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信息流通已经达到今天这种"全民皆记者"的时代,我们却仍然可以观察到对法国大选观察的某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单纯地、绝对地从理论上来了解法国民主。事实上,西方民主犹如"俄罗斯娃娃",一个套一个,最外面的与最里面的可以是一样的,但也可以是绝对不同的。西方之民主理论就是最外面那只娃娃,而其实践则是套在里面的娃娃。从理论上来了解和理解法国民主,就犹如仅仅研究俄罗斯娃娃最外层,而对里面的娃娃----即理论在现实中的实践----却一无所知。正如我发表的"读懂法国总统大选"一文中所谈及的那样,法国大选同样存在着"规则"和"潜规则",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同样存在着政体结构上的矛盾。
中国媒体、学者对法国大选的高度关注是一件好事。
不管怎么样,正在寻求自己的民主化道路的中国深知,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在全球化达到今天这种程度的时代。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避免走弯路。特别是在竞争激烈至此的今天,环境已经不允许任何国家悠然而然地去实验各种体制。任何失误都会导致国家发展的停滞。所以,世界第五大强国法国的总统大选,应该吸引我们的关注和思考。但如何关注法国大选,却是一个问题。
在信息流通已经达到今天这种"全民皆记者"的时代,我们却仍然可以观察到对法国大选观察的某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单纯地、绝对地从理论上来了解法国民主。事实上,西方民主犹如"俄罗斯娃娃",一个套一个,最外面的与最里面的可以是一样的,但也可以是绝对不同的。西方之民主理论就是最外面那只娃娃,而其实践则是套在里面的娃娃。事实上,理论与实践中间往往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从理论上来了解和理解法国民主,就犹如仅仅研究俄罗斯娃娃最外层,而对里面的娃娃----即理论在现实中的实践----却一无所知。正如我在《新民周刊》上发表的"读懂法国总统大选"一文中所谈及的那样,法国大选同样存在着"规则"和"潜规则",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同样存在着政体结构上的矛盾。如立法与行政两大权力从理论上而言就处于分立制衡状态,而在实践中却完全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法国总统的权力在执政期间几乎是没有制衡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已经精确地了解了法国民主最外层"娃娃"的全部细节之后,打开理论上的娃娃,深入到实践中去寻找里面的"娃娃"(民主实践)的时候了。
这是题外话。本文正是拟打破外层"娃娃"来窥探一下民主在实践中是什么样的,让读者来体验一下书本上找不到的法国大选。
从一则"谣言"谈起
先从大选进入到最为激烈的两轮投票之间突然在巴黎全城甚嚣尘上的一则亦真亦假的"谣言"谈起。4月28日晚,社会党国民议会议员朱利安·德雷在巴黎圣德尼斯街的一家酒吧举办生日晚会。应邀者包括多数正在辅助奥朗德竞选总统的社会党大员。这批大员抵达后才获悉,德雷也邀请了丑闻缠身、声名狼藉的斯特劳斯·卡恩。于是这批奥朗德竞选大员纷纷离开了酒吧。但一名在场的《观点》周刊记者萨伊德·马赫拉纳已经将这一消息通过推特(微博)发布出去。此事立即在媒体上引发一场风暴。右翼阵营籍此对奥朗德展开一场道德攻击。到此为止,一切都是非常确切的消息。
下面则是"谣言"的开始:巴黎盛传当时奥朗德已经在前往德雷生日晚会的途中。一个警告电话使奥朗德及时掉转车头,远离这一是非之地。一位"知情人"告我,德雷的生日晚会就是一个陷阱,至少太像一个陷阱而不能不引人怀疑。首先,4月28日并非德雷生日。德雷生于1955年3月5日,为何他选择在大选两轮之间的一天来庆贺生日呢?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3月5日他病了。问题是,4月25日(生于1949年)倒是斯特劳斯·卡恩的生日。德雷生日晚会,还是卡恩生日晚会?据分析认为,如果奥朗德出现在晚会上的话,"德雷生日"就会立即变成"卡恩生日"。在场的记者立即就会将这一丑闻传遍法国。而且生日晚会所选地点也令人疑窦丛生:酒吧的名字叫"我敢",是昔日圣德尼斯街上的一家声色场所。选择这一地点似乎是在刻意提醒人们卡恩的性放纵......
为什么出席卡恩生日晚会就会成为奥朗德的一个丑闻呢?在总统大选中,如果说夸海口向选民大许其诺是一束玫瑰的话,那么竭尽全力抹黑对手则是一柄利剑。在法国历次大选中,总会爆出一些丑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81年大选中的"钻石事件"。而在找不到抹黑对手的案子时,道德上的抹黑有时也是奏效的。2002年社会党若斯潘就是被爆料在私下称希拉克"惰性消极、精力衰竭、垂垂老埃";一位在任总理如此"恶意地"描述在位总统,立即就演变成一个丑闻,对后来若斯潘未能进入大选第二轮种下了祸根。
萨科齐原来一直认为自己的对手是卡恩,因此早就对卡恩的种种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本来,卡恩在北方里尔城召妓一事,右翼不仅掌握着全部材料(法国主要警察机构领导人都是萨科齐政府上台后重新任命的),而且人证、照片、材料俱在。只要在大选进入最后关头时向公众抛出,卡恩必倒无疑。但没有想到的是,卡恩自己于大选前在纽约掉进了另一桩性丑闻,从而使奥朗德脱颖而出。奥朗德是近年来法国总统候选人中间特别"干净"的政治家。而且奥朗德深悉大选的奥秘,自其投身社会党党内预选以来,就没有犯任何错误,以至于萨科齐方面找不到击倒奥朗德的突破口。于是,上述"陷阱论"便在这一事实基础上出笼了。从萨科齐方面在丑闻出现后猛烈攻击奥朗德,萨科齐本人也亲自指名道姓地在竞选集会上抨击对手,甚至在两人的电视辩论中都提及此事,可见右翼方面确实将此作为打倒奥朗德的一个契机。事后左翼内部长舒一口气:"只差一步啊"。而在总统大选中,差距往往就是一步之遥。
秘密社团对大选的影响
关注西方政治、特别是在西方生活过一段相对比较长的时期的专家、学者甚至普通人,都曾听说过共济会这个西方世界著名的秘密社团。但很多人对其存在均将信将疑。事实上,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到证据来证明某些我们想证明的东西。
但共济会在法国的存在,及其对法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影响,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却充分显示出来。为了证明这一点,下面我仅采用从法国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摘要出来的内容。三大政治周刊《快报》、《新观察家》和《观点》杂志在大选期间都曾刊登文章,介绍法国共济会对总统候选人的影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据法国《快报》周刊介绍,在十名最终被宪法委员会确认为正式总统候选人中,至少有一人明确承认自己是共济会成员,他是左翼阵线总统候选人梅朗松。在《巴黎人报》的一次采访中,梅朗松详细叙述了他入会的过程和目的。前面提及的社会党国民议会议员德雷也是。据一本题为《权力中的权力》一书,法国历届政府中平均三分之一的部长都是法国共济会成员,而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中比例更大。不过,这些数字都是法国记者的估计,因为法国政治家是不是共济会成员,只有其自己承认,人们才有可能知道,否则就不可能知道。这毕竟是一个秘密社团。因此,这些比例仅仅是估计而非统计。法国历届政府都有一名"联络国民议会"的国务秘书,而这位秘书往往是一位"共济会兄弟",原因就是为了保证政府与议会的关系能够通过更密切的渠道保持良好。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需要通过一个秘密社团来加强关系,这多少有点诡异。 据3月1日法国政治周刊《新观察家》发表的题为"当共济会听取他们的口试时"的文章披露,从去年11月至今年1月,十名总统候选人中的六人前往共济会,向他们阐述了自己对共济会七大价值即民主、世俗化、团结、公民身份、环境保护、人类尊严和人权的看法。其中就包括奥朗德在内。据奥朗德回忆,向共济会做演讲一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对此我完全理解。"这次演讲是否对奥朗德当选有着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从理论上来说,候选人对共济会的演讲全部放在其网站上,供"兄弟们"阅读。因而并无秘密可言。但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法国政治,那就有点天真了。事实上法国共济会与政治的更深一层的关联,是外人难以了解的。
据《巴黎人报》1月16日在一篇"共济会是如何操纵候选人的"文章中透露,共济会总人数并不多,仅十几万。但每个共济会会员身边又操控着一个甚至数个外围组织,因此其影响力是相当大的。所以"候选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到我们会中进行政策演讲",两大法国共济会组织"大东方"的大头领吉·阿尔兹哲说。并没有任何民意调查可以证明共济会的真正影响力。但该文透露,2002年总统候选人若斯潘和2007年的罗亚尔都明确失去共济会的支持,结果都在大选中败选。2007年时萨科齐与共济会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当时他接受了共济会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宴会,并做了"对话与法国民主"的演讲,博得高度评价。当时他得到共济会对他的支持。2007年他赢得了大选。但今年形势却发生了变化。萨科齐为了吸引极右翼国民阵线选民的青睐,竭力将自己的竞选纲领向右转。而共济会却是反对极右国民阵线的(该阵线勒庞曾多次要求前往共济会演讲都遭到明确拒绝)。而萨科齐在一次竞选讲话中强调法国的"基督教文化属性",引起了倾向于世俗化和有着其他一些宗教考虑的共济会的强烈反感。双方关系逐渐僵化。最终萨科齐以"尚未宣布参选"为由拒绝前往共济会作政策演讲,而共济会则拒绝前往总统府听取其政策阐述的邀请。两者在2007年密切合作后,于2012年分道扬镳。
但法国共济会却早就支持奥朗德。奥朗德于2006年曾到共济会进行过演讲,当时他就博得了会员的广泛好评。只是当时他并不是总统候选人。《新观察家》周刊认为,今年奥朗德无疑是共济会支持的候选人,而奥朗德也并不掩饰这一点。他曾邀请一位加入了社会党的共济会大头领为他竞选站台,后者拒绝了。因为共济会宁可在暗中支持他,理由是"每个共济会成员都可以自由地投票"。最终的结果是,得到共济会支持的奥朗德和2007年时的萨科齐胜选,而失去这一支持的2012年的萨科齐败选。当然,将大选仅仅归结于这一秘密社团的支持与否,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但忽略其存在和对法国政治生活的作用,同样也是有失偏颇的。
控制新闻,就是操纵选举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说:"媒体不是第四权力,而是第一权力。"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箴言,其披露的是西方选举民主的一个深层次实质。吉斯卡尔·德斯坦是在1981年争取连任失败后讲的这番话。当时媒体大肆炒作他的"钻石丑闻",使得他声名狼藉。
萨科齐在这次大选中也不停地指责媒体,称媒体联手反对他。他在多次公共竞选演讲中指责法国媒体总体上左倾,在政治上反对他竞选连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萨科齐的指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他强调的一点,即媒体对大选的重大影响力,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力,是不可忽略的。
法国学者们撰写、出版了很多学术著作披露"选举与媒体"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我就曾读过一本题为"国王的制造者"的书,其对总统大选中媒体是如何择边而站、从而使某候选人蠃得更多的选民支持的内情披露,令人惊心动魄。要知道,绝大多数选民并不可能直接接触候选人。即使有一定的接触机会,也是短暂的、极少的。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主要就是依靠媒体。我曾写过,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你的思想。媒体作为候选人与选民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其公开的立场、其隐藏的态度均对选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特别是当媒体暗中支持或反对某一候选人时,就基本可以决定其命运。所以,"国王"的制造者,就是媒体。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这次大选中,有一位非常特殊的候选人:雅克·舍米纳德。
最早听说这位"团结与进步党"总统候选人,是他向媒体宣布,他已经得到500名民选官员签名支持。要知道,500名民选官员支持并非易事,连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等多位政治名流都未能拿到,舍米纳德却拿到了。难道给他签名的官员真的都疯了?我开始对他产生了兴趣。这时我发现,他早在1995年就已经拿到签名而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那次总统大选是我第一次报道,我出于好奇,也是出于职业责任心,几乎跑遍了所有候选人的竞选集会。但我居然对舍米纳德一点印象都没有。事实上任何大选候选人在大选正式开始的两个月里面,与其他候选人应该有着同样的在媒体露面的时间,我非常奇怪为什么我在报道1995年大选时对舍米纳德的存在一无所知?这一次,很多记者同行告诉我,这是一个"黑社会式的人物",说他是一个"想将月球工业化"的疯子、是一个"极右纳粹分子"。恰好这时法国电视对外广播的世界五台邀请我在电视上采访他,尽管我更感兴趣的当然是奥朗德、梅朗松等更为重要的总统候选人,但为了了解我为何在1995年会犯下如此错误,我欣然接受。事实上我对舍米纳德充满了职业的好奇。
采访后我才明白,媒体上的舍米纳德,与我面对的舍米纳德差距可是太大了。他并没有任何"黑社会色彩",只是他的政党几乎没有任何经费,只有政治理念与他一模一样的人才会志愿地跟着他干。他也并不是要"工业化月球"的疯子,其实就是一位坚定的"进步论"者。他坚信科学进步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他反对国家之间用战争来解决争端;相反,他建议各国联合开发太空,将有限的金钱与资源用于造福人类的太空事业,就能避免战争。就是在这一建议中,他提及"在月亮上培养新工业基地"。显然这一建议是完全正常的,仅仅可能过于理想化、书生气太重而已。但到了媒体笔下,却成为要"工业化月亮"的疯子或蠢货。在有限的电视直播采访中,记者问的问题几乎都是此相关的,如你为什么要工业化月球之类的,这就使观众真的相信这是一个"科学怪人"。根据选举法,作为正式总统候选人,舍米纳德有法定时间向电视选民发表竞选演讲。但这些演讲不是被放在深夜就是放在凌晨,使看到的人很少。媒体就是这样来操纵着选民对候选人的印象的。
而且媒体坚定地将舍米纳德描述成一个"极右翼分子",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他自承是美国一位名叫林登·拉罗什的政治家的传人。那人据报道有"反犹太金融垄断倾向"。而另一个原因则是他的竞选纲领是"一个没有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世界";而反对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人大多被视为有反犹嫌疑的"极右"人士。当我问他本人的政治立场时,他称自己是一位"倾左的戴派"。但尽管他本人一再否认属于极右,但在媒体的不断地、反复地报道下,很多人最终都相信他是一个极右翼政治家。在很多方面,舍米纳德的竞选纲领都是过于理想化的,或是不现实的。但将他说成是一个"疯子"、一个"黑社会人士",却是极为过份的。舍米纳德最终得票率仅0.25%。这不能不承认是媒体的巨大作用所致。
法国总统大选的深层次内幕,是可以写一本书的。一篇短短的文章只能揭开小小的一角。比如金钱对选举的作用,我就没有涉及。因为这一点已经人所皆知。但金钱才是选举的首要因素。美国大选已经证明,筹集竞选款最多的那位候选人必然当选。法国用于总统大选的经费是有封顶的,理论上恰恰是为了避免金钱对选举有过大的影响。然而在实践中却是另外一回事。1995年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罗兰·迪马在审查大选经费时发现,当时两位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当然包括最后当选的总统)在竞选支出中都出现了违规现象(即用钱用超了)。但迪马仍然批准了大选有效。他说,"难道我还能让法国重新进行一次大选?那将意味着第五共和国的终结......"
作者简介:
郑若麟,文汇报高级记者,研究员。现为文汇报国际评论专栏撰稿人。1990年至1997年曾任文汇报常驻巴黎和欧洲记者;兼任香港文汇报驻巴黎特约撰稿人;并为《欧洲时报》、《欧中经贸》等海外华文报刊特约撰写国际时事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