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星期,我参加了美国国务院主办的“爱德华默罗新闻计划”(Edward R.Murrow Journalism Program)。我们先到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与来自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名新闻同行聚会,然后按照各自的小组分别与不同的官员、专家讨论,再到各州去和一般的美国人民交流。
这是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个环节,宗旨是让世界各地的新闻从业员了解美国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认识美国的新闻自由。
在一个午宴上和一位官员聊天时,我说这是美国的“洗脑”计划。她微笑着回答:“我们从来不否认这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你们帮忙‘洗’美国人民的脑。在三周的访问中,请多接触美国人民,特别是那些从来没有出过国的美国人。我们把你们带到美国,也希望你们把世界带给美国人。”
听了这位官员的话,对美国人的开放产生了好感,我喜欢这种真正的自信和坦率。
我被分配到一个上海、一个广州和两个在香港工作的中国记者组成的东亚与太平洋区中文组。主办单位给我们配了两个随行通译,一个出生台湾,一个出生中国武汉,两个都是中学或高中时期到美国,移居已经十多年了。
我们先在华盛顿与国务院中负责亚洲和中国事务的外交官员以及学者交流,然后到乔治亚州的大学听历史系教授介绍美国南部历史。接着又飞到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看看这个中部城市,并“下乡”到摩根堡了解一个保守的白人小镇如何面对全球化以及越来越多外来移民的问题,最后一站到芝加哥这个号称全美最多元文化和种族的城市结束21天的行程。
这样的组合,在这个时间点上访问美国,一路上几乎每一次会面,大家最关注的课题,就是中美之间的冲突与合作问题。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正在崛起的另一大经济体对话,来自新加坡这个既学习了西方的现代化的国家,又有一定中华文化背景的我,像买了戏院正中央的票,可以仔细观察两个主角之间的大小互动,也可以思考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理,在迎接这个两大势力相互抗衡的世界。
在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十多名研究员进行的一场对话中,双方的冲突最为显著。
这个委员会刚刚公布了一份中国研究报告,其中难免有一定的篇幅谈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些研究员都会说相当流利的中文,也有在中国居住几年的经验,但是他们一谈到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四个记者就群起抗议,认为他们不了解中国。一个小时的会面,短兵相接,好几次我这个中立的小国国民用了一点幽默感,才可能让讨论继续下去。
对我的中国团友来说,美国人的批评不管对不对,他们自己没有做好,就没有资格批评别人。美国人则不一样,他们承认自己的国家有一定的缺陷,政府也不完美,所以需要社会的监督。他们监督美国,也认为自己有责任监督其他的国家。私下和他们聊天,这些研究员并不是不怀好意地看中国,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因为喜欢中华文化,学习中文,才做中国问题的研究。
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李贝克博士(Lee Becker)给我们讲美国历史的时候,介绍了“exceptionalism”这个词,也就是美国人感觉自己很特别。他说美国的历史只有400年,非常短,但是很幸运,打仗没有输过,由于土地广袤又有天然资源,快速致富,快速成功,让美国人有一种优越感,感觉自己得天独厚,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和理想主义加在一起,让美国人一直要传播出自己的想法,把自己认为价值最高的自由与民主,输出到全世界。
美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让美国人产生焦虑,这种焦虑越来越迫切。就拿我们这三个星期的交流时不断谈到的媒体生存课题来说,美国的传统媒体被互联网蚕食的同时,中国的媒体正在蓬勃发展。美国一些报纸减少在外驻点,缩小国际新闻报道的篇幅,中国同行们在考虑的是到世界的哪个城市开设新的记者站、明年广告收入可以增加几个亿。从双方的多次交锋中可以发现,Exceptionalism已经渐渐从美国“输出”到中国了。
我不羡慕美国50州如50国的政治制度,对于形成配套的美国式自由和民主也有不同的领悟,但是有一点我是佩服的,是美国人的自信和乐观,那是一种无法取代的国民性格。
三周访问结束时,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查理在产生过林肯、里根和奥巴马三个总统的伊利诺州主要城市芝加哥对我们说:“你看美国一元钞票后面有一个未完成的金字塔,金字塔是世界上最稳定和平衡的结构,这个未完成的金字塔象征着我们自认不是最美好的,永远有未竟的事业需要我们去改善、完成。”
因此美国整体来说一直保持勤奋、担心未来,加上他们相信自己得天独厚的乐观心理,给社会创造出正向的能量。美国的社会不会出现一夜之间的变化,因为它的任何改变都必须在各方势力相互妥协之后才能执行,但是爱国主义精神最终还是能够把想法不同的人放在一起。
当社会越来越多元,观念越来越分化时,这种乐观地协商再寻找共识的处事方法,倒是值得大家再去思考和学习的。
(作者是《联合早报》采访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