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亚与西方的遭遇为东亚带来了如何面对西方的严峻挑战。对原本具有完整和健全组织形态的中国和日本而言，这一问题尤显急迫。不过，此一问题大多数时候被转化成了东亚国家如何现代化（或者说西方化）的问题。一旦接受了现代性的绝对正当性，东亚的近现代史即是其现代化史的论断就变得理所应当。而这也正是日本的思想史学者沟口雄三《两种现代化道路——日本与中国》一文的基本前提。

尽管东亚的中国与日本都面临相似的现代化“任务”，两个国家却采用了颇为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的道路。在沟口看来，最为直观的表现即是：中国由地方分权推翻中央集权体制，日本则解体了地方分权制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天皇制。这两种表现的结果则是：中华帝国的解体和现代日本的崛起。这是东亚国家现代化的上半程，而由此开启的现代化下半程则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化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化。沟口由此再返身深入史料并得出结论，认为东亚各国实际上从十七世纪初就已走上了各自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将“与西方有来往”等同于“开始现代化”是沟口历史逻辑的第二大前提。

《两种道路》的分析重点是导致中日两国现代化过程中选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内在因素。沟口对中、日两国从十七世纪以来的社会体制特征作了简单的素描与对比：日本封建制带来了稳定的世袭制，以及长子继承制带来的家产稳定性；中国科举官僚制所带来非世袭制，以及均分家产所带来的财产流动和互助组织。这两种特征就其核心而言，乃是沟口“公与私”分析结构的应用。换言之，日本的社会体制特征有利于“私”观念的发展，而中国的社会体制特征则促进了“公”观念的生长。这些内在的因素的各自发展导致了两国在现代化问题上选取了不同的道路。这些“内生因素”使得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沟口发现并强调了中国社会自十七世纪以来的相互扶助的社会网络，生活伦理以及政治理念。也就是说，在沟口看来，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送来了社会主义，不如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的“公”的传统。

沟口已经意识到，东亚社会的现代转向具有深刻的内在动力机制，而决不是简单的被动过程。沟口似乎是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所谓欧化历史观，藉此打破以往向西方学习优等生（日）、劣等生（中）的构图，还要通过对东亚国家内生因素的关注构建起多元的历史观：现代化不存在一个固定模式，现代化并非西方独享的东西，东西方社会都在各自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可以说，沟口已经突破了“冲击—反应”的简单模式，打破了以往的单线程历史观，而升级到了多线程历史观。这既增加了历史的复杂性，也是一个转向关注文化内生因素的契机。

然而，这个契机对于我们的意义主要在于指出文化内生因素的重要性，而其前提则必须成为进一步反思的对象。因为，现代化本就不是一个结论，它远不能作为我们思考历史的前提。只有带着这样的基本问题意识去反思历史，才会惊叹，历史的复杂性远超想象。由此，也才能够更为充分的理解那些所谓的内生因素，因为，正是这些看似虚无的“内生因素”才使得中国没有分崩离析，产生了非世袭制的官僚制，民间也未实行长子继承制……种种现象使人不得不相信“文化”的实实在在的力量与影响，所以，我们将不得不前进到政教与文明视野的高度，因为所谓的社会史的视角只不过是使我们上升到更完整视野的一个阶梯。

两种近代化道路

——日本与中国

[日]沟口雄三 著，王瑞根 译

关于东亚地区的近代化，认为它是以十九世纪中叶欧美列强打入东亚为契机开始的看法，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各国史学家们的一般观点。但是，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在日本又增加了如下的新看法，即东亚诸国从十七世纪初即已走上了各自的近代化道路，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当时各国已开始设计各自的近代化构图。的确，十九世纪中叶欧美列强的侵入给东亚带来了重大的“冲击”；但是，它并没有破坏十七世纪以降亚洲的近代化构图，而是扮演了使其变革、矫正或促进的角色。

17世纪日本屏风画上的西方人

例如，在中国，大约从十七世纪初起，以地方分权为目标的动向开始胎动，在王朝政府的压迫之下，虽然经过了各种各样曲折的道路，毕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打倒清王朝的共和革命）中以各省独立运动的形式实现了。就是说，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被推翻、共和政府以各省独立这一地方分权的体制为基础成立了。中国政治上的近代化构图是依靠地方分权化推翻中央集权体制。

另一方面，在日本，虽说十七世纪以降，在地方分权主义的封建领主基础上出现了幕府政权；但是，以十八世纪以降出现的商品市场普及到全国等趋势为背景，十九世纪以降以实现中央集权体制为志向的政治势力得以增强，并在明治维新时建立了天皇制的中央集权政府。也就是说，分权主义的封建领主制崩溃了，天皇制中央集权政府成立了。日本政治的近代化构图是：通过地方分权制的解体建立中央集权主义的天皇制国家。

如果认为东亚诸国的政治近代化是在欧美的影响下进行的话，那么，同样是受欧美的影响，为什么王朝在中国崩溃了，而日本却出现了天皇制国家呢？这样完全相反的现象是难以解释的吧。

从以上的例子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测：中国的近代化构图与日本的近代化构图本来就有相当大的差异。

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化

这一推测并没有错，相对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点实际上也显示了两国近代化构图的差异。那么，为什么日本选择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则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呢？

我们首先来思考一下日本为什么选择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日本十七世纪以降的社会体制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士农工商的阶层制和世袭制。

（2）长子继承制——家产的稳定继承。

（3）私有财产权利意识的确立与职业意识。

（4）由武士的次子、季子组成的知识阶层的形成。

（5）由农家的次子、季子大量流出农村而形成城市。

当时的日本全国共分为两百几十个藩（封建领地），每个藩里都拥有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的统治者（即藩主），在其下有作为官僚的武士阶级，武士不拥有农田，与藩主住在城市里，根据其职位阶层（作为官僚的职务和官级）的高低从藩主那里领取“家禄（世袭性薪水）”。藩主的地位和武士的职位阶层都是世袭制，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外，原则上都是由长子来继承的。武士们由于世袭性地依存于从藩主那里领取的薪水，因而绝对地服从于藩主。再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家禄”，也努力忠于职守。他们以清廉和勤奋为美德。武士的这种职业伦理作为十九世纪以降天皇制国家的官僚伦理而得以继承。武士的次子和季子们是不能世袭武士的职位和家禄的。他们或是寄食于长子的家里，或是自立门户、自谋生路。另立门户者往往成为医生、儒学者或教育者等等。

《平家物语》中描写的武士家族战争场面

同样，由于农民的农田也只能由长子来继承，所以，农田因继承而被化整为零的情况不会发生；农田得以世世代代地继承，土地的所有关系就比较稳定，因而农田被称为“先祖代代相传的土地”而得到精心的爱护。其结果，产生了勤于灌溉，努力改良农作物品种，笃志务农的农民。农民的次子和季子或是成为长子农田上的耕作人，或是走向城镇到商人的店里工作，或是作为有手艺的工人劳动谋生。这些农民的次子和季子大量涌入城镇，促进了地方都会的形成。

商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其家业由长子继承、并以家业能够世代相传而感到自豪。处于这一原因，他们重视信誉，珍惜职业道德，努力发展家业。在当今日本有代表性的大百货商场中，有好几家就是由这样的商人的家业发展而来的，其中拥有两百年以上历史的也不在少数。商人的次子和季子或是在长子的店里工作，或是另起家业，总之，继续从商的人占据多数。

手艺工人以技术为自豪，木匠、家具工、陶瓷器工、工艺品工的技术由领导师傅传给弟子；领头师傅的地位大体上是由长子来继承的。因此，领头师傅的长子为了学习技术，往往从其幼年时起就开始接受严格的磨炼了。

如上所言，家禄、农田、家业和技术由长子来继承是一种常态；但是，当长子的性格或能力有问题的时候，那就或是由次子或季子中的优秀者来继承，或是由亲戚或无血缘关系的弟子作为养子来继承。就是说，虽说是长子继承制，但在实际生活里，比起讲究血缘主义来，更重视实力主义。

在这种重视实力的继承制的影响下，士、农、工、商各阶层里的执业医师或农民和商人中间的私有财产权意识得以形成，在富农和商人中间，也可以看到资本的积累。

像这样，都市的发展、全国市场的流通、职业伦理、私有财产的形成以及对技能的重视等等特征，对于日本选择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言，都成了很有利的条件。

日本十八世纪市井生活一窥

中国的社会体制

下面谈谈中国十七世纪以降的社会体制的特征，它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几点：

（1）科举官僚制——非世袭制。

（2）均分继承制——财产的细分化、流动化。

（3）基于宗族制、宗教结社的相互扶助和共有制。

（4）对“工”的轻视（技术=末技）。

（5）由儒教“万物一体之仁”发展而来的否定“专利”的思想，传统的“均”思想。

在中国，由于实行均分继承制，父母的财产被分割，不能得以永久继承，其所有关系流动性很强。因而中国曾有“富不过三代，穷也不过三代”的民谚。十七世纪以降，以中国南方为中心，被称为宗族制的血源性相互扶助组织开始扩展起来，十九世纪时，延伸到了中国北方。那是人们面对因人口增加引起的耕地面积的不足、货币流通引起的农田的流动化等状况，通过血缘关系构成的网络所实行的一种相互扶助与相互保险。具体来讲，在同一个宗族里设立共有田，或设立一个基金，以此来救济宗族内的贫困层，或用作奖学金以奖励同族内的优秀子弟。处理宗族组织之外，还有宗教性秘密结社组织，据说在数量上中国北方要比南方多。这种秘密结社起到了非血缘关系的相互扶助的作用。与依靠血缘性孝悌伦理来维系的宗族制相对的是，宗教结社是依赖非血源性（或者说拟似血源性）义理伦理来维系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组织，其组织的目的都在于相互扶助、相互保险。

《钦定授时通考·窦》中体现出共同劳作的修睦氛围

作为这种情况的反映，儒家官僚常常主张“万物一体之仁”，把贫富的平均化作为他们的理想。十九世纪中叶，在广东省的某个县里成立了当地第一家纺织工厂，此前的家庭手工业者们因受到其挤压而发生了暴动。当时的县知事因而下令关闭了那家工厂。从“万物一体之仁”的立场出发，不容许“专利（利益的独占）”是当时所发布告的主旨。官僚层所共有的儒学思想的理念（仁、义、均）与容忍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竞争原理是不相容的。

在这一点上，与日本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日本的武士本来就适应弱肉强食的原理，他们更重视作为儒学伦理的“忠”和“勇”。对之加以继承的十九世纪以降的日本官僚和知识分子是以对国家、天皇或自己所属的集体绝对地竭尽忠诚为美德的。

再者，在中国，由于职业也不是世袭的，故职业意识或职业伦理之类的观念也很不发达，不过仁义和孝悌等社会性道德通过儒学官僚、宗族组织或秘密结社组织而得到了传播。由于土地的所有也是流动性的，所以，世袭性的私有财产权也未能像日本那样得以形成。实际上，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叛军就曾主张土地的公有。

如此看来，在中国，比起资本主义来，更适合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在逐渐成熟。

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

在日本，到目前为止，甚至在当今，还有不少人认为近代化是在西欧的主导下展开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所以，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近代化的先进国家，落后于欧美的亚洲、非洲国家则是落后国家。不过，由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为依据的人们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能够修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引导人类走向新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们就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视为比日本的资本主义体制还要先进的发展阶段。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直面了苏联的解体和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等现实情况，这部分人迷失了自己方向。

我是反对用先进与落后之类纵向序列来论述世界历史的。我认为日本之所以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不过是由于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也就是西欧列强入侵亚洲之前，两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社会机制适合于各自进行这样的选择罢了。

这里应该留意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完全不同，它不是发生于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尚未成熟的时候，它不是以工厂的工人而是以农民作为革命的动力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这一事实，以往都是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的观点来加以论述的。这一观点也就是说天才的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特殊情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由于使马克思主义得以适用于中国，所以将社会主义建设成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但是，我的观点不是这样的。我认为社会主义的土壤在中国，作为民间的社会机制、生活伦理以及政治上的统治理念本来就是存在的。的确，马克思主义理论给十九、二十世纪的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它引导了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创造出了诸多共产国家，在西方，有以苏联为首的东欧诸国；在东方，有中国、朝鲜和越南；在中美洲有古巴，等等。它还导致了东西方对立这一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十九世纪以降的这种世界性马克思主义运动上面转移开来，去注视十七世纪以降在中国大陆展开的历史过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正是在中国强有力伸展着的相互扶助的社会网络、生活伦理以及政治理念，才是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就是说，社会主义机制对于中国来讲，它不是什么外来的东西，而是土生土长之物；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在使这些土生土长得以理论化的过程中，或在所谓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进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刺激作用的媒介而已。

孝文帝颁布均田制改革

在此我更想关注的是，欧亚大陆内部的大部分国家在建国的过程中都曾标榜过社会主义这一事实，而不仅仅限于所谓共产主义国家。由于印度、缅甸、伊拉克、埃及以及阿尔及利亚等国标榜了社会主义，因而在世界上，这种标榜被视为落后国家的特殊现象。但是，我怀疑或许这些国家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或社会体制里也已经孕育了与中国相同的共同合作要素的胚胎；而这种共同合作的要素形成的社会基础，导致了建国时期社会主义政策的形成。这是留待今后探讨的课题。不管怎样，通过对日本与中国的比较，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结论。

（一） 两国近代化道路的差异不应该以优劣或先进与落后的纵向标准来衡量，而应该作为近代化道路的形态差异加以认识。

（二）（如梅棹忠夫氏曾经指出的那样）在欧亚大陆的西部边缘与东部边缘地区产生了封建领主制，在那里还产生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历史眼光去看待这种情况呢？以及——

（三）要考察欧亚大陆内除中国之外的其他诸国的历史过程和社会机制在哪些方面与中国相同，又在什么地方与中国相异，以此使得对亚洲近代化过程中的自生性要素进行抽取的工作变得更为多样化。

在此，我谨提出建议，希望能够把上述结论发展为我们共同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