性主义国家。他还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法文译本，写了悲剧《中国的孤儿》，赞扬了中华民族智慧和德行，在当时的法国引起很大反响。
伏尔泰还在《风俗论》中热情地推崇古代中国的政治系统：“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人们在皇帝面前必须像敬拜神明一样下跪，对他稍有不敬就要以冒犯天颜之罪受到惩处，所有这些，当然不能说明这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独裁政府是这样的：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触犯法律。所以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
历史同期声：1738年，即中国清代乾隆3年，俄、德、法缔结和约；1740年，即乾隆5年，清代地理全书《大清一统志》编纂完成。
戴维·休谟（英国人，1711-1776，相当于中国清代康熙、乾隆年间）
戴维·休谟与洛克、柏克莱并称经验主义哲学三大代表人物，休谟被西方很多人认为是欧洲史上最好的思想家。他认为任何不经观察与经验所得的知识，都是无意义的。人类的认知包括知觉与思想观念，思想观念所反映的不是客观经验世界，而是印象。一切知识，都是对印象的仿真与组合。知觉最初是由未知的原因产生在心中的。除了知觉之外，再也不能设想任何一种存在。人们所能知道的也只是呈现在自己心中的感觉和印象，永远不会真正超越出自身一步。因此，所谓存在，不是别的，只是心中的一些知觉。尽管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是由理念决定的。
两个世纪之后，爱因斯坦说自己构思相对论，便是受到休谟的启发。
休谟在当时基督教笼罩的社会中，隐去真实姓名撰文质疑宗教与迷信，倾向于无神论，对《圣经》教义中的因果关系提出质疑，认为信赖一种因果关系，只是人类及其它动物的深刻习惯而已。
休谟与其同时代的欧洲人一样，普遍认为白种人比有色人种远为优秀。但休谟反对奴隶制度。
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以及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根深蒂固，一直到现在，还在西方延续着。他们认为统治有色人种是当然的事，有色人种如果做得比他们优秀，那是难以接受的事。
伏尔泰介绍休谟加入他们的思想家圈子，休谟由此与卢梭成为朋友，后因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
卢梭（法国人，1712-1778，相当于中国清代康熙、乾隆年间）
卢梭著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爱弥尔》、《忏悔录》。他与伏尔泰、狄德罗、戴维·休谟曾经是朋友，后来因意见不合而反目。卢梭生前遭人唾弃，死时穷困潦倒，死后却逐渐被重视，直至被法国大革命利用作为旗帜，被称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与“自由的奠基人”。
1762年（清乾隆27年）卢梭出版《民约论》（又译名《社会契约论》），主张理想的政治权威并不存在，所以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卢梭“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民权”“公意”等等思想，深刻影响了现代民主思潮与运动，影响了启蒙运动、激进主义、三民主义、五四运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影响了法国大革命乃至欧洲逐渐废除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影响了美国摆脱英帝国统治独立建国，影响了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以及美国与法国的宪法，也影响了希特勒纳粹德国。这些思潮与运动，虽然彼此不同意甚至水火不兼容，但却无不与卢梭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民权、公意”等等思想密切关联。
卢梭提出“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生而自由，但却从未跳出枷锁。他反对专制、暴政，提出个人自由大于集体自由。主张自然准则高于社会准则，但主权高于人权，集体权力高于个人权力。他质疑多数人的意愿是否一定正确（民主不必然带来正确的抉择），主张政府应排除多数人意愿的影响，而捍卫自由、平等与公正。他主张法治要结合德治，政治不应与道德分离。当一个国家不能以德服人，它就不能正常地发挥本身的功能，也不能建立对个人的权威。
卢梭是最早攻击私人财产制度的现代思想家之一，因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始祖之一。他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主张自由平等。认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是财产的私有，但他不主张废除私有制。认为社会中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人方便做到欺骗大众，不平等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特点。政府不应只保护少数人的财富和权利，而应保护每个人的权利与平等。但最好的政治，应该由有智慧的人来统治，来最好地体现公众意志。
卢梭倾向于唯物主义自然神论，主张感觉是认识的来源，认为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强调人的理性能够认识并改变现实，能够建立理想的政治制度。
法国启蒙运动以及所有近代激进主义最核心的思想，认为一切现实的制度，都必须在理性法则面前接受审判，凡是不能证明其合理性的，都应该被推翻。这个思想观念就来自于卢梭。所谓激进主义，是对现存社会制度强烈不满，甚至彻底否定，急切想做出根本改变。激进主义的表现形式很多，倾向于更富于公正或科学的社会激进变革的，属于左翼激进主义，如马克思主义；倾向于使社会迅速回到过去状态甚至旧价值体系的，属于右翼激进主义，如主张宗教原教旨主义；还有一些属于极端的种族主义。中国二十世纪初以“科学、民主”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属于激进民主主义。
19世纪兴起的民粹主义，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也与卢梭“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民权公意，集体权力高于个人权力，主权高于人权”等思想不无关联，但都走向极端。民粹主义极端强调平民大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大众的决定作为所有政治制度与行为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主张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强调全民公决、人民决策制度。法西斯主义则集中了民族主义、种族歧视、国家主义集权，主张个人意志严格服从于国家意志，严厉镇压异己分子。
但是英国的戴维·休谟等人，非常不同意卢梭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有限，不可能脱离传统与习惯，不应对人的理性寄予太高期望。他们认为卢梭依靠人类理性构建理想制度的观点，过于狂妄和理想化，太高估了理性的力量。而且世界上的不幸，也并非完全由制度缺陷所造成。
欧洲有一种对卢梭的典型看法，英国的学者认为卢梭的思想会导致出现希特勒（希特勒也是民选领袖），而洛克的思想则会导致出现罗斯福和丘吉尔。
卢梭认为，在社会与文明出现以前，人的本质是好的，是“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当社会与文明出现后，“好人”被社会经历所折磨和侵蚀。社会的发展导致了人类不幸的继续。艺术与科学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知识的积累，加强了政府的统治而压制了个人的自由。物质文明的发展，事实上破坏了真挚的友谊，取而代之的是嫉妒、畏惧和怀疑。伏尔泰则不同意卢梭假设的“高贵野蛮人”理论。
卢梭主张教育的目的在秉承天性培养自然的人，反对欧洲传统教育戕害、轻视儿童，主张提高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改革教育内容与方法，顺应儿童本性，情感教育要先于理智教育，要使其学会生活技能，使其身心自由发展。卢梭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思想有深刻的影响，我们在杜威的教育思想中不难发现卢梭的影子。
集中卢梭教育思想的《爱弥尔》一书，刚刚出版就遭到法国查禁，而且使卢梭被众多学者围攻，巴黎高等法院甚至发出了逮捕令，使其逃跑并流亡8年。著名的《忏悔录》一书，就是卢梭临终前，在栖栖遑遑穷困潦倒的境遇中写就的。
历史同期声：1743年，即中国清代乾隆8年，清朝太医吴谦主编的大型医学丛书《医宗金鉴》完成。1747年，英法在印度争夺殖民地，连年战争。1755年，英法为争夺美洲殖民地发生战争。1757年，即清乾隆22年，当清朝发现英国、荷兰等国商人行径非善、意图复杂之后，除广州十三行一处以外，禁止与英国商人互市贸易。同年，英国收孟加拉国为保护国，分裂印度。1759年，英国夺取加拿大。
亚当·斯密（苏格兰人，1723-1790，相当于中国清代雍正、乾隆年间）
亚当·斯密著《国富论》（严复译名《原富》），1776年（乾隆42年）出版，同年美国建国。亚氏被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主要观点：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紧缺的货品。他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将因自由市场而转变为新制度，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因为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社会制度的必然改变，其改变的主要动力是“人性”中的欲望，并藉助理智来实现。斯密的理论被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曾经说到：“中国（当时）是远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有的国家”。（弗兰克通过大量史料证明，到欧洲资本主义初期，“中国最强，欧洲最弱，日本和印度介于二者之间”。）
历史同期声：1764年，即中国清代乾隆30年，英国发明蒸汽机。1767年，即乾隆33年，英国发明纺纱机。1775年，即乾隆41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1776年，美国建国。
康德（德国人，1724-1804，相当于中国清代雍正、乾隆、嘉庆年间）
1781年（乾隆47年）康德出版《纯粹理性批判》，1788年（乾隆54年）出版《实践理性批判》，1790年（乾隆56年）出版《判断力批判》。主要观点：
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事物，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相。
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要真正做到有道德，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他在1754（乾隆19年）出版的《论地球自转是否变化和地球是否要衰老》中，对“宇宙不变论”大胆提出怀疑。
在1755（乾隆20年）出版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首先提出太阳系起源星云说，认为太阳系是由一团星云演变来的。这团星云由大小不等的固体微粒组成，“天体在吸引力最强的地方开始形成”。
在1795年（乾隆60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
历史同期声：1782，即乾隆47年，纪晓岚主编《四库全书》完成。1783年，即乾隆48年，长达8年的美国独立战争结束，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美国独立战争的背后，是开发美洲新大陆的新教加尔文教派清教徒势力，与当时位居英国政教合一统治地位的天主教徒势力之间的利益之争。1788年，即乾隆53年，美国召开首次国会；英国殖民于澳洲。1789年，即乾隆54年，法国大革命；华盛顿就任美国总统。
潘恩（英裔美国人，1737-1809，相当于中国清代乾隆、嘉庆时期）
潘恩1776年（乾隆41年）出版《常识》，极大鼓舞了美国独立运动。他主张用武力争取美国独立，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能保障“人权和自由”的北美联邦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名就来自潘恩。1791年（乾隆56年），他出版《人权论》，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指导作品之一。他谴责拿破仑是独裁者，是前所未有的江湖骗子。1794年（乾隆59年）出版《理性时代》，提倡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神论，反对宗教迷信；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废除国教。1802年（嘉庆8年），他受美国杰斐逊总统邀请回到美国，却因《理性时代》的宗教主张，遭到美国人强烈反对，使他声名狼藉，受尽奚落、侮辱与攻击，最后被人打了一枪，在默默无闻中死去，几乎无人来参加他的葬礼。
历史同期声：1792年，即乾隆57年，法国首次共和政治达成；欧洲几国发动首次针对法国的同盟战争。1793年，即乾隆58年，英王乔治三世派使团到北京，请求中国扩大开放增强贸易。乾隆皇帝鉴于英国多在国际贸易中夹杂殖民及其他威胁贸易国利益的行为，回绝了英王乔治三世的要求。1794，即乾隆59年，法国热月政变终结了法国大革命。
四、十九世纪的思想巨擘
黑格尔（德国人，1770-1831，相当于中国清代乾隆、嘉庆时期）
黑格尔出版《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法哲学原理》、《哲学史讲录》、《历史哲学》、《美学》、《宗教哲学讲录》，他认为：合理即存在，存在即合理。对现实的抽象就是对现实的毁灭。历史的每个变化，是为解决前一进程中的矛盾而出现的。意识存在于无限多个概念之上，而对立的抽象内省的形态只是其中一种。意识是自由的、独立存在的、有个性的，意识仅仅属于精神。通常意义上的意识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事物总体的概念，二是对事物具体反应的抽象概念。每个人自我意识不同，对事物反应也不同。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意识的偏移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取决于他的正常状态，取决于他对上帝的尊敬程度。要了解这种概念的程度，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
历史同期声：1795年，即乾隆60年，波兰亡国，英国夺取非洲好望角；1804年，即嘉庆9年，《拿破仑法典》颁布，拿破仑登皇帝位；1805年，即嘉庆10年，清朝禁止洋人在中国传教；1807年，即嘉庆12年，美国人发明汽船。
杰里米•边沁（英国人，1748—1832，相当于中国清代乾嘉道光时期）
边沁是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理学家和社会改革者。他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创立者、政治上的激进分子，是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也是动物权利的宣扬者及自然权利的反对者，他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也有重大贡献。有《道德和立法原则概述》，《赏罚原理》等著作。功利主义影响了后来的实用主义。
边沁的功利主义表现为，在法律方面，他认为英国的自然法与普通法存在诸多虚构的神话逻辑，主张对法律改革“去神秘化”，法律的价值由促进相关者的愉快、幸福与善的程度来衡量。
在伦理方面，边沁认为，所谓“善”，就是最大程度增加了幸福，最小程度引发痛苦；“恶”则相反。而这种快乐和痛苦，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因此，快乐就是好的，痛苦就是坏的。
在政治方面，边沁认为，好的政治应以产生“最大幸福”为原则，使最多数人产生最大幸福，并将痛苦降到最低。必要时，可以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为此，边沁提出“幸福计算”程序，并试图应用于社会和政治改革。但这种“幸福计算”，“幸福指数”，连边沁思想的推崇者也承认无法准确定义与实施。
在货币经济学方面，边沁认为货币扩张有助于增加就业。
边沁的功利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对西方经济学影响重大。挑战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经济学，影响了约翰·穆勒，影响了货币理论、政府干预主义、凯恩斯经济学、边际理论、厂商和消费理论及福利经济学，影响了享乐主义、存在主义、消费主义。
在欧洲还不把犯人、黑人、女人当人看的时候，边沁就提出了维护动物不受人类虐待产生痛苦的主张。
拿破仑（法国人，1769-1821，相当于中国清代乾嘉道光时期）
1804年（嘉庆9年），在拿破仑主持下，法国议会通过《拿破仑法典》，也称《民法典》，这部法典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对很多国家立法产生很大影响。法典规定，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废除封建特权，摆脱教会控制，规定了人身自由、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准则。
西方的法律系统大致分为大陆法系、英美法系。
大陆法系以《拿破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分别代表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法典，以制订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为依据，法官主导法庭。
英美法系则以判例法为特色，延续了中世纪以来的判例，法庭上以控辩双方辩论为主，法官消极中立。美国法系在英国法系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变化。比如，英国的上议院实际是最高法院，而美国则有两套法院组织系统——联邦法院组织系统、州法院组织系统。英美在判例的基础上，也补充制订了一些法律。
克劳塞维茨（德国人，1780-1831，相当于中国清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
19世纪初（嘉庆中期）克劳塞维茨完成《战争论》，是西方近代军事理论奠基之作。
戴维·李嘉图（英国犹太人，1772-1823，相当于中国清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
1817年（嘉庆末期）李嘉图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建立劳动价值论、分配论，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他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它在劳动者、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阐明工资与利润、地租对立，论述货币流通量规律，及对外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
历史同期声：1811年，西班牙殖民地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宣布独立。
叔本华（德国人，1788-1860，相当于中国清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
叔本华受印度哲学、佛学深刻影响，1819年（嘉庆末期）出版了《作为意志和表相的世界》，认为世界分为两部分：一是表相，一是意志。表相的存在源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其一是感性和知性，其二是意志。但意志是决定性的，任何表相都只是意志的客体化；意志永远表现为某种无法满足而又无所不在的欲求。于是世界的本质就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求，无法摆脱其痛苦本质。人只有在摆脱欲望冲动的时候，才能获得根本自由，只有打破意志对于行为本身的控制，才能获得幸福。但这种禁欲主义的行为本身就是苦行。
其学说深刻影响了尼采、萨特、维特根斯坦、博格森、波普尔、佛洛伊德、荣格、托尔斯泰、莫泊桑、托马斯·曼、萧伯纳、瓦格纳、马勒、爱因斯坦、薛定谔、达尔文、王国维。
历史同期声：1813，即中国清代嘉庆18年，清朝严禁鸦片。1814年，即嘉庆19年，英国发明火车；清朝限制英国商船，继续查禁鸦片。1815年，即嘉庆20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1816年，即嘉庆21年，英国采用金本位制。1818年，即嘉庆23年，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智利独立。1819年，即嘉庆24年，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1821-1822年，即道光1-2年，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墨西哥、秘鲁独立，葡萄牙在南美的殖民地巴西独立。1826年，即道光6年，伦敦大学创立。1829-1830年间，即道光9-10年，委内瑞拉建立联邦共和国，希腊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独立，比利时从荷兰统治下独立，哥伦比亚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
孔德（法国人，1798-1857，相当于中国清代嘉庆、道光时期）
1842年（道光23年）孔德出版《实证主义教程》第四卷，首次提出“社会学”名称与框架构想。
约翰·穆勒（又译为约翰·密尔，英国人，1806—1873）
约翰·穆勒是著名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著有《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自由》、《论代议制政府》、《效益主义》、《女性的屈从地位》、《论社会主义》。
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成为西方经济学三部具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之一。
穆勒的《自由论》（严复在1903年译为《群己权界论》）是西方近代自由主义代表作，该书针对当时充斥英国的宗教专制与普遍的伪善，系统地对个人自由做了最强烈的辩护。他在书中说“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他主张，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个人对社会负责的唯一条件是，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的利益。但个人在追求某一合法目标时，无论在任何制度中，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他人利益的影响，造成他人利益的损失。因而基于边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判断一个人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是：是否对社会普遍利益造成危害。而由于人类难免犯错，理性有限，所以要经过自由讨论才可能最大程度趋向“真理”。因此，对任何探究的封杀或排斥，都是不明智的，都会造成人类的损失。只有通过争辩，才能让人们学会更好地表述和捍卫“真理”，并使“真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没有争辩或不许争辩，只会让已建立的“真理”不堪一击。
卡尔·马克思（德国犹太人，1818-1883，相当于中国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
1846年（道光27年）马克思出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实践是检验思维真实性的标准。
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1848年（道光29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出版，1867年（同治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几年以后，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提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深刻影响了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权的崛起，影响了后来的新左派思想。
历史同期声：1838年，即清道光19年，英国蒸汽轮船“天狼星号”首航大西洋抵达纽约，这是英、美两国横渡大西洋定期运输的开端。1840年，即清道光21年，英国为打开中国市场和文化的大门，借口中方销毁鸦片，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作为英国军费，分24年付清。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由中国与英国议定。英国商人可自由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限制，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英国人在中国犯罪可不受中国法律制裁。
继而列强援例争先恐后侵华，1844年，美国胁迫中国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法国胁迫中国签订《黄埔条约》，享有领事裁判权和宗教传播权。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与商品的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达尔文（英国人，1809-1882，相当于中国清代嘉庆、道光、同治时期）
1859年（咸丰10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提出进化论。进化论思想，一方面挑战了宗教与神学，一方面也使得西方社会心理，在固有的宗教与种族歧视基础上，更加信奉竞争，信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信奉利益胜过道义，甚至信奉利益就是道义，信奉弱肉强食的社会丛林法则，既主张竞争要讲规则、讲平等、讲自由、讲人权，也认为竞争中无所不用其极是合理的。
进化论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西方，演变为西方政治学的霸权主义、经济学的唯市场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社会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与市场竞争、自由、民主、人权概念合并，使得西方在提倡公平竞争尊重法治的同时，也理直气壮地在竞争中规避法律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并且为“大鱼”同“小鱼”进行所谓的“平等竞争，自由兼并”打开了自由之门，使具备垄断优势的超级资本势力、超级工商业势力得以崛起，并与政治、宗教、军事势力结合，在国际各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进化论思想，使西方国际政治经济思想的背景，在打击、征服异教徒的固有宗教思想之上，又加入了弱肉强食、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因而进一步巩固了西方的霸权思想。
西方人也是人，并非不讲道义，也并非不崇尚真善美，但在这样的宗教与文化价值观引导的形势下，纷纷主动或被动地奉行竞争与丛林法则，使得利益至上成为主流价值观。因而，当利益与道义发生矛盾时，牺牲道义就可以被接受，甚至利益就是道义，强权就是公理。
当崇尚道义、主张利益服从于道义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遇到西方崇尚利益、道义服从于利益的价值观，那真是“劣币驱逐良币”“野蛮胜过文明”“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近现代世界范围的殖民扩张、侵略、掠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霸权行为，均源于西方，与这些文化与宗教思想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斯宾塞（英国人，1820-1903，相当于中国清代道光至光绪年间）
19世纪中叶（道光咸丰年间）斯宾塞出版社会学著作《群学肄言》（严复译），把进化论用在社会学中。斯氏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他认为社会进化过程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也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进而认为社会进化是一种自然过程，应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而不应做人为的干涉，因而反对社会福利和国家计划，反对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优势种族统治劣势种族观念，白人认为“有责任”统治世界上的有色种族，因为白人是优等种族，有色种族是“劣等”种族。
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启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也启发了市场经济应该彻底自由、放任竞争、反对干预的思想。
历史同期声：1850年，即中国清代道光31年，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事。1851年，即道光32年，伦敦举办万国博览会。
1854年，即咸丰5年，英国针对过去权力过分集中于国王，后来实行了议会制度又出现普遍贿选腐败和任人唯亲的弊端，提出了《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奠定了英国文官制度的基础。英国文官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纷纷效法，并一直实行到现在。然而，英国文官制度是借鉴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而来。西方的考试制度则是借鉴中国的科举制而来。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也借鉴了中国古代监察御史制度与百官系统制衡君权的体制。中国古代的“开明政治”成为西方启蒙时代“理想政府”的模式。中国从上古的禅让推选贤才制度，到汉代的诏举贤良方正，以及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乃至唐玄宗以来至清末的博学鸿儒科，都是通过推选或考试，选贤与能，力求“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通过不断选拔民间优秀人才进入官吏系统，达成官吏系统的新陈代谢。同时，文官系统在宰相领导下工作，既制衡了君权，又使日常政务不至于出现经常性动荡。西方后来出现的公司股东、董事与经理人制度，也是受此启发而来。
法国重农学派认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是自由而不是奴役的产物，它不是服从君主的个人意志，而只是体现了自然秩序的统治。换言之，君主作为专制主义的化身，他只是传达自然秩序法则的工具。他就好比乐队的指挥，每一个乐师必须服从他的手势，听从其指挥，决不容许有任何偏离和差错。这种乐队指挥的专制主义建立在对于乐谱的绝对服从上，无所谓暴政。”
在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一味地崇洋媚外否定自己历史文化的时候，大概很多中国人还不知道，17-18 世纪，在欧洲加快现代化步伐的同时，“中国热”已经席卷了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路易十五发动用中国瓷器取代银器的“日用品革命”，陶瓷、丝绸、漆器风靡欧洲，喝茶、摇扇子、养金鱼、打阳伞、长袍马褂、轿子以及轿子演变的马车、园林建设，从欧洲的宫廷推广到社会。大街上常见到崇拜中国的“中国舞场”、“中国咖啡室”、“中国浴室”、“中国影戏”等等。伏尔泰改编的元曲《赵氏孤儿》轰动一时，王公贵族家喻户晓。英国《世界杂志》慨叹：“现在的风气，一切都变成中国式或中国化了。椅、桌、炉橱、镜框，甚至最平常的用具，无一不受中国的影响。”
莱布尼茨说：“有必要请中国派遣人员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及实践。”
伏尔泰鼓吹欧洲全盘中华化，说：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当我们还是野蛮人的时候，这个民族已有高度的文明了”。“在欧洲陷于迷信腐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实行最有道德的纯粹宗教了”。“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
魁奈说：“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没有人能否认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是已知的人口最稠密而又最繁荣的王国。”“胜过欧洲最文明的国家。”
狄德罗说：中国人一旦发现道德居所有科学之首，“他们可以确定地说，他们有两只眼睛，我们只有一只眼睛，而全世界其余的人都是盲者了”。
霍尔巴赫说：“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道德成为一切合理人们唯一的宗教，因之道德科学之进一步的研究，遂成为获得职务或立身致仕的唯一法门”。所以“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
黑格尔说：“除却皇帝的尊严以外，中国臣民中可以说没有特殊阶级，没有贵族；唯有皇室诸子和公卿儿孙享有一种特权，但这与其说是由于门阀，无宁谓地位的关系使然。其余则人人一律平等，而唯有才能胜任者得为行政官僚，因此国家公职皆由最有才智与学问的人充当。所以他国每每把中国当作一种理想的标准，便是我们也可以拿来做模范的。”
然而，二十世纪初领导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知识分子们，却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乃至全部文化通盘否定，不问青红皂白，通通戴上“封建、专制、愚昧、落后、腐朽”的大帽子，实在是让人只有扼腕长叹息了！）
弗洛依德（奥地利犹太人，1856-1939，相当于中国清代咸丰到民国时期）
1856年（咸丰7年）弗洛伊德出版《精神分析引论》，提出性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方法，开启了现代心理学之门。
历史同期声：1860年，即中国清代咸丰1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英法火烧圆明园。1861，即咸丰12年，美国的南方与北方因经济、政治矛盾而引发了南北战争，北方军队破例吸收了黑奴入伍，成为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同年，俄国解放农奴。1863年，即咸丰3年，美国总统林肯颁布赦黑奴令。1866年，即同治5年，中国设江南机器局。1867年，即同治6年，中国设立翻译西方著作的“同文馆”，日本明治天皇即位，马克思《资本论》出版。1868年，即光绪7年，日本鉴于欧美列强侵华，开始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学习欧美技术，推行工业化，发展西式教育，使社会生活欧洲化，走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从此为害亚洲邻国，害人害己。1872年，即同治12年，日本改用公历。1873年，即同治13年，西班牙改为共和制。
赫胥黎（英国人，1825-1895，相当于中国清代道光至光绪年间）
1893年（光绪23年），赫胥黎的演讲稿被整理为《天演论》，发挥了达尔文进化论，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尼采（德国人，1844-1900，相当于中国清代道光至光绪年间）
尼采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鼓吹人生价值、理性主义，以强力意志代替上帝，颠覆性地冲击了基督教道德思想和传统价值。他提出“上帝死了”，认为人类面临巨大的精神危机。尼采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深刻影响了雅斯贝尔斯、萨特、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茨威格、托马斯•曼、萧伯纳、里尔克、纪德、鲁迅、黑塞。
顺便提一下黑塞（1877-1962），他是德国人，后来加入瑞士籍，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彼得·卡门青》、《荒原狼》、《东方之行》、《玻璃球游戏》。黑塞的父亲是德国人，是基督教新教牧师，母亲是生于印度的法籍瑞士人。黑塞一直苦苦探索人类精神获得解放的途径，他在中年、老年时，分别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取代了海明威作品的地位，影响了美国大众读者以及印度、日本读者。黑塞通过晚年的作品，给出了他毕生探索人类精神解放途径的答案：那就是中国老子、庄子讲的大道，易经、孔子学说和禅宗，以及印度释迦牟尼的佛学智慧。但黑塞的作品中译本极少，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他。
马汉（美国人，1840-1914，相当于中国清代道光至民国初期）
马汉是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海权论鼻祖。其“海权论三部曲”理论，提出不可能再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美国应与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英国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
马汉明确表示，其海权论是为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提供基础，并公开声称“强权即公理”。马汉曾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海军顾问，他的理论成了美国海军发展和海上扩张的理论根据。1890年（清光绪2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海军法案》，美国开始大规模发展海军。19世纪最后10年，美国的海军实力由世界第12位跃升为第3位，仅次于英、法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完全控制了太平洋，把太平洋当作自己的“内湖”。
二战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曾达5000多个（半数在海外）。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形势变化以及驻在国人民的反对，美国调整了军事基地布局。据2009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美国当年驻海外军事基地有716处，遍及六大洲（除南极洲外）、四大洋，辐射全球。其中，陆军基地293处，空军基地261处，海军基地136处，海军陆战队基地26处。如果加上未列入公布数据的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开辟的数百个基地，和在“新欧洲”国家修建的十数个基地，以及通过政府间秘密协议获取的或其它不适宜公布的场地，美国管控运作的军事基地不下上千处。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说：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制海权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乃至未来，美国因此而致力于保有最强大的海军，以控制全球海权。强大的海权，是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基础之一，也是美国经营国际政治的重要筹码。
马汉提出的英美近亲合作控制海权的思路，启发了美国与英国，北约国家，以及其他地区的利益同盟国，在数十年来的国际政治中，缕缕联合狩猎般合作出击，逐鹿世界霸权。
“强权胜公理”的概念，由此深深扎根美国、英国、北约及其利益同盟国。美国联合利益同盟国，以军事手段威慑他国，支撑霸权，支撑美元，支撑其全球战略与利益讹诈。同时，美国联合其利益同盟国，以鼓吹民主、自由、人权、完全彻底的市场化以及全球化，来分化瓦解东欧、前苏联国家、非洲、中东以及亚洲国家。
既然强权胜公理，当然强权也胜过真理，胜过民主自由与人权。
马克斯·韦伯（德国犹太人，1864-1920，相当于中国清代同治到民国初期）
韦伯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古犹太教》、《经济与历史》。他提出：宗教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的崛起归功于犹太教的影响，犹太教不只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始祖，同时也是现代西方世界崛起的关键因素，因为它影响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
他将“资本主义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企业家的共同倾向是试图以最小努力赚取最大利润，而隐藏在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为此而自然选择以资本支配他人。
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根源，来自于新教加尔文教派。加尔文教派支持理性地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活动，并赋予其宗教正面的精神及道德意义，直接或间接鼓励了对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新教对于制鞋匠的描绘：“那是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制鞋，将整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现代所谓“工作伦理”这个词语，就源自于韦伯讨论的“新教徒伦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扮演重要角色，教义逐渐转变为争取理性的经济获利，以此表达他们受到上帝的祝福。受到这种教义扶助的资本主义，很快便发展得越来越庞大。
他公式化了社会阶层三大要件理论：1、“社会阶级”由经济与市场互动所决定。2、社会地位由非经济成分如荣誉、声望或宗教构成。3、政党则代表一个人与政治界的联系。这三种社会要件，都会影响人们的际遇和命运。
他认为“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且位居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他指出，新教加尔文教派的影响是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变革以及经济体系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他也指出，这并非促成发展的唯一因素，其他重要因素还包括：理性主义对于科学的追求，数学的科学统计，法律学，政府行政理性的系统化，以及企业。
他认为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永远不能彻底的归纳和记载。因为研究者必须一直有着概念上的认知才能加以探索，而这种前提是理想化的，不与任何实际现象有完全一样的特征。
他认为，政治是任何会影响到控制暴力的权力分配的活动，因此政治纯粹来自于权力。政治家不能被视为是一个“真正道德的基督徒”。现实政治界没有圣人加入的空间。政治家应采纳的伦理，是道德与政治目标的权衡，以及负责任的伦理，并且必须对他的职业拥有强烈的热情，同时必须学会将情绪好恶与实际目标区隔开。
他提出了三种政治模式：魅力型支配（家族和宗教）、传统权威（宗主、父权、封建制度）、以及官僚型支配（现代的法律和国家、官僚）。并认为历史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关系，多少包含了这样的成分。魅力型权威的不稳定性，必然导致其被迫转变为传统权威或者官僚型权威。在纯粹的传统型支配里，被支配者的抵抗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产生“传统的革命”。因此社会会逐渐朝向一个理性合法的权威架构发展，并且利用官僚的架构制度，这不是理想的制度，但却很有效。
他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认为：
儒教和基督教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族伦理。
相反，新教则以那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这样强烈的信仰和热情的行动，则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这种在精神上的差异，便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
他在《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中认为：
种姓制度阻挠了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印度和中国的宗教，都将人类生命的意义，解释为超脱世俗或是神秘性经验，其知识分子通常倾向于厌恶政治，而社会往往被区分为受过教育与否的两种阶级，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作为先知或智者榜样，而未受教育的大众则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庸俗里，并且相信迷信的民间巫术。在亚洲社会，如同基督教弥赛亚一般，能够不分受过教育与否，皆给予救赎和指引的救世主并不存在。正因为弥赛亚救世主起源于近东国家，使得他们与亚洲大陆的主要宗教产生差异，西方国家也因此免于走上中国和印度的道路。
马克斯·韦伯对亚洲文化的认知有其道理，但对中国和印度文化的了解并不全面，更不彻底。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源于印度的佛教，并不缺少“救世主”思想，相反，其救世的思想远比“弥赛亚”要宽广彻底，主张的是普度众生、有教无类、众生平等、一视同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尊重一切圣贤、一切众生，没有种族歧视、宗教歧视、文化歧视，具有最广泛的包容度与平等观念。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以“道”为核心，以形而上道和形而下道的体用相承为文化主轴与正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不是人格化的神或上帝，因而没有自我或偏私，对万物和他人是真正一视同仁、天下为公的。“道”与万事万物也并非对立，而是一体不二、体用不二。形而下各行各业各种事物的道，与形而上道的精神一脉相承，离开了“道”就走了偏道、邪道、岔道、下道。天地人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是和谐一体的，并无割裂。而西方文化中，宗教歧视、种族歧视、万物歧视根深蒂固，上帝与人以及大自然万物不平等，人与大自然万物也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宗教不平等，种族不平等，文化不平等，政治不平等，这些都与弥赛亚救世主观念自相矛盾。
不难看出，韦伯对政治、国家、社会、宗教、人生命运的概念，是以权力、利益为核心的。这也代表了西方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的普遍思想。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道义为核心，利益从属于道义，政权掌握者兼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教化责任，面对“春秋大义”，要对历史文化精神负责。
历史同期声：1875年，即中国清代光绪元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西班牙恢复王权政治，法国第三次共和成立。1867年，即光绪3年，清朝派出留洋学生。1877年，即光绪13年，英国国王兼任印度国王。1879，即光绪15年，美国爱迪生发明电灯，日本吞并琉球群岛，爱因斯坦出生。1880年，即光绪14年，西方列强瓜分非洲。1881年，即光绪15年，巴拿马运河开工。1882年，即光绪16年，英国驱逐埃及国王。1884年，即光绪18年，英国制订格林威治子午线。1885年，即光绪19年，日本实行内阁制。1888年，即光绪22年，天津大沽铁道建成。1889年，即光绪23年，日本颁布宪法。1890年，即光绪24年，日本开始实行国会制度。1894年，即光绪28年，中日甲午战争，孙中山创立“兴中会”。1895年，即光绪29年，日本乘清朝衰落之机，逼迫朝鲜独立于清朝。同年，武汉汉阳炼铁厂建成，张之洞创建自强新军，日本、英国、德国分别在上海设立纱场，德国人伦琴发明X光射线。1896年，即光绪30年，张之洞设立“强学会”。1897年，即光绪31年，日本采用金本位制，康有为上书请求变法，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
五、二十世纪的思想巨擘
麦金德（英国人，1861-1947，相当于中国清代同治到民国时期）
麦金德是地缘政治学家，著有《历史的地理枢纽》、《不列颠与不列颠的海洋》和《民主的理想和现实》，首次以全球战略观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因提出“大陆腹地说”的全球战略观念而闻名于世。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为“世界岛”，把世界岛最僻远的地方称为“腹地”。他引证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来自大陆腹地的征服者，对边缘地带，向着三个方向扩张和侵略：向东南方向季风边缘区和澳大利亚；向东北方向经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到美洲；向西到欧洲边缘地带和南部腹地。他认为世界历史总的来说，是按这些方向发展的。
1919 年（民国9年），他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他认为，如果德国和俄国结盟或者德国征服俄国，或者中日联盟，都有可能成为征服世界的强大势力。他还提出了后来“北约”组织的雏形。
麦金德对西方政治军事影响很深，西方一直担心地注视着、挑拨着中俄关系、中日关系，就与他的思想有关。美国、英国等北约国家，对苏联、东欧、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中国、日本、朝韩、东南亚、非洲及南美国家，所做的政治、军事、贸易、金融、意识形态等多领域立体威慑、策反、分化、制裁、攻击、战争、掠夺，以及其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无不折射了麦金德地缘政治称霸世界的思想路线图。
历史同期声：1898年，即中国清代光绪32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清朝设经济特科，兴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戊戌变法失败。1899年，即光绪33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并焚烧教堂。1900年，即光绪34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孙中山在广东惠州起事失败；美国采用金本位制。1901年，即光绪35年，清朝设外务部；海牙国际法庭成立；英属澳大利亚联邦成立。1903年，即光绪37年，美国成功发明飞机。1905年，即光绪39年，清朝下诏停止科举，兴办学校，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考察欧美各国宪政与经济、社会，此后清朝设立学部、法务部；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任总理。1906年，即光绪40年，清朝批准学部奏折，宣布教育宗旨，预备立宪；俄国国会成立；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实用主义代表人物詹姆士，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詹姆士备忘录》。1908年，即光绪42年，清朝发布召集国会期限，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驾崩，溥仪皇帝即位。1909年，美国发动妇女解放运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开始。1911年，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策动和支持下，宣布外蒙古独立，建立大蒙古国，自称“日光皇帝”，驱逐清政府官员与驻军，并入侵内蒙古。袁世凯出兵经过三年收复内蒙古，但未收复外蒙古。1912年，中华民国采用公历，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公布临时约法，建立参议院，同盟会改为中国国民党，教育部宣布使用注音字母方案。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有必要多介绍一下《詹姆士备忘录》。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实用主义代表人物詹姆士，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也即《詹姆士备忘录》，主张“中国正面临一场革命。当然，因为这个国家人口众多、土地广袤，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它不会如日本革命那样迅速地发生。人们相信，除了暂时的挫折与反动，这一已经开始的革命不会再全然失败。世界上每个大国不可避免地会与这一巨大变革发生程度不等的紧密联系。至于是什么样的关系，那要由这些国家自己来决定——是亲善、友好、同情，还是铁拳暴力相向。关于这件事情，我们美国当毫不犹豫地加以决断。哪个国家能够做到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那个国家为此付出的一些努力，就会在道义、文化及商业的影响力方面，取得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就成功地把中国留学潮引向美国，并使其长盛不衰，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文化知识和精神，对中国领袖群体起主宰作用，从而以最令人满意又最微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走向……总之，这样一个使节团的访问，会留下多方面的长远影响，其价值将极大地超过整个举动可能所需的代价。它会在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向上结出硕果，超过我们目前的预期，在教育、工商和国务领域，显示出新奇的得益可能性。此举的道义影响一经扩展，即使从纯粹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付出相同代价获得更多的回报——道义精神上的主宰比军旗更必然地为商贸开辟道路。”
《詹姆士备忘录》，启发了美国将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所获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作为退款给中国，但要求中国须将该款用在派遣留学生赴美留学的项目上，以此培养亲美的中国学人。为赴美前培训，清朝设立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胡适就是第二批庚款赴美留学生之一。
于是，列强纷纷效法此策略，吸引中国留学生，或“帮助”中国建立西式学校（包括很多教会学校），引导中国建立西式大学，取代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对中国做文化与学术思想的殖民，培养亲欧美或亲日派的中国学人，通过他们给中国普罗大众洗脑，贬低丑化中国传统文化，引导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走向。
该文化政治阴谋，从百年前延续到现在，也正在延续到未来。但中国却极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在清末挨打失去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历史背景下，在《詹姆士备忘录》这样的文化政治阴谋下，被受过西方或日本教育的知识分子，自认为出于爱国的动机，为了振兴中国而鼓动发起的。1919年5月4日前夕，曾经留学日本的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文，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以留学美国的胡适为代表的一派，在提倡白话文，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以外，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杜威、詹姆士提倡的实用主义，取代儒家学说，而成为新文化运动滥觞。
胡适在留美7年后，尚未拿到博士学位时，在1917年，即回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他在《新青年》积极撰文要“打倒孔家店”，称孔子为“孔老二”，反“封建主义”，反中国传统文化，反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民主、科学与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他用西方历史学的“封建主义”概念，混淆了中国历史的封建概念，误导人们延续至今。其实，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已经结束了封建制，而秦以前的封建制也不同于欧洲的封建制。胡适在1927年到美国拿到第一个博士学位，此后三十余年中，美国多所大学共授予胡适31个博士学位，加拿大的大学授予其2个博士学位，英国牛津大学和香港大学各授予其1个博士学位。胡适一生总共得到36个博士学位，都是英美势力范围的学校所授予的。
陈独秀、胡适、鲁迅（曾留学日本）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当时，钱玄同、陈独秀、吴玉章、鲁迅、刘半农、瞿秋白、蔡元培等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载体——汉字，曾经一度深恶痛绝，力主废除，主张中国改用拉丁字母文字。胡适主张先用白话文过渡，逐步废除汉字。吴玉章后来兼任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汉字拼音拉丁化与简体字改革，进一步使大部份中国人与繁体字（正体字）记载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疏离。
这批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极力反动，既来自于清末被列强侵略凌辱的深彻痛苦反省，也来自于目睹清末中国文化的衰变，感慨强国之路艰难，更来自于留学生涯表面见闻的对比，来自西方固有的宗教与历史文化歧视思维的影响。但是，这批知识分子对于中西历史文化与政治的了解，乃至对于人性的了解，终究困于眼前之所见、所闻、所思、所愤。他们的激进努力，一方面推动了白话文和西式教育在中国的普及，另一方面，也拦腰斩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鼓荡了此后文化与政治的乱局，使此后的中国人不知中国历史与文化为何物，唯人云亦云地以为中国文化乃是封建的、落后的、愚昧的，唯有西方文化才是先进的文明，因而从此“言必称西方”，唯西方马首是瞻。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像20世纪初以来的众多中国人那样，彻底否定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历史将以此为耻！
知识分子是国家社会的中立阶层，代表着国家社会的思维与良心，引导着国家社会的方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知识分子在“士、农、工、商”四大类中，占据重要地位，崇尚独立的人格与思维，崇尚广博而精微的学问，崇尚大道，崇尚经世济民，深知言论对国家社会的因果重大。
领导新文化运动的这些留洋的大知识分子，以尖酸、刻薄、偏激的文风，深刻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风格，以及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风与大众的思维语言风格，一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下知识分子与大众温柔、敦厚、中正的思维语言风格，实在也是历史文化的巨大变异。
近现代以来，不论西方的知识分子，还是受西方影响的东方知识分子，乃至于传媒行业，受城市化职业化趋势的影响，受工商业势力、资本势力、政治势力、宗教势力、学术评价系统的影响很大，真正独立不倚的知识分子与媒体人并不多见，肯长期在寂寞贫寒中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就更少，见识广博而深邃中肯的更是凤毛麟角了。知识分子阶层在新时代的生活压力与利益逼迫或诱惑面前，已经很难再保持真正独立不倚、广博精微与中正不阿，当然也就很难担当得起对国家社会的应有责任了。
据说，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人到了晚年，不少人感到后悔，可是对历史的深刻影响却已无法挽回了。
当时，学贯中西精通数国语言的大家辜鸿铭、徐子明等人，不论留学西洋还是取得西洋博士均比胡适要早很多年，且均曾于北京大学执教，但他们对胡适等人发动的新文化运动非常反感，认为那是自毁文化长城的大灾难。
辜鸿铭出生在马来西亚，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其父是马来西亚华侨，其母是金发碧眼的欧洲人，其义父是在马来西亚经营橡胶园的英国人布朗先生。辜鸿铭刚懂事的时候，义父布朗先生就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义父把10岁的辜鸿铭带往英国学习。临行前，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辜鸿铭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辜鸿铭此后发奋努力，精通9国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成为扎扎实实学贯中西的大家。他崇尚中国传统文化，将《论语》《中庸》《大学》译为英文版，将《论语》《中庸》译为德文版。他常常尖锐地批评西方文化，因其批评得鞭辟入里，而为西方所尊重。20世纪初，西方流行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他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同样是庚子赔款留美学生的梁实秋，暮年时见到《詹姆士备忘录》之后，感慨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罗斯福大概是接受了这个意见，以教育的方式造就一批亲美人才，从而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几句话，我们听起来能不警惕、心寒、惭愧？！”
杜威（美国人，1859-1952，相当于中国清代咸丰到民国时期）
杜威著《哲学的改造》，与美国的詹姆士同为实用主义经验论代表人物。1916年出版《民主主义与教育》，他主张，教育即生活，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学校即社会，学校应成为雏型社会，引导和训练儿童成为社会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并授予其有效的自我指导工具。教育是“生活、成长和经验改造”，是循序渐进的积极发展过程，生活是为了更丰富、更完美的生活，教育也是为了更丰富、更完美的教育。
他批评传统教育“以书本为中心”，为儿童确定他们不理解，不需要的目的，教育变成了苦役。
主张教育要贯穿“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应“在做事里面求学问”，学校课程的真正中心应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学校一切措施都应为了促进儿童成长，教育过程是儿童和教师作为平等者和学习者，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应按真正协作的民主方式进行。学校是儿童成长的场所，是把社会经验澄清而赋予价值观的场所，学校不仅仅在于维持文化传统，而且是缔造、创新文化的摇篮，更是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组织。这种观念，根据杜威的女儿在为杜威所写的传记记载，杜威通过中国的五四运动，看到了青年学生对政治改革的深远影响力，启发了杜威对教育的社会功效给予新的估量。
在20世纪前半世纪的整个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统治了教育舞台。杜威攻击传统教育中形式主义的空泛、严格的特性，认为传统教育以外在的、含有压制性的习惯，忽视学生的禀赋。但杜威也并不赞同所谓进步教育的过分放任。
要知道，工业化以来，大机器生产大范围地改变了社会生活方式，传统的教育方式已经开始动摇。在此历史背景下，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适应了变革的需要，因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配合时代的影响，教育在实用主义、民主化探索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了教育的实用利益化、工业化、庸俗化、商品化，教育与实际利益、工作机会、薪水高低的关联越来越密切。
历史同期声：1917年，俄共革命，结束沙皇统治；中国南北对立。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孙中山《建国方略》发表；苏联领导的第三国际成立。1920年，中国教育部命令学校改用语体文，即白话文。1921年，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在中国成立；中国内战。1922年，苏联建国；墨索里尼开始意大利法西斯专政。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中国北洋政府与民间慷慨援助日本。该地震引发日本强烈地理危机意识，加速筹备侵占中国。
其实在关东大地震之前，日本已经积极筹备侵略朝鲜、中国很多年了，但并未引起中国足够的重视。从中国留日学生杨德邻在1905年寄给湖南的家书中可见一斑：
“日本近来海军得胜回国，沿街遍户扬旗挂彩。英国有一海军大将，统领二千余英兵到日本祝捷，日本礼待甚隆，开欢迎会于日比谷公园，炮声震天地。中国学生到此地者约计有万多人，日本人接待甚是冷淡，不如英国二千人之势力，可见中国弱到极处。日本人之性质，无论贫富，于一切饮食、衣服之无用费，甚俭省。而于国家大事无不克己奉公。即如昨日英国海军大将到时，有某帽子店及某某靴子店、某某漆店，皆特别制一帽子、靴子、漆器送与海军大将，上刻“、‘英日联盟’四字，以表英日两国欢情。此等事，皆不待国家号令，人人踊跃去做。他看日本国就是自己一家，所以看国事就是自己身分上事。
“中国人以为国家事只有国家担任，与我不相干，所以中国弱，日本强。日本的女子都要干国家的事，日俄之战，日本女人集资开一爱国妇人协会，以护卫战士。近日虽已停战，更添一爱国妇人扩张海军会，以为将来战事地步。此等思想皆中国女人向来所无。现在日俄战事虽已结局，然日本想打中国主意，其心甚深。各街上都有清国语学堂，少年子弟，多是讲求英国语、法国语、朝鲜语、俄国语、清国语的。所以讲求英语、法语者，国事上学问上之交涉也。所以讲求俄国语、朝鲜语、清国语者，打三国之主意也。现在俄国已被他打败了，朝鲜已被他压制了。我们中国到日本者，人虽多，懂日本话者很少，于他国的事情，打听很难。他的学生，来游中国者，都能通中国语，是以中国的事情，一点都被他探听了。
“我们乡间人听见有人学东文学、英文，必然骂他是洋教、说鬼子话，殊不知世界各国，凡稍有学问之人，必懂得二三国的语言，不独日本然也。日本高等学生，必懂得英国、法国两国之语。
“今比较日本与中国之性质：
“1．日本女子人人读书，女子学堂之多，遍地皆是；中国女子人人不知读书，女学堂全然无之。
“2．日本女子十四五岁时，就可以经营商业，独当门面；中国女子十七八岁时只当得小姐，藏在房内。
“3．日本女子堂堂正正，不知畏人；中国女子见人就躲，缩头缩尾。
“4．日本男子人人看报，以不晓得世界事为可耻；中国男子人人不看报，以讲到世界上的事为荒唐。
“5．日本男女，人人勤快，人人俭省（日本吃食多半是生冷，且极少，每餐生白菜一酱油碟，或豆腐二片，或小鱼一只，中国人多半吃不下口）；中国男子多半懒如蛇，好吃如猫。
“6．日本自贵人至下等，无不做事之人；中国人大半睡晏觉（午休），肩床铺，吃洋烟（日本不吃纸烟，所作纸烟，多半卖与中国人），抹纸牌。
“7．日本人做事之时，也要读书，无一时闲（日本人拖东洋车的与门面做生意的皆手中拿一本书）；中国人读书者不做事，做事者不读书。
“8．中国人好咒人、好打架；日本街上从未见过。
“9．中国向来读呆书，不求个所以然；日本教子弟读活书，第一要晓得眼面前的事，引他以世界上之事。
“10．日本人人尚武，凡学堂内之高等学生，人人皆能击剑、打枪、跑马，所以一有战事，人人能出头；中国早数十年，尚有此风，今则不独读书，不能尚武，即做粗工的人亦复不能武。”
1924年，黄埔军校开办；军阀混战。1928年，蒋中正任中国政府主席。1929年，美国金融风潮，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世界经济大恐慌。1931年，“9·18事变”，日本悍然侵占中国东北。1934年，中国新生活运动开始。德国希特勒集元首、总理、军事统帅于一身，加强法西斯政权。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斯皮克曼（荷兰裔美国人，1893-1943，相当于中国清代光绪到民国时期）
斯皮克曼是地缘政治学家，著《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提出美国如果坚持以海洋阻隔敌人的孤立政策，必然失败。美国在国际政治中，应避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置身事外。这个理论，启发了美国主动出击，越过海洋，以攻为守，在国际政治中争取主动权、主导权乃至霸权。
他的著作《和平地理学》，提出俄国的地理政治属性是双重的：第一，它能通过不断向外扩张，加大周边国家压力。反之，周边国际的霸权兴起亦会威胁俄国。第二，只要俄国不想在周边地区建立霸权，它将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这意味着，只要俄国能放弃建立欧亚帝国的企图，且周边不受海洋国家（英、美）威胁时，那么俄国同海洋国家（英、美）的根本战略利益是不冲突的。
但斯皮克曼没有想到，随着苏联、中国的崛起，英美等国视苏联、中国为大敌，和阿拉伯国家、东欧国家一样，是英美等国联合称霸世界的绊脚石。因而想方设法分裂解体了东欧、苏联，并为分裂解体中国而不懈努力，至今也未减弱对俄罗斯与中国的敌意。
杜黑（意大利军事理论家，1869-1930，相当于中国清代同治到民国时期）
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1909年，飞机已列为军事工具，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后期投入了战斗。杜黑由此提出“制空权论”，主张空军独立成军，谁掌握了制空权，谁就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后来虽然证明，空军暂时不能独自取胜，但“制空权”的观念却深入人心，以致引发后来的国际空间军备竞赛，各种战斗机、无人机、导弹、火箭、卫星、空天战机等等制空武器层出不穷，成为国际政治角力的重要武器与筹码。
普朗克（德国人，1858-1947，相当于中国清代咸丰到民国年间）
普朗克被认为是量子力学之父，他在1900年提出了假说，认为辐射能（即光波能）可能不是连续不断的流，而是由小微粒组成的，他把这种小微粒叫做“量子”。普朗克的假说与传统的光学和电磁学相对立，揭开量子力学的序幕，使物理学发生了一场革命。
波尔（丹麦犹太人，1885-1962，生于中国清代光绪年间）
波尔是原子物理学奠基人，建立原子量子论，在他周围聚集着一批有为的青年理论物理学家，如海森堡、泡利、狄拉克等等，他们发展成为“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发展有重大推进。二战期间，波尔到美国并参加了原子弹研制。后来，波尔与爱因斯坦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有重要讨论与分歧。量子物理学的成果现在已广泛应用于科技领域，包括：军事工业、航天工业、电视、手机、电讯、计算机、互联网等等领域。量子力学科技，正在推动世界飞速演变裂变着。
海森堡（德国人，1901-1976）
海森堡是波尔的助手，量子物理学家，发现测不准原理（对粒子的位置测得越准，对速度就越测不准，反之亦然）。
测不准原理是量子物理学的重要发现，可惜该实验成果尚未被充分挖掘。因为，该实验过程，已经证明观测者的心念对微粒子有明显影响力，可以佐证心物一元，心能转物。同时，可以推知，人对事物的认知，同样也是测不准的，因而一切观念、知识、见解都虚妄不实。
费米（在美意大利裔犹太人，1901-1954）
费米是中子物理学之父，建造首座原子反应堆、反应炉，并运转成功。
凯恩斯（英国人，1883-1946，相当于中国清代光绪到民国年间）
凯恩斯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奠基人，原本持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思想，但后来在1936年出版《就业、信息和货币通论》中，认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是必要的，为走出经济萧条、解决失业压力，国家应直接干预经济，直接投资消费来刺激生产，增加就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大萧条，企业倒闭，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理论，成为刺激生产、扩大就业的理论依据，凯恩斯因此被称为“资本主义救星”和“战后繁荣之父”。
同时，凯恩斯认为，从长远来看，真正起作用的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
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以来，产生了三部公认的里程碑之作：1848年，英国的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1890年，英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使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马歇尔的继承者庇古建立了福利经济学；1948年，保罗·萨缪尔森（波澜犹太裔美国人）出版经济学集大成之作《经济学》。而保罗·萨缪尔森，受凯恩斯经济学思想影响很深，被认为是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经济学界最后一个通才。
“消费刺激生产”的理论，是凯恩斯提出的应对经济萧条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手段。其实，企业原本就有以消费刺激生产的动力。自工业化以来，因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产品数量急剧增长，企业更要以种种手段达成“消费刺激生产”，维持企业生存，扩大市场占有率，获取越来越多的利润。
西方列强还常常用挑起国际地区紧张局势，甚至局部战争，以促销军火与军需品，在获取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刺激国内军工企业生产，提供就业机会，这是“消费刺激生产”的另一运用。例如美国的军火生产与销售，就占据了美国经济的重要比重。而国际金融势力，则借机国际地区紧张局势或战争，借机地区经济或政治危机，提供金融服务或挑起金融风波，以获取丰厚利润。
当前世界，已进入空前的消费主义时代，资源飞速消耗，环境快速恶化。人们在不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主义道路上，正在无力地呼吁着可持续发展。
怀特海（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教育理论家，1861-1947）
怀特海是过程哲学创始人，他的科学、哲学、教育学思想，影响了西方很多人，其中包括爱因斯坦。他的主张很多，例如：
1、一个种族、民族要保持活力，必须面对现实与未来趋势，敢于冒险探索，不能满足于墨守成规。如果没有冒险进取，该种族的文明就会衰败。
2、把某一文明奉为绝对化的想法，是不可取的。例如：黑格尔把普鲁士国家制度看作是完美的政治制度；麦考利把英国立宪制度视为人类政治智慧的顶峰。这两人都把自己国家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绝对化，无论依据的是什么标准，都不足为据，都不能自圆其说。
3、任何试图以“第一原理”、“绝对精神”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前途和命运，指引历史发展轨迹与方向的理论构想，无疑是虚妄的。
4、现代知识教育与研究专门化的结果，使专门化职能完成得更好、进步得更快，却使人们（包括专家）的思想局限在一个角落，但总的方向却发生了迷乱。
怀特海的思想，启发了西方列强更加敢于冒险进取，更富于进攻性、冒险性、目的性与组织协作性，彼此还结成利益同盟，集体狩猎，在资本、技术、军事、政治、宗教、文化、传媒、艺术、农工商业等众多领域，把其他国家、民族当做竞争征服对象与假想敌，放开手脚进取，手段与技术不断创新，以攻为守，逐鹿世界。
爱因斯坦（在美德裔犹太人，1879-1955）
爱因斯坦著《相对论和空间问题》，1952年出版，提出著名的相对论，成为物理学的里程碑。
胡塞尔（德国犹太人，1859-1938）
胡塞尔是哲学家，20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他认为，意识认知的事物不是客观实体，意识作用也不是经验性活动。知识的“客观性”或“确定性”是建立在纯主观的基础上。一切经验性内容都非客观，只有“纯粹意识”，基于自我的认知是意识和意识活动的最深核心，同时也是推动心理活动和引发知识结构的总根源。
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梅洛·庞蒂、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等人的哲学，均受到胡塞尔哲学的很大影响。
广泛影响现代众多领域的虚无主义，受怀疑主义以及尼采和胡塞尔的哲学影响很大。解构主义、达达主义、后现代主义、朋克（摇滚）运动，被认为是虚无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虚无主义认为世界、生命（特别是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与目的，没有可理解的真相及最本质价值。反对社会科学，反对传统哲学以及现存社会秩序，否认国家、教会或家庭的一切权威。一部份虚无主义者除了科学以外，不相信任何事情。虚无主义也逐渐与政治恐怖结合在一起，退化为暴力哲学。
萨特的情人波伏娃也是存在主义人物，其著作《第二性别》被认为是女权运动的“圣经”。她认为除了生理差别，所有“女性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男性特征”也是同样道理。女人因为体力较差，当生活需要体力时，女人自觉是弱者，对自由感觉恐惧。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来，而女人还是甘心服从。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说的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是男人重新获取权力。她认为历史上女人从没有得到过权力，即便在母系社会也是如此。她认为妇女真正的解放，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并向中性化过度。《第二性别》在美国极为畅销，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海德格尔（德国人，1889-1976）
海德格尔是现代哲学家，他认为人类历史就是本源真理被遗忘的历史，“泰初之道”（logos）是世界的本源，时间性是人的存在方式，世界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是一切关系和意义的总和。科学源于人的生活世界，是人对于直观世界的概念化，对应于有限存在现象，所以先入为主的自然主义科学，一开始就跳过了本源真理，所以科学方法不是解决哲学问题的金钥匙，尽管可作为参考。
赫伯特·马尔库塞（德裔美籍犹太人，1898-1979）
马尔库塞是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褔学派左翼代表人物， 新左派哲学家。著有《历史唯物论的现象学导引》、《辩证法的课题》、《黑格尔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理性与革命》、《爱欲与文明》、《单面人》、《论解放》、《审美之维》。
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强制也就越多。这种社会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欠缺精神生活与创造力的麻木不仁的“单面人”。甚至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也成为造成社会压抑的工具。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统治已取代政治统治，使得经济与政治制度、哲学、科学、艺术、工艺、日常思维，都趋向同化。政治权力藉助高度发达的科技，牢牢地把民众“束缚在形形色色的官僚制度上”。科技创造出新生活方式，化解了潜在反抗力量，促进了人们与现存制度的统一。随着机械化、自动化，蓝领工人白领化，非生产性工人大量增加，工人成为丧失批判与否定能力的温顺良民。过去作为政治反对派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放弃了暴力夺取政权的激进主张。人们被电视、电影、广播、广告所刺激，去追逐社会变相强加给他们的“虚假需求”，个人完全为“虚假需求”所支配，从而失去个性，失去反抗及否定能力。社会通过技术进步，为个人提供满足其需求的消费品，从而控制住了个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因利益而依赖现代工业社会，因依赖而维护现存秩序，表现出一种“非政治化”倾向。在高度技术化、自由民主的社会框架内，发达工业社会成为“没有反对派”的新型极权主义社会。科技进步导致政府行为膨胀，渗入社会所有领域。传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已经失效，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他认为，由于技术的发达，提高了社会控制能力，使个人隐私不复存在。每个人都变成消费社会中的一环，任何人都无独立存在可言。技术的发达和人对技术的依赖，造成技术在事实上的统治，既使政治膨胀，依赖技术兼并一切；也将人从灵魂到肉体，彻底变为技术的奴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把个人和社会变为“技术机器”的统治对象。“当代工业社会，就这样预防了一个反对整个社会的有影响的反对派的出现，走向极权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全面异化”，人高度依赖技术，使人受到事实上的普遍压抑与控制。在技术控制、民主政治的面纱背后，所显现出的现实，是全面的奴役和人的尊严沦丧，是“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所决定，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因而必然导致人性本能的反抗与革命，但却不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贫困而致富，而是回归古老的命题——人的实现和人的解放，克服各种形式的异化，争取最高形式的自由。
但如何有效实现这种革命，马尔库塞却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乌托邦式的想法。
波普尔（英国犹太人，1902-1994）
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著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等。他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但理论本身又可证伪，因此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可证伪性是科学的特征，科学的进步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此，波普尔的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
海德格尔和波普尔的思想，对迷信科学的倾向是一个警钟，可惜并未普及。
伯特兰·罗素（英国人，1872-1970）
罗素是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者，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维特根斯坦的老师。他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对逻辑学、数学、集合论、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有巨大影响，被认为是现代数理逻辑学科的奠基石。他被看做是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逻辑学家，推动了20世纪逻辑学的发展。
他认为人生的各种因素，如饮食、男女、贪婪、追逐享乐、权力斗争、虚荣心、创造欲等，都是本能，都在起作用，都是人的行为动因，从而也就是历史的动因。
他提倡女权运动，倡导试婚和离婚从简，对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现象持宽容态度。
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教育、伦理、婚姻、社会改革、历史、政治的探讨，以及女权主义运动与和平运动，改变了很多人对生活的态度，使无数人对哲学感兴趣。他与18世纪的戴维·休谟一样，都批评《圣经》教义中的因果论是宗教迷信，从这个侧面否定了《圣经》的部份教义，但另一方面也影响了西方很多人不信因果，建立了为所欲为的人生观。
塞维尔斯基（美藉俄国人，1894-1974）
地缘政治学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根据空军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美国、苏联空军控制范围重迭的地区，提出北极地区对美国争夺制空权十分重要的理论。时至今日，美国正在积极争夺北极的制空权与地理资源。
哈耶克（英国犹太人，1899-1992）
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对西方现代经济学影响很大，以研究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成名，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主张实行竞争性私人货币制度下的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经济学领域的达尔文主义。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犹太人，1912—2006），
弗里德曼与凯恩斯齐名的现代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提倡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主张货币供给是决定生产价值基准的因素，通货膨胀在根本上源自于货币供给量，货币供给的改变是影响经济生产的首要原因，但长期的影响则由物价水平决定。他分析消费层面的恒常所得假说，被视为他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最重要的贡献。他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评，以及失业率自然比率的概念，也被作为货币和金融政策的参考。他创造出了统计学上知名的弗里德曼测试。他主张经济学身为一种学科，应该免于客观的价值衡量。一个经济理论有用与否，不应该是以它对现实的描述（例如头发颜色）为衡量标准，而应以它能否有效预测未来情况为基准。
西方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可谓学派众多，成果不少，名气很响。但是，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评价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指标，是看其是否有效预测未来。以此标准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众多理论，其结果如何呢？结果并不乐观，倒是“事后诸葛亮”很多。
东方尤其中国的历史文化悠久而博大精深，当然有其独到而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经验与史料，但在崇洋心理流行的时代，却乏人问津。举例而言，中国至少在商朝时期（距今三千六百年左右），就已经食（粮食）货（贸易）并重。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管仲、计然子、李悝、白圭等一批宏观经济学家，懂得谷贱伤农、农业周期和贸易波动的道理，设立贵卖贱买、农商两利的平籴机制，政府用公共开支平衡物资与物价，保护生产与食货安全。从《尚书》明确提出食货范畴，到《逸周书》的政治经济学经验与原则，从《盐铁论》，到《史记》中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再到《汉书》以后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都专门讨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食货关系、宏观经济调节、产业与商业关系。西方经济史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中对此感慨不已，认为这是“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编出一套经济政策的完整体系，而且那里还有一些货币管理与兑换管制的办法，这似乎先得有相当的分析才行。由一再发生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现象，无疑曾经受到文化修养远比我们高的人的注意和讨论。”
西方政治经济学，首重增长与扩张，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必定推动城市化进程，必定刺激消费与需求，就业机会需求大、收入增长需求大、欲望扩大，要求经济不断增长与扩张，造成资源消耗和浪费加速扩大，事务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被事务缠身，人也越来越依赖消费、依赖工具、依赖就业，人自身的能力越来越脆弱，人心在欲望滋长、依赖货币和应对无穷的事务与越来越快的变化中，也越来越焦虑不安。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和相应的政策，使社会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陷阱，也必定鼓励超前消费、寅吃卯粮，催生泡沫经济、通货膨胀，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乃至引发战争，推动资源掠夺与经济、军事、政治霸权。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经济学，首重平衡与国泰民安，而不是扩张和刺激欲望与需求。民间经济自给自足自治，人格也就相应的独立自由，学术也因而自由，加之从天子到庶人皆以丰富的传统文化观念来各守本分，自律、自牧、自治，因而政治与经济成本极低。官吏的事务不多，不必为了追求增长而千方百计作怪。人们也不会被鼓荡起来的无穷欲望和相应层出不穷的事务所迷惑困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自然珍惜节约资源，勤劳节俭，量入为出，反对奢侈浪费。一切策略围绕着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自然达到平衡协调，达到国泰民安为旨归，而非以扩张和霸权为目标。这种政治经济学，才是真正健康、和平、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很值得研究参考，但如同其他专门学科一样，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长处在于专门，因专门而一门深入；短处也在于专门，因专门而忽视了对关联学科、关联领域的综合考虑。
经济学决非以专业就可以深入全面了解的。经济学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复杂的人性与历史、地理、宗教、文化、种族、民族、政治、军事因素，如果仅凭对这些领域的粗浅了解，就做出经济学的论断，多半是靠不住的。实践永远是复杂因素的交集，而不是专门学科那么单纯。很多经济学家，以对人性片面而粗浅的一点认知，就作为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前提与基础，从而推导出一大套理论，并且还被很多人奉为圭臬，误导着实践，令人啼笑皆非。
不只是经济学，近现代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多有类似问题。甚至近现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例如物理学，其成果和骄傲在于专门，其局限和困惑也在于专门，不能谦虚地借鉴哲学及其他学科的成果。
有人说，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与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相似。这种看法似是而非。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达尔文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变相与化身。东西方很多人都把老子的“无为而治”，理解为放任不管、不作为，那实在是依文解义的大误会。无为而治，是内心修养始终保持清净空灵，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与知识染污智能，因而在应对一切事情，解决一切问题时，智慧空灵，无为而无不为，法无定法，一切均从实际出发；是基于内在修养的空灵宁静，加之外在经验的参考，使人在处理事情时，未雨绸缪，提升前瞻能力与处事的周密，解除众多隐患于未形。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同于实用主义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因为无为而治决不仅仅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更加重要的是“无为”的修养，随时保持内心的清净空灵，不受任何成见、经验、理论、思想、欲望、情绪的污染与束缚，如此才会有真正的智慧呈现出来，也才能真正做自己的主人。而这种修养，是西方文化所没有、所欠缺、所急需的高超智慧修养。没有这种真正的智慧修养，人随时都会被欲望、成见、思想、情绪、理论、经验、盲动不安牵着鼻子走。而所谓“理性”，真正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实际上，普通人的理性，并不常常呈现，即使呈现，也常常是很有限的理性，而且难免沦为欲望与情绪的工具。
科恩（美国人，1925-）
科恩是地缘政治学家。1973年，他提出地缘政治战略模型，将世界分为海洋贸易区和欧亚大陆区两个地缘战略区。两区之间夹有南亚、中东和东南亚3个区，其中南亚是潜在的地缘战略区，中东和东南亚被称为破碎带。1982年，科恩对模式提出修改，指出西欧国家、日本、中国已发展为世界大国，印度、巴西、尼日利亚的作用和地位上升，撒哈拉以南到南非地区则转变为第三个破碎带。
近现代出现的地缘政治学科，以英美地缘政治学家为代表，他们的视角立足于全球，以争霸全球为目标，以进攻为防御，深深影响了美国及其利益同盟国的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综合战略与政策选择。其思维习惯、动机，与郑和下西洋协和万邦式的中国文化思维动机，截然相反。
马斯洛（美国犹太人，1908-1970）
马斯洛著《动机与人格》、《存在心理学探索》、《人性能达的境界》，第三代心理学的开创者，融合精神分析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提出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美学，认为人可以通过满足多层次的需要，达成“自我实现”，达到“高峰体验”。他重新找回被技术时代所排斥的人的价值，提倡实现完美人格。他认为人具有多种动机和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其中自我实现的需要具备超越性，追求真善美，将最终导向完美人格的塑造，“高峰体验”代表了人的这种最佳状态。他认为人的本性是中性的、向善的，主张完美人性可以实现。
自弗洛依德以来，一百二十余年中，皮亚杰、巴甫洛夫、荣格、阿德勒、华生、斯金纳、佛洛姆、詹姆士、马斯洛、罗杰斯等等，众多心理学家引领着现代心理学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这门年青的学科，尽管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却过早地要面对远超过其负荷能力的历史重担——这个世界正以加速的交错变动，使几乎所有人都面对着空前的不安与焦虑，精神问题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西方心理学从一开始到现在，各家各派无一例外地，陷入对心海中无穷心理现象的研究，在波云诡谲的心理波涛和暗流中，摸索着心海表层的规律。其精神可嘉，其方法却与其他西方科学一样，易入乎其内而难出乎其外，易困于一隅而难统摄全局，易困于文化歧视而难借鉴东方身心性命之学的精华。
尤金•法玛（美国人，1939-）
尤金·法玛使金融学成为独立学科，提出“市场有效假说”，推论之，任何战胜市场的企图和行为都是徒劳的。
金融学是个年青学科，但却因其与人的欲望密切关联在一起，因而从一诞生就迅速发展，发展得很骄傲，但却不扎实。
金融业务，自基督教新教改革以来，迅速成长，不仅成为工业革命与技术创新的资本动力，也成为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背后的推手。如今，金融业服务于以钱生钱和其他目的，要远重于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且，单纯求财已经满足不了金融业膨胀的欲望，资本势力与宗教、文化、政治、军事已经密切结合在一起。
近二十年来，虚拟经济总量不断攀升，超过实体经济总量已达数十倍，全球经济的虚拟化、泡沫化越来越严重。经济与政治的演变趋势，因金融业的纵横出没，越来越扑朔迷离；更因资本势力前所未有的庞大，而难免受其左右。超级资本势力，藉助全球化、自由化、民主化、市场化的掩护，具备了收购产业与操纵政治的自由。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推动国际经济、政治、金融等领域的波动，从中获取丰厚利益。他们通过或明或暗的收购与兼并，控制着世界上农业（包括粮油生产及加工）、工业、商业、能源业、传媒业、影视业的命脉，甚至控制了部份国家的货币发行权乃至政权。
而今，传统的金融业务，已裂变为各种资本运作手段与金融创新形式，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在金色迷人的包装下面，却往往是坑蒙拐骗的垃圾，甚至是定时炸弹。
同时，目前的社会价值观，也因金融业的泛滥而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在金融从业者的榜样带动下，由崇尚实业生产转向崇尚以钱生钱，由崇尚勤劳致富、耐心积累转向崇尚短平快、巧取豪夺，由崇尚有节制的消费转向崇尚奢侈消费。
今天的西方金融家们，依旧拿着巨额报酬，却无须为金融机构的巨额亏损负责，也无须为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负责。三四年以来，没有人为此而坐牢，甚至没有人为此而被追责。相反，他们都在原来的位置上毫发无损。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经超越了政治、法律、舆论所能规范的范围。
中国古代的货币信用制度曾经很发达，钱庄纸币信用制度也传到欧洲被效法。但中国在经历了宋元几代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对劣币驱逐良币的游戏已经心灰意懒。但极具讽刺的是，中国这种历史的教训，却在今天西方主导的世界金融货币体系中，恰恰流行着。
中国的现代金融业还刚刚开始，跟在国际金融家背后学步。中国现在的民间资本家们，除了谋利的基本动机之外，既无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修养，也没有国际资本势力那样的老道经验与宗教、文化、政治野心，因而缺乏深谋远略，还远不成气候。
不论是中国官方，还是中国民间资本，对国际资本势力的历史与现实，均缺乏足够深刻与全面的认知，当然也就难免常常陷于被动了。
（历史同期声：1945年，美国投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结束二战，并在日本驻军。1946年，联合国成立。1948年，以色列建国。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两岸分治。1950年，韩战爆发。1957年，苏联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越战爆发。1971年，美国废除金本位。1973年，美国发明移动电话（手机）。1982年，个人计算机（PC）广泛应用。1985年，发明期货，期货市场开始形成。1992年，互联网广泛应用。2008年，金融衍生产品泡沫破裂，引发世界金融危机。
以上非常简要地列举了影响近现代世界史的重要思想家及重点思想，虽非全部，但透过他们，已经可以勾勒出近现代世界史的大概走向，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历史已经过去，但驱动历史的信仰与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仍旧在延续着。
古往今来，人人心中都期盼着转变，期盼世界变得好一些，安宁一些，幸福一些。可是，当世界变化到今天，又如何呢？未来又会怎样呢？无疑，今日世界与古代已大不一样，但今人与古人的人性并无本质不同，今人对人生的感受，或许还不如古人悠闲安宁与幸福。
未来的世界将会怎样？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今日世界的变化速度，已然越来越快，快得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未来世界的变化，恐怕不仅不会减速，可能还要提速。而且，历史的实际发展轨迹，往往与人们的期望距离很远。
可以确定的是，过去的很多东西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发生作用。比如本书所述影响近现代世界史的种种因素，它们大多并未随着历史而成为过去，它们已经被今天的人们所继承，而且将被传承至未来。这些因素不转变，世界历史的基本面不会转变。因此，全世界的不安与大自然的痛苦，仍将是未来的常态。同时，追求真善美与改变，也仍旧是古往今来的社会常情之一。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今天的知识前所未有的丰富，今天的技术前所未有的快捷多变。与此同时，人类的困惑与焦虑，也前所未有的频繁且成为常态。所谓的近现代文明，不过像刚刚长出的小草一般，面对世界与人心愈演愈烈如脱缰野马的局面，更多的，不是自信与从容，而是茫然不知所措。
当然，并非没有主动使世界向好转变的可能。事实上，很多善良厚道的人，也一直在为此默默努力着。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地球上，建设和破坏的力量同时存在，但破坏容易建设难；分歧与共识、冲突与和平同时存在，但分歧与冲突很容易占据上风。正如人的思想与情绪，很容易打破内心的安详宁静一样。
转变的枢机，根本上，不在于其他，而在于人心，在于每个人的心，更在于位居强势或领导地位者的心。每个人的心理、语言、身体行为，都是世界的组成因素之一。世界的历史，就是各种各样的个人与组织的心身行为的交互作用与演变。心不转变，思维、思想不转变，心态、心理就不会转变，行为习惯就不会转变，社会趋势也就不会转变，世界的方向也就不会转变。然而，人类的心身行为习惯转变，是天下最难的事情。
人类的心理习惯，往往是寄托于他人转变，而自己却不转变；寄托于环境转变，而自己却不转变；寄托于社会转变，而自己却不转变；寄托于国家转变，而自己却不转变。这种心理，是古往今来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习惯之一。
同理，善良厚道的国家民族，比如中国人，往往寄希望于那些信奉弱肉强食、利益胜过道义、习惯从侵略或讹诈中获利的国家、民族及其文化，转变为真正崇尚平等尊重与和平共融的文化，这也未免是一厢情愿，就如同羊期望狼转变为羊一样。除非当你变成醒狮，百兽无法欺负你时，尊重与和平才会到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