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历史上，回族在试图确认自己的群体身份时，并不是完全按照理论所提供的依据进行比照和辨识的，也不是以本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进行身份认同的，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国家的需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至上原则进行自我认知。从清末民国时期回族在“回族”与“回教”身份称谓问题上的争论可以看出，近代回族在进行身份认知时自觉维护国家利益、深刻体认中华民族身份，说明回回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不断整合，已与中华文化及各民族形成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整体。

清末民国时期，在引进的“民族”新知识话语中，回族社会就自身的身份认同进行着不断的讨论和探索，“回族”“回教”之争便是贯穿始终的话题。在中华文明底色里，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在外侮加剧的形势下，这一社会变革时期回族在身份认同方面高度的一致性表现在中华民族认同的认识上，即回回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然后才是中华民族中有宗教信仰的人群之一。

回回民族自元代形成一定的民族聚合始，就自称和被“他称”为“回回”“回教”“回民”，这些称谓在近代以前，或者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赋予其“回族”名称以前，通常是指信仰伊斯兰教、拥有独特生活方式的人群。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带给中国回族穆斯林群体一个全新的自我认知的方式和途径，唤起了以精英阶层为代表的中国回族穆斯林群体的民族觉醒意识。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共同的祖先和历史记忆的塑造，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回族知识分子开始对回族的称谓、来源、历史进行学术性探讨；二是回族的知识精英开始使用“民族”这一全新的概念进行身份界定。在回族留日学生的自办刊物《醒回篇》中可以找到近代回族用“民族”概念来认识自我群体的早期言论，如黄镇磐在《论回民》一文中批评道: “尝见时人论政，辄以汉、满、蒙、回、藏、苗，相提并称，俨然以六大民族标榜之”^［1］(33)，赵钟奇《中国回教之来历》一文也提及：“近人概分中国民族为五，回教居其一。”^［1］(43)

尽管回族的知识精英很早就尝试用近代的“民族”概念对自身所在的人们共同体做一个合理的界定，然而我们发现，直至抗战结束，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群体的身份认知仍然纷纭莫辨，反映在称呼上，“回族”“回教”“回民”等含义不尽相同的词语表明近代回族对身份的自我认知大概有以下两个指向：一是回族；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近代回族对自身在上述两个指向上的认知态度以及这些态度背后的驱动力主要反映在“回族”与“回教”关系的讨论中。具体考察近代回族知识精英关于“回族”与“回教”的讨论，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清末民初的“回族”“回教”之争

这一时期，中国人刚刚学习使用“民族”这一外来概念去认识中国的人群构成，以推翻清王朝为职志的革命党人试图用“民族革命”的口号来实现对国人的广泛动员。辛亥革命后，由于政府以“五族共和”进行号召，一时间，关于民族的种种论说更时常见诸报刊，回回的知识群体开始从汉、满、蒙、藏、苗这样的多民族格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那么，将中国穆斯林以“回族”相称，列于中国几大民族之中，回族社会的反应如何？从我们所能看到的材料中可以发现，回族知识精英群体似乎对回回群体是否为一个民族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同。

部分接受了新知识的回族青年在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影响之下，认为只有成为一个民族，与其他人群平等，才能为国家尽力，“许多作家，在记述信回教的民族的事实或批判的文字中，都喜欢用这四个字（即回教民族）作他们的标题”^［2］。一些回族社团在申请创建时也以“回族”为团体命名，如1912年南京回族蒋新吾、金鼎等呈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要求成立“中华民国回族联合会”^［3］(25)。

同时期的更多回族精英表示出对“回族”称谓的质疑。黄镇磐说：“回以名教，非以名族也，而论者往往以回民称。”^［1］(33)赵钟奇通过对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历史的梳理认为：“然则散处中国各省之回教，非单纯之民族，乃合成之民族。若以近世文明各国之法律例之，直不成其为民族，不过教徒而已。”^［1］(45) 民国初年，回族报人丁宝臣、丁竹园等人在自办报刊《正宗爱国报》《穆声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宗教不同，非种族不同，汉人入清真教者，就是汉族；满人入清真教者，即俗呼之回回旗人，其英德法俄日等国，皆有奉是教者， 岂能尽视为回种？”“信清真教的日众，可全都是中国人……当初即或有阿拉伯种族，百数十年后，已与内地人无异了……岂有因宗教之故，另立一族之理呢？”^{［4］(326～327)}其文章标题《清真教不是异族人》《清真教不承认族字》等清晰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从以上议论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当时社会上( 包括回族社会) 存在一定程度上对回回为一“民族”的体认；另一方面，许多回族知识分子对“回族”的称谓表现出审慎甚至反感的态度。这些以振兴本民族为己任、身为民族知识精英的人为什么会产生相左的看法，他们担忧的是什么？其实， 他们的文章已经做出了某些解答。黄镇磐分析说：“夫神州大陆，中原杂处，惟满、汉久分门户。所谓回者，侧列其间，相安无事。闻之父老，有所谓争教不争国者，殆即回回入中国传教之宗旨也耶。近人不察，每以回民目之，且有谓为回族者，则是满汉之外，又树一民族之敌。吾恐同种相残，互相吞噬，不数百年，黄人扫迹，则世界尽化为深目、高鼻、赤发、碧髯儿也，岂不大可哀哉! ”^［1］(33) 赵钟奇亦作出解释：“予之本意，不在辨明回教为族民与否，乃欲唤起回教同人，当知回教与中国之关系，发奋兴起，实力担负中国国民之责任云尔。”^［1］(43)

考察清末民国时期回族社会内部自我身份认识的分歧，问题主要在于两点。

其一，对近代西方传入的“民族”概念理解的歧义。近代西方“民族”概念强调与国家政治疆界相联系的国民，即“nation”，一族一国模式。中国历史上为大一统的帝国体制，是各民族相容共存的多民族国家。跨入近代后，中国的新知识群体尚未对包括“民族”在内的庞杂西方知识与理论体系完全消化吸收，仅凭一些初浅的理解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很容易出现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局面，让人产生误解。

其二，对中华国民“中国人”角色的看重。在近代，回族虽然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但在身份认同的取向上，回族首先更为注重的是其“中国人”的身份，在种族革命宣传大行其道，民族、种族、国族等概念在理解和使用上还存在歧义的情况下，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很容易产生“自外于人”的效果，这是回族知识精英所极力避免的事情。正如张巨龄先生所分析：“关于‘族’，那时的人们是视为种族之意思的，回教社会予以反对，实系出于爱国之心，是恐人们将自己视为非中华‘种族’之故也。”^［4］(327)

这一阶段，政府对回回为一宗教群体抑或一民族群体并没有统一的引导，且认识有诸多模糊之处。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曾多次谈到回族的问题，如在1912年王宽、张子文等以中国回教俱进会的名义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孙中山在讲话中强调，“三民主义首在解放国内之民族一律平等。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醒，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5］(41)。在这里，孙中山对回回明确地以“族”相称[1]，而且指向非常明确，就是对广大内地的穆斯林而言，而非仅指新疆的穆斯林。然而就在同时，南京临时政府却表现出一种不同的态度。1912年初，蒋新吾、金鼎等呈报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回族联合会”，内务部批复改称“回教联合会”，理由是：

该回民组织联合会，以维持宗教、联络声气为目的，以组织团体不背驰共和为宗旨，并于本会成立以后，设学堂、兴实业，保护禁治产者各事，本部均极赞成，惟查回族之入中国，始于唐时，为数有限。乃因宗教流传之故。而中土之民，有其宗祖崇拜斯教，而其子孙亦安于回族者矣。有其父兄崇拜斯教，而其子孙亦自安于回族者矣。相沿至今，回教以日播而日宽，回族遂日聚而日盛。由是论之，回族之蕃滋，因于回教，回教之范围，不止回民，故回族始有今日之结果也。往者，吾国留学日本之回教中人，曾组织新报，推阐斯旨，该回民当共喻之。今该呈于联合会仍标以回民名称，未免失实。且取义流于拘偏，足以阻害回族之发达，不如用宗教名义，改称回教联合会，尚属稳妥而正大也。盖信教自由，为中外宪法所共许，而又不背驰共和本旨，岂仅免以上数失也哉。^{［3］(25～27)}

这里虽然不支持“回族联合会”，主张“回教联合会”，但从内容来看，南京临时政府显然没有否认“回族”的存在，只是认为“回教”涵盖的范围更大，而“回族”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究竟指的是哪些人群，并没有明确说，只是笼统地以“回族之蕃滋，因于回教，回教之范围，不止回民”来作为阻止“回族”名称使用的说辞。

总的看来，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着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全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主要是凝聚全国各民族的力量一致对外，国内少数民族问题还没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对少数民族问题的态度显得缺乏长远、明确的主张，多少带有因情境和需要随时改变的不确定性。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回族”“回教”之争

从20世纪20年代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回族社会对“回族”还是“回教”问题的讨论更为多见，一方面说明回族的群体自觉意识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也表明抗战期间此为一值得重视的问题。影响人们对这一问题判断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为日本借回族问题离间中国内部团结的所谓“回教运动”；二为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国内统一因素而一再否认回回的民族身份。

民国成立后，有一些日本人来到中国专门从事“回教”工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在中国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举办各种回教组织，在西北穆斯林地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等，表现出对中国回教工作的高度重视。较之南京国民政府，日伪当局对待伊斯兰教可谓相当重视。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伊斯兰教有何偏爱，而是他们更懂得拉拢、利用伊斯兰教，进行分裂中国的所谓“回回国”阴谋。“所谓‘大东亚回教圈’，所谓‘日回亲善’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6］(260)；“（日人）回教活动之目的，在造成回教之特殊立场。日人并特别提出‘回教民族’四字，加强其对我中华民族之分化阴谋”^{［7］(1788)}。

对于日本人利用回教工作为其侵华服务的企图，回族社会表现出充分的警惕，并且在“回族”与“回教”的问题上成为影响人们判断的关键因素。20世纪20年代，就有人以避免为日本阴谋所利用作为否认“回族”称号的理由，如尹伯清在《回教与回族辨》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国的回教徒实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我回教徒何所属乎？曰：实汉族而回教也。”而对“回族”一说则有如此评论：“噫! 回族之说，误人害道，有如此者。且时下日本浪人，假言论颠倒黑白，以惑我教人，未始非我族教不分有以启之也。”^［8］1939年，孙绳武在《回民言论》第一卷发表《中华民族与回教》一文也清楚地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过去常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回教徒可以单独构成一个民族，其实这是很错误的。从源流上考察起来，除一小部分是新疆回族内徙的和波斯阿拉伯人来华传教和经商不返从汉姓而外，大多数都是内地固有的同胞。在全国各地就有满回、蒙回、甘宁青回、藏回等等，仅仅青海一省的回教徒就更有土回、番回、汉回、蒙回、撒拉回五种。即使就新疆一省而论，回教徒除原属突厥族的缠回而外，还有蒙回、汉回等等。此外西南各少数民族如苗族间，亦莫不有回教徒的成分。回教在中国不是一个单纯民族的宗教，是没有疑义的。

该篇文章的另一段话则揭示出上述议论的目的所在：“敌人为要实行分化中华民族，所以要使用回教民族一词，有时并简称为回族。”

抗战结束后，就有人从另外的角度对上述现象做过分析，1948年马福龙在一篇文章中说：“对于这一个问题，论者颇多，大体上不外‘回族说’和‘汉族回教说’两种。尤其自抗战军兴，国内各报章杂志，多主张中国的回教同胞，除新疆以外，不论是西北和内地，都是汉族改信回教，而不是另一种民族。持此说者，揆其用心，无非是借此消弭回汉间的隔阂，减少西北问题的严重性。”^［9］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对民族问题的根本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回教”“回族”问题的讨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各政治力量明争暗斗，国民政府致力于政权的统一。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整合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力量更成为当务之急，国民党此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再强调国内民族成分的复杂和各民族的特性，而是极力强调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共通性和面临的共同命运。1929 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蒙藏与新疆问题的议案指出：“中国境内之民族，应以互相亲爱、一致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为达到完全排除外来帝国主义目的之唯一途径。诚以本党之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之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10］(138)}

蒋介石也在各种场合阐说中国各民族同源同宗的历史，后来则将各个民族称作不同的宗族而否认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就我们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关系而言，我们无论属于汉满蒙回藏那一宗族，大家同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犹如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手足，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 生死荣辱更是相互关联的”^{［11］(200)}。关于回族的问题，蒋介石的认识即是基于上述观点。1939年7月26日，蒋介石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讲话：

一般普通人对于回教、回民和回族几个名词分不清；一般人不明了真义，以为回教即回族。这种观念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影响实大！……中国有许多佛教、基督教、回教，可以说是汉族信仰宗教，佛教不能称佛民，耶教不能称耶民，那么回教也不能称回民。宗教传布之目的，在于普通，若回教之信仰，回民和回族始有信仰资格，未免将本身资格变得狭小，不是宗教之本意。若回教即回族，难道非回族人不能信仰回教么？过去我和马云亭先生谈过这问题，他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以为中国的回教，多半是汉族信仰回教。^［12］

南京国民政府则不支持社团组织以“回族”命名。1929年10月，马云亭、哈少夫、马以棠等人发起组建“中国回民公会”，“后马公与内政部长商洽结果，转致中央之命，改称‘中国回教公会’，批准立案”。1930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回族青年会”因“七七事变”停止活动，1939年撤退到重庆的会员想恢复组织，只得改成“中国伊斯兰青年会”，1945 年改成“中国回民青年会”^［13］(89)。1940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根据蒋介石的上述谈话发布通令，正式要求回民“除宗教上之仪式外，其他一切与汉人无异，这与信仰耶稣教天主教之教徒相同，故只可称回教徒，不得称为回族”^{［14］(315)}。

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首先得到了回族军政界上层的响应。抗战前后，白崇禧、马鸿逵等人以回族社会领袖的身份多次就“回族”“回教”问题发表看法，这些看法显然与蒋介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1938年，白崇禧在《回民言论》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回族同胞，除一部分来自西域外，其余大多数还是内地固有的人民，实际上不过是信仰的不同，并没有种族的分别。现在国内各民族既是一律平等，在服膺同一主义之下，更不必再有种族的界限。”^［15］1939 年7月，白崇禧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再次表示：“回教就是回族，回族才信奉回教，这种错误的思想，我们应该彻底纠正。现在本人联想到本会的名称———回民救国协会，‘回民’两字的含义，是‘回教人民’呢? 抑系‘回教民族’呢？从表面上看很含混的，故我主张改为‘回教救国协会’。”^［16］马鸿逵在各种场合也一再说：“中国的人民，因信仰自由，信仰了回教，仍是中华民族，并不因信仰而变为阿拉伯民族，这正好比中国人信仰佛教、信仰耶教，并不能因信教而变为印度人、犹太人是同样的道理”^［17］；“回教是一种宗教而不是一种种族，如果谓回教即为回族，那就错误太大了”；“现在除了新疆的缠回系真正回族而外，其他国内各地教民均系由中国原有而信奉回教者”^［18］(13)。

可以说，日本侵华的现实和国内的舆论氛围都对回族进行自我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看到，有回族学者从历史与事实的角度做出深入分析后，得出“回族”概念存在诸多问题的结论。“宗教与种族实在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信仰同一宗教的人，不一定都是一个种族，也不能只限定于一个种族。以阿拉伯民族来讲，他们差不多全部分都信仰回教，如言阿拉伯民族为回族，或者勉强可以。但在我国，回教虽由阿拉伯传来，教徒中或尚有阿拉伯人血统，但早已混杂了，何况尚有土耳其、波斯等血统的传入。此外如回纥、缠头、哈萨克、犹太也都有信回教的，但他们并不是阿拉伯种。又汉人之信教者甚多，在新疆以及俄国的布赫拉有所谓东干回，实即汉回，即汉人之信回教者，更不能说是回族。”^［19］“中国回教徒也不应再称为‘回人’或‘回民’。这只能解释为信仰回教的中国人或中国人民，不能解释为‘回教民族’或‘回族人民’。”^［20］这些观点虽然各有自己的分析逻辑，但不能不说受到当时国内中华民族为一整体的舆论的影响。

与此同时，一些文章从另外的角度得出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意见。“民国奠定，五族共和， 而回族之名始立。按回回既本为种族之称，且其语言文字、血统相貌、风俗习惯、宗教、生活，均各自成系统，原之中山先生民族之定义，称为回族实至切当。”^［21］“回回与汉人截然两体，不是一族，是不言而喻，不待智者而后知事实。”^［22］《伊斯兰教在宁夏》一文的作者马福龙引述北京大学黄文弼教授的观点认为，回族“绝不是单纯的汉族信仰伊斯兰，而是集西域、蒙古、大食、乃曼土人甚至于汉族等而在伊斯兰文化的同化下，孕育而成的一个特殊的民族。这种民族我们也可称之谓‘伊斯兰民族’”^［9］。金吉堂撰文认为：

吾人经若干时日之考察，觉得今日回民之祖先，原来为外国人——若分析言之有叙利亚人、小亚细亚人、伊拉克人、伊思巴罕人、各部波斯人、各族中亚人、女真人、蒙古人、犹太人、乞卜查克人……此等庞杂不同——风俗、习尚、语言、文字、服色、饮食、面貌、骨骼，都不同之外国人，因有共同之目的，相率来中国居住：又因同属一教，信仰相同，而发生婚姻关系，经长时间同化，繁殖生息，而形成今日回民。^［23］(13)

从上述可知，关于身份名称的问题，回族内部歧见颇多，应该说，这些歧见的产生有学术分歧，更多来自对时局、政治、社会效果的多重考虑。

其实，将回回群体以“回族”相称并不是民国以后的新鲜事物，在清代中后期已有人明确使用该词。乾隆五十年（1785年），福康安在关于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奏折里，不止一次使用“回族”的提法。同治六年（1867年），云南人马开科为马复初的《大化总归》作序时说：“科生不辰，相见恨晚。虽隶籍回族，而非真回。”^［24］因此，虽然歧见纷纭，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抗战之前就有人提议用历史的、科学的方法对“回教”“回族”等称呼混乱的现象进行研究讨论^［25］。人们发现，回族内部对“回族”说持否定意见的根源，多不仅限于对问题本身的认识，而是更多考虑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以及回族问题所涉及的更多政治因素。抗战后期有人专门就此提出不同看法：“我们是汉族信回教呢？还是外来的回族呢？如果断言是外来的回族，并无不合理，也有资料可考……所以主张回族是对的。但是，穆斯林中有极少部分不主张这样，主张是汉人信回教，这种主张是由于怕遭汉人的歧视，白眼，或是害怕一般教民失掉国家意识，爱国思想，其实大可不必。”^［26］

总之，从清末到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是“回族”还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回教”的讨论始终没有中断，也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我们发现，近代历史上回族在试图确认自己的群体身份时，并不是完全按照理论所提供的依据进行比照和辨识的，也不是以本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进行身份认同的，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国家的需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至上原则进行自我认知。这一现象与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所揭示的民族觉醒的发展脉络并不十分吻合，这其中有政府以相关舆论及政策为构建一元化的民族国家而进行引导的因素，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大背景下，近代回族对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有了深刻体认，进而为维护国家利益做出自觉选择。

三、中华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既然回族在清末直至民国时期对自身的“回族”身份并没有形成充分的确定，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在“民族”这一时代的话语环境中为自己进行身份定位的呢？我们可以从近代回族留下的各类文字资料中轻易地找到他们对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深刻体认。

自《醒回篇》开始即有：“我教与中国的关系，非居于中国之外国人可比。”^［1］(45)随后更有明确宣称：“我们是中国的人民，是五族之一”^［27］；“中国伊斯兰教胞们!……既是中国人，既生在环境如是的中国社会，你们既是中华民国的一份子，你们就应当诚恳毅勇的、竭力的、积极的担起国民责任”^［28］。

1936年成达师范的征书启事上写道：“回教在中国传播，已有一千年以上历史。现在全中国的信徒，达到五千万[2]以上的数目。这种悠久的历史，使阿拉伯的文明和中国的文明互相影响，互相授受，而成为一种不能分割的文明集体。这种巨量的人数，无疑的是中华民族之一伟大的支柱，更为西北边防上所必须捍卫国土的主要分子。”^［29］

抗战时期，回族对自己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体认更加强烈，以中国回教协会为代表的回族团体极力申明“回民只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国民，是中华民族一部分”的观点：“人数达数千万，分布二十余省的回民，应当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华国民’，而不是自外于中华民族的种族。此点首先提出请各教胞认识之一点。”^［30］他们在宣传中也随时表明：“我们伊斯兰教（回教）徒，既为中华民族组织成员之一，在此国破家亡一发千钧的时候，自然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各尽其能，各竭其力地共负起在大时代‘抗战建国’艰巨的责任。”^［31］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在宣言中称：“我中华回民皆中国之国民，生于斯，息于斯，与国家有绝对不可分离之关系，绝非外人阴谋谰言所可动摇。”^［32］

需要指出的是，回族在近代民族觉醒的大潮中，主观上是在寻求本民族独特的身份定位，然而这种努力每每与中华民族的认同相重合，将其身份认同的结果指向中华民族一员的认识。这充分表明，回回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不断整合，与各民族已形成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整体，致使其脱离开中华民族已无法找到自身的利益和定位。

（注释略。作者陈红梅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