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中，国家的作用是显著的。国家是代表人民的有机整体，不是人与人简单的相加，国家是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并通过政治（政令）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使轻重之术比西方政治经济学更加注重社会整体平衡，注重财富的分配。

梁启超先生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垄断势力大发展的时期，所以他比今天许多经济学家能更深刻体会到自由市场经济导致的贫富鸿沟，在其《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他专列一节谈《管子》的“调剂分配之政策”，梁启超先生说：“泰西学者恒言曰：昔之经济政策，注重生产；今之经济政策，注重分配。吾以为此在泰西为然耳。若吾国则先哲之言经济者，自始已谨之于分配……管子之意，以为政治经济上种种弊害皆起于贫富之不齐。而此致弊之本不除，则虽日日奖励生产，广积货币，徒以供豪强兼并之凭藉，而民且滋病。此事也，吾国秦汉时尝深患之，泰西古代希腊罗马时尝深患之，而今世欧美各国所谓社会问题者，尤为万国共同膏肓不治之疾。而所以药之之法，在我国儒家言，其主复井田。孔子、孟子、荀子所倡，与夫汉唐以来之均田、口分田、限民名田等政策皆是也。在泰西社会主义学派，则主土地国有。其尤甚者，主一切财产皆归国有。其意亦与吾国之井田略相近。虽然‘私有权’之为物，随世界文明之进化而起，相沿既久，而欲骤废之，其不能见诸实行，不待智者而决也。若管子均贫富之政策，则举有异于是。”【1】

以《管子》轻重诸篇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认为，如果国家对市场经济放任不管，必然产生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进而影响社会系统的整体稳定。所以国家直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必须的，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目的是实现百姓均平，社会和谐发展。

《管子·轻重甲第八十》的作者认为，国家若光强调生产，而不能损有余补不足，调节分配，结果只能是强者“并兼而无止”，弱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上面引管子言曰：现今主持国家拥有土地治理人民的君主，要注重四时农事，保证粮食储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才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现在君主亲身示范犁田垦地，开发草地，是可以收获粮食的。人民的口粮，每人也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保证。然而大街小巷为什么还有挨饿受冻的人呢？这是因为粮食被人囤积起来了。现在君上铸造钱币，人民用来交易，每人也会有几百几十的数目。然而为什么还有卖儿卖女的呢？这是因为钱财被人积聚起来了。所以，作为人君，不能分散囤积的粮食，调节物价的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即使他加强农业，督促生产，无休止地开发荒地和铸造钱币，人民也还是要贫穷的。（原文：管子曰：“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今君躬犁垦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亩之数，然而有饿馁于衢闾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故为人君不能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君虽强本趣耕，发草立币而无止，民犹若不足也。”）

轻重之术告诉我们，单纯满足于发展经济，并靠发行货币的办法刺激经济不行，还要用政治手段调节能分配，这是实现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述思想正是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所欠缺的——在货币主义盛行的美国尤其是这样！

百姓均平原则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手段实现的，目的是防止人与人互相剥削，“下相役”“阴相隶”“同列而相臣妾”。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认为百姓均平原则是中国没有像西方社会一样陷入阶级斗争泥潭的首要原因，也是华夏文化先进性的标志之一。他在《汉代之经济政策》一文中写道：“凡欧洲史中封建贵族与工商资本、资本与劳动之争，为患稽天者，于中国史悉无之。一若中国民族独不解阶级斗争之事，而孰知此即晃错、董子之消患于无形耶？欧美今日所不能解决者，中国于二千年前已处之有其方。是安得以我自然科学之后于人，而谓我历史亦后于人耶？”【2】

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页。

【2】蒙文通：《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130页。

（本文摘自翟玉忠《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