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浏览《共识网》，读到了刘军宁先生的《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让我再次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这是今年我第二次撰文与文艺复兴的“同好”们商榷。
与用广告词语美化文艺复兴的朱孝远先生不同，刘军宁先生的文章强调了文艺复兴的负作用。他并没有说明文艺复兴有何种负作用，我瞎猜一下，刘说的负作用，可能是指作品中的“色”或文艺复兴中的放纵欲望的生活方式而言的。但他在文中称“它是一个充满创造的伟大运动”，极力呼吁“独立、自主、平等”，“独立思考精神、批判精神、爱和关怀”，“以个体为本”。
但是，据我的深入研究，文艺复兴并不真正具有刘军宁先生所呼吁的自主、平等、个体为本、独立思考精神、批判精神、爱和关怀。文艺复兴的问题不仅仅是负作用的问题，它的性质、内涵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单纯阳光。
现在，我们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政治观念、学术态度和生活道德、给我们的启示，这几方面来谈谈文艺复兴。
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在政治观念上保守落后
简而言之，文艺复兴冲击了中世纪经院神学主导的宗教神秘主义文化，但它的观念主张并不具有现代性。
主流人文主义者信奉的是柏拉图主义，将柏拉图奉为神。而我们知道，柏拉图是轻视下层民众，反民主的，他认为民主政治就等于“暴民统治”，主张“圣王（懂哲学的君主）”统治。人文主义者秉承的是柏拉图的衣钵，为寡头政治背书。大人文主义者圭恰迪尼的著作中充满了对大众嫌恶和鄙视。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人的等级观念顽固，这些经常反映在他们的文字之中，反映在他们的生活姿态上。这种例子很多，比如，达芬奇为米兰公爵规划城市建设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双层高架马路设想：贵族老爷们走上层，百姓走下层。这不就是在搞“阶级隔离”吗？
文艺复兴复兴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主义的文化和政治观念，而古典主义的政治美德是斯巴达式的国家主义。它只强调国家意识，不重视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人权，每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城邦国家的集体利益。这和资产阶级主张的个人自由主义南辕北辙。历史证明，国家主义最终都滑向了强人独裁。国家主义的实践，导致的不是英美式的分权制衡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三帝国。
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人文主义者们偶尔也浮光掠影式的提一下平等，但并没有稳定的、专注的论述。我们知道，罗马教廷官僚机构庞大臃肿，等级森严，这套系统就叫层级制度(hierarchy)。从最高的罗马教皇到最低的司阍（看门员）共二十多个等级。人文主义作家，如薄伽丘、布拉乔里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伊拉斯谟斯（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荷兰人，有人文主义王子之称）猛烈攻击教士阶层腐败，嘲笑天主教礼俗（这些批评大都是在罗马教廷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却没有人抨击罗马教廷的层级制度。他们对这种不公的社会结构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更不要说痛恨和批判。相反，他们拼命往里面挤。数名人文主义大学者坐上了教皇宝座、红衣大主教就更多，就连大艺术家拉斐尔也担任过罗马教廷的高级职务。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政治观念保守落后，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也担当了负面角色。
在文艺复兴兴起阶段（14世纪下叶到15世纪上叶），欧洲学界和教会内部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推动了一个限制教皇权力的大公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而人文主义者们回避教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当务之急，却以一股强大的文化艺术崇古热排挤了这项政治改革运动，他们的屁股是坐在罗马教皇一边的。狂热的人文主义学者托马索·巴伦图切利（Tommaso Parentucelli，1397－1455）还以他出色的外交口才，帮着教皇扼杀了旨在限制教皇权力的巴塞尔会议改革方案，为此他受到教皇的提拔奖赏，最后他自己也当上了教皇（尼古拉五世，Pope Nicholas V，1447－1455在位）。大公会议运动的失败，天主教教会体制上的弊病依旧，后来人文主义者主控的罗马教廷腐败专制愈演愈烈，为以后的新教革命和宗教战争埋下了伏笔。此其一。
文艺复兴后期，罗马教廷和上层权贵奢侈腐败程度令人咋舌。有一部分行廉志洁者（如亚德里安六世教皇，Pope Adrian VI，1522－1523在位）试图拨乱反正，但人文主义者已是贴着罗马教廷发财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反对内部改革，恶语咒骂改革者，成了一种恶势力。代表人物有大人文主义者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和保罗·乔维尔（Paolo Giovio1483－1552）。我们甚至可以说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比笃信者更缺少爱和关怀及社会担当。此其二。
最令人的是叹惜的是，新教革命爆发之后，几乎所有的大人文主义者选择了和天主教教会站在一边，反对革命，攻击新教，代表人物有大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斯、《乌托邦》作者托马斯·莫尔，后者还为维护罗马教廷的权威掉了脑袋，被罗马教廷册封为圣徒。此其三。
还有一个令文艺复兴热心拥趸尴尬的现象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过程中，政治制度上却不断倒退――从民主共和国退化为谮主统治，最后，又沦落为一个贵族公国，即梅第奇姓氏的家天下，而佛罗伦萨的梅第奇家族是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推手。
由是观之，文艺复兴不仅不反封建等级，反而强化了封建专制。受意大利文艺复兴影响，法国的人文主义风气浓厚，研究法国革命之前的法国历史也可以得出上述结论。其中道理何在？因为人文主义本身就缺少了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中的平等与人权的两大关键要素，它侧重于肯定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包括了权力欲和对财富的贪婪。
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思想
我们常常被告知：“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而实际上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自始至终从未提过明确的解放思想的口号，相形之下，德意志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却提出了“良心自由”的口号。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指出：“他们（人文主义者）当中不少人仍旧像中世纪哲学家崇敬权威。”
任何思想观念或教理学说一旦被抬高到宇宙真理，终极真理，被绝对化，凌驾于其它理论和学说之上，则会出现思想僵化和禁锢，这似乎是一条铁律。而主流的人文主义者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道理，他们使欧洲脱出了宗教迷信的桎梏，这是一个进步，但他们立马又掉进了权威崇拜的陷阱。他们质疑中世纪天主教那些荒唐的礼俗，却不分善恶地对古典文化顶礼膜拜。这说明他们只是感情动物，他们的思想境界与怀疑求真、探索真理的科学的思想方法，还不是一回事儿。
实际上，文艺复兴解放思想的作用有限，并不能导致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知识分子身上有一股很强的学究风气，他们追求渊博，死记硬背，狂热崇拜古典文化，奉之为圭臬，并沉迷其中，乐此不疲，书呆子气特浓，根本就没有独立思考的意愿，也不去研究现实问题。
食古不化，背着“四书五经”长大的知识分子，会有多大的思想创造性呢？一些人文主义者就是摇头晃脑的书呆子，不过他们言必称柏拉图、或者西塞罗。这些人凡事都要援引古代名家名言，跟我们这儿的“子曰诗云”好有一比。人文主义学者马苏皮尼（Carlo Marsuppini，1399－1453）在佛罗伦萨大学任文学教授的受职仪式上的讲话，把所有古希腊、古罗马作家的名句都放在一个讲话中，都没有自己的话了。
事实上人文主义作品模仿多于创新，但丁模仿模仿维吉尔，莫尔模仿柏拉图，彼特拉克模仿但丁，再后来的人（包括莎士比亚）模仿彼特拉克、乔叟和纳瓦拉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de Navarre，1492－1549）模仿薄伽丘的《十日谈》，前者写了《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后者编写了《七日谈》（Heptameron）。
当然，人文主义者也不全是书呆子，他们当中有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完全知道罗马教廷的糜烂程度，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受雇于教皇，拿着优厚的俸禄，享受豪宅奴仆。一旦等到退休，他们就变脸放胆大骂教皇是“天底下最大的坏蛋。”（人文主义者布拉乔里尼语。）
文艺复兴的作品也不全是模仿，例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把权力、政治、宗教、道德诸问题看穿。只是《君主论》被后来的开明君主指为诡辩和邪恶。
文艺复兴最大的成就还是在艺术领域，达芬奇等人的画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最后也在构图上也陷入了模式化。而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仍不及古代。建筑也没有多少创新。
三、多数人文主义者过着不道德的生活
道德问题是文艺复兴最阴暗、最见不得人的一面。
绝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包括“文坛三杰”、“艺术三杰”在内，道德人品都不好，只有安基利科（Fra Angelico，1387－1455）、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雅可普·塞多雷托（Cardinal Jacopo Sadoleto，1477－1547）、英格兰的托马斯·莫尔等少数几个例外。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阅读笔者半年前写的《就文艺复兴的话题与朱孝远先生商榷》一文。
法国中世纪史研究专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 ）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说：“人文主义者背离了大众，他们在为人类的进步提供给养的同时，又过着一种倒退的生活。”
人文主义者们的道德观念，尤其是在性观念上却很超前（确切地说是很返祖），不分善恶，整天想着奸淫之事，甚至混迹花街柳，他们声称：“古人就是这样子滴。”
早期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还能够追求知识，针砭时弊，而到了后期，则掉进了财色陷阱。
布拉乔里尼靠淘古籍发家致富，一大把年纪，还娶了一名18岁的少女为妻。而米开朗基罗简直都掉到钱眼里去了，不信的话，把他的书信拿出来看看。
以《君主论》闻名于世的人文主义作家马基雅维利是一位夜店常客，他还兴致勃勃地写信给远方的友人，分享他的嫖经。许多人文主义者因生活放荡而染上梅毒而早夭。
以写的淫秽喜剧留名于史的人文主义者路德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不敢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人文主义者那儿去接受教育，――怕受到他们的“道德毒害。”
如果说崇古、书呆子还有几分可爱，而在文艺复兴高潮中，人文主义作家基本上全部沦落成了创作淫秽读物的下流文人，或投靠教皇权贵，成了求包养的食客，一伙这样的人，何谈独立人格？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将中世纪天主教虚七八道的、荒唐的礼仪连同必要的敬畏之心，一古脑儿地抛弃，所谓泼脏水，把孩子也泼掉了。
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老师、大学者罗杰·阿斯坎（Roger Ascham，1515-1568）指出：“一个英格兰人染上了意大利习气就好比魔鬼附体。（An Englishman Italianate is a devil incarnate.）”
美国历史学家威利斯顿·沃尔克（Williston Walker，1860－1922）指出：“（文艺复兴）不分善恶地追求古代生活的再现，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其它时代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竟以生活腐化而自夸”。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指出：“在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文明是少数人参与的、少数人成就名利的，少数人享受的。”并说：“从道德败坏的程度上来看，人文主义者和他们批评的教士可谓半斤八两。”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詹姆斯·W·汤普森指出：“1300～1600 年间的欧洲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无情的时代。”
这就是西方知识分子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评价。
刘军宁先生的主张并不是孤立的一家之言。比如，风青杨先生也写过《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著名作家杜君立、著名作家翰啸、新一代作家历史教授端木赐香（三糊涂）、著名律师陈有西先生。
我敬重他们，理解他们倡导学习先进文化理念，以提高本民族智识和道德的愿望，但他们对文艺复兴的推崇来源于虚假的历史陈述，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文艺复兴的庐山真面目，对人文主义仍处在片面认识和错觉中，是“秽史”的受害者。这也难怪，就是我们的中文百科全书上，也充斥着这样的“青红不分，皂白不辨”的“史识”。由于受到长期的蒙蔽，他们的本意是想跟一名绅士学好，而实际上那人是一名无赖。真让人捉急！
实事求是地说，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并没有什么新思想，没有提升到 “平等”、“民主”、“自由”之类的思想高度，他们只是本能地感觉到与古代相比，与阿拉伯人相比，基督教世界的文艺太贫乏了，天主教教会所鼓吹的正统的一套太压抑了，社会太荒唐了，必须吐槽才一下才解气，放荡一下才痛快，就像一个由着性子来的青少年，根本没有考虑过他们这种行为的社会后果。这一点可以从他们作品中价值混乱，从他们生活中的放浪状态得到印证。许多人文主义者，如，彼特拉克、薄伽丘、庇护二世教皇、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Count of Concordia，1463－1494）、画家波提切利、红衣大主教贝尔纳多晚年都反悔自己年青时代的道德轻狂。
文艺复兴至多让那时的欧洲人跟古代的中国人处在同一认识水平上，不像中世纪早期那样满脑子的上帝圣徒，天堂地狱了，但仅此并不必然会产生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平等思想、反君主制的共和思想和天赋人权思想。
由于放纵欲望，不讲道德，人文主义波及到的上层社会，放荡纵欲已经习俗化，意大利沦为混乱、失序、暴戾之气充斥的重灾区，整个社会丛林化，娼妓盈街，盗匪猖獗。文艺复兴让西方社会一度迷失方向，社会陷入空前的信仰危机和社会危机。
西方走向现代文明的步子缓慢而沉重，一波三折，充满灾难血腥的教训。文艺复兴造成了社会的极度失序和糜烂，引起了极大的末世恐惧和深度反思，而无节制的艺术投入刺激了教会和权贵的贪婪，加剧了社会不公，才有了新教革命，这才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革命和摧毁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变革，才有了新旧两个教会对道德的治理。
然而，新教革命中的偏执、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宗教战争又带来新的灾难。其中，宗教战争一打就几十年，令欧洲人口减少三成！西班牙医生塞尔韦特（Miguel Servet，1511――1553）因反对神学中的“三位一体”在日内瓦受火刑惨死，死于宗教迫害的还有布鲁诺。英格兰的“血腥的玛丽”下令烧死了两、三百新教徒。请注意，这些都发生在文艺复兴的高潮之后，可见文艺复兴对当时的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并没有多大提升。
面对如此浩劫，数名先知般的新教神学家、启蒙思想家，进一步反思，并大声疾呼，才有了天赋人权、（确切地说是神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现代政治观念。
一般的中国人对西方历史的了解非常贫乏，欧洲历史本身也非常复杂，――支离破碎的疆域，走马灯式的王朝更迭，谱系盘根错节，不似我们这儿唐、宋、元、明、清这样一条筋式的简洁。但说到文艺复兴大家都会内心一动，一下子就会想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文艺复兴是西方的身份标牌之一。
然而，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对文艺复兴有一种热切的羡慕，但国内对文艺复兴的研究还是停留在文革年代的水平，留下了许多的“说不清”，比如，既然中世纪的罗马教廷落后守旧、专横残暴，控制严密，那么，古希腊、古罗马的异教文化怎么能够成功逆袭，反压基督教神学，一时间成了时尚“显学”的呢？既然教会大老是些“老封建”，主张禁欲，那么，米开朗基罗的露胸光屁股的画怎么堂而皇之地画到罗马教廷的圣殿中去的呢？这里面是怎样的逻辑？其实，我们的学者们连谁好谁坏，谁跟谁是一边的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懂。
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搞懂文艺复兴的真相，就大声嚷嚷，我们要文艺复兴，洋人心里可能会犯嘀咕：难不成他们中国人是想和当年的意大利人那样啊？
四、文艺复兴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启示？
北大博导朱孝远先生在他的《文艺复兴欧洲由衰及兴的转折点》一文中说：“这证明：文化能够强国，知识是推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力量。”
我说，是啊，如果没有相当水平的化工知识，怎么知道三聚氰胺可能加在奶粉中呢？怎么知道福尔马林既可以用来为尸体防腐，也可以用来为食品保鲜呢？
我不是反对提升知识，我甚至可以包容酒文化、性文化，但文艺复兴给我们的启示仅在于知识文化吗？见识何等浅薄！
文艺复兴的后期，社会对提升道德的塞内卡的悲剧也受到冷落，人文主义作家们炮制出了一波快餐式的下流文化，这些文化产品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加剧了社会的道德堕落。
对此，文艺复兴晚期的拉伯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见识深刻地说：“有知识而无良心只是灵魂的毁灭。”
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贫穷，也不是灾难，而是道德崩溃。如果没有敬畏，没有先进的价值观，法律可能是恶法。文化可能是消遣文化、诲淫文化、颂圣文化、官场文化、奴才文化。其实，我们社会从来不缺少可以借以混吃的“圣人之言”，也不缺少附庸风雅的诗词歌赋。把文化、知识当做当做启示不是言不及义，南辕北辙了吗？
我个人认为，当下我们社会缺少的敬畏道德、而不是文化知识。事实上，现代西方主流社会的保守道德正是对文艺复兴道德危机的振救过程中产生的。这才是文艺复兴那段历史给我们的真正的启示！
本人多年来一直研究文艺复兴。拙著《文艺复兴的颠覆性证言》已经和上海三联出版社签约。
此书将分析文艺复兴的社会背景、人物、事件、著述和相关史料，向读者提供文艺复兴的细节和过程性变化，及相关解读，以证据支撑观点，释疑解惑，对现有认识或许有颠覆性效果。
本人并不迷信外国名家，作为一名自由思想者，不应迷信任何人。我只根据史载的事实，并用普通的逻辑（不是中国逻辑，阶级斗争逻辑），来提示文艺复兴复杂多面的真相，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借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来结束这篇短文：我爱我师，更爱真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