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是《中国丛报》的创办人和最重要的撰稿人，在其所刊有关中国帝制的文章中，除参照正史典籍介绍中国古代帝王外，主要就是抨击当时的清朝帝制。裨治文评判清朝帝制时心中有一杆秤，那就是他为之自豪的美国总统制，这体现在其所撰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在包括总统制在内的美国政制输入并流布于近代中国的过程中，《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作用不可替代，它被中国一代先驱们广为参引，延续影响至民国时期。美国总统制一直被视为先进和完美政制的典范。对照解读裨治文对清朝帝制的抨击和美国总统制在近代中国所受到的追捧，其体现出的鲜明落差发人深思。
裨治文（E.C.Bridgman）[1] 1801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贝尔切城，1826年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后又入安多弗神学院学习。1830年，裨治文受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派遣抵达广州，是美国第一个来华传教士。此后，他积极学习中文，参与组织若干团体，撰书编刊，1832年在马礼逊等人的帮助下，创办《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8年出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47年，裨治文携家眷北上，到达上海，从此他安家于此，继续从事各项工作，直至1861年去世。
裨治文中国之行的首要任务自然是传教，同时还有另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尽可能地报告和介绍中国人的性格、生活状况、礼仪风俗等，特别是宗教对这些方面的影响。在其前后居住于中国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裨治文在此两个方面均做出了不懈努力，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尊称他为“美国传教之父”，其在中美早期交流史上所起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笔者在阅读裨治文作为创刊人和主要撰稿人的《中国丛报》（1832－1851年）之后，有一个问题，即裨治文如何看待中国的帝制尤其是他怎样评判清朝帝制，令我感到好奇。对照之下，同时代的中国人特别是有识之士，他们又是如何看待美国的总统制，自然而然也引起了我的思考，于是拟做进一步的探究。
一、《中国丛报》对清朝帝制的分析和批判
作为《中国丛报》的创办人和最主要的撰稿人，裨治文所撰写的文章最多，达三百余篇，这还不包括他为《中国丛报》各期（特别是在其移居上海之前）的“时事报道”栏目所摘编的简要信息或时评。即使仅就这三百多篇文章而言，也远远多于该刊其他重要撰稿人，如卫三畏、马礼逊、马儒翰、郭实腊等人撰写的文章数，具体可从《中国丛报》最后一卷的“文章列表”（共含1257篇文章、分30类主题）[2] 看到此类统计数据。裨治文在《中国丛报》所撰写的有关中国帝制的文章，除了介绍中国古代帝王之外，更重要的是依据自己的所观所感，介绍、抨击现行的清朝帝制。由于裨治文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古代帝王的生平和评价的文章主要参考了中国正史，往往就人论人，因此几乎没有深入对中国古代的帝制本身进行反思和评判。与依据中国正史、多不带个人评价地介绍中国古代帝王不同的是，裨治文面对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对清朝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帝制则多有抨击，下面主要就这一方面进行阐述。
裨治文来到中国时，正值道光皇帝时期，自然他会对其有所关注，这主要体现在其1841年发表的《道光帝》[3] 一文中。他首先指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的命运掌控于皇帝一个人之手，所以我们自然希望了解这位君主的履历和性格，尤其是现在期待他与其他国家当权者能建立友好兄弟关系之际，更有必要了解他，但事实上，我们对这位“天子”所知甚微。他还指出，关于道光皇帝的性格和为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却没有一本专门系统介绍他的作品，因此只能通过借阅相关的史料和文件来综合了解这位统治着3.6亿子民的享有绝对权威的君主的性格。裨治文从正史中了解到，道光皇帝是嘉庆皇帝的嫡长子，还是王子的他，就曾勇敢地击退企图攀越紫禁城墙前来偷袭的反清复明的天理教义军，挫败了叛乱，深得嘉庆皇帝赏识和信任。道光皇帝即位以来，精力充沛，为政勤勉，且以俭德著称，并善于纳谏，面对内外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过，他虽然勤政图治却鲜有作为，其措施政策也常遭到质疑。
可见，裨治文对于道光皇帝作为个人的描述仍然主要依据中国史料，用词、语气也较温和，评判显得力求客观、公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清朝帝制的抨击及对其衰败乃至灭亡预言的坚持。尤其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署之后，裨治文一方面对被打开国门、“脱离了传统的故步自封”的中华帝国的未来有一定的期待；[4] 另一方面，则更加意识到中国政制之举步维艰，整个机体已是病入膏肓，秩序紊乱不堪，断言中国已经进入老朽时期，甚至还计算出四千多年来中国朝代更替和君主在位的平均年限，以说明清朝统治已经超过了各朝延续约175年的平均年限，道光帝也超过了约20年的君主平均在位年限。不过，他也声言，自己不希望中国急速崩溃，但希望有所改革，而唯一可能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与外国之间的友好交往。[5]
在1835年发表的一篇分析建立世界和平在中国所存在的障碍的文章中，[6] 裨治文将之归结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统治机制，另一个是民众道德。他提出，此两方面的障碍与中国的历史相伴而生，并随着中国历史的推演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因为不断的革命和朝代的更替而更加彰显。他进而回顾了中国自夏朝至清朝的更替历程并指出，在中国，要建立永久的、普遍的和平，确实存在很大的障碍，而在当前，障碍之严重性则更甚。为论证自己的这种观点，裨治文分别从统治机制和民众道德两方面做了具体的阐释。
他提出，在理想的社会中，没有人能够去伤害或消灭自己的同类。剑、炮和战船可以存在，也可以有锁链、手铐和监狱，但它们都应无用武之地。那是因为，真理和公正完全占据着主导地位，统治者和服从者的权利和义务不仅明确、尽人皆知，而且各行其职。而在中国，则与这理想的社会恰好相反，所设计出来的政制结构似乎却是为了损害并摧毁对于建立及维持和平来说至关重要的基本权利的。他进而指出，皇帝权威的神圣性就是中国政制结构中有碍于建立和平的罪魁祸首。因为皇帝至高无上，他的统治就变得绝对并且普遍，就会要求天下所有人均须服从其统治。在这种态度下，皇帝禁止人们崇拜全能的上帝，并且声称自己就享有神圣的荣耀。对于那些拒绝向他表示尊敬的人，中国政府便认定他们是野蛮人，而且是残暴的敌人，于是就要向他们发动消灭性的战争。更有甚者，这样的政府还损害其子民的个人自由，不允许任何人越过帝国的边境，也禁止他们与外国人交往，违反者，就是歹徒，应该处死。中国政府还禁止介绍各类有用的知识，对于个人财产的保护也极为微弱。总之，中华帝国的君主不仅不能保护民众的自由、权利和安全，反而是丧失理性地、残忍地进行压迫，以求国家的稳定。其结果却是不仅无法维持稳定，而且致使战争频发。
在谈及民众道德时，裨治文认为，傲慢、欺诈、谎言、缺乏友爱以及盗窃、抢劫、谋杀，等等，中国人的这些品性都有碍于和平的建立。他也承认，这些品性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它们均可能在人们的内心生根发芽，但可悲的是，在中国的机制中，非但不能抑制这些品性的生成，反而却会助长它们的发展。
在文章的结尾，裨治文表明了此文的主旨观点，那就是：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甚至包括不惜发动战争，去迅速清除这些障碍，摧毁中国政制的基础。他还指出，此时清朝政府的种种危机迹象像极了明朝灭亡前夕的情景，言下之意，清朝政府正濒临灭亡。
在1835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与中国人谈判》[7] 中，裨治文指出，西方国家彼此之间承认一定的权利。在中国，由于君权至高无上，故类似的权利不可能被承认。他指出，因为中国政府的统治是建立在帝国臣民毫无权利的基础上，君权至上、不可侵犯的机制一旦确立，外邦“蛮夷”的所有权利和豁免就会而且必须被否认。“因为天上唯有一日，故而普天之下只有一个至尊”，这就是皇帝。他是上天的代表，四海内外均须服从他的统治，无论何人，倘若不服从，就应被歼灭。也就是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裨治文关于清朝帝制的具体论述不限于以上这些，他在介绍中国的官府机构、地方统治机制及法律制度时，均不同程度地兼论到其君主制。当然，《中国丛报》的撰稿人也并非只有裨治文撰文论及中国的帝制尤其是清朝现行的帝制，其他还有郭实腊、马礼逊等，在此不妨稍作介绍。
郭实腊在其1833年发表的《评论中国的历史和年表》[8] 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历史沉溺于帝王的历史之中，皇帝是独一无二的代理人，国家只是为迎合皇帝及其大臣而建立的机器。其编年记录中充斥着对历代帝王们的赞誉，却很少敢记载他们的明显失误。史籍记载中，充溢着对皇帝的崇拜，还有国家对天子的神圣敬意，赋予其神圣的美德，包括对四海内外同时也包括所有其他国家的父亲般关爱和慈悲。他还指出，这样的编年史甚至还传到欧洲，被欧洲人认同，以致中国政制下的政府一度被认为是古往今来全世界最优秀、最伟大的政府。郭实腊接着明确提出，这些历史的和政治的欺骗性观点经不起细察。皇帝，这个全人类之父，却只是一个践踏法律、将整个国家禁锢于铁镣之下的专制君主。
马礼逊的相关论述则更有针对性。在马礼逊1835年发表的一篇名为《中国的政府和政体》[9] 的文章中，他指出，中国的政治往往被过多地赞誉和羡慕，认为它具有某些特质，可以几乎完美地实行统治，这实属误解。中国政府保持对于百姓的权威主要是依赖一套严格的监督机制和广泛的相互承担责任体系，与世界上其他文职统治体制相比，它更具有军事独裁的性格。在这个体制中，皇帝居于唯一的至尊地位，他是上天的代理人，统治所有民族，在任何事务上都享有最高权力，可以毫无限制地行使立法权和执行权。因为是“天子”也即“上天的儿子”，所以他还被赋予了许多神圣的权利。皇帝是权力、等级、荣耀和特权的源泉，全世界都要受制于他。正因如此，中国傲慢地拒绝与“蛮族”进行谈判，直至在外国强大的武力威胁之下才装出一副屈尊的样子开始谈判，至少在其子民的眼中是如此。马礼逊还指出，尽管中国的皇帝理论上要受制于天命，而且还要服从习惯和祖制，但事实上，他是法律之源和正义之基。只要他愿意，可以撤销已有的规则或习惯，他的裁判是终审判决，也只有在他的权威和委托之下才能行政。所有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征服者或被征服者、主人或奴仆、年老者或年轻人、高等级或低等级，尽管在公共和私人事务中会有很大的差别待遇，但都须服从于皇帝，整个帝国都是他的财产。此外，皇帝还有指定继承人的权力。
马礼逊对于清朝帝制的这种评判，部分可能来自其与清朝政府打交道的不快经历。1816年7月至1817年1月，他陪同英国阿美士德使团访问了北京。在此行结束之后，他向伦敦传教会报告旅行见闻。在报告开头，尽管他声明了内容不涉及政治，但在描述了如何就觐见中国皇帝之礼进行谈判，及因发生周折觐见清帝未成的过程后，马礼逊说：“我在此信开头时就说，我不对你讲这次英使访问中国的政治问题，即便如此，我所写的这个简略的报告，已能帮助你对中国封建专制皇帝和半开化的宫廷的实质做出一点判断了”。[10]
二、裨治文评判清朝帝制时心中的那杆秤———美国的总统制
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以自己笔下的“真实”，来对照、鉴别已经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西文论著的阐述“何者为真、何者为假”。[11]在研读《中国丛报》裨治文所撰写的相关文章时，他在字里行间显现出来的力求客观的态度不时能让笔者感受得到，其对中国制度尤其是对清朝帝制的抨击态度却如前述那样鲜明。个中原因极为复杂，但大致可以归为两项：一是被抨击对象即清朝帝制本身存在的问题，二是抨击者也即裨治文本人所依据的参照系的优越。就前一项而言，相关论述早已蔚为大观，在此只想简述数言。自18世纪末以降，清王朝已经走过了它的巅峰时期，开始衰落，归纳言之，主要表现为行政无能、腐败普遍、满人和旗人堕落、财政窘迫、人口压力增大、士人失职。[12] 就后一项而言，因航海技术和海外商业的急速发展，西方国家因利益驱动不请自到，步步紧逼和渗透进入中国，沿海地区的中国居民的贸易观念逐渐改变，他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增多。在此新的内外形势之下，清朝政府没有、也不知道如何及时调整对策，而是习惯性地沿用僵滞、封闭的治国之道，无能、无力的态势必然尽显，源于中国古代、基于族长主义的君主独揽大权的体制连同皇帝本人自然也就难辞其咎。在此情形下，清朝体制在外国“优越”的政治体制的映衬之下，其弊端就更为凸现，甚至可能被放大。
介绍、传播异域文化者，倘若涉及价值判断，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的成长背景、生活环境、知识范围等为基础而形成的观念和标准去进行评判，心中至少会有一杆秤。裨治文自然也是如此。那何种体制是他抨击清朝帝制时心中的那杆秤呢？1801年，裨治文出生于北美13州之一———马萨诸塞州一个传统的新英格兰小镇，自幼受有清教传统的家庭的熏陶，并先后接受文科学院和神学院的教育。离开美国时，他近而立之年，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应已基本形成，而这些观念主要来自他在自己故乡的生活历练和所受教育的积累。马萨诸塞州是美国早期建国史上历史寓意非比寻常的州，就是在该州最大的城市波士顿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马萨诸塞州还是最早批准1787年美国宪法的州之一。在1801年4月裨治文出生时，继华盛顿之后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刚刚卸任，他就来自马萨诸塞州。而当裨治文于1829年10月启程离美前不久，刚刚卸任总统职位的是第六任总统，即老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可以说，马萨诸塞州主流的宗教、政治、文化等观念，在美国作为独立国家的诞生及其政府体制的构建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19世纪初至30年代间，美国政制在经过建国初一段时间按照宪法进行设计、建构之后，宪法所包含的理念、原则及体制，也从条文逐渐转变成为被国人普遍体认的现实；同时，在实践中，各派力量相互牵制并不断妥协，出现了新的学说、解释及判例，发展并逐步完善了美国的宪法体制。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1755－1835年）在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13] 一案中，确立了司法审查制。这一定程度弥补了1787年宪法体制之下司法权相对弱势的缺陷，从而完善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作为建立于原英国13个殖民地基础之上的新兴国家，美国通过总统制、选举制、两院制、三权分立、联邦制等的确立和实践，摸索出了与包括其原宗主国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不同的立国、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机制。裨治文正好成长于这一时期。尽管他因立志献身于上帝的事业，对世俗事务包括政治体制可能不甚关注，或者熟视无睹，但即使懵懵懂懂，也并不会影响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体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当他受命远赴中国传播福音时，满怀拯救心理，这既来自于作为传教士的宗教优越感，应该还同时免不了夹有作为美国人的政治优越感。而当到达并居住于陌生的中国后，对于中国体制感同身受，特别是当其传教、生活等方面受到清朝官府的种种限制时，他对清朝体制的抨击不可避免；同时，在抨击中，会不时地怀念并想象美国体制的先进和文明。
裨治文所理解的美国政制，主要即是表现在其所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4] 一书中。该书初版于1838年，1844年修订再版更名为《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1861年再次补充并易名为《大美联邦志略》。这是鸦片战争前最为系统介绍美国的中文著作，分上、下两篇，下篇介绍各省（州）情况，而上篇共27卷，“总言全国大略”，历述美国的地理、历史、土著居民、人口、自然风光、物产、农工商业、国政、社会救济、宗教、语言、教育、图书印刷、建筑绘画、矫正救赎、人伦礼仪习俗，等等。其中，“国政”共5卷，即“卷之十三”至“卷之十七”。“卷之十三”是介绍“国领、内外大宪衙门”，即是关于美国的联邦和州的政府机构、职权的总括性介绍，继之其他四卷分别具体介绍“制例之设定”即立法、“布政之大小官宪”即行政、“审察罪名之制”即司法、“刑法监狱之制”即监狱管理。与本文所论最为相关的总统制、联邦制及分权制的基本规定均在“卷之十三”中，现依序选摘若干段落并稍作分析。
首先，介绍美国“设官分职”，分为联邦和州两个系统。强调各州事务大权非属于某个个人，而是“必须各官合议，然后推行”的民主讨论并实施的机制。
其次，介绍美国联邦中央的机构，如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那时分别译为“统领”、“议事阁”和“选议处”）的设置，并重点描述了总统制的基本内容，具体涉及总统、副总统的任职资格、任期、总统去世或辞职时的补任、薪酬、职权等：
“本省之官，由本省之民选择公举。京都内有一统领为主，副统领为佐。正、副统领，亦由各人选择。每省择二人至京，合为议事阁；又选几人，合为选议处。统领每年收各省饷项，除支贮库，不得滥用外，每年定例酬金二万五千大元（首领无俸禄，故云酬金，以下各官皆云廉俸也）。若非三十五岁以上，及不在本地生者，皆不能当此职。例以四年为一任，期满另选。如无贤于他者，公举复任。若四年未满，或已仙游，或自解任，则以副统领当之。副统领不愿，则推议事阁之首者。若伊亦不愿，则以选议处之首护理。设终无人愿当此职，则吏部尚书寄书于各省首领，遍示于民迅择焉。至国统领，水陆武员固任听其指挥，即京内之文员，亦从其政令。若遣使于邻邦，或迎使于别国，皆统领治理。副统领亦由民选举，亦四年一任，酬金每年五千元，因所司无事，每年不过推他为议事阁之首而已，此酬金所以微也。”
最后，阐述三权分立的机制，即立法（会议制例）、行政（出示谕人恪遵）、司法（究问不遵守之故），并介绍联邦法院，包括最高法院（察院）及联邦地方法院的组成、设置、召集、审理等情况，特别强调法官不能参与立法（审官不能会议制例）、议员不得兼审案件（会议制例官不能兼摄审问）：
“国之大政有三：一则会议制例，二则出示谕人恪遵，三则究问不遵守之故。是以京都有一察院，院内共七人，以每年正月齐集究人因何不遵法律之故。审毕，或二三月之久，然后回家。且各省分设七院，每年以四季齐集，究问不恪守例者。但为审官，则不能会议制例。会议制例官，亦不能兼摄审问也。”
可以看出，上述“卷之十三”关于美国基本政制的内容在美国宪法条文，如第1、2、3条中几乎都可找到相应的出处，而且只是介绍，几乎没有宣教口吻，也不含任何评价的语词。不过，在其他数卷的相关介绍中，字里行间，则可明显感受到裨治文对美国政制的自豪。
例如，在“卷之十四”中，裨治文开门见山地说明“制例之设定”，也就是制定法律、维护法律秩序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国无例则不立，例不制则不成。然制不得其人，则例亦未尽善也。惟圣君贤相准情酌理，立千古不易之规，然后可以流传百世而无憾”，而且特别强调包括总统在内的大小官员须遵守法律、以宪法为重的原则：“除此例外，首领亦不能胡为……国人宜以律例为重，不徒以统领为尊。”裨治文笔端之下，美国上下立法有制、守法有则的景象流露无遗。
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裨治文对美国总统制的赞誉。在“卷之十五”中，他首先提到：“虽一国之内，皆以统领为尊，然不过四年为一任。初至之时，必誓曰：我必先循例正身，然后尽力治民，断不徇私也”。接着，他具体列举总统的内外职权，并进而说明总统行使职权时，“第所有条例，统领必从，亦必示人恪遵。如有例外，统领亦断不为之，无异于庶民焉”。而谈论总统制，他自然不会不涉及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介绍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的活动及领导地位，“使华盛顿呈（修书）于炮台内之将军”（“卷之三”），“立华盛顿为帅，以防不虞”（“卷之四”）。继之，在“卷之五”介绍美国建国后的历史时，他首先提到，作为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如同其他“合省之兵”一样，因为独立战争胜利，“则众兵尽散，弃甲投戈，又复为民”，最后“亦归故里矣”。接着他介绍，费城制宪会议时“共推华盛顿为首”，成立第一届政府时“遂议立华盛顿为国首领”。他还特别介绍华盛顿任总统两届，即在位八年后离职，去世于1799年，因其贡献卓著而被称为“国父”：“国制首领之位，以四年为限，华盛顿践祚二次，共在位八年，传与阿丹士（即亚当斯）。时欧罗巴内有法兰西国夺合省国货船，合省遂预设艟艨兵士，复以华盛顿为帅，二年余，然后平安如初。嘉庆五年间，华盛顿卒。国人呼之曰国父，以其大勋劳于国故也”。此外，他还历述了从亚当斯到遮费逊（即杰斐逊）、马底逊（即麦迪逊），直至撰写《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时在任总统泛标伦（即范布伦）为止美国总统的职位更替路线图。裨治文的介绍，使总统履职时循例正身、断不徇私，职务之外无异于庶民，职位更替平稳有序的美国总统制，及作为这一制度的第一个实践者华盛顿不恋权位、功勋卓著的人格魅力和伟人风范跃然纸上。
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之“序”中，说明了撰写此书的背景和目的：“予虽荒陋无闻，华人多见广识，唯合省地與土产、人物规条，一切国中事物，尚未领悉于胸中。故予不揣庸愚，略为详说……虽然，然以愚意推之，纵不可希圣希贤，第于未见未闻之辈，未尝无一小补云尔”。无论此时的裨治文多么有“荒陋无闻”、“不揣庸愚”的自谦，但他针对中国人对美国情况“尚未领悉于胸中”的现实，希望借此对“未见未闻之辈”有“小补”之意则是明确无误的。而从裨氏此书出版后的流布情况看，则远远超出了所谓“小补”，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大补”了。
三、鲜明对照的另一方评价———中国一代先驱们对美国总统制的推崇
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之前，关于美国人文地理及政治制度如总统制的中文介绍，并非一片空白。迄今所知中文书刊中最早介绍美国的则是由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主办、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其《论亚默利加列国·论北亚默利加之列国》一文中，有关于“花旗国”（即美国）的首都、历史、地域、人口的介绍，并明确提到美国在人、财、物及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在《论亚默利加列国·论北亚默利加之朝政》一文中，关于花旗国的朝政是这样写的：“无王，乃为国内大富大才之人所治，其有两个大议会，属其第一会者有一位尚书，或曰总理者，又出每省有两位大官，其总理者，在任只四年，每四年，必立一新总理者……凡国内之大事，要先送之到第二会，此会各官商量后，又要送之到第一会，然后可定谕。既定谕明白了，则总理乃签之，而就发之通于全国也。这样的朝政虽然为似乎不治，到底其甚有次序，而花旗国少有作乱，少有暴虐也”。[15]
而倘若仅就美国总统制而言，在官府报告中，早在嘉庆年间的1817年就看到有关美国总统制的描述。而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6）于1819年在马六甲出版了其《地理便童略传》，这是新教传教士所编写的第一部面世的汉文地理学通论，全书采用问答式，共设70问。在回答“花旗国之朝廷如何”（第69问）中，提到美国的总统制：“唯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期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16] 这较《论亚默利加列国·论北亚默利加之朝政》一文的介绍显得简洁、清晰。
而被当代学界关注较多的，则当是1833年于广州创刊、初由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编纂、被认为是在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相关介绍。其中，有关于美国历史、政治的，如1837年（五月号）的《论》；有关于美国联邦制的，如1837年（六月号）的《侄外奉叔书》；而在1838年（七月号）的《北亚默利加办国政之会》中，则介绍了美国的国会制度及总统选举、总统任期及职权等；1838年（正月号）刊有介绍华盛顿的生平及其在战争、治国等方面功勋的专文，即《华盛顿言行最略》，从该文起始一句就可看出作者对华盛顿的人品、能力的推崇：“经纶济世之才、宽仁清德遍施、忠义两全之烈士中，华盛顿独立无比”。[17]
然而，与清廷官吏的报告、传教士撰写的史地通论及他们主持的综合性期刊所描述的美国历史、政制相比，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系统性、准确性、权威性等方面，毫无疑问要更胜一筹。因此，在美国政制输入并流布于中国的过程中，《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作用不可替代。探讨其传播如何之广、影响如何之深，特别是“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们如林则徐、魏源、梁廷枏、徐继畬等在各自代表作的相关论述中是多么的依赖参考其内容，汉文学界的论著可谓不计其数。而就笔者所阅读的范围所涉，窃以为潘光哲博士《近代中国“民主想象”的兴起（１８３７－１８９５）》[18] 一文的相关梳理和分析最为详尽、细致并令人折服。这主要体现在该文第二章“历史溯源的考察：‘西方民主知识仓库’的建立”之“第四节新制度的典范国家之二：美国”中。作者认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原则，如“法治”、“会议”、“选举”及“权力分立”等方面，是“还算准确地传达了美国政治体制采取什么样的构造的讯息，却也有和它本来面貌并不相符的地方”。作者还提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问世之后，在中国知识界立即引发热烈的回响，魏源的《海国图志》和梁廷枏的《合省国说》，“都以它为源头活水，或收录，或整理，透过这些著述，更使《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传递的讯息，在‘民主知识仓库’维持了长久的生命力”。而且，通过对照、列举，比较了魏源和梁廷枏在征引时均存在但又有所不同的删减、遗漏，分析了他们不同的态度之后，作者认为“魏源的态度是斯有述我必录，梁廷枏则未皆从之”。他还认为，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并不曾参考《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因而关于美国政制的述说相当简略。[19] 对于这最后一个观点，学界持相反态度者不少。其中，有的反驳依据不仅详尽，而且也多有参考价值。[20]
若要详述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被近代多少文人志士所参考和借鉴，实非本文篇幅所允许，而且也有偏离本文主旨之嫌疑。行文至此，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需强调说明，那就是《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出版及传播与中国的知识界逐渐认可并赞赏美国政制尤其是总统制或者说将其视为理想的模式，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瀛寰志略》初版于1848年的福州，对于其是否曾参考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学界尚有不同观点。但是，从其有关美国政制的简要描述中，任何浏览者都能深刻感受到徐继畬对美国政制的推崇：“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而描述美国历史时，他对华盛顿的赞誉几乎贯穿其始终，辞藻之丰富、华丽，在该时期前后的相关论著中几乎难觅出其右者。描述其少年时代，所谓“少有大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描述其在独立战争中的勇敢、在任总统时的英明和高风亮节乃至相貌气度，所谓“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21] 徐继畬之所以对华盛顿推崇备至，如学者所言，原因之一应是中国当时刚刚遭受鸦片战争的失败，他为有华盛顿这样一位打败英国的英雄而受到极大鼓舞；[22] 但另一个原因可能更不容忽视，即徐继畬对中国制度和现实政治的失望以及因此所持的己不如人的心态，他肯定默认“不僭位号，不传子孙”优于中国皇帝的“传之一世乃至千万世”，“几于天下为公”胜于中国君王的“以天下为家产业”观念。毫无疑问，徐继畬笔下的华盛顿，有很大的想象成分。
当然，从未出过国门的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对美国情况的描述所依据的是二手资料，因此，他对美国文化的崇拜，包括对美国政制及华盛顿的赞誉，属于远距离的仰慕。而与其相比，其同时代者，被视为“近代第一位亲身走向西方世界并记录西方文明的中国人”的林鍼，则对美国的情况有过实地的考察。林鍼年少时即谙熟英语、于1847年受美商之邀亲赴美国教习汉语一年有余，于1849年回国后，将自己在美国的游历和见闻撰写成《西海纪游草》一书。留存至今的该书，分为“西海纪游自序”、“西海纪游诗”和“救回被诱潮人记”三篇，另附有“记先祖妣节孝事略”一篇，此外，还有数十篇题记、序跋和题诗。“西海纪游自序”、“西海纪游诗”即是林鍼美国之行的实录，前者采用骈体文，后者为五言诗。受文体及篇幅所限，其对美国社会的记载并不详尽，但也涉及美国的景观、技术、公用设施、公益事业、南北经济、历史政治及风土人情等方面，行文中可见作为外来者的林鍼充满好奇和钦佩之情。其中，有关官员选任，记载有：“士官众选贤良，多签获荐（凡大小官吏，命士民保举，多人荐拔者得售）”；有关总统制及首任总统华盛顿，记载有：“统领为尊，四年更代（众见华盛顿有功于国，遂立彼为统领，四年复留一任，今率成例）”。[23]这些记载难说深刻，也不可能精准，但因是亲历美国的实录，所以让人感到直接、真实。
无论是徐继畬的远距离仰慕，还是林鍼的亲历实录，均对美国的政制，主要是总统制及首任总统华盛顿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赞誉和推崇。而若要从程度上衡量这种赞誉和推崇，前者明显甚于后者，或许这是由于距离产生美感，或者更主要的是，作为清朝政府官员的徐继畬比以靠语言在洋行中谋生的林鍼更能深切感受清朝帝制与美国总统制之间所存在的巨大落差，因而在深为本国体制担忧和失望之时，其笔下的美国政制就更为先进和完美，华盛顿自然也就被想象成为了“异国尧舜”。在此之后，这种想象不断被复制，历经洋务新政、清末改革直至民国时期，延续、反复地提升华盛顿的超凡魅力，构筑成了学者所称的“华盛顿神话”。蒋敦复的《海外两异人传：华盛顿》、张斯桂的《万国公法序》、李善兰为岡千仞和河野通之合译的《米利坚志》所撰写的“序”、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国日记》、黄庆澄的《东游日记》、陈炽的《庸书》、邹容的《革命军》及清朝末年、民国初期的若干报刊政论，等等，就连续形成了构筑这一神话的论述谱系，尽管记载各有特色，在此过程中的中心方向也有所转变。[24]
这样，始自19世纪中期前后，以包括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在内的介绍美国制度的西学论著的出版及传播为重要源头，以“开眼看世界”的一代先驱们为导引主体，在中国的知识界及部分官僚阶层中，逐渐形成了延续至民国的推崇美国政制、赞誉总统制、钦佩华盛顿的潮流。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几乎与此同一时间维度内，清朝帝制的形象在裨治文等西人的眼中总体上却是每况愈下，此方面的西文资料和中文译著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这一褒一贬的最直接结果可能是，在中国参与这一潮流的仁人志士们，在认可、赞誉美国总统制的同时，面对自己所处的帝制之下的大清王朝，免不了不满、抨击乃至要起而推翻之；而西方列强，却利用所谓谈判和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千方百计为本国在中国牟取最大的利益。
四、结语
作为美国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于1830年肩负传教使命来到中国。但是，在中国长达30多年的生活中，他所从事的活动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领域，非一般传教士所能及。若撇开其他方面，仅就其作为《中国丛报》的创办人和最重要的撰稿人及出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这两方面而言，其影响之广之深，就很值得我们梳理。
《中国丛报》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成熟的英文期刊，前后持续整整20年，恰好跨越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这一中西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重要时期，它是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窗口。裨治文是该刊最重要的撰稿人，其笔下描述几乎涉及中国社会的全方位，尤其是依据自己所观所感抨击当时清朝帝制的文章在西方世界中产生了广泛的、持续的影响。抨击清朝帝制，裨治文并非第一人，且也并非是当时在华西人中的唯一一个，但因其是《中国丛报》的创办人和最重要的撰稿人，被视为是美国的“中国问题第一专家”，加上他还担任过美国来华谈判使团的中文秘书等职，因此，较之其他人，裨治文评判清朝帝制的观点，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界和政界的深远影响则是不可替代的，绝不能低估。
裨治文之所以抨击清朝帝制，被抨击对象即清朝帝制本身确实存在问题，这无可讳言。不过，他抨击清朝帝制时心中的那杆秤，无疑是他认同并为之自豪的美国总统制。他并非法科出身，不可能专门系统地论述美国的宪政制度及其总统制，但凭借其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知识积累，加上自己人生前30年成长于新兴的美国政制氛围的生活体认，来到中国后，面对中国人对美国情况“尚未领悉于胸中”的现实，“不揣庸愚”撰写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其中，有关美国具体的政制包括总统制及对首任总统华盛顿的赞誉等方面的内容，尽管谈不上详尽，也并非全部准确，但却在中国“未见未闻之辈”中具有启蒙式的价值和影响。从“开眼看世界的一代先驱们”的著作起，历经洋务新政、清末改革直至民国时期，体现西学东渐的许多重要论著及报刊政论，延续复述裨治文笔下的美国总统制及作为“异国尧舜”的华盛顿形象，将美国总统制作为先进和完美的政制典范，并构筑成了所谓“华盛顿神话”，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学界、政界普遍存在的仰羡美国政制的一股潮流。
总之，基于《中国丛报》相关文章，解读裨治文眼中的清朝帝制，对照其对清朝帝制的抨击及对美国总统制的自豪分别在西方和中国所产生的巨大、持久的影响，其体现出来的鲜明落差，确实发人深省，甚至令人唏嘘。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关于裨治文的详细生平介绍，参见［美］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See List of the Articles in the Volumes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ir Subject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XX，1851，pp.ix-liv.；参见李秀清：《〈中国丛报〉与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See The emperor Taoukwang：his succession to the throne of his father，coronation，with notices of his character and government，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X.February，1841，No.2，pp.87-98.
[4]Se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considered with regard both to its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ions，specially as affected by the late war and treaty，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XII，January，1843，No.1，pp.1-8.
[5]See Journal of Occurrences：the Peking Gazettes：condition of the reigning dynasty，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XVI，January，1847，No.1，pp.50－52．另外，在附录的“文章列表”中，该文被更名为“Stability and durability of the Chinese monarchy”。
[6]See Universal peace：obstacles to it in the character and government of nations，particularly of China and Japan；with remarks on the means best fitted to remove these obstacle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III.March，1835，No.11，pp.516-528.根据附录的“文章列表”，该文被简称为“Character of Chinese monarchs and their wars”。
[7]See Negotiations with China，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III.January，1835，No.9，p.419.
[8]See Remarks on the history and chronology of China,from the earliest ages down to the present time，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II，NO.2，June，1833，pp.74-85.
[9]Se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its character and leading principles；nature of the sovereign power；political position of the people；distinctions in society；privileged classes；the nine ranks of official person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IV，May，1835，No.1，pp.11-17．
[10]［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6页。
[11]See Introduction，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I，No.1，May，1833，pp.2-3
[12]参见［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97－100页。
[13]参见程梧：《马伯里诉麦迪逊》，《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3期。
[14]本文所引《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具体内容，均依据刘路生点校的该文献版本，参见《近代史资料》总第9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施娟：《裨治文与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历史系，2004年。
[15]转引自熊月之：《近代西学东渐的序幕———早期传教士在南洋等地活动史料钩沉》，《史林》1992年第4期；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16]转引自熊月之：《晚清中国对美国总统制的解读》，《史林》2007年第1期；邹振环：《麦都思及其早期中文史地著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7]参见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1－232页、第241页、第319－320页、第389－390页。
[18][19]参见潘光哲：《近代中国“民主想象”的兴起（1837－1895）》，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0年，第91－98页。
[20]参见［美］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张施娟：《裨治文与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历史系，2004年，第92－94页。
[21]参见徐继畬：《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291页。
[22]参见郭锦华：《徐继畬：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炎黄春秋》2004年第4期。
[23]林鍼：《西海纪游草》，钟叔河、杨国桢、左步青点校，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8－39页。
[24]参见潘光哲：《“华盛顿神话”在晚清中国的创造与传衍》，载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6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