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记与年谱
列传文学之作，以司马迁著《史记》所首创，唯迁史列传，首以出世高人伯夷、叔齐为点目之睛，而世少注意之者。自东汉以来，则有刘向首著《列仙传》之作，盖其感于身世而翻然有慕方外之意欤！及至魏晋以后，而有梁僧慧皎（497—554）著《高僧传》而别开生面，为东土佛教首放异彩。自此以后，历代踵起，高僧传记，代有其人。尤为禅宗一系，自宋真宗时，有僧道原，采取《世说新语》之例，首辑盛唐以后禅师语录，汇为《景德传灯录》行世，即与《高僧传》等并驾齐驱，尤为世人所醒目而迷离莫测者也。
时至明朝，佛门而有明末四大老之誉者，如憨山、紫柏、莲池、蕅益各有专著，最为人所称誉者，则为《憨山大师年谱》之作。是书乃憨师侍者福善纪录，弟子福征述疏，叙理于事，令人可生敬信。但憨师被贬，事涉神宗宫廷子嗣之争，年谱则隐晦不详。时势艰危之际，事多难言之讳，古今同例，但留为后人考据话柄而已。从此之后，僧俗年谱之作，蔚成风气，由简而繁，人事史事，交相互涉，是非虚实，求证更繁。
及至民国，人有仿明末四大老之说，称虚云、太虚、印光、谛闲为民国佛门四大老，固其然乎，或其不然乎！昔年我在蜀山，有一禅和子与语，谓虚老乃憨山后身，盖憨山法名德清，虚老法名亦是德清，憨师曾于五台山修行入定，虚老亦曾在五台山修行入定，今生前世，如出一辙。我则谓此一德清，彼一德清，三世因缘，比量难清，欲参话头，不一精明。此皆宗门逸事，然当时亦广有传闻矣。
虚老一生，出世于清末、民国多事之际，世寿百有二十岁，僧腊百零一年。初期则苦行参方，专修禅寂。据传记自述，及在高旻寺参堂，不意打破茶杯，即已发明己事。然后因遭逢世变，备见佛教衰败，宗门寥落，即发愿于诸名山古刹，重建丛林寺院而恢复禅风。由此而百年之间，辛苦艰难，备尝之矣。世之情伪，亦备知之矣。而此心皎如日月，历劫不移。此皆为世所公认事实，无可疑议者也。
盖自清朝退变以后，民国初建，西风东渐，国体丕变。民主声嚣，破除迷信之说而大行其道。社团躁起，破除寺庙之风乃遍及各地。佛教虽亦随时响应，成立协会，但首任佛教协会之会长敬安别号寄禅法师者，虽为全国文人所景仰之诗僧，却遭北洋政府主管内政者之大辱，而悲愤圆寂。嗣以其徒太虚法师继起，改弦更张，为适应时势，即以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之“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之意，而创“人间佛教”之说以自图存。唯其如此，太虚法师与民国以来之中国佛教协会，故能与国民政府而相始终，岂非异数，亦为人事之有先见之明者乎！而当此时期，虚老则专志修建丛林，迎玉佛，波波奔走于缅甸、泰国等地。但较为长期驻锡于云南、广东之间，故与南方当时之军政将领，颇有交往，大多皆得皈依禅门而称弟子者，如云南之唐继尧，广东之李济琛、陈铭枢等，彼等虽为当世所诟病而称之谓旧军阀者，而虚老却得其为常随众之外护，实亦难能而可贵者矣。
二、护国息灾法会中事
洎及抗日战事军兴，全民奋起御敌，国无宁日，遍地无安。德、日、意联盟，而引发世界第二次之大战。致使全球鼎沸，弥满战云。日军夜郎自大，竟至爆发“珍珠港”事变，意在打击英、美而无暇东顾，迫使中国再也无力抗衡，即可囊括华夏而霸权东亚矣。际此时期，有人传称日人乃启动“高野山”之密宗高僧而修“降伏法”，故敢有此举动。因之而使国民政府之党国元老，如戴传贤（字季陶），国府主席林森（字子超）等人，佥向领导抗日之最高统帅蒋中正（字介石）晋商，以易辞之“神道设教”而施之以佛道治平。故有以国府主席林森名义，邀请虚老到重庆而举办“护国息灾法会”之举。时在岁次壬午年腊月，至癸未年正月之间，即公元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一年岁未而接三十二年正月之交。正当虚老一百零四岁之时也。此时亦即我随袁师焕仙先生，代表成都四川佛教会邀请虚老莅蓉城而未果，但得亲与虚老对话而参学皈依，同时又与密教上师贡噶活佛，亲聆大手印法语之时。
而当时所谓之“护国息灾法会”，举办地点是在重庆南岸狮子山慈云寺。法会共有显教与密教两坛。上午显坛，乃虚老所主持。下午密坛，乃贡噶呼图克图所主持。两坛盛况，正如俗言，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者。如欲皈依显密两大师而得觌面亲授，犹比面见如来而亲得教诲者尤难。
我因随焕师，并有林子超主席及戴季陶先生之特殊因缘，每可在两上师稍暇之时，随时入室而亲聆参诲，且及兼闻诸多外间所不知之事。同时，因此而识当时参与法会而任虚老首座之显明法师。法师乃天台宗传人，后又代表中国佛协而参加青年军，为有识者之所敬佩。
三十年后，与其在台湾再见，我为其办赴美国弘法之事，继而就任美国纽约大觉、庄严两寺方丈。人生际遇因缘，真非思议所料。同时得遇献身战地而收养敌我两方孤儿之弘伞法师，及修黄教密宗之能海法师之师弟能是法师，与蒙古之安喇嘛等人。弘伞法师者，乃弘一法师之师弟，安徽人，闻系北洋时代之将官而出家。其人其行，卓荦不群，故与之交情颇笃。总之，当此战时陪都，有此佛教大法会之盛事，凡僧俗参方知名之士，云卷雾散，不期而遇，随缘来去者，大有其人。
如此法会，既为护国息灾而办，而身负抗日战争最高统帅之蒋先生，必须有所表示。故在法会中某一早晨，亲临拈香礼座，虚老特亦与之入室接谈。后闻蒋先生曾于宇宙生命缘起之说，特向虚老请益。而诸相关之士，皆不知问答机辩而作何言，只知虚老为重申彼此谈话内义，曾补写一信与之。此即后来在虚老年谱初版中所谓 “答某巨公书”之一事，实乃著者当时，为避免政治信仰形式问题，而为当局者讳，称之为某巨公也。解放后再版，改为“答蒋公问法书”。此信大部分是照抄《楞严经》中：“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觉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等语，无怪此事再无下文，殊为遗憾。
盖虚老上人，偶或忽略蒋公生平是专参笃信“阳明禅”之学者。且在早岁，曾为其母王太夫人抄写《楞严经》，并受雪窦寺一老和尚所启蒙，印象甚深。故在壮岁以后，终身不蓄发。而每遭逆境巨变，必归至雪窦寺韬光而闭门反省。又在出任北伐总司令前期，曾皈依杭州灵隐寺之慧明长老，参学旨要，深受慧老所提示。慧老圆寂后，蒋公即目视云汉，未尝再与一般禅衲接触。但于平常早晚，皆端身正坐专修静虑两次，并无一日间断。有时陪夫人出入基督教堂，是否为公私和睦方便，则不得而知。但其平日以心得而传授学生者，即有“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等名言，颇皆自负已得见道之概。唯于心性本体之旨，疑情未破。末后牢关，向上一着，即如阳明先生，亦欠透彻，遑论余子。故蒋公虽得虚老此信，淡然置之，固所当然。此事犹似东坡与佛印之事，所谓：“病骨难支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可为此一公案作为脚注。我今叙述及之，不得不将存于心之多年积愫，秉笔直书，并非不为尊长讳也。如虚老当时抄录蒋山赞元禅师答王安石语示之，想必当有截然不同之际会，惜哉！
又在法会期间，正当抗日圣战已过五年之际，两党并肩抗战，朱德将军受国府之命，出任第八路军总司令。其往昔行履，亦为高层参与法会者之所乐闻。朱德将军，字玉阶。早岁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任川军将领杨森（字子惠）部要职，为升迁事，与杨冲突有隙，几遭杀身之祸。袁师焕仙先生时任杨部军法处长，秘闻其事，即暗自赠银洋百元，促其离去。此事我在成都，亦曾闻师母言及。因此将军重返云南任职，又遭逢失意，曾面见虚老，意欲出家。虚老谓其非佛门中人，且赠银洋贰拾元，劝其他适。故由此出国而加入革命行列。事出有因，后来外间亦有传闻。但人有面询虚老与焕师，以求证实。二老皆顾左右而言他，不答所问，故亦随笔及之。
三、虚老嘱咐各行各的
此时，我虽随焕师与虚老聚首三四日，但须随时过江到重庆，处置俗事。山路崎岖，轮渡拥挤，昼夜身心均介于佛法与俗务之间，颇有劳倦之感。一日傍晚，赶上轮渡过江，恰于船旁得一座位，即欲闭目养神，不意江岸华灯，闪烁于开眼闭眼之际，忽尔进入醒梦一如之境，大地平沉，豁然夜空一体。唯天色虽黑，船已靠岸，即举足前行。忽见虚老亦孤身一人，走在我前。沿途坎坷不平，乱石烂泥犹多，我即趋步上前，手扶虚老右臂曰：“师父，太黑了，危险，我来扶你。”虚老顾我微笑，即脱臂而出，曰：“前路暗淡，你我各走各的，不必相扶。”只好依命同行，但加留意而已。及抵慈云山门，方各自回寮。此情此景，我在台湾以后，传闻虚老遭遇，方忆当时此话，岂亦偶中乎！
护国息灾法会后之两年余，在我国全民长期浴血抗战八年之结果，竟得日本无条件投降之事实。虽曰国际人事之变化，抑亦天庥中华而不致沦堕于魔手乎！然而外祸既息，同室阋墙之难方萌。“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诚为万古至理名言。在此期间，我曾于成都、重庆，经云南而返乡探亲，且亲至南京观风。即于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夏秋之际，转赴庐山天池寺之圆佛殿专修静虑，并思如何自处而得暂可栖身之域。秋后下庐山，再到杭州中印庵与通远师弟晤面，经其介绍而认识巨赞法师，并在灵峰寺借住。此处乃法师所主持之武陵佛学院，放鹤亭即在默林之中。同时，再由巨赞法师得识住在黄龙洞之印顺法师。彼二人者，皆为显教学者之义理法师，乃当今教下之僧才，实亦难能可贵者也。
巨赞法师且邀我为佛学院僧众讲授禅修之课，即便应命结缘。但其时国事紊乱如麻，人心已甚惶恐而极不安定。故我已决志拔足东流，将赴海外。一日，巨赞法师邀我丈室与言曰：“阁下乃不世之士，禅门健者，况相交知心，今有事不得不直言相告。不出三五日，我即将为有关当局杭州站拘捕，或即此断送性命。君住此间，恐有牵连，故不能不坦言也。”时我闻之诧然，即问之曰：“法师固为彼中人乎？我是无任何偏倚之身，但与其中当道者，颇有方外道义之情，如法师直言相告内情，或可助君一臂之力而脱困也。”法师即曰：“我非彼中人，但已决心为维护佛教而已与对方联络输诚，并得虚老同意，虚老自称为应劫之人，决不退避。”我闻即曰：“此事想必是陈铭枢鼓动虚老且为牵线。”法师笑答：“所料不差。”我再问曰：“法师等说为维护佛教而不得不如此，固为真言而不妄语者乎！”师即合掌作答曰：“决非别有异念也。”我即起而言曰：“既如此，我于今夜动身到南京，后日即返，望君多福。如我友许衡生在京，必可使我面见当局而为法师乞留一命以完心愿也。”
此事，果如我所预期，虽费两昼夜奔走于京、杭之间，但得保存巨赞法师而度此危机，且亦因闻虚老亦已心许故也。后闻巨赞法师出任全国佛协副会长，不知为保全虚老是否有所作为，此亦我为虚老有关之另一公案，故又随笔及之。
此事既了，感慨殊多，曾有数诗以自志心境。巨赞法师亦曾示我有：“无端岁月堂堂去，万种情怀的的来”之句。时在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岁寒腊月之初，我即离灵峰而赴沪订购船票。不意在沪又巧遇灵岩之老友曾宝森（字子玉）先生。曾老于清末留学日本，乃同盟会之老党员，民初曾任四川财政厅长，其公子宪民，亦与我交情甚笃。曾老夫妇，皆刘洙源先生之入室弟子，且亦认识虚老。此时，曾老正在南京开立法会议，观时鉴事，已知时局将有大变，拟即返蓉城，藉思自处之道。见我有行色匆匆之举，彼即以古文体之语，直相询问曰：“足下乃今健者，且素负荷宏文之愿，而今局势，意将‘南走越，北走胡’乎？”（此二语出在《史记》）我笑而答曰：“我与老伯乃灵岩旧友，相知颇深，行行重行行，我已决志东赴蓬莱，将为海外散人。不知老伯如何自处？”曾老点首不加可否，唯神色凝重，语我曰：“即将返蜀，玉阶过去与我有僚属因缘，或可幸免乎？”忽而陈云先生来拜望曾老，我与之握手为礼，交谈片刻即便辞去。
四、胡适胡聊虚老
旋于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廿九日，我到台湾，初则蛰居基隆陋巷，四壁无依。一日，忽梦一老人向我挥手，身旁有一牢笼，有流血之病狮向我猛吼，醒而异之，不数日，传闻虚老有云门事变之事。此时，海峡两岸风云紧急，美苏之间亦正剑拔弩张，人心惶惑，大有不可终日之慨。寻又以虚老年谱相赠，读之，方知虚老已经北京而得住云居，但不得其详。
当此期间，负当今一世大名之学者胡适（字适之），自美返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彼忽转而研究禅宗，且与日本在美之禅学者铃木大拙有所争辩。有人促我必须挺身而出有所表示。我则谓胡适之先生乃“五四”运动之健者，其一生之学术文章，对中国文化之功过，实非现代人可下定论。以后生之身，欲与前辈成名学者争辩是非，殊为不智。但趁此穷居陋巷之际，信手而著《禅海蠡测》一书，以表谈禅论道，毕竟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其时，有著名老教授而今在台大任教诸先生，如徐子明、吴康、董作宾等，常相过访，彼此皆对胡适有所非议，或大肆鄙薄之言。较为后辈如方东美教授，则比较保留。唯有徐子明先生常来，并示我以其所著《胡祸丛谈》及《胡适与国运》等作，极言胡适从“五四”运动直至今日祸国殃民之罪，不可饶恕。此等原著，今皆尚有存本。
尤其佛学中人，对于胡适挑刺虚老年谱初版所载，言其父萧公曾在闽为官，乃考据所无。且胡又自称其父曾在闽台之间为官，查无肃某人。甚之，攻击虚老之生年亦有问题。有一出身北大之老学生说：“且于《万年历》无据，谓胡说并非无故。”在此期中，为论胡祸与胡诬虚老公案，我之陋巷，俨然如市。我则谓胡适之是非，目前言之过早，将来必有公论。有关虚老年谱所说家世，或因其少年早蓄离世出家之志，不大熟悉官场，或记忆口述有误，或为著者忽略老证，尚不得知。至于以市面流行星命之《万年历》去对生年，据我所知，台湾当时流行版本，已无道光时期记载，岂足为凭！如查历代大事年表，虚老生年，正当鸦片战争阶段，应无疑议。
胡适既为代表此一时代之大学问者，何必对出家修行极有成就之高僧，作此无意义之事。而对禅宗与禅学正脉，则言不及义，毫不相关，未免可惜。但另一北大出身之学者则对我说：“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之书，实乃抄改其父之遗作，帮终难继续。”我则谓对于魏晋南北朝之后，有关佛学等著述，胡适之面对汤用彤、陈垣二先生之书，应有惭色。学术文章所争在千古，人事是非，则千古均有遗漏之处，实为胡适此举之所不齿。
后在台湾，因与胡适阴影有关之雷震与文星案之爆发，又有吴国桢案之影射，胡适之声名气焰，渐形沉没。而虚老年谱，亦因之一版再版，皆有所改正矣。但老友刘雨虹却说：“有人谓胡适实乃虚老之大护法。因虚老虽名重佛门，而学术等各界，所知不多。今因胡适之争议，竞相读虚老年谱。此所谓‘成者毁也，毁者成也’。”闻之则为莞尔。但我每对著书立说之事，从来极为赞赏吴梅村之咏蠹简诗曰：“饱食终何用，难全不朽名。秦灰遭鼠盗，鲁壁窜鲰生。刀笔偏无害，神仙岂易成。故留残阙处，付与竖儒争。”读此，则可为之搁笔矣。
五、相关禅门与虚老的疑情问题
狮子山慈云寺之护国息灾法会，主持显、密两坛之虚老与贡噶呼图克图，皆为吾师。而今二老皆以应化善逝，且当时与会之相知诸公，亦皆随缘物化。唯显明法师尚在美国，今已一百零二岁矣。但群生之劫浊、见浊、烦恼浊等，亘古依然，尚祈此会之慈悲愿力，仍当永护中华。有关昔日对虚老之名高谤随之事，已成空花往迹，不足为论。唯今禅门寥落，郢匠无多，人有谓我于慈云法会上，曾随焕师亲见虚老，而得面许者，误以我亦知禅，故于虚老年谱中所记重点，常有咨询。其实，佛说《楞严》，即有垂示曰：“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尽。”禅须真修实证，不尚空谈，我乃尘中俗物，误则有之，悟实不然，何有于禅哉！但为释众所疑，故常权充解人。
一问：“三步一拜朝五台而礼文殊，修行参禅者，必须如此否？”
答：“此未必尽然。朝山之风，兴于明清之际，我昔所皈依诸师，如光厚师父等，曾有多人皆行其道。他如燃指供佛、刺舌写经等，皆用于旧时农业社会之交通不便，印刷不发达，而成为苦行忏法之一门。”
二问：“虚老在朝山途中，遇文殊化身之事如何？”
答：“此事犹如禅门旧公案中文喜禅师故事之翻版，不论僧俗中人，至诚所感，菩萨显灵，古今常有。但须谛参文喜禅师公案。最后文殊菩萨在文喜饭镬上显身，反被文喜禅师用饭勺赶跑他，而且说‘文殊是文殊，文喜是文喜’。因此，文殊菩萨即说偈曰：‘苦瓜连根苦，甜瓜彻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知乎此，则可以参禅而言佛法矣。”
三问：“虚老早年，曾有多次入定经过。人人皆说参禅修道，必须先要得定，此事之意旨如何？”
答：“佛法所言，戒、定，慧三学，为学佛必修之加行，唯在定学而言（梵言三摩地，或三摩钵底，中文简称三昧），大小乘及显密各经所载，有百千三昧。不知所说参禅者，应是何种定境？即以虚老或明末憨山大师年谱所载，皆曾先后于五台或终南山入定，但其本身亦未明言是何种定境。又如数十年前，由福建到台湾之广钦法师，亦曾于闽山等处，绝粒入定。我曾当面问其定境如何？彼亦自不知所云。但一般学人，则认为无妄想即可得定，殊不尽合佛法玄旨。况且，无妄想与无想定之界限，又作何说？无想定犹为色界外道之顶高境界，而一般所说之无妄想，究竟意何所指？妄想本身即是虚妄，故称妄想。如无妄想而曰入定，则凡人熟睡而大睡时，亦当应是定境乎？可惜世人都不注意实修禅门入手之正定之学，如南北朝初期之僧稠禅师，专修禅定之法，及竺法护所译禅经，与佛陀跋陀罗尊者所传之达摩禅经，并且忽略达摩祖师所授之‘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初基。宋徽宗曾颂入定七百年之慧持禅师诗曰：‘七百年前老古锥，定中消息许谁知。争如只履西归去，生死徒劳木作皮。’‘有情身不是无情，彼此人人定里身。会得菩提本无树，何须辛苦问卢能。’真可借此一参也。如问虚老之定境如何？可惜随侍虚老左右诸上人，皆未当面参问，如我小子，则又何知。”
四问：“虚老有神通否？何以在云门事变中，又遭此大劫？”
答：“释迦文佛，常有批驳神通一事，故佛对神通第一之弟子目连尊者曰：‘最大神通，不敌无常之力’。以目连神力，临终亦遭外道打杀之劫。虚老有无神通，我所不知。但虚老早已自知为应劫之身。石可移，海可枯，生灭成坏无常之力，大势所至，劫运有关，真明佛法之理，当不待言也。如以神通以量佛法之有无，不如学科学技术较为快便。”
五问：“虚老自以禅宗五宗之传人为标榜。但其一生极少见有如古宗师之接引后学手法，且亦少有机锋妙语，即可令人发起警悟之处。其事究竟如何？”
答：“禅宗之五宗七派，鼎盛于中唐至北宋末期，自南宋迄元明两三百年间，即受元朝入主喇嘛教挫折，又遭明儒理学起代禅宗心法之蜕变，到清初两百余年来，几已若存若亡，不绝如缕。何况自道光、咸丰以后，更形衰落。民国以来，不但禅宗，即如整体之中国佛教，皆遭新文明撞击而没落。虚老眼见佛教与禅宗之劫运，故不辞疑谤，并承五宗而书写付法帖以传人，实亦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此所谓拟‘继先圣之绝学’，义所不辞也。其坚修苦行如头陀，实有合于达摩祖师之四行门，且修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之菩萨道，足为后学楷模，当之无愧也。至其平生修持行谊，则近似曹洞风规。但不必范以临济门下之棒喝交驰，或夹山、洛浦之言文深邃也。现代人已统无文采风流遗韵，则又何须专疑于虚老上人乎！”
六问：“现在禅宗，专用参一句‘念佛是谁’话头作标榜。如虚老有关之云居、南华、云门等处，亦皆如此。且于云居山门外，矗立一‘赵州关’之牌坊让人，这与虚老当年专参‘拖死尸是谁’的话头，大不相同。凡此等事，意又如何？”
答：“禅宗从达摩东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开始，秘密传承而直到盛唐，方由六祖慧能、神秀等崛起北渐南顿之风，从来未有以参一句话头相标榜。到了南宋初期，禅门随国运变迁，加之五大儒等之理学崛起，才有大慧宗杲极力提倡教人但注一心疑议法门，专参赵州禅师的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曰：‘无’的话头。（唐宋时代所说的‘无’字发音，即是现在客家话、广东话、闽南话所说的‘莫’字音。）从此以后，渐变成为参话头即是参禅了。而且传说赵州从谂禅师说过‘念佛一声，漱口三日’，因此又形成后来的禅宗门下，从不念佛的陋规。但从南宋到元朝，再经明清两三百年间的蜕变，禅门大师的声威衰落，净土宗的一声佛号已为世人所乐闻。因此，禅宗门下，便改成以参‘念佛是谁’而直到如今。如明乎禅宗历史之演变，便可知云居山门外立赵州关牌坊之缘起。同时也可知虚老当时所参‘拖死尸是谁’的话头，是宋末元初雪岩钦禅师问高峰妙禅师的话头。此与赵州的‘狗子无佛性’的话头，又是另一重公案。然参‘念佛是谁’，则何如参清帝顺治自省的话——‘未生之前谁是我，既生之后我是谁’更为亲切。”
七问：“现行禅门之钟板与打香板等遗风，与虚老是如何？”
答：“禅宗之有禅堂与清规，皆从马祖、百丈师徒，正当盛唐之时，毅然建制而来。此乃佛教在中国一次大胆改革之盛事。不但因此而建立丛林制度而有禅宗，同时亦因此而使佛教在中国而永垂不朽。百丈清规之作，是浓缩印度佛教传统戒律为中国文化之修行戒相。因此而渐次形成后世禅门五宗之有钟板遗风。但此仅是前因。总之，中国佛教之与禅宗，到了清初雍正王朝，又是一次重大的改革。雍正以帝王之身，而又自居为非帝王之禅宗大师，既对迦陵音禅师等深存不满，尤其痛恶汉月藏一系如《心灯录》之狂禅，以及明末遗民藉逃禅出家而反清复明，故特再三诏告天下禅门，统归临济门下。亦有认为规定出家僧尼，持戒牒、烧戒疤、坐禅打香板等之举，亦是当时所定。同时又以自选在宫廷亲随打七参禅之出家徒弟，派驻嵩山祖庭少林寺，及杭州净慈寺等处为方丈。且又明诏不以帝王身而要亲自接见天下禅师，共相印证。
当此之时，其雷厉风行之举，自然使佛门僧众钳口无言，谁敢与当今天子禅师而争自己已否证悟之果。但以其十三年昼夜勤政之躯，又自选编禅宗语录，与选《宗镜录》，及佛经要典。自知不能专作工夫而留转色身，只好临时自救，而乞灵道家养生等内外丹法，终因劳累过度而中道崩殂，颇为可惜。不然，中国禅宗，又当面临一次重大改革，不知变成如何形式。乾隆虽自少从其父雍正在宫廷道场中打七参禅，已得雍正印可。但继位之后，明知不及其父之成就，只是亲自翻译一部密宗大威德修行仪轨之外，极少谈论禅宗（此等资料，现存故宫档案中甚多，唯无真知灼见者研究耳）。
因此，在乾隆、嘉庆开始，禅门各宗只好悄然自制方圆长短，以及三角弧式等钟板，以便私自分别保留宗派门户观念，犹如商业招牌、市场广告之标记。本来空、无相、无愿一乘道之佛法，却成分河饮水，各立门市之风，殊为有趣。至如禅堂坐禅而打香板之风，尤非古制。此事，有大慧杲、田素庵每常手握竹篦以接引后进，近似临济棒之遗风。再因雍正在宫廷打七参禅，看中一僧参究不悟，乃取一剑予之曰：‘七日不悟，即拿头来！’此僧迫急，却在预期中而悟，故后来禅门，特制成一如剑形之香板以鞭策精进，初衷并非以此随便打人也。
但从清朝中叶以后，丛林香板之风，遍及全国，乃至日本。愈演愈烈，各自相承创立规矩愈多。甚之，有专心求人打自己香板，说是消除业障之故。至于一般可执司香板之人，既不知参学者身心变化之内情，更不明古德禅师锻炼学人之钳锤手法。上焉者，只要看到坐禅者落在昏沉，或钩腰驼背、坐姿不正，即打香板为之警策。下焉者，正如一般平人自以我见慢心情趣，‘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却曰‘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让师’矣。
至于现在丛林名刹之禅堂坐禅，虽诩说‘德山棒、临济喝、云门饼、赵州茶’等口头语，而真能知棒喝之妙用者几稀，能稍近曹洞风规，已是难能可贵者矣。虚老一生于禅门规矩，大多是注重护持，恪守传统遗风，是为最要。至于何者是何祖师之所创立，何者应当与时偕进，虚老则不苟且赞成。我曾闻虚老有言曰：‘将来事，将来自有人做。我等都做好了，后人还做什么？’此语足可留为师法。”
虚老乃一代高僧，行化因缘，犹如多面观音，非凡夫之所知。我知虚老，仅此而已，聊备一格云尔。
岁次丁亥（二00七年）春夏之交，住持黄梅四祖寺之净慧法师，屈尊相访，并赠先后所作诗七首，谦称曾于数年之间，已有十度欲见而未果。今为虚老全集专程索题。初我但知法师为佛教长老，殊不知其诗才清越，隽出常流，且谦抑之诚，溢于言表。唯我生平不善书法，今勉为其难而不自惭其拙陋也！且补叙与虚老有关诸事，盖亦烦惑未销，积习难除，不觉自作赘疣之言也。
二○○七年（岁次丁亥秋）八月二十五日南怀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