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人类政治经济思想史上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对货币本质的重新发现。即认识到商品与货币是具有复杂的阴阳（轻重）关系，用《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所谓“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 当代最早用商品支撑货币价值的当属三十年代的苏联。在当时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储备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眼里产品流通中的必要一环或“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哥达纲领批判》），而是卢布稳定的基础。1933年斯大林就指出：“苏联的通货价值之稳定，首先是由于国家手中握有巨大数量的商品来保证的，这些商品都以稳定的价格在市场上流通。”这是真实的，在1936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苏联的财政人民委员宣布：“苏联的卢布是稳固的，世界上没有一种货币价值能比得上它。” 今天许多研究者都是赫鲁晓夫的信徒，将斯大林时苏联的经济奇迹说得一无是处。但斯大林的货币思想不仅为苏联经济学家所鼓吹，美国著名金融家，有“华尔街教父”之称的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写他的专著《世界商品与货币》时也毫无偏见地引用。斯大林没有像格雷厄姆一样，有意识地去推行“商品储备货币”，但他通过商品“准备金”的形式稳定卢布的作法是符合轻重之术的。 斯大林的这些思想对1935～1937年间曾在莫斯科学习苏联处理经济问题方法的陈云有什么影响，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1939年底至1940年初周恩来在苏联治病时，曾会见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瓦尔加。据《师哲回忆录》中的记述，因为当时法币（国民党货币）不断贬值，导致陕甘宁边区边币跟着贬值，物价猛涨，周恩来问策瓦尔加，后者建议：首先应使边币脱离与法币挂钩的关系，使之独立起来。其次边币不应以黄金、白银支撑，而是以边区的实物（煤、石油、食盐等）为基础，以维护边币的购买力。第三要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师哲还说：“对他这个意见，我们党是十分重视的。”[1] 多年以后，陈云将瓦尔加的上述思想大体上付诸实施了。1943年初，刚刚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日常工作的陈云提出建议，为了拯救不断贬值、信誉严重受损的边币，可以考虑由盐业公司发行一种流通券，其定价与法币1比1，与边币1比9，使之在边区内流通，逐步收回边币。达到一定程度时，再以边币收回盐业流通券。这样就可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1比1，驱逐法币，掌握金融主权。陈云的建议很快被采纳了，1944年5月23日，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决定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共产党人与商品直接联系的货币的发行是成功的，1944年7月到1945年8月，边区的金融物价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波动。 解放初期，当时恶性的通货膨胀足以吞噬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新生政权。全国13个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48年12月为基数100，则1949年11月的指数已达5376。人民币的发行额增加速度若以1948年底为基数，到1949年11月猛增11倍，到1950年再增加至270倍。此时陈云一方面利用商品储备对付投机商（“米棉之战”），另一方面发行基本商品支撑的货币以稳定市场。主要手段包括： 1、统一中央财政工作，主要是统一管理财政收支，统一管理物资，统一管理信贷收支和货币发行，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求平衡，信贷收支平衡。为保证国家掌握雄厚的基本商品储备，决定成立中央和省市各部门的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规定“所有库存物资，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便减少1950年的财政支出及向国外订货。 2、紧缩银根，发行折实公债（一种商品本位货币，实际上以单位人民币准“一篮子基本商品”，这些商品大致包括粮食、布匹和煤炭）。当时中央制定了1950年发行2亿分折实公债的计划，后来计划中的2亿分公债实际只发行了1亿分（1分公债折合实物为大米3公斤、面粉0.75公斤、白细布1.3米、煤炭8公斤）。 3、开办保值的折实储蓄，大力吸收定期存款。当时折实单位后面的商品有很大不同，京津地区是以玉米粉0.5公斤、面粉0.5公斤、五福布1/3米的平均价格为一个标准折实单位；上海是以白粳米1升、生油50克、煤球0.5公斤、龙头细布1/3米的平均价格为1个标准折实单位；其他城市也都有各自的标准折实单位。 4、通过国营贸易公司大力增加商品储备。到1949年底，中央已掌握了50亿斤商品粮和占全国70%的煤炭供应量，40%的棉纱和50%的布匹，60%的食盐，同时加强了对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物资调拨工作。 5、采取了打击和取缔投机势力、发放折实工资等手段稳定社会、市场秩序。 陈云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尽管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承认这一点），他和斯大林不同，不主张将市场“送到阴间”去，一切都直接实行计划分配，他也不主张冻结物价。或许他比斯大林更多地汲取了中国几千年的市场管理经验——中国学者早就发现，陈云经济思想与管子的轻重之术多有相通之处。[2] 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将市场看作商品的价格标尺，明确反对冻结价格或计划价格的做法。计划价格实际上是让经济（市场）这一复杂巨系统的感受器——价格僵化了，由人和组织配置资源，无论这些组织或人多么有效率也无法取代市场系统本身。结果是经济体制由麻痹到僵化，由僵化到死亡。20世纪末，苏式计划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破产。 《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有一段齐桓公与管仲君臣的对话。桓公问管仲说：“平衡供求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平衡供求没有定数。平衡供求，就是要使物价有高有低，不经常固定在一个数字上。”桓公说：“那么，平衡供求的数字就不能调整划一了么？”管仲回答说：“不能调整划一，调整划一就静止了，静止则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则物价升降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各种商品都不能被我们掌握利用了。”（原文：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 解放初期，中国政府的商品储备算是正常的，主要集中于基本商品，到1951年计划管理的物资才23种。之后越来越多。1953年实行计划管理的物资增加到227种，其中统配物资112种、部管物资115种。1957年甚至对非申请单位需用的物资也纳入了各级主管部门的申请、分配计划，计划管理的物资增加到532种，物资计划管理体制也逐步由计划渠道和商业渠道、调拨价和市场牌价并存变为单一的计划分配调拨和计划价格。 计划经济的浪费、僵化现象是明显的。更不幸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国家储备机构似乎回归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模式，变成了物流企业。1993年4月国家撤销了商业部、物资部，组建了国内贸易部，1998年3月国内贸易部又改组为国家国内贸易局，到2001年，最后拥有储备职能的国家国内贸易局也被正式撤销，目前只剩下功能越来越萎缩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的国家物资储备局，它不太可能有效地用商品和货币双向调控市场。 据说，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竟是2006年粮食价格上涨的始作俑者，而且赚了许多钱——农民所得利益不足15%，超过85%的利益落入了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为代表的流通环节囊中！[3] 经济的目的是经世济民，所以搞经济要“以义制利”，不仅要讲利，更要讲个义字。当国家粮食储备机构变成了埃及法老的粮仓时，我们深切地感到，对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之术，学界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它太重要了！不仅对于过去是这样，对于未来也是这样——因为政治经济学大道是永恒的…… 注释： [1]师哲著/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44页。 [2]任继亮：《〈管子〉经济思想研究—— 轻重论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178页。 [3]详见2006年12月21日《南方周末》经济版。 （本文摘自翟玉忠《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
