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思维的宏大版图中，西方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久居主导地位——尽管它严重脱离我们的现实经验。这种思维将世界简化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两个极端，善与恶、美与丑、自由与秩序等被严格对立起来。在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中，从柏拉图对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的二元划分，到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深植于西方文化基因，影响其科学、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阴阳辩证思维，呈现出一幅全然不同的图景：阴阳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克又相生，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其核心在于并存、互补、合和。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绝非纯粹的理论辨析问题，而是深刻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根基，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 1.从革命年代到建设年代，从斗争哲学到阴阳辩证 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面对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强调辩证法的“斗争”方面，，尤其是阶级斗争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起着主导作用的方面。”【1】在那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战争年代，斗争是突破口，是对立面的否定与超越。这种斗争哲学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也充分注意矛盾的统一、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辩证法不是单维度的斗争哲学。“对立”和“统一”、斗争与团结本是一体两面。不同的自然、社会环境，不同的发展目标，决定着对立的斗争和统一的团结哪一个成为主要方面。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同三座大山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就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阶段，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的命运终于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目标从站起来升华为富起来、强起来。与三座大山的阶级矛盾退居其次，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与科学文化水平，发展经济文化事业成为首要。全国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人民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协作与互助，实现中华民族之复兴。 21世纪尽管国际矛盾愈发复杂多变，但国内已不再是革命战争年代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环境。在这一历史条件下，辩证法需要从强调“斗争”转向更加注重“统一”，从“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对抗逻辑，转向“相辅相成、共生共荣”的合和逻辑。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阴阳辩证哲学展现出重要理论价值。 《周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第三十四章》云：“大道泛兮，其可左右。”阴阳不是两个彼此割裂的实体，而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两种趋势，是事物持续发展的动力。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生阳，阳极生阴——没有对立面的共生，就没有统一体的存在；没有统一体的存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也就停止了。这正是阴阳辩证的精髓所在。 经济学家余云辉博士论述道：“万物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是‘阴阳合于道’，即‘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道）不生，三合然后生’（《春秋穀梁传·庄公三年》）。万物都包涵‘道、阴、阳’三大基因。如果丢失‘道、阴、阳’之中的任何一项，都会产生类似于基因缺失的病变。”【2】 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更加自觉地运用阴阳合和的辩证智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丰富有力的哲学支撑。 2.阴阳辩证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结构 只有借助传统的阴阳辩证思维，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在二元截然对立框架中看起来矛盾重重、难以理解，所以西方诸多学者将之简单污名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但在阴阳辩证的视野中，这些表面的对立矛盾却是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一结构中居于什么位置？依阴阳辩证的理路而言，党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可以用“道”与“万物”的关系来理解。具体地说，党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中”或“极”。《尚书·洪范》中有“皇建其有极”，即“建中立极”，强调建立一个不偏不倚、统摄阴阳的政治核心。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中”与“极”——它不代表任何局部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而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这个“中”不是静止的中点，而是动态平衡的节度；这个“极”不是专制的顶点，而是阴阳合和的枢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可以用阴阳范畴清晰阐释。公有制是阳，处于主导地位、支配地位；私有制是阴，处于从属地位、补充地位。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而是“负阴而抱阳”的共生关系。公有制为主体，确保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性质，确保国民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私有制为补充，激发市场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满足多样化需求。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整体。 《老子·第四十二章》的经典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启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的“冲气”，马王堆帛书甲本及北大汉简本均作“中气”。“中气以为和”，通过“中”的作用，使阴阳达到和谐状态。这个“中”，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党和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简单地站在公有制或私有制哪一边，而是站在社会和人民整体利益的高度，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引导、法律规范，使公私双方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和谐共处。 《淮南子·天文训》进一步解释说：“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三月而为一时，故祭祀三饭以为礼，丧纪三踊以为节，兵重三军以为制。”值得注意的是“阴阳合和”四个字。合和不是抹杀差别、回避矛盾，而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寻求统一，在尊重矛盾的前提下实现和谐。这种智慧，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哲学根基。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优化资源配置，同样是阴阳辩证思维的体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属阴，自发性、灵活性是其特点；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属阳，主导性、计划性是其特征。单有市场，可能导致盲目无序和周期性危机；单有政府，可能造成僵化和低效。二者结合，以政府之阳主导市场之阴，以市场之阴补充政府之阳，形成“两手并用”的调控体系。这不正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在现代经济管理中的生动运用吗？ 3.基于西方经验的西式理论解释不了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百年中国化的东西方文化结晶，是世界史上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政治经济范式，既没有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出现在苏联这样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所以说，西式理论解释不了中国道路！因为依赖西方历史经验和主流思维方式，无法理解为何数千年来，中国人始终强调建立代表人民整体的“中”或“极”——“建中立极”的政治组织原则，以及与之相应的混合经济体制。西方政治传统中，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洛克的“政府论”，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贯穿着一条权力制衡、二元对立的思维主线。在这种思维框架中，强大的政治核心必然导致专制，公有制和私有制无法共存，计划与市场水火不容。用这种有色眼镜看中国，当然处处矛盾、事事无理。 然而，中国数千年政治实践早已证明，“建中立极”不仅不是专制，反而是避免分裂、维护统一的有效机制；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共存不仅不是悖论，反而是经济稳定与活力的双重保障；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不仅不是异端，反而是现代经济治理的成熟形态。不抛弃西式二元对立思维，不回归中华阴阳辩证智慧，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人长期排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教条主义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结果总是走不出“消灭私有制”与“建立公有制”的二元对立思维。他们要么主张“国进民退”，要么鼓吹“国退民进”，总是在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总是在“进”与“退”的矛盾中翻烧饼。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使理论严重落后于实践，还造成了诸多理论和舆论上的混乱。比如，每当国家加强对某些行业的调控，就有人惊呼“国进民退”；每当国家放宽某些领域的准入，又有人欢呼“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这种话语方式本身就是二元对立线性思维的产物，完全看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进”中有“退”、“退”中有“进”、进退相济、阴阳相成的辩证本质。 当务之急，是打破“以西释中”的既定逻辑，坚持以我为主，以充分的文化自觉，依循中国学术的内在理路，系统整理从尧舜禹到21世纪新时代的中国经验。这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需要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协同攻关，方能构建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自主知识体系。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机结合，才能从学理上阐释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意义。否则，不是落入本本主义的的窠臼——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当作教条，无视中国国情和时代变化；就是落入空话套话的泥潭——用一堆大而无当的概念和口号来堆砌包装，言之无物、苍白无力。 阴阳辩证思维是一种严谨的、深刻的，经过数千年社会实践检验的哲学智慧。用这种智慧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会发现：党的领导不是专制，而是“建中立极”的政治智慧；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并存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阴阳合和”的经济规律；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不是过渡现象，而是“中气以为和”的治理艺术。 新时代的中国，我们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获得指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总结经验，以阴阳辩证的思维方法，超越西方二元对立的线性范式，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道路——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 注释： 【1】毛泽东：《矛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余云辉：《没有中国世界观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网址：https://www.xinfajia.net/15265.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