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胜利万岁”的呼声犹在耳边，“彻底否定”的凿凿之言也才过了半个甲子，担忧文革重演的恐惧却又风生水起了。从根本上说，像文革这样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只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绝不是仅凭少数历史人物的个人意志所能够发动、或重演、或阻止、或加以定论的。

    此文是在对十年文革及其前后历史中个人经历的回忆基础上（见本文第二、三部分）进行的反思和分析。如果按共和国历史分成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说法，那么后三十年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无需细说。只是对这三十年的评价存在着全国范围内的巨大分歧、甚至严重的对立，而且这种对立还反向延伸至对于前三十年、以致更久远历史的评析。思潮激荡，风云翻转，乃是社会上不同利益互相挤压冲撞的现实在政治思想领域的直接反映。在两个极端上，一股思潮力图将社会拉回四、五十年前，另一股思潮则要将国家拉回到更早的历史时期。但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还是应该对每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分清不同时期各自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并找出造成这些消极面的关键因素。

（一）没有兑现“人民民主”的高度集中

事实上，虽然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历史的某种延续性，不同时期的消极面尽管表现方式可能不同，但最关键的根子很可能是同一个。且不说，解放前后虽然曾经是冰火两重天，前后两个政权曾经是多么地水火不相容，但如果有人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生活过较长时间、而又能活到现在，恐怕对如今泛滥于中国大陆的很多消极现象及其根源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吧。且不说两个“朝代”的某些重大相似之处，就说人民共和国本身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在有些人看来，似乎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实际上，这“天”“地”之间却有一条“红线”将它们紧紧地贯穿在一起。这条红线就是缺少制度性“人民民主”基础的高度集中。这不是说，缺少的是高度集中，因为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集中过度了；但也不是说要笼统地反对高度集中，因为笔者不是自由主义的所谓“小政府”主义者 -- 而是认为解放以来名为“民主集中制”的那套政治机制不是真正以广泛的“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名义上的那种 “民主”只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说白了，即所谓“真主意、假商量”，或称“橡皮图章”、“花瓶”，即使名为“民主选举”，谁有资格当候选人也只能听从“集中指导”）。因此，按照二元论（名为“辩证”）的八股说法的“另一方面”，即所谓“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则除了某些具体事务的决策过程也许曾经有所体现以外，作为体制性的整个政治程序，这一原则则是任何时期都没有真正实行过。由于那种高度集中缺少制度性的、广泛的“人民民主”作基础，因此这种“集中”越是“高度”，就越远离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越远离对事物、对形势、对客观规律的如实认识，这才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而得不到及时纠正的根本制度性原因。

在取得政权以前，虽然在那种战争环境中难以形成只有在和平环境中才可能运作的“人民民主”政治机制，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对象是全国人民所痛恨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得到了广大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支持，更吸引了无数优秀分子直接加入其队伍；这表明，当时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革命队伍是代表着和实践着全国人民的意愿的，本身就是“人民民主”的特殊体现。同时，另一方面，由于党和整个革命队伍在全国范围内是处于受压制的不利地位，环境迫使领导者需要紧紧地依靠被领导的普通群众，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还比较注意在革命队伍和领导核心内部发扬民主精神。由于这两个原因，在抗战胜利后，党领导人民很快地就取得了全国政权。可惜的是，既然大权已经在握，也就是关键条件已经具备，那就完全应该、也有可能本着民主革命的宗旨，逐步地、稳妥地摸索、实践出一套广泛的、自下而上的人民民主机制来，但是新政权并没有这样做。这件符合“民主革命”题中应有之义的头等大事，却从未提上议事日程。

“人民民主”的本义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与其相对立的当然是特权阶级的霸道专制；但其还有另一个对立面，那就是“救世主心态”。人类的解放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人类解放的道路是一条高度复杂、艰难、曲折的道路，必须通过包括先觉者和领导人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自己的实践、摸索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出来，而绝不可能是哪一位或哪几位神人、圣人、救世主可以预先完全一目了然的。一切革命团体、先进团体中的核心人物、领导人物只是比一般人早知道、多知道一些事物的真相，因此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如此而已。说到底，他们仍然只是人民群众中的一份子，即使是比较优秀、比较杰出的一份子。他们永远不可能全知全能，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不应该这样想，别人也永远不可以这样地期待他们、要求他们。他们对事物、对前进道路的认识，仍然必须时时刻刻接受千百万人民群众历史性实践的检验和修正。所以，归根结底，人类解放的事业，只能是人类集体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由一部分人去“解放全人类”，正如《国际歌》所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才是“人民民主”的本质含义。离开了这一根本宗旨，一切形形色色的“民主”，如果不是过渡性的、因而还不是彻底的，就一定是虚假的。

（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人民民主”这一原则也可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来说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他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在有关原安东(现辽宁省丹东市)机械厂自力更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报告上的批示，是为了说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 (戮)的那些人。。。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其实，他不仅是指科学、技术发明，他领导的党中央还支持“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这一“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原则”（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转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再进一步，不仅是企业管理，这一原则的精神当然也适用于国家管理。

那么，1949年以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究竟谁是“卑贱者”、谁是“高贵者”？按照毛泽东本人提出的标准：“最聪明”的 “卑贱者”应是“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 (戮)。。。”其中最关键的当然是“社会地位”，它基本上决定了后面的几条。例如，解放前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即使“学问”再多，也一再受到“教育”、批判、整肃，显然其社会地位已不再那么“高贵”了。那么，在这六十多年中，哪个阶层的社会地位“最高贵”呢？那当然是各级党政领导人、政工干部了。在这个阶层中，级别越高者，地位也越“高贵”，直至最高领袖，包括毛泽东本人。当然，在理论上，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在前三十年分别是城市和农村的“最高贵”阶级；不过，具体落实到人，还是要看他们每个人对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态度，只有那些“紧跟”上级领导、只对上级负责者才能得到提拔、重用，从而成为真正的“高贵者”；相反，如果出于对下情的了解、出于对广大下层“卑贱者”负责，而对上级表示不同意见，那就要被扣上“右倾”、“右派”、“反革命”等帽子，被贬入“另册”，而成为最“卑贱者”。在文革初期，造反派红卫兵曾经一时被赐予“革命小将”的“高贵”地位，但只有那些“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各级追随者的红卫兵头头才能保持如此“高贵”的地位；那些质疑曾经发生过的左倾浮夸歪风、反对历次（包括文革中）错误的整人运动、反对打击大批无权的群众和正直的政工干部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因而真正捍卫着社会主义美好名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丧失其“高贵”地位，而成为“卑贱者”。

对于上述分析，毛泽东可能局部同意，而大部不同意。他赞成“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就是为了防止党政干部们变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在管理中做出“愚蠢”的事来。在这一点上，他与本文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整个党政领导系统中，他当然不承认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卑贱”的人民群众、脱离了下面的实际情况，自以为仍然是与广大“最聪明”的人民群众心连心的，而那些与他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还有就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才统统都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因而愚蠢的人，因此他们必须接受（紧跟他的那部分）“工人阶级”（工宣队）“领导一切”、接受“再教育”。为此，需要着重分析一下党内路线分歧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先说党内问题。

（三）党内“左”、“右”派的异中之同

    首先说明：“左”加引号，因为不是真左，而且代表人物比较明确；“右”也加上引号，因为在本节中包括了真右或被认为是“右”而其实可能基本上不是，但因为在很长时期内被“左”掩盖着，难以明确分辨。

上述关于究竟是谁脱离了人民、脱离了实际的两种对立观点，实际上是1950年代后期以降在关于左倾浮夸风、共产风、以及历次整人运动问题上两种对立观点在更大规模上的延续。毛泽东将广大人民群众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各级干部对于上述过“左”偏向的抵制和批评，看作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另一方面，在经过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反复、经过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之后，现在是不是可以说：民众的大多数既对于1957-1976约二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过“左”倾向及其严重后果深恶痛绝，又对毛泽东关于党内存在官僚走资派的论断的现实性、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论断深感共鸣。
    1969年6月9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曾经指出：“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的时候，就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的时候，就可能出右。”（http://bbs.crt.com.cn/bbs/read.php?tid=16429，9/15/12）当时这篇社论这样说，显然是为了确认前一阶段清算党内“走资派”或“右派”的胜利成果、同时防止“左”倾的抬头。但是文革的指导思想和指导者们本身就是“左”倾的，所以他们口中的所谓“左”倾则是别有所指。后来他们的行动表明了他们所谓的“左”指的是什么（见本文第二部分），实际是指文革中像我们这样一批质疑和反对1957年以后一系列运动中过左倾向的人，我们当时被他们批判为“形‘左’实右”，就是说我们不但批判走资派及其推行的反动路线，还扩大到批判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形式上是过左了，但实质上是站到了与党内外资产阶级相同的立场上了，因此是右的；而且不仅是“形‘左’实右”，最后还要以“反革命”论处。究竟谁是真正的形“左”实右，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

不过上述社论中关于“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说法在抽象的理论意义上还是有道理的，党内“左”、右两种倾向或公开或隐秘的相互纠缠、争斗、掩盖的历史，确实反映了这样一种景象。但是，这不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内和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全貌。党政领导内“左”、“右”派并不是自始至终对立着的，他们也常常有一致之处。如：

对于1957年反右“扩大化”，好像至今没有看到过说高层领导有什么分歧。其实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是当时全国被打成右派的人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右派”，是不是有不少人是从爱护党的立场出发给领导提意见的，或者甚至连意见都没有提而纯粹是为了凑数以完成定额、甚至为了向上报“功”、打击异己？然后，即使有少数人提意见是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出发、从总体上不喜欢共产党的领导、不喜欢社会主义的前途，但只有言论、没有实行或煽动暴力，是不是仍然必须采用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处理基本上是思想领域的问题，这样做究竟能不能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还是反而增加了思想阻力？第一个问题需要通过对所有个案进行调查统计才能解答；第二个问题属于理论范畴，需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结论。这些都不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这里只想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党内高层，并没有出现分歧，而是行动一致。

然后，文革初期“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仅仅是“头号走资派”为了“保护一小撮”而“打击一大片”吗？不是的。因为文革后期对涉及面更广的“一大片”的整肃（“清队”、“整党”、“一打三反”等）证明了：文革领导者，即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并不是不要整肃“五十多天”中被抛出来的那些“牛鬼蛇神”，而是时间未到，因为他们认为走资派这顶“大黑伞”尚未除掉，“牛鬼蛇神”就不会真正倒下，因此当时首要的整肃对象是“党内走资派”。而“头号走资派”之所以能够那么顺利地通过各级党组织推行“打击一大片”，那是由于这种整人运动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是已经有过多次，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已经熟门熟路，懂得如何通过整肃党内外异己（或被认为是“异己”者）的政治运动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不仅是“极左”的表现、不仅是文革前占党内主导地位的极左倾向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党内“左”、“右”各派长期共同遵行的一种“领导”或“专政”方式的空前展现。

（四）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群格”的“皮”上之“毛”？

在正统的阶级论中，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按其思想倾向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其与各阶级的关系是“毛”与“皮”的关系，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再深究一下，所谓“皮”与“毛”，乃是“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形象化说法而已。其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的论说实际上是其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物）与意识（心）关系之论说的延伸。因此，归根结底，这种“皮毛论”乃是将哲学唯物主义引入社会阶级论所必然得出的结论（“辩证唯物主义”仍然是唯物主义，因为言语之“辩证”掩饰不了其二元终极对立之本质）。关于心与物、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二元对立的机械论实质，笔者已有另文详述，此处不赘。总之，将知识分子阶层与其它阶层说成是皮毛关系就是二元对立的机械论思维的结果。

其实，就像心与物除了在话语中可以分开来、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分开一样，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工也不是绝对的分裂，而是互相合作和依赖、又互相渗透和制约的，没有第一、第二，或皮、毛之分。试想，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尚未出现规模性社会分工以前，难道劳力者就完全不需劳心、管理者就不需劳力吗？后来出现了士农工商四业、四民之间的分工，但中国传统思维从来没有将这四民分成第一、第二或皮与毛，中国不是也创造了长期傲视世界、至今唯一尚存的灿烂文明吗？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古代的社会管理者，尤其是道法家（即黄老学派），他们懂得这四民各有长短，又缺一不可，因此注意不断调整这四民之间的关系，使四者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和谐。

到了现代，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原来的士农工商四民各自都有了大的分化，大致可分为农民、工人、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和官员（政工人员）五个群体。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随着文化教育面的扩大，读书人多了，不可能都去当官，因此过去官学不分的“士”分化成了专业性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性的官员。

再近一些，解放后的前三十年比之于解放前的最大变化是：民主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政工干部代替了原来的官僚资产阶级，成为社会地位上的“高贵者”。但毛泽东不这么认为，他的言说表明，他认为从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由于其“学问”而具有社会地位上的某种“高贵”优势，但由于他们以前所受的教育、由于他们脱离工农大众，因此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与工农相结合、彻底改变立场和世界观以前，他们是“最愚蠢”的。而工人农民由于同样的历史原因，知识较少，因而往往被视为“卑贱者”，但他们处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因此实际上“最聪明”。这个说法不是全无道理。事实上，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每个群体都有其特殊职业地位和所处环境所塑成的特殊长处和短处或局限性，各个群体内部又都有地位上的相对高低之分、认识上的相对智愚之分。因此，如果是在提倡不同阶层或社会群体之间人格平等、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前提下，提倡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那就是好的政策，笔者完全赞成，而且认为应该在此前提下予以继续和发扬。毛泽东正确地提倡“干部参加劳动”，但他并没有将干部比作附在某一阶级之“皮”上的“毛”,没有将理论上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比作附在人民大众这张“皮”上的“毛”，甚至也没有将“走资派”比作附在资产阶级身上之“毛”，而偏偏只将知识分子比作没有独立人格或“群”格之依附者 — 没有比这更“卑贱”的了！可见他对于知识分子的偏见。

应该说，每个职业群体中的成员都可能产生资本主义思想，地位优越者可以因为受到有利条件的诱惑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地位不利者也可以因为对优越者“眼红”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取而代之。因此对于不同职业群体的人们都需要引导他们进行自我教育，对于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者还要着重教育，但最最重要的还是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倾向。只要上层的多数当权者是坚定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只要上层的路线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天就不会塌下来。所以，在理论上，毛泽东说主要的危险在党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没有错，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问题在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既有所区别、又相互关联，所以也可以当作同一个大问题。现在看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关于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几乎是莫衷一是。因此，这个问题只能在对于社会主义目标具有大致共识（消除资本霸权？或消除垄断资本霸权作为第一阶段？）的前提下，通过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这个“千百万”包括了广大的知识分子 — 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他们的大多数是真心拥护共产党领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同时不断地、平等地、共同地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各阶层的集思广益，来逐步摸索出走向那个目标的道路来。也就是说，没有谁，包括曾经成功地领导过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毛泽东自己，可以自称已经对这条道路了如指掌，人民只要紧跟着他就万无一失了。但前三十年、尤其是十年文革中出现的根本性错误恰恰就出于此种自我盲信。并不是说十年文革中就一无是处，但其主要的指导思想和做法是极左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极左的浮夸风、共产风、以及压制异见的大规模整人运动的继续。

也许党内高层确实曾经像前苏联那样，潜伏着一股具有威胁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只是被一时极左的主要倾向掩盖着，而毛泽东已经有所觉察（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个假设并非毫无根据），但是当广大下层干部和人民大众尚无法察觉党内右的倾向、而人们看到的主要是极左的表现时，就孤注一掷地将赌注压在自己至高无上的威信和权威之上，将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当作可以随意调动的力量（先是发动“初生之犊不怕虎”的青年学生“造反”，矛头针对各级党政领导，以清除其中的异己分子，其中包括一些曾因反对极左浮夸而被认为“右倾”的干部；然后动员工人阶级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整肃那些已被发动起来、而又并不盲从极左势力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等民众力量），试图一意孤行地继续推行自认为正确的左倾路线，这就注定了必然导致对自己、对党、对国家都是悲剧性的结果。

其实，如果在极左浮夸的恶果已经明摆在眼前的当时，能将情况及时地向全国人民如实相告，相信绝大多数人民是能够将领导人希望尽快摆脱“一穷二白”面貌的主观愿望、与违背客观规律做了错事这样两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评断和对待的。而且，即使真正有人要借反“左”来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也只有如实地承认和纠正了“左”的错误，才能暴露另一些人右的面目，那样的反右、反走资派就可以做到精准、适时、有效了。极左的结果必然是右，因为极左将更多的人们推到了右的那一边。反之亦然，极右的结果也很容易导向“左”倾。所以，“左”与右是一对狼狈为奸的难兄难弟。而使得国家在两极之间大摇大摆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就是因为从事思想劳动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思想成果长期受到不正当、不公正的压制之故。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哪一种“唯物主义”，无论是将大资本或被其盗窃的科技“知识产权”捧到天上、将劳工和“非我族类”的异邦踩在脚下的“唯物主义”，还是将狭义的“劳工”捧到天上、将知识分子贬为皮上之毛或“臭老九”的“唯物主义”，都不可能消除“阶级”、阶层之间的对立，和族群、国家之间的对立，而必然是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将国家和世界搅得永不安宁。只有如中国道法家所提倡的“四民”、或今天的“五民”之间关系的平衡和谐，才能在传统文明的肥沃土地上开创出社会主义文明之新花。而其中最关键的应是体现五民之一的各级领导官员与其它四民之间关系的遵道民主集中制 -- 这个“道”在形上层次上指的是阴阳平衡之天地大道，在当代人类社会这个形下层次上就体现为节制资本、消除垄断、走向共同富裕、人天和合这个远景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五）遵道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前途的根本保障

近一个甲子的中国历史证明了：1949年政权的更迭并不是民主革命的胜利结束，而只是真正的民主变革开始的极好机会，可惜这个机会没有被抓住、而是被错过了。正是由于权力不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而是在对广大最积极的“卑贱者”的“最聪明”建言加以大规模鞑伐整肃、令其他人只能惟命是从的情况下的“高度集中”、甚至基本上集中到唯一最“高贵者”的“最高指示”中，于是，无论是已经明显造成巨大危害的极左倾向、或是当时尚未有机会充分暴露的右的倾向，都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和基层干部的及时纠正。一些本来可能是思想上真正右倾的干部、甚至或许还有某些高层领导人，也许为了取得最高领导的信任、或是所谓“顾全大局”，也反而对那些极左做法推波助澜，对下硬压指标、对上弄虚作假。而在为保护自己而压制下属及民众这一整人路线方面，极左与真右这两种势力则没有什么根本区别，而且往往被一些思想动机不正的干部利用，来达到与“左”右路线之争无关的个人目的。这一点在文革从早期到后期的整个过程中可以说真是暴露得一览无遗。

总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真理性原理说明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说明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归根结底，为什么“卑贱者最聪明”？因为“卑贱者”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是历史实践最广泛、最直接的参与者，因此能从万千角度接近和悟识大道；只有当“高贵者”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脱离这万千“卑贱者”，才能正确地集中他们对大道的悟识而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因此，完整的说法似乎应该是：“大道指引民主，民主产生集中，集中指导实践，实践遵行大道。”

关于人民民主的权力机构和选举制度的设想，笔者曾有一系列文章阐述，这里只想补充如下一点：西式的多党竞争制因为没有“遵道”这一最高原则的约束，而只有各自自我利益的驱使，结果必然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丛林战争，必然是1%的优势者（原有的、或新生的有权者、有钱者、其他有身份地位者、能说会道者、能动歪脑筋者，这样的个人和集团）骑到99%人民的头上。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的结果必然是最后“集中”到一小撮特权阶层的“利益最大化”之中。作为遵循天地大道的社会主义民主决不能步此后尘。

社会主义的执政党作为全民意志的集中体现者，首先必须通过某种社会机制保障全民对于执政党党员和各级领导的监督，做到真正由全民各界中道德上的最优秀分子所组成。所谓“道德上的最优秀分子”，最根本的是不追求个人或亲朋的特殊利益，并愿为集体、国家、天下的利益必要时牺牲自己的利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与一个人的政治思想信仰虽然有关系，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比如说，有的人可能经过认真研究、深思熟虑，确实认为：一个社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全面充分发展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或者有的人并不想无限制地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但由于认识偏差而出错了某些主意，造成了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后果。如果这些人并不想、也没有做、而且反对、抵制任何为自己和亲朋获取（超过一般大众水平的）特殊利益的事情，而是将全身心投入了贯彻执行经过广泛民主、高度集中（但有可能与自己的看法相对立）的决策中去，这样的人仍然是社会的优秀分子。即使他们的观点与当时的主流看法相悖，仍然应该至少让其作为民意代表留在国家民意机构之内；如果是执政党的党员，也应该留在党内，通过制度性党内民主的方式进行思想上的竞争。这样，执政党既是由真正的社会精英所组成，又包容了各种不同的政见；就既可以避免丛林式的政党、党派利益竞争，又可避免意识形态专断、导致严重失误。当然，如果有部分公民想另组政党，只要符合国家宪法规定，也不应该禁止。如果执政党能做到使其（譬如说）至少2/3以上的成员真正只为人民利益、而别无他求，而且时刻接受全民的审视、监督，那么相信即使有另立的政党，也只可能对执政党起到辅佐的作用，不可能威胁到社会主义执政党的主导地位。当然，另立的政党也可能在作为不同思想主张竞争者的同时，又是道德榜样的竞争者。国家的宪法应该为此可能性具列相应的保障条款。任何以人民利益为唯一宗旨的政党，自然不必、也不应害怕道德榜样和思想主张两个方面的竞争吧。

概括起来，从宏观结构上说，人民民主制度体现在两个层次、两个向度上：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广义劳动者大众为基本依靠力量、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自下而上的全民民主纵向机制，和在中、上层政治机构中容纳了不同政党和意识形态团体之间、以及党内不同思想派别之间进行和平、合理竞争的横向机制（待实践、探索），两者相互结合、相辅相成。这样的遵道民主集中制可以与资本主义的有限民主和传统社会主义的专断偏向划清界线，可以使社会主义事业避免再走大的弯路。关于这一民主政治架构的设想，笔者将以另文专述。   

如果执政党和国家能够重新走上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康庄大道，那么十年文革及其前后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也就有了根本的补偿，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