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先生按：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学院派最大的问题就是“汉学化”，将中国文化这种身心之学异化，对象化，国学院也成了在中国的“汉学院”，科举之业，下学——而非教授圣贤之学的场所（如古代书院）——致使学人难以真正受用！本文作者慕朵生是旅美学者、中国儒教网站长。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所到处既有诸多学者为其站台，更有大批学生前来听讲，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Sinology）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阅读的则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

    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因此，中国有必要资助各国汉学研究，尤其是应系统地对汉学进行历史梳理，动态跟踪，翻译名著，甚至可以像编纂《儒藏》《道藏》一样集成大部头的《汉藏》，借以进一步促进中华文化的自我省察和海外传播。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迄今为止，在中国尚未有一本人人必读的汉学著作或一位家喻户晓的汉学大家——就像中国学界虽然研究西方哲学百余年，但从未产生过一位研究西方哲学而在欧美国家享有卓越声誉的哲学家一样。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成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以邀到一两个汉学家参加学术会议为耀，甚至是“国学家”和“汉学家”互为“代销商”，彼此吹捧，共谋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

    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中医的可悲结局就是前车之鉴。中医本是“国医”，自有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但几十年来却拼命用西医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结果适得其反，屡屡被西医宣布为“伪医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今年是以1814年法国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讲席为开端的“学院派汉学”诞生200周年，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正如民国时期史学大家陈垣先生所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